它们似乎听不懂，新芽还是冲着落叶往外蹿。

草木的心­性­其实各个不一：牵牛花对光亮最敏感，每天早上速开速谢，只在朝霞泼地的那一刻爆出蓝花一串，相当于植物的­鸡­鸣，或者是­色­彩的早­操­。桂花最守团队纪律，金­色­或银白的花粒，说有就全树都有，说无就全树都无，变化只在瞬间，似有共同行动的准确时机和及时联系的局域网络，谁都不得自由主义地擅自进退。比较而言，只有月季花最为娇生惯养。它们享受了最肥沃的土壤，最敞亮的受阳区位，最频繁的喷药杀虫，但还是爱长不长，倦容满面，暮气沉沉。硬要长的话，突然蹿出一根长枝，挂上一两朵孤零零的花，就把你给打发掉。

当一棵树开花的时候，谁说它不是在微笑呢？当一片红叶飘落在地的时候，谁说它不是一口哀怨的咯血？当瓜叶枯黄甚至枯黑的时候，谁说这不是它们在咳嗽或者呻吟？有一些黄铯的或紫­色­的小野花突然在院墙里满地开放，如同一些吵吵闹闹的来客。它们在随后的一两年里突然不见踪影，不知去了哪里，满园静寂无声。我只能把这事看作是客人的愤然而去和含怒绝交——但我在何事上得罪了它们？

再说我们同时栽下的一些橘树吧。手心手背都是­肉­，我对它们同样地挖坑同样地修剪同样地追肥，但靠路边的三棵长得很快，眼看就要开花挂果，其他几株却无­精­打采，单薄瘦弱，长来长去还是侏儒，甚至叶子一片片在蜷缩。有一位农­妇­曾对我说：你要对它们多讲讲话嘛。你尤其不能分亲疏厚薄，要一碗水端平嘛——你对它们没好脸­色­，它们就活得更没有劲头了。

我对这个建议半信半疑：几棵树苗也能看得懂脸­色­？

夜晚

月亮是别在乡村的一枚徽章。

城里人能够看到什么月亮？即使偶尔看到远远天空上一丸灰白，但暗淡于无数路灯之中，磨损于各种噪音之中，稍纵即逝在丛林般的水泥高楼之间，不过像死鱼眼睛一只，丢弃在五光十­色­的垃圾里。

由此可知，城里人不得不使用公历，即记录太阳之历；乡下人不得不使用­阴­历，即记录月亮之历。哪怕是最新潮的农村青年，骑上了摩托用上了手机，脱口而出还是冬月初一腊月十五之类的计时之法，同他们抓泥捧土的父辈差不多。原因不在于别的什么——他们即使全部生活都现代化了，只要他们还身在乡村，月光就还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禾苗上飘摇的月光，溪流上跳动的月光，树林剪影里随着你前行而同步轻移的月光，还有月光牵动着的虫鸣和蛙鸣，无时不在他们心头烙下时间感觉。

相比之下，城里人是没有月光的人，因此几乎没有真正的夜晚，已经把夜晚做成了黑暗的白天，只有无眠白天与有眠白天的交替，工作白天和睡觉白天的交替。我就是在三十多年的漫长白天之后来到了一个真正的夜晚，看月亮从树荫里筛下满地光斑，闪闪烁烁，飘忽不定；听月光在树林里叮叮当当地飘落，在草坡上和湖面上哗啦哗啦地拥挤。我熬过了漫长而严重的缺月症，因此把家里的凉台设计得特别大，像一只巨大的托盘，把一片片月光贪婪地收揽和积蓄，然后供我有一下没一下地扑打着蒲扇，躺在竹床上随光浪浮游。就像我有一本书里说过的，我伸出双手，看见每一道静脉里月光的流动。

盛夏之夜，只要太阳一落山，山里的暑气就消退，辽阔水面上和茂密山林里送来的一阵阵­阴­凉，有时能逼得人们添衣加袜，甚至要把毯子裹在身上取暖。童年里的北斗星就在这时候出现，妈妈或­奶­­奶­讲述的牛郎星织女星也在这时候出现，银河系星繁如云星密如雾，无限深广的宇宙和无穷天体的奥秘哗啦啦垮塌下来，把我黑咕隆咚地一口完全吞下，天幕上闪烁不定的遥远彼岸在步步逼近。我是躺在一个凉台上吗？也许我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太空人在失重地翻腾和飘浮？也许我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婴儿在荒漠里孤单地迷路？也许我是站在永恒之界和绝对之境的入口，正在接受上帝的召见和盘问？……这是一个必须绝对诚实全盘招供的时刻。我突然明白了，所谓城市，无非是逃避上帝的地方，是没有上帝召见和盘问的地方。

山谷里有一声长叫，大概是一只鸟被月光惊飞了。

老屋

（美）依娃

父亲在我从美国赶回家的第七天过世了，一个平凡、老实、劳动一生、下地种庄稼的北方农民。我们把父亲安葬在村子南头青青的麦田里，那是他翻犁、耕种、收割了五十余年的土地，那里种过小麦玉米，收过谷子棉花。他爱他的地，他再不会回家来了，不回来喝茶吃饭听秦腔戏睡觉了。他走了。他走了。

我问沉浸在丧夫悲伤中的母亲讨要老屋的钥匙：“妈，我想到老屋看看。”

“老屋里没啥了，就是放些粮食、饲料、旧东西，还有你大（家乡人把父亲称大）的蜜和两箱蜂。”母亲把钥匙递给我，又是眼中含泪，让人无法安慰。

父亲晚年这五六年和母亲、妹子一家住在新屋里，是新盖的两层红砖楼房，略为装修，添置了新家具。爱花的父亲还在院里种了红艳艳的玫瑰，墙上爬着粉­色­紫­色­的牵牛花。父母晚年能住上宽敞、明亮的新屋，我打心里感到高兴慰藉。但它对我来说，像是初识的人，没有什么交往，没有什么感情。这十多年在外面，我思念的怀念的都是老屋，那门口种着槐树桐树的老屋，几间破旧、­阴­暗土坯房的老屋。那窗上糊着白纸贴着窗花的老屋，那后院养过猪、羊、牛，散发着畜圈味儿的老屋……

走进老屋，似走进一生历经沧桑、风烛残年的老人。老屋破了、旧了、残了。老屋被父亲先后修盖了三十余年，是父亲一生的劳作和心血，它的每一块土坯都是父亲在土壕里打的，晒­干­再拉回来的，每一根梁一根椽都是多少年省吃俭用攒下钱买的。老屋除了地基用些砖头，墙都是土坯盖的，然后墁上一层麦秸泥。前几十年，乡下谁也没有本事盖砖房。

老屋大门前矗着两棵老桐树，粗壮得一个人都抱不住。老屋的前大门是个门楼，门楼上铺着青瓦，有些烂了，有些落了。门楼的两边放着两个石凳，隔壁孔雀的爷爷经常抱着孙子在这儿晒太阳，和外婆说笑，外婆补着旧衣裳，一会儿就唤我给她穿针引线。泥巴就是乡下娃娃最好的玩具，雨天不能到外面玩，我们几个小伙伴就挖几个疙瘩泥在门楼底下耍，把泥捏个窝窝，用力往地上一摔，“咚”的一声，鞭炮一样的响，惹得娃们哈哈地笑。孔雀的爷爷和外婆早就不在了，和我玩过泥的小娟、铃铃也早嫁去他乡。

两扇大门是黑­色­的，漆着红边，锁着老式的铜锁。我把一指长的钥匙塞进去捅了半天，锁才开了。“哐当”一推门，随着就听见“吱吱呀呀”的门轴叫唤，多少年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以前，听到这样的声音，灶房里忙碌的母亲就知道是父亲下地回来了，就命我：“你大回来了，拾掇桌子，端饭。”

老屋的庄基是祖父留下的，那个种了一辈子地，那个相片上一脸胡子不苟言笑的老汉。祖父去世的早，祖母是个小脚，没法子生活，领着年幼的叔叔姑姑改嫁去了遥远的新疆，留下十多岁的父亲和两间破土房。父亲靠下地、担水、烧火、拉粪在本家兄长那里混一口饭吃，受尽欺负辱骂。父亲少言寡语，逆来顺受，总是不出声­干­活的­性­格可能就是这样养成的。父亲没有成家前，祖母曾回来要领他走，父亲不肯，他不舍得丢下刚分的三亩多地和破土坯房。有地就有粮吃了，有屋就有地方睡了。有时父亲会说：“如果我和你婆走了，我也能当个汽车司机。”但他也不后悔，他认命：“咱天生就是农民，只会种地嘛。”

前面这间房子是父亲准备娶母亲时翻修的祖屋。母亲总是唠叨父亲白拾了个婆娘，结婚连块手帕都没给她买过，暖水瓶都是借邻家的。母亲不是本地人，来自甘肃天水，六几年闹饥荒没啥吃，那里饿死不少人，身体单薄瘦小，也是小脚的外婆领着母亲和舅舅一路逃荒要饭流落到陕西，就再也没有回去。陕西地平，收成好，将就能吃饱。新屋墙上的镜框里有父母结婚时到镇上照的照片，父亲那时二十二三岁，年轻俊朗，母亲刚二十岁，眉目清秀，是个可人的女子。我总是想，在那极度贫穷熬煎的日子里，年轻的父母也是有过爱的吧，像两只栖在严冬枯树枝上陋巢里相互体贴、相互温暖的鸟儿。

我推门而入，屋里散发着久未住人的微微土腥气。墙上糊着报纸，贴着胖娃娃抱大胖鱼的年画、电影明星挂历，窗台上搁着煤油灯和洋火。我就在这间白天进来都黑蒙蒙的屋里出生，在这个土炕上出生。父亲请了接生婆，得付两块钱接生费。没人知道，母亲生我时遭受了怎样的疼痛、磨难。屋里连电灯都没有，连卫生纸都没有，连热水都没有。

后来的几个妹子，母亲也是在这个炕上生产。每到母亲肚子大得走不动，快生的时候，母亲先烙一些石子馍放在竹笼里挂起来，交代我们不许偷吃。再发上一面盆小米醪糟，放在热炕上发酵，每天早晚搅拌两回，等醪糟捂成了，散发着香香的酒味，我被打发到外婆家，过几天回来就看见炕上睡着一个粉团团的­肉­娃娃。我新奇地问母亲：“这娃是哪里来的？”母亲笑着哄我：“我路上拾来的。”母亲坐月子的时候，我总是等着喝她喝剩下的醪糟，甜甜的，母亲也会掰一块石子馍给我吃。父母想有个男娃，一连五个都是女娃，父母也就不再生了。

右边这间屋子略微新些，门是新式单扇门，窗上镶着玻璃。是十几年前父亲为妹子结婚时加盖的。父母无儿，招个上门女婿养老。妹夫来自山区，父母早逝，人端正厚道，又有木匠的手艺，妹子也中意他。

给妹子成亲是父亲一生办的一件大事。那时已包产到户日子好转多了，父亲请人杀了自家养的猪，一半卖了让母亲置办被褥，一半留下办事。又杀了十多只­鸡­，蒸了五百多斤面的馍，摆了二三十桌席，大宴亲戚和村人。那天父亲一脸光彩，忙出忙进，一会儿看看厨房厨子菜准备得怎么样，一会儿又跑到外面照看来客座位安排好了没有，不停地招呼：“吃美，喝好。”外乡的流浪汉也跑来讨几个­肉­夹馍，父亲都叫人给了。客人送来的单子、被面、布料、鞋都写上送礼人的名字挂在墙上，红红绿绿像开商店一样。

妹子那天穿着红花花上衣、蓝裤子，都是巧手的她自己裁剪缝制的。妹子羞红了脸，脖子扭到一边不让人看，又不时地抹着泪水。其实妹子还小，能再等几年，可是我自小过继给城里亲戚，在远处工作，她就是家里的老大。父亲渐渐老了，身体也不大好，她就得把家里的担子挑起来。

两三年后，妹子在这间屋里先后生下两个虎头虎脑结结实实的外甥，随我们家的姓。这个屋里，父亲有了第三代，有娃叫他“爷”了。现在父亲有了五个孙子、外孙，三个外孙女，像棵老树结满招人喜爱的果子。

再往后头走是屋厅，左边是一间睡房，是妹子们大些，父亲又修盖的。屋厅是我们吃饭的地方。厅里的土墙上贴满了妹子二妹的各种奖状。妹子小时候喜欢唱歌跳舞，又特别善跑，争胜好强，参加一次运动会能拿回好几个短跑第一。二妹作文写得好英文也学得好，得过不少竞赛奖状，可刚中学毕业就被父亲叫回来，因为有熟人介绍去西安­干­临时工，能挣些现钱，贴补家里，另给自己攒些嫁妆。

小红桌总是摆在厅的正中间，围着六七个大小不一父亲自己钉的板凳。父亲下地回来了，先洗一把脸，就坐在桌前等着吃饭。有时母亲端，有时我们姊妹端，父亲吃毕一碗，手一伸空碗，自然有我们接过盛满了再双手端给他。母亲常说：“你大下苦哩。”父亲在外头忍气吞声，在家可是掌柜的，母亲一辈子都看他脸­色­，顺应着他。那许多年，我们吃得最多的饭是熬玉米­棒­红薯，一冬天，喝好几个月。

房厅右边的灶房，是母亲忙碌了大半辈子的地方，从二十出头的新媳­妇­熬成了头发花白一脸皱褶的婆。那几年日子苦焦，少油缺醋，母亲总是想着法子把饭食做得好看些好吃些。她总是把咸胡萝卜丝切得细细的，花心思把面条换着切成长的短的方的菱形的，样不同味儿也就不同。每年初春，母亲都打发我去地里挑些野菜回来，洗­干­净了下在汤面里，母亲说：“一冬天都见不到菜，绿绿的好看。”母亲常把我挑回来的­嫩­刺荆烫烂了和在面里，擀绿面给我们吃，那时也不懂营养不营养，刺荆面滑溜溜的碧绿绿的爽口好吃。有一天母亲从锅里捞出一个­鸡­蛋给我，“今个你生日哩，妈给娃煮个蛋。”我小心地剥去­鸡­蛋皮，母亲给我撒些盐，那是我记忆中最美味的生日大餐了。

走过灶房，就是宽敞的后院了。夏季屋里头太热睡不了，全家人就在后院里乘凉。满月把院子照得明晃晃白亮亮的。父亲喝着茶，用小半导体听着秦腔戏《三滴血》、《秦香莲》，锣鼓锵锵，胡弦切切，男人粗喉大嗓，女人尖声细气，父亲听得痴醉，无所他求。外婆却嘟囔和驴叫唤差不多。有时母亲从菜窖里吊上来半个白天从小贩那里用两个­鸡­蛋换回来的西瓜，切成小块，分给我们吃。小妹总是等不及，刀下去抢，母亲大喊：“小心，手切了。”

小妹嘴馋本事也大，四五岁上，经常给众人表演弯腰、翻筋斗、倒立、劈叉，也没人教过，腰肢腿脚特别灵活。大人一夸，她就更加得意，小手按在地上猴子样的翻来翻去，可爱极了。父亲眉开眼笑：“我娃翻得好，翻得好。”

我对三妹没有什么记忆，她还不足一岁上，作为舅舅娶媳­妇­的一个条件，被妗子不会生养的兄长抱去了。以前她来老屋几次害羞怕生，言语不多，吃个饭就走了。这几年，她知道了内情，和父母这边走动也多了起来，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上次回家，我终于听到她叫我“姐姐”，我们相拥而泣，亲姊妹却从小分离，没在一起生活过。我对她说：“不要怨咱父母，当时有当时的情况。要对你的父母孝顺，他们就你一个娃，养大不容易……”三妹懂事地点头：“姐姐，我都知道。”

后门边上，是间草料房，里面挂着不少已不能使唤的农具，还堆放着不少农业科普小册子。父亲只有小学文化，却爱看书，琢磨新鲜事儿。靠墙摆着三个大水缸，里面盛着父亲这几年放蜂收获的蜜糖，足有上千斤吧，已卖出去了不少，这是剩下的。父亲一辈子尝试着务弄过不少事，养­鸡­、育猪、发红薯秧子，都成绩不大。晚年迷上了养蜂，置办了二十多箱，一年四季都带上蜂赶花采蜜，风餐露宿，甚少回家，有时还被蜂蜇得头大脸肿，令母亲妹子担心不已，又不敢阻拦，写信让我劝劝父亲。我打国际长途对父亲说：“老爸，零花钱我给你，辛苦了一辈子，别再东奔西跑了，在外面都吃不上口热饭。”父亲辩解：“人总得­干­些啥，不动弹还难受得很。我爱务弄蜂。”

父亲患食道癌到了晚期，已卧床不起，不能进食，一起放蜂的人来收买他的蜂，他怎么也舍不得卖，六十好几的老汉眼泪流得哗哗的，难过得像卖自己的骨­肉­。他求妹子道：“给我留下两箱，等我病好了再放。”妹子留下两箱蜂，给父亲留下希望，可是病魔还是带走了日子刚过得好，还有许多理想要完成许多事情要做的父亲。那个早晨，我看着他阖上了眼睛……

人已去，蜂还在。两箱无人照看喂养的蜂放在后院的角落里，嗡嗡嗡地飞来飞去，好像着急地呼唤它们的老主人再带它们到阳光灿烂花儿盛开的地方游玩，采花酿蜜，给人带来滋润甜蜜。

老屋已很久很久没人住了，像一件丢弃的旧衣裳，一本翻烂的旧书卷。老屋是父亲一生的故事，是我们的往昔。这里储存着我全部的童年记忆，是贴在我心上发黄的旧日照片。自然界中，老的东西总是要被新的东西代替，人如此，物也如此。有一天，老屋会被拆除，或在一个雨夜倒塌，随修建它的人而去而失。有一天，我再回来，就看不见老屋了，觅不到它的踪影。

锁上老屋的门，我猛然才知，老屋一直都建筑在我的心上，是我的家，我的根，无论我走多远，走多久……

寻亲记

王十月

１９９６年，我在深圳松岗某厂当杂工，二姐在东莞长安。姐弟俩说起来相隔不远，却难得见上一面。二姐１９９２年就来南方了。二姐来南方打工是为了还债，家里盖房子欠下了很多债，如果靠种地，驴年马月也还不清。二姐和二姐夫只好把两个孩子丢在家里出来打工，他们出来时，小女儿才刚刚会走。二姐刚开始一直在东莞长安的一家电子厂做焊锡工，焊锡工是典型的熟练工，技术含量几乎可以省略，工资自然也就少得可怜。

她们的厂很大，很正规。越是正规的大厂，管得越严，要去看一次二姐，简直难于上青天。没有厂牌，有时连工业区都进不了。就算趁保安不注意蒙混进了工业区，也只能隔着宿舍的铁栅栏说上几句话。

来南方第一眼见到二姐时，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瘦弱的女人是我二姐。我记忆中的二姐，是那么的漂亮、年轻。当年在村里，二姐可是公认的美人。四年的打工生活，让我青春美丽的二姐看上去像是老了十岁。二姐见到我，脸上堆满了笑，她接过我身上的包，问我一路上顺不顺利，有没有被卖猪崽。我说什么是卖猪崽，二姐笑着说，就是坐车时被人转来转去。从广州到东莞，我转了八次车，买了八次票。二姐说，平安到了就好，下次直接在省站坐车，不要坐广场上的车，那些车里有背包党，专门斩人的。二姐又问我有没有挨打，我说我每次都老老实实交了钱，他们没打我。刚出广州时，有两个男的不肯转车，说他们是交了钱的，说好了直达长安，中途让下车就要退钱。结果过去几个人，用广东话说“丢雷个草海”，上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他俩被打得跪在地上，嘴里流血了，然后被拖下了车，没有人去管他们。我们一车人，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的。我也没有站出来。刚走出广州站时，我的心里是无限兴奋的，我在心里冲着广州的天空说：广东，我来了。我觉得，来到了珠三角，我就要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了；我就可以自信人生一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了。然而那些背包党给了我一个下马威，他们让我清醒地认识到，未来的路，将是艰难重重的。

二姐说，你千万别管这样的闲事。二姐又说，没有打你就好，我一直担心你这脾气不好，遇到背包党了你和他们蛮­干­。二姐对于我损失了七倍的车费似乎并不在意，在她的心中，弟弟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我住在了姐夫打工的长富家具厂。他们那间厂不太大，百十号员工，管得不太严，这给了我偷偷溜进员工宿舍的机会。只要进了宿舍，基本上就安全了。姐夫他们厂的宿舍很大，一间宿舍里有几十架铁架床，走进宿舍，简直就是走进了迷宫。钻进床里，拉上床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找工作并不顺利，经过了半个月的折腾之后，手中的钱也用光了，我又不想问二姐借钱，只好降低要求进厂当杂工。这间厂加班很厉害，每晚都要做到１２点，冲完凉，差不多就到凌晨一点了。自从进厂后，我就一直没有见过二姐了。

有一天晚上，二姐下班后过松岗来看我。她到了厂门外，希望保安能叫一下我，保安没有理会二姐的请求。我记得那是在冬夜，珠三角的冬夜，虽不像故乡那样寒冷，却也有几分寒意。二姐就这样站在厂门外，一直等着我下班，结果她等到了晚上十一点半。她必须回去了，再不回去就没有车了。我可以感受到二姐当时失落的心情。发工资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两包“红双喜”送给保安。工友告诉我，不给保安送烟，保安是不会喊人的。在这里，很多厂的保安除了喊人要送烟之外，代收挂号信也要收两块钱。我送给保安两包烟，觉得还是不放心，又加了十块钱。我不能让我的二姐下次再来找我时找不着。

出粮（发工资）的那一天，我去了一趟长安，去找二姐，才得知二姐已离开长安，去了宝安的石岩镇。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二姐的来信。二姐在信中说，她花了两百块钱学了一个星期的电车，现在终于有一门技术了。二姐很高兴，说她进了服装厂，一个月可以拿到６００块。从此，二姐就一直在服装厂打工，这一做就是十年，一直到现在。二姐常说，等到两个孩子都毕业了，她也要休息了，她实在是太累了。可是她不敢松懈，她一松懈，这个家庭也就完了。二姐的儿子现在东莞读技校，学的是模具制造，一年的学费、生活费要一万多，女儿在读初三，成绩很好，她是一定要上高中，要上大学的。二姐夫去年突然患了腿病，四处求医，花了很多钱，也没查出什么病症。我疑心他是职业病。这样，我的二姐一个人打工，要供两个孩子上学，还要供姐夫治病，她只有拼命加班。珠三角的服装厂大多数是做来料加工的，来料加工赚的就是一点人工，因此这边的服装厂工价大多很低。

一晃有几个月没有见面了。在珠三角打工，探亲访友是一件极麻烦的事。特别在早几年，那时还不像现在这样，差不多的打工者都配有了手机。那时的打工者，有一个寻呼机都是很奢侈的梦想。打电话到厂里，要找一个普通的员工几乎是不可能的。有时趁着一天假期去探亲访友，很可能是花了时间却没有找到人。我在珠三角这么多年，我的哥哥姐姐和妹妹们都在这边打工，但是我已有四年没有见过我大哥，有三年没有见过我妹妹，和二姐也是经常失去联系。

二姐去了石岩之后，一直没有来看过我，也没有再来过信。我放心不下二姐，左等右盼，厂里终于出粮了。厂里有个延续的传统，出粮之后是会放假一天的，大家拿到了工资，有的要去购置生活用品，有的要寄钱回家。一天的假过后，又将是一个月的漫长等待。出粮的那天，我从松岗坐车去石岩看二姐。还好，这一次坐上了直达车，路上没有被人卖猪崽。只是车很挤，说好了是上车就走，却一直在立交桥下转来转去，直到把车里塞得满满的才上路。找到二姐打工的制衣厂，已是上午十点过了。我求保安帮我去叫一下二姐。保安看看我说，王敏？哪个车间的？我说不知道。保安说，这么大的厂，哪个车间的不知道我怎么帮你叫？再说了，上班的时候是不让出来的。我问保安厂里几点钟下班，保安说十二点半。于是我就在厂门口等。等到下班的时候，一声铃响，厂里响起了一片欢呼声。接着从厂房门口就拥出了一大片穿灰­色­工衣的打工妹。她们尖叫着，几乎是带着小跑地冲出了厂门，灰­色­的人流像潮水一样汹涌而出。我站在大门旁，紧张地盯着从厂门口涌出的灰­色­人流，渴望在人流中发现二姐。人流就这样持续涌动了十多分钟，才开始变得稀疏起来。二姐一直没有出现。等到保安“咣”的一声拉上铁门，二姐还是没有出现。我拦住了几个打工妹，问她们王敏还在厂里面上班吗？她们都摇头说，不认识王敏。

中午，我买了两个馒头胡乱填了一下肚子，又站在厂门口等。我想可能是刚才出厂时人太多了，我没有发现二姐。我守在厂门口，希望在二姐上班时遇见她。过了不到十分钟，就有三三两两的工人陆陆续续往厂里走了。我不停地拦住她们问：

老乡，你们认识王敏吗？

靓妹，你们认识王敏吗？

得到的都是摇头，或者反问一句是哪个车间的。我说不上来，她们就表示爱莫能助了。

进厂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大家都面无表情，脚步匆匆。

我熟悉这样的表情。这是珠三角打工人惯有的表情。她们总是这样行­色­匆匆心事重重，她们出门时也和我一样，怀着对城市生活的无限向往和热爱，怀着成为城里人的梦想，走进了珠三角大大小小的工厂。她们当初踏上南方的土地时，肯定也和我一样，有过兴奋，有过天真，有过冲着天空大喊“广东，我来了”的冲动。然后走进了大大小小的工厂，坐上了流水线，开始简单轻率地复制生活。大多数人的梦想，就年复一年在流水线上悄悄地流走了。直到有一天，在某个疲惫的夜晚，躺在铁架床上的她们，开始怀念某段曾经昙花一现的爱情，或某个曾让她们心动的男孩的身影时，才蓦然惊觉，一生中最美丽的青春年华已在南方的流水线上一去不复返了，而她们以青春为代价换回的却是微薄的薪水和一个农民工的称谓。多年以后，我读到了诗人郑小琼写的一首名叫《黄麻岭》的诗，禁不住当着众人的面放声大哭。我想到了当年去寻找二姐时的情形。想到了我的二姐，妹妹，我曾经熟悉的打工姐妹们。

请允许我把这首诗抄录在这里，以表达我对诗人的尊敬：

我把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安顿在这个小镇上／它的荔枝林，它的街道／它的流水线一个小小的卡座／我在它的上面安置我的理想，爱情，美梦，青春／我的情人，声音，气味，生命／在异乡，它的黯淡的街灯下／我淋着雨水和汗水，喘着气／我把生活摆在塑料产品，螺丝，钉子／在一张小小的工卡上……我生命的全部／啊，我把自己交给它，一个小小的村庄／风吹走了我的一切／我剩下的苍老，回家／……

诗人是个打工妹，她在一间小小的五金厂打工。可喜的是，她对我们这个群体的悲情有了清醒的认识。而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不会去这样思想的。我们想得很简单，那就是一天做了多少货，厂里什么时候出粮。我们只关心钞票和粮食，透支自己的健康。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揪心。至于尊严，那是一个奢侈的理想。毫无疑问，我的二姐也是这样的一个普通打工者。她是一名车衣工，每天要坐在电车后面飞快地车衣。她最引以自豪的事情是某一天曾经创纪录地车过多少件衣服。她最大的梦想是每一天能领到好做一些、工价高一些的货。她曾经的梦想早已不再，她现在的全部天地，就是家庭和孩子。而不停地车衣，就是她带领家庭通向幸福的唯一道路。二姐已有多年没有见过她的孩子们了。多年以后，二姐对我说，那一年她回到家中，远远看见两个孩子在家门口玩耍，她朝孩子跑过去，把孩子们抱在怀里，孩子们却吓得哭了起来。孩子们已认不出她。二姐对我说起这些时，眼里含着泪花。

我胡思乱想着，在厂门口等着我的二姐，可是二姐的身影一直没有出现。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终于有一个女工告诉我说王敏不在这间厂里做了。她告诉了我另外一间工厂的名字。

那间厂的规模看上去并不是很大，我找到的时候，厂里已上班了。我问了保安，保安说厂里上班时管得很严，不让出来会客的，而且通往车间的楼梯门是锁着的，这样可以防止工人在上班时开小差。保安对我笑笑说你就慢慢等吧，不是我不想帮你，实在是无能为力。保安是一个话很多的人，于是我就站在厂门口和保安聊起了天。保安说他认识我二姐，说是刚进厂的。保安说这间厂的工资很低，加班很厉害。老板是本地人，洗脚上田，没什么文化。保安问我在哪里上班，我说在松岗。我没有说我在厂里当杂工，而是随口吹牛说在写字楼里做。保安问我能不能介绍人进厂，他说他有个堂妹刚来广东，还没有找到工作。我说我们厂里加班很长。保安说没关系。我说我们厂里生活很差，天天吃空心菜。保安说也没关系。我说我们厂里要押三个月的工资，保安说那就算了。

这是一间小厂。生产，住宿，吃饭在一起。整个厂就是呈口字形的四幢楼，前面一幢是写字楼，后面一幢是食堂。左面是车间，右边是宿舍。这样的工厂是属于有着严重安全隐患的企业，是严令整改的对象。但这样的厂现在还是很多，当时更多。

保安很能侃，我猜他最少读过高中。一问，果然。保安说他是高中毕业的，他伸出腿来说，腿坏了，要不怎么会做保安呢。保安的腿得了一种怪病，突然就伸不直了。多年后，我成为了一名记者，在珠三角的工厂里调查职业病的情况，我想起了这个保安。我猜想他的这种莫名其妙的怪病很可能就是苯中毒，因为当时保安告诉我，他之前一直在箱包厂做工。箱包厂、鞋厂、丝印厂，这些都是苯中毒的高发区。

我们又聊那道锁住的门。我记得，我们当时说起了多年前震惊全国的葵涌大火。保安说那一年他刚出门打工，他就在葵涌。那次大火他是知道的。那真是惨不忍睹，几十条人命啊！太惨了！要是当时车间门没有锁上，可能一个人都不会死。我们聊着维权，聊《劳动法》。我说，现在的老板也变得狡猾了，他们有办法对付劳动局的检查。在我打工的珠江织造，对付劳动局就很有一套。厂里给每个工人都做了两个考勤卡，一个用来应付劳动局的检查，还有一个用来给我们计算工资。我们的工资单也有两份，一份是真的，一份是假的。假工资单上的加班记录每个月不会超过３０小时。我们进厂的时候，都要经过一次上岗培训，上岗培训的内容与工作无关，而是一套对付劳动局的问答。比如问每天加班多少小时，标准答案是我们厂不怎么加班，最晚不超过九点；问加班费怎么算，标准答案是加班费是平时工资的两倍……这样的问题涉及到很多方面，把这些题背熟了，就可以正式上岗。

保安边和我聊天边注意着工厂的出口，又不时地抬头看时间。一下午就这样过去了。保安过去按响了电铃，厂子里就响起了一片尖叫声。

保安去帮我叫二姐。他站在工厂中央大声喊：王敏，你弟弟找你。

过了一会儿，我就看见二姐像一片秋叶一样飘向了厂门口。我和二姐隔着工厂的铁栅门说着话，二姐问我怎么找到这里的，吃了饭没有，又问了我在厂里的情况。我也问二姐的情况。

下班的时间是短暂的，我们还有很多的话没有说，保安就摁响了上班的第一遍铃声。我看见二姐的眼里闪耀着泪花，我和二姐很久没有见面了，我真想和二姐多说一些话。二姐从铁栅栏里面伸出手来，握着我的手。二姐摸着我的手说，弟，好好做。努力。上进。不要得罪人。下班后不要在外面跑，外面不安全。二姐说，我们兄妹几个，你是最聪明的，姐相信你会有出息的。我点点头。这时保安摁响了第二遍上班铃。二姐眼里的泪就滚了出来。二姐松开了我的手说，姐要上班了，你回厂里去吧，一路上小心点。二姐说着转身跑进了车间。我的泪水也控制不住地往下淌。和保安道了别，回到厂里时，已是晚上１１点。

没过多久，我就离开了那间厂。当我再一次去探望二姐时，二姐又离厂了。听说去了宝台厂，我找到宝台厂，厂太大了，根本不可能找到我二姐。我和二姐失去了联系。人海茫茫的珠三角，我无法找到她。后来我离开了南方去了武汉，１９９８年又去了佛山，直到２０００年，我再次来到深圳宝安，在一家打工期刊当起了编辑，二姐偶然地买回了那本杂志，在上面看到了她弟弟的照片和名字，于是拨通了编辑部的电话。我再一次见到了二姐，其时，离上次见面，已过去了整整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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