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下的情思
——怀念我的干妈萧珊
章洁思
我坐在长廊的门边,眺望着整个花园。园中那么静谧,午后的阳光温温暖暖,照得一片和谐。背后响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我回过头去,没有人,是我的幻听?
…………
当初我还是个健康活泼的小姑娘。我们像一群小尾巴似的跟在干妈后面,从一楼冲上三楼,把空房子的地板踩得“咚咚”直响。只记得干妈在自言自语地盘算,这间房该如何安排,这里该放上什么家具;直到,当笑口常开的干妈率领我们来到花园里时,我们忍不住为她的建议大声欢呼起来。因为她说要为我们孩子装一个秋千架。
快乐的干妈,她总是出其不意地把快乐带给我们。
这所快乐的大房子留给我多少快乐的回忆!我曾经在这里度过每个夏天一半的暑假。每当夜深人静,我们眼巴巴地等着干妈把房门的锁上好保险,再等她用皮筋把卷发扎成睡前的两扎,然后我们就安安静静挨在她的身边,听她为我们讲故事。那些故事一个晚上是讲不完的,她总要弄些悬念,在精彩处忽然打住,令我们第二天晚上早早翘首以待。
书,是随手能及的。自己的家里如此,而这里的书更多,更丰富。除了一个个高及屋顶的正规书架,还有许多随意摆放的小木架小藤架,也横竖摆满了书,它们立在走廊、屋角,还有厕所里面。可以说,凡眼光所及之处,全是书。头顶是书,周围也是书。
父亲靳以是骤然去世的。他的亲人、朋友,连他自己在内,都没有预料到他病情的凶险。他虽然因发病而住进医院,但氧气管还未拔掉,他就开始谈笑自若。病房甚至成了他的工作室,桌上、床上、椅上,都铺满《收获》杂志的来信来稿,还有出版前书的校样……我那时天天在华东医院门诊做病腿的治疗,治疗完毕,就进病房去看父亲。每次去都见父亲埋头工作,我也习惯坐在一边,默默地陪伴着他。工作告一段落,他会停下来与我聊天。有一天,他忽然走到我的身后,抚着我的发辫,不同寻常严肃地对我说:“你干妈是个热心人,你以后有什么事要去找你的干妈。”
我诧异地望着他,不知他何以说出这样的话。(我在心里问:“那么你呢,你又在哪儿?”)
不幸竟被父亲一语成谶。几天以后,在父亲欢天喜地准备出院的前夜,他带着红扑扑脸色的假象与我们天人永隔。
我有一位热心的干妈。
我的干妈,当她还是穿着敞口方领衫,斜着头戴着西式大草帽的快活的中学生时,她就热心地穿越半个上海,为了把她的同班女友——我的母亲,介绍给父亲。她在我的母亲之前就认识了我的父亲,因为她是巴金先生的小友;而那时,巴金与我父亲早已是文坛好友,他们经常形影不离。
后来便是她与我母亲面临高中毕业。她俩大胆跟随各自信托的大朋友一同离开孤岛上海,奔赴内地求学。他们一行四人,两两在广州一别六年,又于桂林、重庆相聚。当见到母亲就要临盆的样子,她手指着尚未出世的我,说定她就是我的干妈,虽然那时她还未与巴金先生成婚。
而后就是抗战胜利,大家又都回到上海。
我的幼年,及至我长大成丨人,生活中处处普洒着干妈对我的关爱。
我记得霞飞路霞飞坊是我儿时出入最多的地方,记得干妈亲手为我做的“洋菜”(一种甜品,类似果冻),亲热地在饭桌上为我布菜,以及充满爱意望着我的神情……
记得当我们一同看完前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回到家里,干妈怎样兴致勃勃把我们的发辫打散,再编成影片中令我们倾慕的女主人公的发式。
记得我得到的第一本作者签名书,那是她翻译的《别尔金小说集》。我似懂非懂地欢喜上普希金那些美丽的文字,尤其是《初恋》和《乡下姑娘》。而后者,干妈早已在睡前分几个晚上为我们娓娓动听地讲述过。之后,就是为我们设计连衣裙,仿照《乡下姑娘》书中的Сhā图。那条连衣裙我穿了好久,还留下不少照片。裙子是我喜爱的蓝色,布满了如满天星的小白点,胸前镶嵌着白色的皱褶。
也还记得她喜欢每次歪着头问我:“是谁带你第一次乘火车的?”我总是立刻回答:“是你呀!”她满意地笑了,再补加一句:“可别忘啦!”
不会忘,不会忘,我怎么会忘呢?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记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自己健康的腿爬上灵岩和天平山。那年我十岁,个子蹿得好高,干妈为我买的半票,在检票口受到阻拦,不相信我才十岁,于是干妈为我补了全票。在火车上,干妈还对着我紧张的小脸不断打趣呢!
在苏州火车站,黄裳叔叔和他的女友(后来成了他太太,苏州人)前来接应我们,我们好奇地跟在后面,不可思议貌不惊人的黄裳叔叔竟有这么漂亮的女友。整整玩了一天,又爬山,又游园,还走进小巷深处那位女友的家中,然后乘夜班车赶回上海。
也难以忘怀小学毕业那个夏天去割扁桃腺,在医院住了整整一周,干妈天天来看我们。为了让我们多吃冷饮,刀口早日长好,她居然买了个小贩叫卖冰棍的木箱,背进病房。我至今记得她跨进病房那一瞬,脸上快活的笑容;还有那只挎在她肩下,与她如此不协调的笨重木箱……
还有她拥着我们一群,一共有四五个孩子吧,带我们外出。迎面遇到熟人,她自豪地拍着我们的肩,介绍说:“都是我的孩子!”大家围坐下来时,她快意地望着我们每一个,喜气洋洋地又说一遍:“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然后,就是像小尾巴似的跟在后面,到这个有着一大片草地的英国式楼房来看房子。至今,好似仍能听到我们这群不安分孩子脚踩地板的“咚咚”回响。秋千在空中荡到天上,好似要摘取那上面的星星。草地上疯跑的快意,至今仍洋溢心头。廊前父母们坐在藤桌旁,喝着茶,聊着天,充满爱意的目光注视着我们……直至,一切的一切戛然而止。
我的无忧无虑的童年,我的健康,在刹那间离我而去。
我十二岁,虽从死神手里逃脱,但不得已困锁病椅。我坐在一张两边有扶手的靠背藤椅上(就是干妈家廊上的藤椅),被别人从这里推到那里。唯一令我安慰的是,能够天天依傍在父亲身边。但这样的温暖,也只有短短的三年。
父亲何以会在离世之前,对我提及干妈,要我有事去找她。是否在他乐观的背后,也有瞬间死亡阴影的笼罩,才情不自禁对我作了如此嘱托。
在这之前,父亲已有间隔不久两次发病的经历。有一次是在家里大口吐血(我至今不明白,心脏病怎会大口吐鲜血。),我吓坏了,望着盆里的血。父亲说,快打电话给你干妈,干妈很快就跑来了。那时没有出租车,不知她怎会来得这么快。
父亲去世不久,又见一次大吐血,那是我的母亲。又是我立刻打电话给干妈,干妈以最快的速度而至,送母亲去医院,再回来陪伴安慰我们这一残一幼的两姐妹。父亲去世那年,我十五岁,妹妹三岁。
没有父亲的日子,是阴暗的。尤其对于我,更为艰难。我挣扎着,想走出病魔的阴影。感谢父亲的那么多友人,他们没有忘记向我伸出帮助之手。而我的干妈,她更把笑声和阳光带进我的生活。仍然如父亲在世那样,她每天会出现在我们的家,给我们带来这样那样的惊喜。当得知我决心参加广播学校继续学业时,她特地为我捧来一台收音机,那是用一百块钱买的,在当时并不是个小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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