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收音机放在我的床边，望着它，我不能辜负她的期望。我努力坚持学习，每天的生活开始有了方向。清早六点钟，广播­操­的乐声伴我起床，然后是听新闻，吃完早饭就进入了学习。我开始振作起来。

有时候，她随­干­爹到外地去，她总要给我写许多信，还寄来照片。她的信写得非常好，挺有文采，非常亲热。我也喜欢她的字，觉得她的文与字都如其人。我至今仍保存着她当年从北戴河给我寄来的三人照，背面竖写着“送给南南（我的小名）­干­妈­干­爹小棠六○年北戴河”。

说起照片，从小她就爱带我们去照相。霞飞路边上的乔士照相馆（人民照相馆的前身）里的摄影师都与她相熟。１９５４年７月小棠四足岁时，她就让我们三个孩子在那里一起留了影，照片上的我们个个笑容满面，那时摄影师正拿一个玩具在吸引我们的注意。还有一张在同一家照相馆的留影，笑容不复我的脸上，那是１９５９年１２月寒冬，它对我是一个真正心灵上的冬天。前个月父亲刚刚离世，我沉浸在难以自拔的悲哀之中。­干­妈为我担心，她领着我们走进这家熟悉的照相馆。照片上的我穿着­干­妈给我新买的毛衣，那是孔雀开屏的花样，绿白两­色­，十分别致；发辫上粗粗的白头绳格外显眼……

对于病腿，我有一个从幻想、梦想，不切实际地渴望健康、痊愈，而最终跌落到面对现实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我很幸运，­干­妈始终在我身边。

她就像关怀自己的孩子那样，一次次为我求医找药，并亲自陪我到医院就诊。当严酷的现实让我直面之时，她依然对我信心百倍。

她鼓励我听广播学完初中课程，又鼓励我回到母校与同龄人继续高中学业。（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母亲与她一同商量。）那正是六十年代初期三年自然灾害的日子，我奋斗得很苦，又不甘示弱。我仿佛重获新生，格外珍惜重新进校的机会。在竭力打拼获得各门学业优秀的同时，我还不放过青春给予的体力去锻炼病腿。这么一来，由于顿顿都是酱油胡萝卜的伙食，我很快就得了当时常见的浮肿病。

我已经是个大孩子了，­干­妈也对我像朋友似的，常与我促膝谈心。她听我讲述我的种种想法，给予我肯定的支持。只是对于我用铁架子练腿，她觉得消耗太大。她对我提出很中肯的建议，使我明白循序渐进的道理。那些在院子里阳光底下的交谈，以及她轻轻按着我的额头看看我是否浮肿的手势，令我感觉很是亲切温馨。那时与她的几张留影，站在父亲书房的窗前，勾动着我绵长的思念。

刚进大学时，我不常回家。有一次，她竟然与母亲一起，换几部公交车，颠了很长的路，来学校看我。那回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她和母亲在一起，是最随意最放松最无话不谈的，她们毕竟从少女时代走到今天，可以袒露彼此胸怀，多么的难能可贵！而她俩­性­格反差甚大：我的母亲，内向实际不善言语；而她，热情奔放富于理想。望着眼前的她们，我不由心头发热。我对自己说：我虽不幸，却又何其有幸。

如今，我再也听不见­干­妈你那银铃般的笑声，听不见你对我那独特口音的亲热呼唤，半上海话半普通话的，我已经习惯熟悉它近三十年了！再也看不见你那总是充溢着阳光的笑容，看不见你的温馨，你的爱抚……

浩劫开始以后，大家都自发停止了往来，怕牵扯对方。其实你经常穿过我家的里弄，走过我家的门口，去看望你的老父亲。家里的保姆李妈，多年来与你有了深厚的感情，当从厨房的窗口望见你的身影，她立刻要跑出来唤你一声，邀你进门。虽然此时家中只有孤独的小妹与李妈相伴。但你总是婉言谢绝了。回想以往多么随意进出的门口，总是一声电铃，一串笑声，挟裹着欢乐与惊喜，飞进家门。

但消息是不断的，因为彼此都在内心关切着对方。我们知道你在街区扫地，被铜皮带抽打。当然，在小报上，也读到不少令人心碎的遭遇。那时，母亲在她所在的机关被挂牌，挨批斗，回到家，总有一肚子怨气要诉一诉。我那在中学任教导主任的小姨，总是晚上跑来我家，对着母亲哭诉，然后再鼓励自己坚持下去，面对难熬的又一天。每每这种时刻，我的心不由得飞到你的身边。在大家庭中，你的倾诉对象只有寥寥，而你又习惯把所有的侮辱、痛苦，都一一咽进自己心里。而且，我知道，你哪怕用自己微弱的能力，也要去保护你一生至爱的­干­爹。你怎么能承受住？你承受的已经太多，太多，超过你的能力。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一年，一天，­干­爹拿给我几张剪报，那是香港的《大公报》。­干­爹对我说：“你看看，那是写你的­干­妈的。”就是那篇《怀念萧珊》。记得我是在办公室拿到这几张剪报的，低头读时，禁不住眼眶如潮涌般阵阵湿润。你的痛苦，你的遭遇，你那如焚的忧心，一齐如沉重的石块紧压我的心头。那几句互道的“日子难过”，以及“要坚持下去”，“坚持就是胜利”，恍如就在我的耳边，令我无比心酸。­干­妈，你终于没能坚持下去，你终于撒手离开了你最爱的人，虽然你在心里一直希冀着，一直这样对他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

最后一次见到­干­妈，是一幅何等令人心碎的画面，我永世难忘！那是１９７２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母亲和­干­妈站在门厅久久地抱头痛哭。

还是这所大房子。昔日这儿充满人声欢笑，此时却倍加­阴­冷孤寂。­干­妈已经重病缠身，卧床不起。听到母亲的声音，她不顾一切，从屋里迎了出来。她俩立即抱在一起，站在屋子中央号啕大哭。多少日子的压抑，多少日子的悲愤，此刻化作倾盆大雨，一涌而泻。我呆立一边，惊愕­干­妈外表的变化。昔日高挑神气的­干­妈哪儿去了，怎么变小了？身心两俱的煎熬和病痛把她折磨得落了形！我肝肠俱裂，心如刀绞，望着眼前我亲爱的­干­妈。她的眼睛仍然充满爱意，仍然那么美丽！却抹不去内中的凄凉。

我坐在长廊的门边，眺望着整个花园。园中那么静谧，午后的阳光温温暖暖，照得一片和谐。

背后响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我回过头去，没有人，是我的幻听？

不，我没有幻听。

我看见­干­妈正急急朝我走来，眼里含着笑意。她的肩下，是挎着那只笨重的卖冰棍木箱吗？还是像往常一样，跑来给予我们意外的快乐和惊喜？

从高蓝的天空中，洒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一直洒进我的心底。

祭日的思念

郑法清

今年７月１１日，是孙犁老人逝世三周年纪念日。越是临近这一天，我这心里，对孙老的思念，也便日甚一日。是的，我想念孙老，十分想念，因为他是我可以对之一倾肺腑而又能够得到真心回应的人。

我与孙老算得上忘年交了。他长我二十余岁，属于名副其实的前辈。对于他，我一向以师礼事之，但却从来不敢以孙老的学生自居，我自知­性­情驽钝，即使用尽平生之力，也难于学到孙老之万一。但这并不影响我向他的请教，更不妨碍他对我的指点。实事求是地说，在我与之交往的二十多年中，他对我的指点应该说是多方面的。至今想来，在感激之余，颇多感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认识孙老不久，偶然谈到自己过去的写作情况和当时有关写作的一些想法，孙老要我将过去写过的东西拿给他看看。我将六十年代自己所存的剪报，全部拿给他。那一时期，我所写的大都是古代诗歌的评论和一些文艺随笔。孙老看过之后，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他说他对诗歌没有什么研究，小时候家里给他买过一部《诗韵合璧》，也没有读进去。后来，我偶尔写一点当代作家散文和小说的评论，彼此闲谈中，话题便常常涉及文艺理论研究。孙老告诉我，从事理论研究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能搞那些人云亦云的东西，一旦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还要敢于坚持，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他说他最不喜欢看那种“某某说某某说然后是我说”的理论文章。对于有的本来在理论上很有见分见识，只是因为不敢坚持自己的观点，以致未能形成应有的理论建树的人士他也曾表示惋惜。他说这位人士“很聪明，也有自己的理论，可惜一遇到点儿风吹草动，便轻易放弃了自己的主张。理论家不能这样。”那一时期，在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作品评论方面存在一些不好的倾向：一是将若­干­年前早就出现过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拿出来，当作新的理论加以宣扬；二是在理论表述上玩弄新的词语而缺乏实质­性­研究；三是对文学作品的评论常常是一味吹捧而不是客观评价。对于这些做法，他颇不以为然，曾经写过不少文章。

谈到文风问题，孙老主张简约而不赞成铺张。虽然他也曾笑谈“我老了，文章越写越短，字越写越大”，实际上他是反对冗长而主张短小­精­悍的。在我写作《孙犁传略》的时候，孙老明确告诉我，“不要追求字数，有个十来万字就行了，没那么多可写的。”还说当年他写《铁木前传》，“你别看就那么一本四万多字的小书，我可是把许多东西都压缩到了里面。”当时我们谈到了传记的写法，他说“主要是真实”，因为“那是历史”。其间还议及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我说我非常欣赏这部传记作品。他说“那个咱们弄不了，一句一句净是哲理。”孙老主张文章应当朴实自然，明白如话，不能追求浮华。他告诉我，“写文章也好，说话也好，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别故意雕饰。玩弄词藻，弄不好还不如说大白话。你别小看那些朴素的东西，一般人还真弄不了。”还说“写文章不能拿架子，一拿架子首先就失掉了一半。”我很理解他的话，“拿架子”是我们河北方言，意思与天津的“端架子”相同。他是告诉我写东西不要故作姿态，要平易近人，实事求是。

我到百花文艺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之后，孙老给我谈过不少有关编辑工作的道理。他认为编辑工作是一种很严肃的事情，“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出那种‘拆烂污’的东西。”谈到三十年代地摊上摆的那些“一折八扣”的图书，他忍不住嘲讽的笑声。他认为出书办刊，眼睛不能只盯着名家，要注意发现和培养新人。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编辑人员本身就负有出作品出人才两种任务，另一方面他认为有水平的作品常常产生在作家还没成名的时候，“作家的名气上去了，作品的质量有时候倒下来了。”他是言行一致的，在他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工作期间，发表的作品大都出自新人之手。他也确实具有发现文学新人的眼力。当年莫言还未成名的时候，孙老在《莲池》上看到了他的一个短篇小说，于是问我“知道这人是哪儿的吗？我看这个人写小说行。”本市作家赵玫还没发表多少作品的时候，孙老看到她写的一篇人物专访，于是告诉我“我看大民的孩子文字不错。”后来，他俩果然都成为全国著名作家。作为一位编辑家和文学评论家，孙老论文不分亲疏远近，立论绝无门户之见，也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据我所知，李存葆和张贤亮这两位作家与孙老似乎没有什么交往，但我却亲耳听到孙老对存葆的《山下，那十九座坟茔》和贤亮的《绿化树》表示欣赏，他认为“那是现实主义的。”

在我主持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工作期间，孙老对社里的工作非常关心，经常帮我出些主意。他十分看重书刊的文字质量，百花社为其出书，他常是亲阅清样，然后付印。当年编辑出版《孙犁文集》八卷本（珍藏本）的时候，其所以没有将《孙犁文集》五卷本拆开统编，而只是续编三卷，一是为了给参与五卷本编校工作的同志们留个纪念；二是因为当时有的老编辑已经谢世，孙老担心年轻人粗心大意造成文字差错，坚持原版不动。就是因为这一点，在出版《孙犁文集》八卷本时打破常规，三校之后又增加两个校次，并在制版之后，又校对一次软片以至二百八十万字的文集，居然找不到一处硬伤。书出之后，孙老“很满意，也很高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于生前能看到这么一部印本，也就心满意足了。”孙老不但关心书刊的内容，也十分关心图书的装帧设计和印装质量。记得有一次百花社出版一本《胡适书信集》，书印得不错，只是在装订时没有锁线而是钉上两个钉子。出版社将此书送给孙老，他看到之后很高兴，觉得很有研究价值，但是一经看到那两个铁钉子，却感到十分遗憾。事后我到他家中看望，一进门便在他会客的小方桌上看到了这本书。刚一坐下，孙老便说：“我正等着你呢！这样好的书，怎么能用铁钉子装订呢！过些年，钉子一锈，书不就散啦！”这件事情虽然不大，却使我很受教育。后来，百花社为孙老出版《耕堂读书记》，样书出来之后，我翻开一看，版心太大，看起来很不大方，于是断然决定，立即重印。将开本由普通３２开改为大３２开。重印的样书送到孙老手中，他很高兴。后来，时任宣传部长的谢国祥同志到他家去，谈到本书的出版过程，孙老听后哈哈大笑：“郑法清是真了解我孙犁呀！”然后又说，“不过我相信，原来印的那些，他肯定也卖啦。”他没有说错。

孙老没当过官，却知道不少当官的道理，在我主持百花社的工作之前，他是不赞成我在出版社担任主要领导的。理由是“那些人不好管，你弄不了那个，还是编点稿子写点东西好。”后来部、局有关领导一再动员，我告诉孙老“看来不­干­不行了”。他沉吟一下，说：“那就­干­吧。我这人一辈子没挑拣过工作。都是人家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不过我得告诉你一句话：该管的管，不该管的别管。什么都看在眼里，可就管不了啦！”我听后不禁有些惊讶，孙老总是说他不会当官，他“­干­不了那个”，可这当“官”的道理说得何其到家！话说得虽然很简单，但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道理。他是告诉我看人看事要看主流、看基本，不要纠缠枝枝节节，要给大家一个宽松的工作环境；抓工作要抓根本，不要管那些应当让别人管的事情。我还真是服了他啦。在出版社管事之后，我还真是照他说的做的。我给自己定了两条原则：一是“大事不让，小事不管，生活上给人以充分的关心”；二是“委人以事，授人以权，放手让别人去工作。”我想出版社的朋友们至今与我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和深厚的友谊，原因固然很多，但与孙老教给我的工作原则也是很有关系的吧。

在尊重专家，依靠专家，充分发挥专家一技之长的问题上，孙老也曾给我做出榜样。在我主持编辑出版《孙犁文集》珍藏本的时候，曾经请老专家陈新同志为其设计版式和封面。陈新想请孙老看看，听听意见。我将此事告诉孙老，他立即表态：“我不看，你也别管，人家愿意怎么设计就怎么设计。那是行家，叫人家自己做主。”书出来之后，孙老十分满意，他郑重其事地将这套书摆上书架，目视良久，然后感慨地说：“我这一辈子，也就是留下了这几本书！”

孙老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我们再也看不到他朴实的面容、高大的身影，再也听不到他那爽朗的笑声，然而，他的一言一行，却深藏在我的心中。他对我的谆谆教诲，我将终生不忘。我曾经对人说过：“孙犁同志在我心中是一座高山。孙犁同志对我也是恩重如山。我永远忘不了孙犁同志。”我虽然知道自己终生学不到孙犁之才，但却可以努力学习孙犁之德。学其淡泊处世，学其耿介为人，虽然我做得还远远的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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