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溪的乡愁

周凡恺

没有去过皖南的绩溪，诗人余光中的那首《乡愁》，虽然令人怦然心动，但也只不过是一种别样的乡愁。而沐着绩溪时断时续的霏霏细雨，听着山间的涌泉汩汩而下，看着几只叫不上名字的鸟儿无声地在林梢上徘徊，还有浓浓的云在那个沉静得如同睡眠一样的古村上空翻滚，想象着上个世纪发生在这个小小村落里的种种故事，你就会重新理解乡愁了。

皖南的绩溪，绩溪的上庄，是胡适的故里。这个美得让人心颤的隐藏在大山褶皱里的小村，每一株老树，都有胡适梦魂牵绕的生命之根，每一条石板路的缝隙，都藏着胡适至死也抹不去的刻骨铭心的记忆。

已是深秋时节了，江南的植被却仍旧翠绿着。翠绿的树，翠绿的草，还有翠绿的凤尾竹。站在黄山的莲花峰上，目所能及的尽头，是层层叠叠莽莽苍苍的黛­色­山影。那些山影与流云交织着，缠绵着，旋转着，不知是山在走还是云在走。我知道，在这山和云之间，诞生了太多的中国政治和文化以及商界的­精­英。徽州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赡一。徽州的土地因山而瘠，却又恰恰由此，徽州人才能由贾而儒，由儒而仕。登临黄山，一路的景致让许多人流连，可我却不想在这里停留。我厌烦黄山的嘈杂。我想走入更加幽深的大山腹地。我想去寻找一种超凡脱俗的东西。我一直相信，在中国的某些地方，这种东西是存在的，它能够给一颗浮躁的心带来片刻的宁静。于是我去了宏村，去了西递，去了屯溪，去了龙川。但让我失望的是，所有的这些“胜景”，虽然还保有一些原始的魅力，但涌动的人流却依然熙攘。人们嘻嘻哈哈地照相。我还是要走，直至走到一个没人想去的地方。

我选择了古徽州绩溪的上庄。

绩溪的上庄似乎很偏远也很荒僻。

绩溪的上庄或许被遗忘得太久了。

实际上在我决定去上庄之前，并不能十分的肯定这里就是胡适生活过的地方。我只是从一幅皖南的旅游图上看到，上庄标注的不是一个大圈儿而只是一个小圈儿。以我的旅行经验，凡是被地图制作者忽略的地方，多半都是个极佳的去处。

果然，去上庄的路是很难走的。那路一会儿挂在山腰，一会儿直Сhā谷底。有时你仿佛游动在仙境里，在你眼前飘浮着的，说云则是云说雾则是雾。把手伸出车窗，转瞬手掌上就会挂满了露珠儿，如泪一般晶莹着，映着世间的万物，然后毅然地滴落下去。路的一侧是山体，另一侧则永远是那条不歇的溪流。偶尔，陡峭的山坡上，会有一株浑身披着黄叶或者红叶的树木突然朝你扑来，眼巴巴地望着你，那时你就会觉得，在蓊郁之中，它是那样的特立独行，又是那样的孤独寂寞。可你还来不及品咂什么，它便倏然间隐得无影无踪。你只能把它保存在心底。同时你也会感慨，有一种美，往往是稍纵即逝的，可它对你内心的冲击，却又是那样地恒久。

路很长，是的，很长，好像总也走不到尽头。在我即将睡去的那一刻，有人说：到了！

这就是皖南的绩溪，这就是胡适在他的文中多次描述过的那个竹竿峰前山萦水聚，杨林桥畔棋布星罗的上庄吗？

我睁开有些惺忪的睡眼，首先看到的，是远处的一座座高山，山间有云，云或浓或淡，如同一群群羊，被牧人的鞭子抽打着，在迅疾地跑。我想其中有一座山应该叫竦岭吧。然后我就看到了一条河，澄澈见底，环村而绕。河边有几只鸭在摇摇晃晃地扭着，还有一头老牛深一声浅一声哞哞地在叫。问浣衣的村­妇­此河为什么河，答曰常溪河。这个小村是胡适的故里已经确定无疑。站在缓缓流淌的常溪河边，抬眼望去，那个与皖南许多古村一样错落着小青瓦马头墙的上庄，已是近在咫尺了。我快步走入了村头。在一条只能容下一两个人通过的“胡同”里，一个瘦小的背着孩子的老妪贴在墙边给我让路。她胳膊上挎着的小篮里还静静地躺着几棵绿油油的青菜。她把瘪瘪的嘴咧得很大，友善地冲着我笑着。她的脸上写满了岁月的沧桑，让我想起已经过世很久的外祖母。我也侧身给她让路，也冲着她笑，并问她高寿？她说：９０。噢，９０！我替她捋了捋那绺搭在额前的白发，说你知道胡适吗？她的有些混浊的老眼立刻跳动着几丝光彩，说你跑到这里来，是想去看三先生的儿子吗？他是我的远房堂哥哥哩！这个村里多一半的人都姓胡，姓胡哩！我没有说话，默默地走出去了几十米远，猛然回眸，却见那老妪仍站在原处望着我。一缕从云中钻出的阳光直­射­着那张苍老而慈祥的脸，她背上的那个孩子用小手揪着她的一只耳朵。于是我便停下来，向她挥手。这是一个在都市里永远也无法看到的镜头。我被那张苍老而慈祥的脸还有那只稚­嫩­的小手还有那缕温暖的阳光深深地打动了。

我并不急着去胡适家的老屋。

顺着石板路走出去没多远，就是胡开文纪念馆。有人拦住我兜售陈年老墨。他们举着黑­色­的描金墨块说，这都是胡开文亲手做的，都成文物了，都成国宝了。我便付之一笑。的确，当年胡开文的墨庄，遍及大江南北，可谓声名远播。在一些人的眼里，胡开文或许比胡适更加有名。人们可以不知道绩溪的胡适，却不能不知道绩溪的胡开文。实际的生活中也是这样。在上庄，胡开文这一脉，怎么说也是个有点名气的徽商了，而胡适的家，在经济上显然要寒酸了许多。胡适的父亲胡传，字铁花，也就是背孩子的那个老妪所说的“三先生”。胡传虽幼年即随胡姓族人外出做茶叶生意，但因天资聪颖，稍大便弃商从文，走上了科举之路。这也是多数徽州人的择业方式，所谓的“族为贾而隽为儒”。可偏偏胡传生不逢时，他准备科考时，太平天国的战火几乎将徽州烧成了一片焦土。胡传只能颠沛流离。胡传只能空耗时光。待战乱过去，胡氏宗族已死亡过半，其中也包括胡传的原配妻子。最终胡传只考中了一个贡生，也就是穷酸秀才。那时的胡传又开始向往山外的生活了，他不想继续留在让他伤感的绩溪上庄，他到了上海。或许是落第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或许是他有了别的什么想法，在上海的一个书院里学习了一段时间后，他果决地弃笔从戎，从北国雪域到台湾宝岛，处处留下了这个笃信程朱理学的书生的足迹。甲午战败，台湾割让给日本，山河破碎，已官至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各营的胡传，抱着重病之身，心灰意冷地回到了厦门，然而也仅仅三天的工夫，胡传便卧床不起，抑郁而亡。他临终之前，除了几纸遗书，没有任何财产留给妻儿。１１０年之后，假使有人还能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中，去追溯这个集旧知识分子以及小官僚和军人于一身的胡传的种种往事，我说不清更多的是羞愧，还是觉得他是个十足的傻瓜？

已经快到了午饭的时间，雨雾与皖南家常菜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在小村中弥漫着。我在香气四溢的民居中穿梭着。我记不清在哪篇文章中读过，胡适的晚年，思乡已成了一种无法解开的一个硬结。他开口闭口都称自己是徽州人，他天天都想吃正宗的家乡菜肴，他每晚如果不用家乡话朗诵一首诗歌就无法入眠。胡适一生酷爱兰花，尤其是故乡的兰花，他的那首小诗：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后来成了被广泛传唱的台湾校园歌曲，其字里行间，也寄托着他对绩溪大山的深切思念和种种无奈。这种撕心裂肺的折磨，没有漂泊经历的人是无法体察的。胡适的一生都在漂泊，浪迹天涯各处。他就像一只鸟儿，飞出去了，总是栖息在别人的树林里，待他疲倦了，想回到属于他自己的那个窝，却再也无法飞回来了。其实，飞来飞去的胡适，一生都处于矛盾的漩涡之中，那种漩涡是十分复杂的，是暗流涌动的，有时也是身不由己的，因而无论是他的政治和文化主张还是个人情感，都如隐在绩溪雨雾中的山影一样，都如一本难读的大书，破解起来是相当不易的。

我无意过多地叙说胡适的生平，因为我并不是研究胡适的学者，有许多问题，我甚至到现在也是模糊不清的。但我知道，胡适的本名叫胡嗣穈，儿时，他的父母一直叫他“穈儿”。少年时代，胡适读到了严复译述的赫胥黎的名著《天演论》，受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类观念的影响，于是便自作主张地将名字改为胡适，字适之。胡适是生于上海的，婴幼期长在台湾，三岁与母亲一道回到了绩溪的上庄，在这个大山深处的小村中，度过了他最为难忘的十年岁月。１４岁，其实按照胡适的说法，还不到１３岁，他随医治肺病的二哥到了上海，才有机会进入新式学堂，接触到了西方的文化和科学。几年之后，他考取了公费赴美留学生，在康奈尔大学攻农学，后转入文理学院，及次又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博士攻读实用主义哲学。不能不说，他此后的思想和政治倾向，都与七年的留美生活以及杜威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对于他的政治主张，时过境迁，或许已没有多少人再去留意，或许时间和历史自有公论。但他对新文化运动或者说白话文的倡导，我想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该记住胡适这个名字。

站在胡适故居门口迎接我的，是一个中年人。上庄的村长跟我说他是胡适的侄孙。胡适的侄孙则说他至今未婚。之所以不娶，就是因为没太多的­精­力去支撑一个家庭，因为他要照顾胡适家的这些老房子。胡适家的老屋与皖南的民居并没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与数不尽的徽州富家宅第相比，老屋所透出的，更多的是朴素与简陋。胡适三岁回到这幢老屋，没多久，胡家的天就塌了。对于那种凄惨的情状，胡适曾有过这样的描述：我仿佛记得我父亲的死信到家时，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都倒在房门槛上……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是胡传的第三任妻子，嫁到胡家时只有１０岁。胡适有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和三个同父异母的姐姐，他们几乎都比胡适的母亲大或者年龄相当，因此冯顺弟在这个家庭中的角­色­显然是十分尴尬的。尤其是胡传过世后，２３岁的冯顺弟失去了经济来源，只能带着年幼的“穈儿”过着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困苦生活。孤儿寡母，­精­神和生活的双重煎熬是可想而知的。冯顺弟处处小心，事事忍让，把儿子当成了唯一生存下去的理由。为了能让儿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冯顺弟一次次地央求胡适的当家哥哥，可结果却是令她失望，不，应该是绝望。冯顺弟时常把自己关在房中暗自垂泪，那样的伤心时刻，胡适就扒着门框或坐在门槛上，看着可怜而又好强的母亲，懵懵懂懂地不知该做些什么。虽然胡传在遗嘱中说过“穈儿天资聪颖，应令他念书”，但冯顺弟却没有钱把儿子送进更好的私塾，只能由四叔来给他开蒙。冯顺弟虽出身寒微，嫁了个比自己大二三十岁的男人，可她又从这个男人那里识得了近千汉字，这对当时女­性­来说，是很不简单的。冯顺弟为胡传和胡适牺牲了自己。她是一个节­妇­，也是一个极典型的旧时代的中国母亲。她对儿子的管束是极严格的。她从不在人前打骂儿子，即便儿子犯了天大的错误，她也要等到夜深人静再行惩处，或罚跪或拧­肉­，且不许儿子哭出声。这种经历，我也是有过的，虽然时代不同，然而为人母为人子，感受却又是极其相同的。我幼年丧父，母亲带着三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居无定所，食不果腹，那种艰辛与贫穷的痛苦，是无法言说的，也是不堪回忆的。到了我认为自己能够为母亲及兄妹做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却一个接一个无情地抛下我，先我而去了，只留下我，在这个混浊的世间，去品受难耐的孤独和痛楚。因而，在胡适的故居，我首先想到的是胡适的母亲，想到冯顺弟为了儿子学有长进，三更即起，天不亮就把儿子唤醒，让他到那间小小的书房中去温课，于苦读中去实现胡传和她本人的梦想。这间小书房至今还保留着，桌上摆着笔墨纸砚，还有一盏油灯。我看到这盏油灯时，眼睛不由得有些湿润。我想，冯顺弟每早来点燃它，就如点燃一点希望，给她以及她唯一的孩子。日后，胡适也在他的文章里说过：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到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要学会感恩，学会感谢父母，感谢他们给了我们生命，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底限。可我也不否认，正是胡适的母亲，在那种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亲手导演了一场旷世悲剧。即便是追求自由的胡适，实质上也根本无法冲破传统的羁绊。而当我们回到历史中，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明白一个在困境中的母亲所做的种种努力，也就真正地理解了胡适这个受过多年西方教育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领军人物，为什么会顺从母亲的意志，在接受了母亲给他的爱的同时，也接受了母亲给他的苦涩，娶了一个母亲从小为他订下的缠过足的村姑。在胡适的身上，自由与孝道并存，对于自己的婚姻，胡适的选择曾遭到陈独秀等人的强烈抨击和反对，然而“身行万里半天下，眼空四海无一人”的胡适，依旧毅然决然地跑回绩溪的上庄，迎娶了几乎没有见过面且大他一岁的小脚女人江冬秀。我想他这是为了报答。母亲为儿子无怨无悔地奉献了一切，胡适也为母亲放弃了理想中的爱情。胡适那时的心情肯定不会平静，如果他不答应母亲为他订下的婚事，就会伤了老人的心，如果她不娶江冬秀，那么这个早已经许配给胡家的女人，就要眼睁睁地守一辈子活寡。在责任与幸福之间，胡适选择了责任。胡适成婚的第二年，冯顺弟就下世了。冯顺弟守寡时２３岁，到儿子为她娶回这房媳­妇­，她总共挣扎着活了２３年。我想，抛开胡适的个人生活，作为一个母亲，冯顺弟是幸福的，她看到了儿子的功成名就，也看到了儿子的成家立业，她应该感到满足，可以于九泉之下瞑目了。

伫立在胡适的老屋里，凝视着胡适手书的“努力做徽骆驼”的条幅，望着随处可见的木雕兰花以及他与江冬秀“洞房”里的婚床，我的心绪是异常复杂的。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在许多人看来都是不可琢磨的，难以想象的。这件事放在别人身上也就罢了，而发生在新派头号人物胡适的家里，就有些令人啼笑皆非，就觉得是一种绝妙的讽刺。对于这桩婚事，胡适曾写过一首打油诗：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江冬秀的家距胡适的家大概四十华里，她虽出身名门望族，却没有什么文化，且­性­格泼辣强悍，因而完婚之后，胡适即逃离了绩溪的上庄，留下江冬秀照料病重的母亲，直至母亲去世，才将她接到京城。在当时的知识界，胡适与周作人一样，文名与“惧内”是紧紧联在一起的。这个属虎的小脚女人，以她特有的聪明和才智，捍卫着自己的地位和尊严。无情人终成眷属，这已无法更改。虽然胡适从内心里并不爱江冬秀，虽然胡适在朋友的眼中过得有些窝窝囊囊，虽然胡适也曾多次提出过离婚，但都被江冬秀的“虎威”及其软硬兼施的手段一一化解，胡适不得不接受现实，与江冬秀过起了相敬如宾的小日子，以至有人戏曰：胡适大名重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对错打的鸳鸯竟然平静地厮守了一辈子，而且死后合葬在一处。

生活或许真的是很残酷。在胡适与江冬秀和睦相处的岁月里，另外一个女人的心却在流血。这个胡适挚爱着的女人或者说挚爱着胡适的女人叫曹诚英。

曹诚英也是安徽绩溪人，是胡适三嫂的妹妹。她的故里在旺川，离上庄不是很远。从屯溪到上庄或者从上庄到屯溪的路上，是必定要经过旺川的。胡适与江冬秀举办所谓的文明婚礼时，曹诚英是伴娘之一。也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场合，年龄相差１１岁的两个人竟然一见倾心。此后，曹诚英同样被父母包办，嫁给了绩溪上庄的胡冠英。而这桩婚姻，却遭到了曹诚英留学美国的哥哥的强烈反对。在兄长的鼓励下，曹诚英离开故土，考入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就读，不久后与丈夫离婚。这在当时绝对是个奇迹。离婚后的曹诚英与养病于西子湖畔的胡适再度相遇，两人每日赏景下棋，两情相悦，于“天堂”中共坠爱河，无论对胡适还是曹氏，杭州的烟霞洞都成了他们一生中永难抹掉的记忆。可属于他们的时间毕竟太短。他们别离之后，只能靠写信作诗，互诉衷肠。为纪念这半年多的幸福时光，胡适留下了《西湖》《暂时的安慰》《秘魔崖月夜》等文章，还在一首名为《蝴蝶》的小诗中伤感地写道：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经历了数载的情感折磨之后，胡适面临着又一次选择。在名誉与爱情之间，在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之下，胡适再度举手投降。心碎的曹诚英不再给胡适写信，她远走美国。那时的胡适也心烦意乱，“放也放不下，忘也忘不了”，并且沉湎于丧失爱女的悲痛中不能自拔。待曹诚英留美归来，胡适却出任了驻美大使，苦恋了多年的有情人在太平洋擦肩而过。曹诚英终身未嫁。她在心底里有个不能言说的想法，她要等着胡适，她想尽可能长地活下去，指望着江冬秀百年之后，与她所爱的人共叙前情。遗憾的是，胡适最终去了台湾，而曹诚英却留在了大陆。她始终不渝地等待着，等待着那道窄窄的海峡能够给她送来一点暖流。后来她实在等不下去了，她的生命已走到了尽头。１９７３年，曹诚英临终之际，委托朋友汪静之将她与胡适的书信和自己一道，葬于旺川的路边。直到这时，曹诚英仍坚信胡适会回来，只要胡适回来，她就会听到胡适的脚步声，胡适也会看到她，他们的一生就算圆满了。有人说，旺川因为有了曹诚英，是应该改名为“望穿”的。然而曹诚英不知道，早在１９６２年，胡适已于一次酒会上猝然倒地，他的胡适再也回不来了。

如今，凡是到上庄探望过胡适故居的人，都要再来看看曹诚英孤零零的荒冢。人们站在这里唏嘘着，感叹着。曹诚英这个以前并不被世人所知的痴情女子，让许多人懂得了爱情力量的强大，同时，也深深地体会到了舆论的冷酷与无情。

胡适的父亲胡传因台湾沦为敌手而亡于厦门，他的儿子胡适则终老台湾，死不得归，难道这就是宿命吗？难到冥冥之中真的有一只看不见的命运之手吗？

我很喜欢一首曲子，叫《回家》。每一次听到它，都禁不住热泪盈眶。胡适何时能魂归故里，魂归绩溪，魂归上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