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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集老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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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蔡其实不姓蔡。八年前老蔡被仇家追杀,逃到这个镇子上的时候只剩半条命了。镇上的人们把他救起,问他姓名,他却死活记不起来了。人们问他老家哪里,他想了半天,说大约是大荒北面的一个小村子。镇长见识广,说大荒北面好多人都姓蔡,你或许也是吧。于是老蔡点了点头说,那我就姓蔡吧。
老蔡其实也不老。按八字算来,老蔡也不过将将迈过不惑之年。但由于在江湖混迹多年,老蔡额头上早已刻满纵横交错的纹路,指头上的老茧也是叠了一层又一层,双眼中没有常人的精神,只留下一片褐色的浑浊。所以镇上的人都唤他一声老蔡,他也默默的应了。
老蔡的脸上终日只挂着一种漠然的神色,遇喜不喜,遇悲不悲。人们跟他说话,不管什么内容,他也只是平淡的回答,不带一丝感情。三年前,一把雷火烧了他多半个家。老蔡本就生活拮据,镇上的人们都替他惋惜,老蔡看着熊熊的火苗也只是平淡地说,烧就烧了吧。
有人就说老蔡年轻时候可能被人用内力伤了血脉,动不得心力。
在镇子呆的时间长了,以前的事情老蔡也慢慢记了起来。人们问他,他也不避讳,一点一点把以前的事都讲来。讲的时候老蔡仍旧是漠然的,多半生的离合悲欢,从老蔡嘴里说出来就像一碗平淡的白水一样。
二十多年前,在家乡的他还有父母兄弟青梅竹马。有一天来了个说书的,在街角茶楼接连讲了几天衍南剑侠佟云清纵横江湖行侠仗义,听得年少的老蔡心驰神往。正所谓年轻气盛,老蔡当即就收拾行李,不顾家人的阻拦,决定南下去衍州找佟云清。青梅竹马的小倩问他去那,他说去江湖。小倩咬着嘴唇不让他走,说你不是要娶我呢么。老蔡说等我在江湖闯出天下扬名立万一定回来风风光光的娶你。然后小倩就把脖子上的玉佩拽下来给他,说我等你。
江湖不是个职业,说白了就是一群人打家劫舍好勇斗狠,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后来老蔡终于发现,江湖上有无数人,但大侠就那么几个。自己苦练十数年不如大侠们一本家传秘籍。几次死里逃生后老蔡已经是一身内伤,心灰意冷。但谁料一入江湖岁月催,等他想起小倩的时候已经过了近二十年。老蔡自觉没脸回乡,于是跑到这个镇子上,隐姓埋名,了此残生。
这个镇子很偏,江湖还没有蔓延过来,为了生存,每人都有着自己的手艺。老蔡的手艺就是煎饼。
每天早上天边刚泛白,老蔡就推着小车,背着二胡,牵着他的狗出摊了。老蔡的煎饼手艺镇上一绝。推车上有一个小煤炉,炉顶是一块挺大的圆形铁板。他用小米或大豆之类的东西磨成面,掺水活成面糊。老蔡摊煎饼不用刮铲,每次他用勺舀上一点面糊,淋在铁板上,右手在炉沿上轻轻一磕,那点面糊便顺着一点水波从中心荡到铁板边上。然后再敲开一个鸡蛋,放到煎饼中间,也是这么一磕,一张大小匀称,薄厚均匀的煎饼就摊成了。再趁热淋上点新鲜的葱花和香菜,香气扑鼻。懂行的人都知道,老蔡这轻轻一磕中蕴含着他多年的内力。这样的煎饼不触刮铲,谷气不散,口感绵软劲道,入口后一股清气直冲天灵,回味无穷。老蔡的煎饼价格公道,五文钱一张,如果肯多付两文的话还能多添两片腌牛肉。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变过。
镇上的人们都喜欢老蔡的煎饼,早上赶工的人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张的。有时候小孩嘴馋了也会吵着家里的大人要老蔡煎饼。这个镇子是方圆几十里比较大的镇子,所以每逢农闲的时候镇上都会有集。外镇的人们来这赶集,也是定然要吃张老蔡煎饼的。
后来从外面来了个背剑的后生,看完老蔡摊煎饼之后便不走了,执意要拜老蔡为师。老蔡冲他摆了摆手,说这是为了你好,然后接着摊他的煎饼。那个后生很是执着,在老蔡的摊前跪了两天两夜。但老蔡始终是漠然的摊着他的煎饼,一句话也不多说。后来后生失望了,哭着走了。老蔡看着后生的背影,轻轻的叹了口气。当时周围的人们都非常惊讶,因为来到镇上之后老蔡还从未叹过气。
生意淡的时候老蔡就拉二胡。老蔡手上虽然全是老茧,但弦按的很准,右手臂一滑一串淡漠的音符便流了出来。有时候镇上的人没事了也喜欢听老蔡拉二胡。人们都说老蔡的二胡非常好听,声音沉稳遒劲,但是里面却听不出欢喜,也听不出悲伤,只是漠然的一路下去。
那天老蔡也在拉二胡,来了辆马车。车上有个妇人和一个孩子。妇人拉开车帘看了一眼老蔡的煎饼摊,便让孩子下车买煎饼。老蔡抬头,正好看见妇人的脸,悠越的二胡声兀自的抖了两下。摊煎饼的时候老蔡问那孩子,那是你娘么?孩子点了点头。老蔡拿出两张苇叶,静静地把两张煎饼包好递给那孩子说,拿着,好好待你娘。那孩子没听懂什么意思,但闻着了煎饼扑鼻的香气,便谢了老蔡一声,颠颠的跑回车上了。
后来马车走了,老蔡一天没碰二胡。
太阳落山的时候老蔡推着车牵着狗回家。老蔡脚力快,看着好像静静的走,但是旁人就算跑步也追不上。过一片树林的时候老蔡看见有伙截道的,被劫的车上传来买煎饼那孩子的哭声。于是老蔡走过去,求那伙劫匪刀下留人。劫匪哪里听得一个老头的劝,几个人拔出刀冲老蔡走过来,那架势似乎连老蔡都不放过。接着老蔡没说话,右手轻轻的在手边的一棵树上拂了一下,三尺多粗的千年古树竟连腰断裂,茂盛的树冠压倒了好几个劫匪。剩下的劫匪一看势头不对,当下就玩命的跑走了。
赶车的马夫以及车上的妇人连忙下车磕头道谢。老蔡仍旧面无表情,只是低声把那孩子叫过来,塞给他一块玉佩说,好好待你娘。然后推着小车牵着狗头也不回的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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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风格的演说》---布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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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先生:
蒙你们召唤我到你们的行列里来,真使我荣幸万分;但是,只有在接受光荣的人能实副其名的条件下,光荣才是宝贵的,而我那几篇论文,写得既没有艺术,除大自然本身的藻饰之外又没有其他藻饰,我不敢相信,它们竟能使我有足够的资格,敢侧身于艺术大师之林。诸位都是在这里代表着法兰西文学光辉的卓越人物,诸位的名字现在被各国人民赞扬着,将来还要在我们的子子孙孙底口里获得轰轰烈烈的流传。诸位这次属意于我,还有些别的动机:多年以来我就荣幸地属于另一个著名的学术机构了,诸位此次推选我,也就是为了对于这个学术机构作一个新的崇敬表示;我虽然对双方面都应该感激,但并不因之减低了我感激的热诚。今天,我的感激心情迫使我有所贡献,但是我怎样去尽我这个责任呢?诸位先生,我所能贡献给诸位的,不过是诸位自己所已有的一些东西罢了:我对于文章风格的一点见解,是从你们的著作中汲取来的;我是在拜读你们的著作和欣赏你们的著作之余,心里才产生了这些见解;也只有在你们的明鉴之下,我把这些见解提出来,才能获得些许成就。
历来都有一些人,善于用言辞的力量指挥别的人们。但究竟只有在明达的世纪里人们才写得好,说得好。真正的雄辩需要锻炼天赋的才能,具备学识修养。它与口才大不相同,口才不过是一种才干,一种天赋,凡是感情强烈、口齿伶俐、想象敏捷的人都能具有。这种人感觉得快,感受得也快,并能把所感所受的东西有力地表达出来;他们以纯粹机械的印象把自己的兴奋与感受传递给别的人们。这是单纯的官能与官能之间的语言;一切动作,一切姿态,都奔向共同目标,起着同样作用。为了感动群众,号召群众,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大部分一般的人来说,为了动摇他们,说服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呢?一个激烈而动人的腔调,一些频繁的表情手势,一些爽利而响亮的词句,如此而已。但是对于少数神智坚定、鉴别精审、感觉细腻的人,他们和诸位一样,不重视腔调、手势和空洞的词句,那么,就需要言之有物了,就需要有思想,有意义了;就需要善于把这些物、这些思想和意义陈述出来,辨别出来,序列起来了:专门耸人视听是不够的,还需要在读者的心灵上发生作用,针对他的智慧说话以感动他的内心。
文章风格,它仅仅是作者放在他的思想里的层次和调度。如果作者把他的思想严密地贯串起来,如果他把思想排列得紧凑,他的风格就变得坚实、遒劲而简练;如果他让他的思想慢吞吞地互相承继着,只利用一些词句把它们联接起来,则不论词句是如何漂亮,风格却是冗散的、松懈的、拖沓的。
但是,在寻找表达思想的那个层次之前,还需要先拟定另一个较概括而又较固定的层次,在这个层次里只应该包含基本见解和主要概念:把这些基本见解和主要概念安排到这初步草案上来,题材的界限才能明确,题材的幅度也才能认清;作者不断地记起这最初的轮廓,就能够在主要概念之间确定出适当的间隔,而用于填充间隔的那些附带的、承转的意思也就产生出来了。凭着天才的力量,作者可以看到全部的意思,这些意思不论是概括的或个别的,都能以真正应有的角度呈现在他的跟前;凭着辨别力的高度精审,作者就能区别空洞的思想和丰富的概念;凭着长期写作习惯养成的慧眼,作者就能预先感觉到他这全部精神活动会产生什么样的成果。只要题目稍微广阔一点或者复杂一点,则一眼就能看到全题,或者凭天才的最初一下努力就能渗透整个题目,那是很罕见的事;就是在经过许多思索之后,能掌握题材的全部关系也还是很少有的。因此,揣摩题目,应该不厌其烦;这是使作者充实、扩张并提高他的思想的唯一的方法:愈能借冥想之力赋予思想以实质和力量,则用文词来表现思想也就愈为容易。
这种草案还不能算是风格,但它却是风格的基础;它支持风格,导引风格,调整风格的层次而使之合乎规律;不如此,则最好的作家也会迷失路途,他的笔就会像无缰之马任意驰骋,东划一些不规则的线条,西涂一些不调和的形象。不管他用的色彩是多么鲜明,不管他在细节里散播些什么美妙的词句,由于全文不协调,或者没有足够的感动力,这种作品可以说是丝毫没有结构;人们佩服作者的智慧,却很可以怀疑他缺乏天才。唯其如此,所以有些人写文章和说话一样,虽然话说得很好而文章却写得很差;唯其如此,所以有些人凭着想象力的灵机一动,起调很高,后面却接不下去;唯其如此,所以又有些人生怕一些孤立的、稍纵即逝的思想散失无存,便在不同的时间里写下许多零篇断什,然后勉强地、生硬地把这些零篇断什连缀起来;总之,唯其如此,所以七拼八凑的作品才这样多,一气呵成的作品才这样少。
然而,任何主题都有其统一性;不管主题是多么广阔,都可以用一篇文章包括净尽。间断,停息,割裂,似乎应该只在处理不同的主题的时候,或者在要写的事物太广泛、太棘手、太庞杂,才思底运行被重重障碍所间断、被环境的需要所限制的时候,才用得着。否则,割裂太多,不仅不能使作品坚实,反而破坏整体;这样写成的书,乍一看似乎很清楚,但是作者的用意却始终是隐晦的;作者的用意要想印入读者的头脑,甚至仅仅想叫读者感觉得到,都只能凭线索的连贯,意思的和谐配合,只能凭逐步发挥、循序而进、层次匀整;然而这一切,一间断就没有了,或者就软弱无力了。
为什么大自然的作品是这样地完善呢?那是因为每一个作品都是一个整体,因为大自然造物都依据一个永恒的计划,从来不离开一步;它不声不响地准备着它的产品的萌芽;它先以单一的动作草创任何一个生物的雏形;然后它以绵续不断的活动,在预定的时间内,发展这雏形,改善这雏形。这种成品当然使人惊奇;但是真正应该使我们震惊的却是物象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神的迹印。人类精神绝不能凭空创造什么;它只能在从经验与冥想那里受了精之后才能有所孕育。它的知识就是他的产品的萌芽;但是,如果它能在大自然的远行中、工作中去摹仿大自然,如果它能以静观方法达到最高真理,如果它能把这些最高真理集合起来,连贯起来,用思维方法把它们造成一个整体、一个体系,那么,它就可以在坚固不拔的基础上建立起不朽的纪念碑了。
就是由于缺乏计划,由于对对象想得不够,一个才智之士感到处处为难,不知道从哪里下笔。他同时想到许许多多的意思,却因为他既没有拿这些意思互相比较,又没有分别它们的从属关系,他毫无标准来决定取舍;因而他就停留在糊里糊涂、不知所措的境地。
但是,只要他能先定好一个计划,然后把题材所有主要的意思都集拢起来,分别主从先后排列,他就很容易看出何时应该动笔,他就能感觉到他的腹稿的成熟,急于要使它像小鸡一样破壳而出,他动起笔来只有感到愉快:意思很容易地互相承续着,风格一定是既自然而又流畅;热力就从这种愉快里产生,到处传播,给每一个辞语灌注生气;一切都愈来愈活泼;笔调提高了,所写的事物也就有了色彩;情感结合着光明,便更增加这光明,使它愈照愈远,由已写的照耀到未写的,于是风格就能引人入胜而且显得明朗。
有些人想在文章里到处布置些警语,这种意图是完全和文章的热力背道而驰的。光明应该构成一整个的发光体,均匀地散布到全文,而那些警语就像许多火星子,只是硬让许多字眼互相撞击出来的,它们只是闪一闪,在我们的眼前炫耀一下,然后又把我们丢到黑暗里了,这种火星子是最违反真正的光明的。那都是一些仅仅凭着正反对立来显露身手的思想:作者只呈现出事物的一面,而将其余的各面一概藏到阴影里;通常,他所选择的这一面,只是一个点、一个角,作者可以在上面卖弄才情,这一点、一角离事物的广大面愈远,则卖弄才情愈为容易,而人类常情之考察事物却正是要从事物的广大面着眼的。
还有些人喜欢运用纤巧的思想,追求那些轻飘的、无拘束的、不固定的概念,这种巧思妙想就和金箔一样,只有在失去坚固性时才能获得光芒,没有比这种巧思妙想的追求更违反真正雄辩的了。因此,作者在文章里把这种浅薄的、浮华的才调放得愈多,则文章就愈少筋骨,愈少光明,愈少热力,也愈没有风格;除非这种才调本身就是主题内容,作者本意只在谐滤,没有其他目标:这样说来,谈论小事物的艺术也许比谈论大事物的更困难了。
又有些人,呕尽心血,要把平常的或普通的事物,用独特的或铺张的方式表达出来,没有比这个更违反自然美的了;也没有比这个更降低作家品格的了。读者不仅不赞赏他,反而要可怜他:他竟花了这样多的工夫锤炼字句的新的音调,其目的无非讲一些人云亦云的话。这个毛病是那些富于学识修养然而精神贫瘠的人的毛病;这种人有的是字眼儿,却毫无思想;因此他们在字面上做工夫,他们排比了词句就自以为是组织了意思,他们歪曲了字义,因而败坏了语言,却自以为是纯化了语言。这种作家毫无风格,或者也可以说,只有风格的幻影。风格是应该刻画思想的,而他们只晓得涂抹空言。
所以,为了写得好,必须充分地掌握题材;必须对题材加以充分的思索,以便清楚地看出思想的层次,把思想构成一个连贯体,一根绵续不断的链条,每一个环节代表一个概念;并且,拿起了笔,还要使它遵循着这最初的链条,陆续前进,不使它离开线索,不使它忽轻忽重,笔的运行以它所应到的范围为度,不许它有其他的动作。风格的谨严在此,构成风格一致性的、调节风格徐疾速度的也在此;同时,这一点,也只要这一点,就够使风格确切而简练、匀整而明快、活泼而井然了。这是天才所制定的第一条规律,如果在遵守这一条规律之外,作者更能鉴别精微,审美正确,征词选字不惜推敲,时时留心只用最一般的词语来称呼事物,那么,风格就典雅了。如果作者再能不对他灵机初动的结果轻易信从,对一切华而不实的炫赫概予鄙弃,对模棱语、谐渡语经常加以嫌恶,那么,他的风格就庄重了,甚至就尊严了。最后,如果作者能怎样想就怎样写,如果他要说服人家的,他自己先深信不疑,则这种不自欺的真诚,就构成对别人的正确态度,就构成风格的真实性,这就能使文章产生它的全部效果了;不过,这也还需要不把内心深信的事物用过度的兴奋表示出来,还需要处处显得纯朴多于自信,理智多于热情。
上述各点,诸位先生,我读着你们的作品,仿佛你们就是这样对我说的,就是这样教导我的。我的心灵,它如饥如渴地吸取着你们这些至理名言,很想飞腾起来,达到你们的高度。然而,枉然!你们又告许我,规则不能代替天才;如果没有天才,规则是无用的。所谓写得好,就是同时又想得好,又感觉得好,又表达得好;同时又有智慧,又有心灵,又有审美力。风格必须有全部智力机能的配合与活动;只有意思能构成风格的内容,至于词语的和谐,它只是风格的附件,它只依赖着官能的感觉:只要耳朵灵敏一点就能避免字音的失调,只要多读诗人和演说家的作品,耳朵有了训练,精于审音,就会机械地趋向于摹仿诗的节奏和演说的语调。然而,摹仿从来也不能创造出什么;所以这种字句的和谐不能构成风格的内容,也不能构成风格的笔调,有些言之无物的作品,字句倒往往是铿锵动听的哩。
笔调不过是风格对题材性质的切合,一点也勉强不得;它是由内容的本质里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要看作者能否使他的思想达到一般性的程度来决定。如果作者能上升到最一般的概念,而对象本身又是伟大的,则笔调也就仿佛提到了同样的高度;并且,如果天才能一面把笔调维持在这高度上,一面又有足够的力量给予每一对象以强烈的光彩,如果作者能在素描的刚健上再加上色彩的绚丽,总之,如果作者能把每一概念都用活泼而又十分明确的形象表现出来,把每一套概念都构成一幅和谐而生动的图画,则笔调不仅是高超的,甚且是壮丽的。
说到这里,诸位先生,讲规则也许不如讲实际应用那样易于使人明了,举出实例来也许比空讲箴言更易使人获益;但是,我读着你们的著作时常使我眉飞色舞的那些壮丽的篇章,现在既不容许我——征引,我只好限于说出一些感想。只有写得好的作品才是能够传世的:作品里面所包含的知识之多,事实之奇,乃至发现之新颖,都不能成为不朽的确实保证;如果包含这些知识、事实与发现的作品只谈论些琐屑对象,如果他们写得无风致,无天才,毫不高雅,那么,它们就会是湮没无闻的,因为,知识、事实与发现都很容易脱离作品而转入别人手里,它们经更巧妙的手笔一写,甚至于会比原作还要出色些哩。这些东西都是身外物,风格却就是本人。因此,风格既不能脱离作品,又不能转借,也不能变换;如果它是高超的,典雅的,壮丽的,则作者在任何时代都将被赞美;因为,只有真理是持久的,甚至是永恒的。我们知道,一个优美的风格之所以优美,完全由于它所呈献出来的那些无量数的真理。它所包含的全部精神美,它所赖以组成的全部情节,都是真理,对于人类智慧来说,这些真理比起那些可以构成题材内容的真理,是同样有用,而且也许是更为宝贵。
壮丽之美只有在伟大的题材里才能有。诗、历史和哲学都有同样的对象,并且是一个极伟大的对象,那就是人与自然。哲学讲述并描写自然;诗则绘画自然,并且加以美化:它也画人,加以放大,加以夸张,它创造出许多英雄和神抵。历史只画人,并且只画本来面目;因此,历史家只有在给最伟大的人物画像的时候,在叙述最伟大的行为、最伟大的运动、最伟大的革命的时候,笔调才变得壮丽;而在其他的一切场合,他的笔调只要尊严、庄重就够了。哲学家每逢讲自然规律、泛论万物的时候,述说空间、物质、运动与时间的时候,讲心灵、人类精神、情感、热情的时候,他的笔调是可以变得壮丽的。在其他场合,他的笔调但求能典雅、高超就够了。但是演说家与诗人,只要题材是伟大的,笔调就应该经常是壮丽的,因为他们是大师,他们能结合着题材的伟大性,恣意地加上许多色彩、许多波澜、许多幻象;并且也因为他们既然要经常渲染对象,放大对象,他们也就应该处处使用天才的全部力量,展开天才的全部幅度。
(范希衡译)
布封(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生于蒙巴尔。曾任法国皇家植物园园长,1733年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1740年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是进化思想的先驱,主张物种的可变,提倡生物转变论,提出了“生物的变异基于环境的影响”原理。提出“缓慢起因”论。创立了新地质年代学。最重要的著作是《自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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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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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大的夏天,只有记忆是潮湿的。我们不是植物,不能在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青春在窗边的风中飘逝了。玻璃做的风铃摔下来,发出最后短暂的呼救声。谁来救我们呢?水瓶躺在床脚,布满灰尘。大四了,没有人像以前那样勤劳,跑到水房去打水。宁可渴着,要么喝凉水。床头女明星的笑容已经苍白,像一朵枯萎的忘忧草。录音机里还是那首令人心恼意乱的老歌,劣质的磁带,快要转不动了。
毕业论文上的字,像蚂蚁,各自回自己的家。我们或留下或离开,这座城市,我们呆了四年,尚未熟悉。
某某人出国了,某某人上研了,某某人找到了一个肥得流油的工作,某某人被遣返到偏远的家乡。一切都以平静的口气诉说,一切都不能引发一点激动。大四的最后几个月是一潭死水。
一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考上研的朋友诚恳地对我说:"没意思。"他拿到那张梦寐以求的通知书后,静静地端着一盆衣服,到水房中冲洗去了。水房中哗哗的流水,总有好心的同学去关上。而时间是关不上的,虽然我们谁也不说。
蝉还没有鸣,我们的心便开始鸣了。毕竟我们还年轻。
那支烟一直燃到尽头也没有吸一口,那根琴弦寂寞了一个星期也没有弹一下。许多老房子消失了,校园里正在大兴土木。老房子留在照片里,我们呢?我们也能留在照片里吗?包括那些做作的微笑和夸张的"v"形手势?
深夜,一长排自行车哗啦啦地倒了,是个丧尽天良的家伙干的。楼上传来几声遥遥的咒骂,却像是上帝在说话。翻个身,又迷迷糊糊地睡去。把愤怒留给新生们,把倦怠留给自己。
快毕业了,粉刺一点也不理会这个变化,依然肆无忌惮地生长,在我们胡须还未茂盛的脸上。随身携带的小镜子摔了好几个缺口,还是舍不得扔进垃圾堆里。照来照去,这个脸庞怎么也不能让女孩喜欢。月光都是伤人的,在一个接一个的不开心的夜晚。
昆德拉说,聚会都是为了告别。
还在想江南吗?还在写那些关于江南的诗吗?还在为那个江南的女孩子牵肠挂肚吗?
"没有"--说没有的时候,有气无力。大讲堂拆除了,没地方看电影了。而那最后一场电影,恰恰又是看过的。
爱和被爱,似乎都没有发生。自行车骑得太快了,蓦然发觉该停下来的时候,才发现停在没有方向的十字路口。
同窗们比陌生人还陌生,既是是那位睡在上铺的兄弟。一直都搞不清楚他的发型是怎么梳出来的。好多次想问,却没有问。
大家都躺在床上看书,不再去教室了,不再去听课,尽管讲课的是妙语连珠的教授。也不去图书馆,尽管图书馆里有460万册藏书。躺在床上是自由的,看不下去的时候,便随手把武侠和爱情扔到床下。
宿舍的墙也会写诗,受诗人们的熏陶,墙上爬满甲骨文,等待下一届的古文字学家们来解读。他们想象得出,自己所住的铁架上曾住过怎样的一位前辈吗?
女生楼前的白杨树,听惯了那五花八门的呼喊,或悠长,或短促,或如巨钟,或如电子琴,或深情,或绝望。那些呼喊的男生站在树下,日复一日地呼喊一个个女生的名字和名字后面的如花似玉。以后,还是同样的场景,同样的呼喊,只是换了不同的名字。
白杨树拱卫着女生楼,一言不发,一对恋人靠着它接吻。另一边,是另一对恋人。
这座宽敞而狭小的校园。
男生都在打扑克,女生都在织毛衣。
打扑克不是为了打扑克,织毛衣不是为了织毛衣。毕业前的日子,必须找一种办法来"打发"。前途是否如意,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对于离开,多少有点恐惧,虽然毫言努力地掩饰着恐惧。毕业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彼此的不同,水底的鱼浮到了水面,水面的鱼沉到了水底。
校园是不能缩到鞋底带走的。被单已经洗得发白。系领带的时候依然觉得别扭。教授的批评和表扬都忘记了,因为我们将生活在彼处。
蝉鸣的时候,行李都打点好了。上路吧,毕业生。
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唱到一半,就已泪流满面。仅仅是为了这座圆明园废墟上的校园,为了我们未曾燃烧的青春?
毕业前夕的小饭馆里挤满了毕业生,大声嚷嚷着劝酒的,默默地一杯杯喝光的。酒是青春的象征。那些最撕心裂肺的话,是刚刚喝醉的时候从心里流出来的。
第一次喝醉酒。原来醉酒的滋味这么难受,睡又睡不着,站又站不稳,大脑是停止转动的风车。
老板娘说,每年6月,都会出现这样的场面,她已习以为常。而对这一茬毕业生来说,这是最后的狂欢。
剩下的钱刚够点一盘花生米,那就来一盘花生米吧。
有人提议焚烧教科书,可没有多少人响应。走道里真的有焚烧的痕迹,纸灰在风中飞舞,像是香港鬼片里的镜头。
尘埃落定。把多余的自荐材料揉成一团,扔到屋脚里。那些美丽的字句痛苦地呻吟着,它们的主人又爬到床上去了。世界上有这么小的床吗,书占去了一半的空间,剩下的不到一尺。简陋的床上往往会做出美丽的梦来,因此我们将永远怀念它们。
毕业生是最早光顾食堂的一群。学弟学妹们都还乖乖地坐在教室里听课,他们汲着拖鞋走进食堂,一边皱眉头,一边挑选能够下咽的菜。从凉拌海带里吃出一只壁虎的尸体来的经历,以后将成为一个流传不衰的典故。大学食堂里,好吃的就只有典故了。
毕业生不再给家里写信。每次在电话里,懒洋洋地应付几句。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不爱父亲和母亲了,他们只是找不到更好的表达方式。毕业生比新生更爱母亲。新生最爱的是女朋友,而经历过酸甜苦辣的毕业生们明白,最可爱的还是母亲。
毕业生们更多地谈论起故乡,无论回乡还是不回乡的,无论语气是炫耀还是鄙薄。谈故乡好像在谈校园,谈校园又好像在谈故乡,谈着谈着就谈混了。校园,即将成为另一座岛屿,另一个故乡。
故乡的小屋和校园的宿舍,两张照片重叠在一起。
哪里才是真正的家?
哪里才有家的感觉?
围墙外,车水马龙。"332路,开往颐和园。"这是我们出门必坐的公共汽车。以后还会坐么?
一生何求,这是陈百强的歌。
一生何求,这是毕业生的歌。
那么多的哲学著作,还是没有解答这个问题。两点一线间匆忙的日子里,也没有时间思考这个问题。考试分数、名次、奖学金,这是一部分人的生活。及格、无所谓、糊弄过关,这是另一部分人的生活。
两种生活都是一样的。嘲讽对方不如嘲讽自己。试卷就像枯草,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回想起绞尽脑汁向老师套题时的情形来,每个毕业生都想笑。
怎么就到大四了?能够标识大四的,是蚊帐上的洞洞眼眼,是饭盒上坑坑洼洼的摔掉瓷的地方。而我们自己,失去了什么呢?可惜我们不是蚊帐,也不是饭盒,镜子里还是那张不英俊的脸。
领到毕业证书之后,再看一眼校园,才发现校园陌生得像大观园。
照不照一张穿学士袍、戴学士帽的照片?分辨是庄重多一些还是滑稽多一些?
翻开那些读过的书,密密麻麻的批语是自己写的吗?怎么自己也读不懂了?
每本书都代表着某些时间某些场合某些心情。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两个像"书"和"学生"一样亲近的名词了,大学里,我们做过的事情中,相同的只有读书。
6点钟,等待在图书馆的门口。门卫一开门,便像一群疯狂的股民冲了进去,其实里面不是阿里巴巴的宝库,里面只有书和看书的座位。有一次,哗啦一声,门上的玻璃被挤得粉碎。
在图书馆的电脑前查自己的名字,查自己所借过的书的名字,像跟遥远的老朋友打电话。第一本书是冰心的《致小读者》。那一瞬间,泪眼朦胧。
毕业了,没有挥手,那太矫情。驼着背,背上背着沉重的行囊。记得来的时候,行囊没有这么重。
三
那辆骑了四年的自行车该传给师弟们了,师弟们还看得上伤痕累累的自行车吗?曾经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女孩在天涯,天涯真的很远,不是心灵所能包孕的距离。
自行车的轮轴发出悠长的声音,像江南水乡的桨声。江南,江南,诗里梦里的江南,在北国凛冽的风中凝结成一块透明的琥珀。
冬天,校园的小路上多冰雪,骑车摔交是常事。有时,一长串赶去上课的学生摔成一堆。大家笑笑,爬起来拍拍雪花,又疾驰而去。
只是因为年轻。那些垂垂老矣的高官,在带有恒温装置的高级轿车里,真的比我们舒服吗?他们浑浊的眸子注视着这群在雪地上滚爬的青春的躯体,心里会是怎样的感受呢?是否也忆起了当年的青葱岁月,书生意气?
燕园里,"老人"只有西校门的银杏树,它的年龄肯定比这座学校还要大。从什么时候起,它就在天空与大地之间抖出一片灿烂的辉煌?银杏叶的那种舒展流畅的生命本色,比黄金不知要动人多少倍。
毕业生们都要到银杏树下拍照。人是名,树是影。人的名是虚幻的,花名册一年一换;树的影是真实的,这是天空对大地的给予。什么叫做"成熟",到银杏树下去找答案。银杏树还会灿烂下去,因为还会有夏天;毕业生们还会灿烂下去,因为他们的心里装着这个校园。
那么,回首的人,自己站在什么地方?
我们拥有的只有青春,但这足够了。
青春意味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那是李大钊的青春。鲁迅却说,青年中也有混蛋,有懦夫,有叛徒。看来,青春也值得怀疑。
他们的青春在昏睡着,他们自称"九三学社"--上午9点起床,下午3点起床。宿舍里各自为政,找不到"公共空间"。唯有睡觉能够达成默契。在痛苦的哲学家与快乐的猪之间往往选择后者,鼾声组成一曲澎湃的大合唱。我短暂的睡梦,时常被鼾声所惊醒。
毕业生们睡眼朦胧地坐在楼前。负暄琐话,只谈旧闻,不谈新闻,大家只对旧闻有兴趣,即使只是一些平淡得像白开水的往事。毕业前夕的日子宛如在梦中。毕业生不属于校园,也不属于他方,两处茫茫皆不见,脚下踏的是一块浮冰,浮冰正在融化。
坚持或背叛,认同或否定,这不是一个问题,到了哪个村子,便入乡随俗。
电影院和录像厅里,有一半以上是毕业生,无所事事的毕业生。
坐在电影院里和录像厅里,并不意味着喜欢看电影,只是氛围投合心情罢了。在黑暗中,软弱的部分都被精细地包裹起来,屏幕上有一个玫瑰色的世界。故事本身编造得很拙劣,但毕业生们已不在像大一时那样挑剔地批评。他们能体味出导演的无奈。他们是导演,他们也会这么拍。
在黑暗的、封闭的空间里,时间不存在了。凝视着活动的画面,心里却在想着自己。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转眼零落成泥?电影里的主人公在笑,在哭,在爱,在杀戮,而毕业生们静静地观看,坐成古代英雄的石像,脸上没有什么表情。那些表情,留给告别的那一天。弘一大师坐化之前,挥笔写下"悲辛交集"四个字,毕业生们离开之前,脸上的神情也可以用这四个字来形容。
有位年轻的博士调侃说,中文系的学生与其老老实实地听四年课,不如痛痛快快地看四年电影。听课听不出才气和灵感,看电影或许能够看出才气与灵感。
每一个毕业生想说的心里话也就是这一句。
然而,校园生活毕竟不是一部类似于《爱情故事》的电影。
当图书馆前面的大草坪被抹掉后,歌者们移师到静园里。
我不喜欢静园的草坪,在周围院落的包围下,丧失了草坪应有的从容。但毕业生们顾不上这么多了,在那些没有繁星的夜晚,围成一圈,在角落里自弹自唱。
记得刚到北京时,还能看到满天繁星。后来,日渐稀少,到了毕业的时候,居然一颗也没有了。不是繁星消失了,是心灵蒙上了尘埃。怎么擦也擦不去。
今夜,有月皎然,他们在唱卡彭特的歌。我坐在另一个角落,歌声从草尖上传来,这首歌从大一听到大四,从进校听到毕业。也许只有逝者能如此准确地把握生命的本质,也许只有毕业生才会真正眷恋这座已经不可爱的校园。
《旧约•传道书》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的旋落,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转,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何处。"
这是毕业生们唯一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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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思念(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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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思念
文/琦君
父亲在民国十几年时,曾在浙江任军职,杭州的寓所,经常有许多雄赳赳的马弁进进出出。那时哥哥和我都还小,每回一听大门口吆喝“师长回来啦!”就躲在房门角落里,偷看父亲一身威武的军装,踏着高统靴喀嚓喀嚓地进来,到了大厅里,由一位马弁接过指挥刀和那顶有一撮白缨的军帽,然后坐下,由另一位马弁给他脱下靴子,换上软鞋,脱下军装上衣,披上一件绸长袍,就一声不响地走进书房去了。哥哥总是羡慕地说:“好神气啊,爸爸。我长大了也要当师长。”我却嘬着嘴说:“我才不要当师长呢……连话都不跟人家说。”
父亲的马弁,也都一个个好神气。哥哥敢跟他们说话,有时还伸手去摸摸他们腰里挂着的木壳枪。我看了都会发抖。但只有两个人,跟其他的马弁都不一样。他们总是和和气气,恭恭敬敬地跟母亲说话。有时还逗我们玩,给我们糖果吃。所以只有他们两人的名字我记得,一个叫胡云皋,一个叫陈宝泰。
父亲总是连名带姓地喊他们,母亲要我们称胡叔叔、陈叔叔。但顽皮的哥哥却喊他们“芙蓉糕”、“登宝塔”。我也跟着喊,边喊边格格地笑。因为我是大舌头,喊“登”比喊“陈”容易多了。
他们二人,一文一武,胡云皋是追随父亲去司令部的,照顾的是那匹英俊的白马和雪亮的指挥刀,陈宝泰却是斯斯文文的书生模样,照顾父亲的茶烟点心,每天把水烟筒擦得晶亮,莲子燕窝羹在神仙罐里炖得烂烂的,端进书房,在一旁恭立伺候。
胡云皋很喜欢哥哥,常把他抱到马背上,教他怎样拉住马缰绳,怎样用双腿在马肚子上使力一夹,马就会向前奔跑。乐得哥哥只想快快长大当师长。我呢,只要马一转头来向我看,我就怕得直往后退。胡云皋把我的小拳头拉去放在马嘴里,吓得我尖叫。陈宝泰就会训他,说姑娘家不要学骑马,要读书。因此他就教我认字,讲故事给我听,所以我好喜欢陈宝泰。
母亲很敬重他们,说他们是好兄弟,是秤不离砣。他们高兴起来,在一起喝酒聊天,但不高兴起来,谁看谁都不顺眼。胡云皋笑陈宝泰手无缚鸡之力,不够格在司令部当差,只好在公馆里打杂,他自己是师长出入时不离左右的保镖,多么神气。陈宝泰是一声不响,顶多笑他是个“猛张飞”,是“自称好,烂稻草”。
母亲带我们回到故乡以后,忽然有一个深夜,胡云皋急急忙忙赶到,一句话不说,把我们兄妹用被子一包,一手抱一个。叫长工提着灯带路,扶母亲跟着他快走,一直走到山背后一个静僻的小尼庵里,请大家不要声张。我们吓得只当是土匪来了,胡云皋告诉母亲,是父亲与孙传芳打仗失利,孙传芳的追兵会到后方来挟持眷属,父亲不放心,特地派他来保护我们到安全地方躲一躲。我当时只觉逃难很好玩,而母亲对他穿越火线冒死来护送我们的勇敢和义气,一生念念不忘。
由于这件事,陈宝泰对胡云皋表示很钦佩,他说:“若是我,就不敢在深更半夜枪林弹雨中,穿越火线。胡云皋的名字,一听起来就是个勇猛的英雄。”胡云皋听得高兴,两个人就挖心挖肝地要好起来,再也不嫌来嫌去了。但只有在下棋的时候,仍旧是争得面红耳赤。一个说落子无悔,一个说要细心考虑。下到后来,胡云皋把棋子一抹说不跟你下了。到了第二天,他们又坐在一起喝酒唱戏了。
父亲因为厌倦军阀内战的自相残杀,当了六年师长就毅然退休了。遣散部属时,胡云皋与陈宝泰坚决要留下伺候父亲。父亲同意了,对他们说:“你们以后不要喊我师长,称老爷就可以了。”陈宝泰记住了,就改口称老爷,但胡云皋总是“师长师长”的喊,父亲怪他“怎么又忘了,只称老爷呀。”他啪嗒一个敬礼说:“是,师长。但是我喊师长,心里就高兴,仿佛您还在威武地带兵呢。”他那一脸的固执,父亲也拿他没办法。
他们随父亲回到故乡,胡云皋是北方人,因言语不通,时常与长工发生误会而吵架。陈宝泰性情随和,他一口杭州话虽不大好懂,长工们倒喜欢跟他学外路话。有一次大家一同去看庙戏,台上演的是《捉放曹》,乡下难得有京班来的,胡云皋每句道白都听懂了,高兴得直拍掌。长工忽然指着台上说:“那个陈宫是陈宝泰,这个大白脸曹操就是你。”胡云皋气得一下子跳起来,骂长工怎可把他比做奸臣,说陈宝泰也不够资格当陈宫呀。他大声地吼,吓得台上的戏都停下来了。
从那以后,长工们都不敢和胡云皋说话,与陈宝泰就愈加有说有笑了。因此胡云皋有点生陈宝泰的气。父亲把他俩叫到面前说:“你们是我最亲信的弟兄,千万不可因芝麻小事不开心。”胡云皋结结巴巴地说:“报告师长,我不是生陈宝泰的气,是他们把我比做坏人,我不甘心,我最最恨曹操那样的奸臣。”父亲笑道:“好人坏人全在你自己,别人是跟你说着玩的呀。”陈宝泰原都不作声,这时才开口了:“老哥,你若是坏人,你会有勇气冒生死危险穿过火线,去保护太太与少爷小姐吗?”胡云皋这才又高兴起来。
我再到杭州念中学时,哥哥早已不幸去世,母亲于伤心之余,只愿留在故乡。父亲比较严肃,我在孤单寂寞中,全靠他们两人对我的爱护与鼓励。我住校后,他们常轮流来看我,买零食给我吃,我心里过意不去,陈宝泰说:“你放心,我们的钱木老老,给你吃零嘴足够啦。”“木老老”是杭州土话很多的意思,连胡云皋都会说哩。
抗战军兴,父亲预见这不是一场短期的战争,就决心携眷返回故乡。胡云皋义不容辞是一路护送之人。陈宝泰愿守杭州,父亲就不勉强他跟随了。将动身的前几天,父亲徘徊在庭院中,客厅里,用手抚摸着柚木的板壁和柱子,叹息地说:“才住三年啊!就要走了,也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来。”我听得黯然。父亲平生最爱富丽的房屋,好不容易自己精心设计的豪华住宅,只住了短短一段时日,就要离去。对他来说,确实是难以割舍的!我呢?本来就嫌这屋子给我种种的拘束与活动范围的限制,觉得它远不如乡下农村木屋的朴素自在,所以丝毫也没有留恋之意,反觉得父亲实在不必为身外之物耿耿于怀。站在边上的陈宝泰看出父亲的心情,立刻说:“老爷,你放心走吧,我就一直不离开这幢房子,好好看管。不让人损坏一扇门窗、一片瓦。”父亲感动地说:“时局一乱,你是没法保护它的,你还是自己的安全要紧,不能住的话,偶然来看一下就可以了。”
于是陈宝泰就自愿负起看守房屋的任务来。临别前夕,他买了酒,做了菜,与胡云皋痛饮饯别,请我也在一桌作陪,他举杯一饮而尽,对胡云皋说:“老哥,你是出入千军万马的人,有胆量,有勇气,这次护送的重任非得由你承担。我也不是胆小之人,我守着老爷最喜欢的房子,日本鬼子来,我跟他们拼命。不过我们这一分别,不知哪天见面,你到后方以后,总得给我画几个大字来,叫我放心。”说到这里,他的声音都沙哑了。胡云皋说:“老弟,你放心,我一送到,马上回来陪你,我们是患难弟兄,分不开的。”
想想在兵荒马乱中,交通已完全紊乱,海上航线封锁。自杭州回故乡,须取道旱路,经过敌人的占领区,昼伏夜行地回故乡。胡云皋要马上回来,谈何容易。又想想,我此次与陈宝泰分别,后会究在何时?在泪水模糊中,我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有默祝我们能早日聚首,默祝彼此的平安无事。
回到故乡才一个月,杭州就陷于日寇,两处音讯阻绝,父亲忧心如捣,后悔不该让陈宝泰留在杭州。胡云皋因一路辛苦,加上水土不服,传染上疟疾,但他挣扎着要马上回杭州与陈宝泰共患难。这时忽传来杭州房屋被日军焚毁的消息,陈宝泰也生死不明。胡云皋痛哭流涕地说非要立刻动身不可。父亲也因不放心陈宝泰,就同意他扶病上路了。
临行前,父亲再三叮咛他,遇上日寇,不要与他们正面冲突,要机灵地躲过。留得青山在,往后报仇雪恨的日子有的是。
“是,师长。”他敬一个礼,“我一定要保住这条命,才能到杭州与陈宝泰相会。看看房子是不是真被烧掉。师长,您自己要保重,我不能伺候您啦。”
他再啪嗒一个敬礼,就提着破箱子转身走了。我紧跟在后面,看他的背已微微有点驼了。病又没好,真担心他路上发烧怎么办,心中不免阵阵酸楚。我们穿过麦田,到了小火轮埠头,坐在亭子里等船时,我摸出母亲交给我的十二个银元,塞在他棉袄口袋里,告诉他是母亲给他一路买点心吃的。他抹着眼泪对我说:“大小姐,你已经长大成|人了。又念不少书,要懂得怎样照顾父母。在危急时要格外镇定,就像我在边上照顾你们一样。”
我已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只好点点头。想想自己怎么能在危急中镇定得下来?胡云皋明明走了,怎么能像他在身边照顾我们一样呢?我真想喊:“胡云皋,你别走啊!”可是我又好担心陈宝泰,他究竟怎样了呢?我又怎可不让他走呢?
小火轮来了,胡云皋紧紧捏了我一下手臂,就跨上船去,站在船头向我摆手。在泪眼模糊中,我心头历历浮现的是幼年时,胡云皋与陈宝泰带着哥哥与我玩乐的情景。他俩是看着我们一天天长大的。可是哥哥去世了,如今胡云皋又要在战乱中离我们而去,陈宝泰则是生死不明。真感来日艰难,千言万语,无从说起,只有祝福胡云皋一路平安。
他走后,我们屈指计算日子,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竟是音信毫无。烽火连天中,他要捎个信自是非常困难。直到半年后,有人从杭州逃回,带来陈宝泰的信。说房子被日寇占据,改为野战医院,他被赶了出来,无法照顾,感到万分愧疚。日军原是答应他住在里面,为伤兵服务,他宁死不作顺民,只好逃走。还有一封信是给胡云皋的,劝他千万不要冒险回杭州,应该在家乡照顾我们。由此信可知胡云皋并未到达杭州与他会面。房子被焚虽是谣传,但身外之物,何足挂怀,使人忧心如焚的是胡云皋的下落不明。
自从与胡云皋在故乡的小火轮埠头分手,目送他消失在迷茫晨雾中,就再也没有他的音讯。以他的恩怨分明性格,想来定已遭日军杀害了。
复员后回到杭州,连陈宝泰也不见踪影,他究竟吉凶如何呢?如果他平安无事,为何不来看我呢?难道他也已遇害了吗?想到他们的不幸,想到战乱中双亲的相继逝世,真个是国仇家恨,令人肝肠寸断。回顾杭州房屋,虽兀立依旧,而沧桑人事,何堪回首?
对有着江湖侠骨、而生死不明的胡云皋、陈宝泰二位可敬的老人,我只有心香一脉,翘首云天,以寄我永恒的思念!
(选自《青灯有味似儿时》,2014年1月大陆出版,原载《联合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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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民主-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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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民主
费孝通
题解
本文选自《民主·宪法·人权》一书。前半部分讲述费孝通年轻时访美,在与美国老百姓日常交谈中,了解了美国的政治状况以及普通市民对自由和民主的理解;后半部分是费先生和他妻子在同看一部美国电影后,对美国政体的讨论。两个故事合在一起,对民主和自由做了十分简洁明白的诠释。
我还记得前年在美国北部一个农家做客,主妇太太和我们谈起了罗斯福的新政,我就问她:“你是哪一党的?”她很简单地回答我:“共和党。”我接着又说:“你常去开党团会议的吗?”她不大明白我这问题,张大了眼睛表示要我解释一下,所以我又补充说:“你们怎样入党的?入党的手续怎样?有没有党证?交不交党费?”这些问题把她更弄湖涂了。“对不起得很,我不很明白你的问题。我说我是共和党人,意思是我上一次大选时投威尔基的票,我觉得罗斯福总统做了太久,该换换人了。”
我对于这位太太的话也相当的不清楚,因之不能不再问下去:“你每次选举总统都去投票的么?每次投共和党候选人的么?你是不是考虑哪位候选人中不中你自己的意,只要他是共和党推举出来的,就投票选他么?……”
她很不好意思地摇一摇头:“按理我有了权利就该投票,可是也有时懒得去,譬如说兰登和罗斯福竞选那一次,我病了没有去。”她笑了笑,“若是我去投票,我会选罗斯福的。”
“兰登不是共和党的候选人么?”我Сhā口说。
“是的,可是我不喜欢他。”
“你不是自己说是共和党人么?”我又问。
“可是这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投票选那个我不喜欢的兰登呀。这次我们县里选举议员,我又投了民主党候选人的票,因为我认识他,他是个好人。费先生,你以为我说是共和党人就必须投共和党候选人的票么?那不是民主。我有我的自由,谁也不能一定要我投谁的票。上一次我选威尔基,汤姆(她的丈夫)就投罗斯福。投票前一天,我们两人还辩论了一场。汤姆也是共和党人,可是他这次去外边去走了一趟回来,偏说罗斯福好。他说了许多理由,我还是有我的成见,他说不服我,我也说不服他,各人投了各人的票。”
“那么,你所谓共和党人是什么意思呢?”我不能不追问了,主妇太太给我问住了,她的女儿在旁却笑起来了。
“孝通,你像个法西斯蒂!”
我没有想到会戴这顶黑帽子,不免惊异地把眼光转向那位小姐。
那位小姐放下手里的织物,“孝通,你问我妈什么入党手续,什么党证,什么党费。你又认为一个人一定要受党的拘束投票,这些不是法西斯蒂么?我们美国是没有这一套的。我们喜欢谁就选谁,候选人要千方百计讨我们喜欢,想得到我们手上的票。这张在我们手上的票是我们自己的,也靠这张票,我们的政府不敢得罪我们,若是我们没有投票的自由,美国怎能自称为民主国家?”
主妇太太打断了她女儿的话,Сhā上向我解释说:“我说我是共和党人意思不过是大体上同意共和党的政策,其实,都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共和党的同情者,我也就继承了他的成见,我们在大选前总是要先去注册的,凡是合格的选民都可以去注册,注册时我就填上共和党,我可以参加共和党推选候选人的大会。我若不注册共和党,我就没有推举共和党候选人的权利了。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最后的投票时一定得投共和党的候选人。我们是在一个围着布幕的小房间里投票的,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我真正投谁的票。我们说是共和党人或是民主党人,意思只是到那个党里去推举候选人罢了。我们没有党证,更没有起誓一类的入党手续,而且我们每次选举时,可以自由注册,愿意在哪一党里去推举候选人。”她顿了顿,“我的罗伊思(她的女儿)说得是对的,这样才能使那些政客们不敢得罪我们选民。费先生,天下大概没有一个政客是好的,我们若是放弃了投票的自由,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对付这批混蛋了。”
那位小姐回头问了我许多关于中国的情形,我窘得很,连忙用别的话支吾过去。可是,我的日记上却写下了一句话:“民主国家的政党不是限制人民政治意识和政治行动的机构。”
不久之前,我和太太一同去电影院看《威尔逊总统传》。从电影院里出来,我的太太问我说:“威尔逊在学校里教教书多舒服,也不会劳苦得这样,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那几个民主党的老头一定要去找他出来。从电影上看来,这几个老头不是本来不认得威尔逊的么?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出来竞选,一定要找到威尔逊呢?使他不能安安静静写书,在球场上看学生们比赛?”
“那些党老爷有他们的苦衷。”我回答说:“他们要上台必须要人民选举,所以他们必须千方百计地猜测大多数选民要什么政策,喜欢哪些人。猜得中就可以竞选胜利,猜错了也就失败。譬如那次竞选中,他们不能拉出个威尔逊,不能提出‘新自由’的口号来,民主党也很可能落选的。威尔逊名望高,要用他的名字来争取选举票,所以得三顾茅庐地请他出来。你还记得威尔基和罗斯福竞选的事实罢?威尔基本来并不是共和党的人,可是共和党在那次竞选里,知道罗斯福是个劲敌,不请出一个美貌有魄力的人来做他的竞选人,不会有胜利希望。威尔基是个大公司的经理,有名能干,长得又漂亮,所以把他推举出来了。”
“你这样说,好像学校选球员了……”我太太说。
“不错,不错。政治本来该是当足球比赛看的,这也许就是《威尔逊总统传》那个电影用赛球的场面作为开场的原因。”我应着。
“可是,我不懂,这样猜测人民心理,挑选名角,不是这些政党在愚弄人民么?谁可保证他们说的话当话呢?”我太太还是问。
“选举票能作保证。”我接着说,“若是一个政党执了政,他们所许下的诺言不兑现,下次选举时就会失去很多选举票,甚至落选,退出白宫。骗人至多骗一次,而且骗了人就出卖了前途,因之代价太大,在可能范围内是不敢离开所许下的政纲太远的。”
我的太太却还觉得我的话里有问题,她想了一想:“依你这样说,美国的政体是干什么的呢?请人做官,听人民的意思做事,有什么好处呢?”
是的,我也相信很多中国人会这样问的。原因是在我们这现实生活里所认得的政党多少是一个特权阶级的集团。入党是想做官,做官是想发财:为了官可通财,所以不能弃官,于是要独占一切官职,这些人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政党。在这种现实的经验中,自不易明白一个民主国家中政党的作用了。
我正想回答这问题时,公共汽车来了,我们忙着搭车,把话打断了。
到家坐了不久,来了一位刚从重庆来的美国朋友,我们寒暄了几句之后,我就向太太说:“好了,你要问的问题问他罢。我正不知道怎样回答你。”转过来,我把我们看了《威尔逊总统传》之后的谈话告诉了那位朋友。
“这可难住我了,政党这个东西实不容易说明,我在学校考试也曾为此得了个零分。孝通,你知道,在我们宪法上根本就没有这东西。制宪的那批人不但没有想到后来美国的政党在政治中发生这样大的作用,而且他们对于党那个名词根本就不喜欢。”
“你们没有政党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么?”我太太问。
“政党当然合法的。”这位朋友点了点头说:“像其他团体一般,我们宪法保证了人民结社和言论的自由,我们不过用这自由来争取自由的政治利益和发表自己的主张,结果产生了政党。宪法里虽则没有政党的明文,但是这并不是说政党是违宪或不合法的。”
我想Сhā口时,我太太打住了我说:“今天晚上不是讨论会,我们不要把时间全花在政党上,这样好不好,劳莱(那位朋友的名字),你能不能最简单地回答我,美国政体究竟是干什么的?把我这个疑团弄清了,我们改天再继续讨论这问题。时间不多,我是不喜欢整天讲政治的,好像生活中只有政治一样事似的。”
那位朋友把手按了额头,“好罢,我来讲一课书罢。我们知道民主政治是要以人民意见来决定有关大众的事,可是要知道人民意见却是件极困难的事,每个人对于每一问题都有他自己的意见,各人的意见又是可以各不相同。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怎能根据人民意见来办事呢?所以民主政治的初步工作是在‘整理意见’,归纳成几个不同意见,然后可以让人民根据这几个意见投票表决,寻出一个大多数的意见作为办事的依据。”
“于是问题是在怎样去‘整理意见’了。若是每一个人,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意见可以愈弄愈分歧。最切实的方法是有个人起个草案,根据这草案,再让人家批评,修改,编成条文。这其实就是政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民主国家的政党并没有不变的‘主义’,更没有发起人的‘遗教’必须遵守的,他们每次选举时都要临时编出个纲领来,这些纲领就是整理过的意见。”
“一个国家的人民因为看法不同,利益不同,不容易有一个一致赞成的意见,所以若干政党便同时去整理不相合的,甚至是相反的意见。最后每党提出一个他们认为可能最合人民大众意见的纲领来。人民就根据自己的意见去看哪个纲领最中意,中意哪个就投哪个党的票。票子多的政党猜中了民意,就可以去推行他们的纲领,给他们政权。政党是一个整理民意的机构,而且使实行的纲领必然是大多数人民的意见。”
“政党的第二个任务是推举人才。有了纲领若没有合适的人去执行,还是没有用的。在民主政治中每一个公民都有资格做官的,可是粥少僧多,绝不能个个都成为总统,谁来选择呢?若是每一个人都自己站起来竞选,都是候选人,那是又会乱哄哄的一团糟了。所以又要一个机构来推出少数候选人,然后让人民来挑取他们最中意的。这里又需要政党了,政党为了要取得多数选举票,所以必须尽力的去寻出众的人才来做候选人。这样有能力的人就有机会被挑中了。”
趁劳莱停一停,喝口茶的时候,我太太加了一句:“你这样说来,美国政党有一点像我们的荐头店[1],荐头店的老板要体悉哪一家主人脾气、性情、工作,然后挑一个合适的老妈子送去。是不是?”
“是的,是的,我们的确把我们的官吏当老妈子看的,称他们公仆,有时还要很苛刻地对待他们。”劳莱很得意地点头。
我们的谈话于是转入了家务。
那天晚上我记日记时写着下面的话:
“民主国家的政党不是一个做官的,或是想做官的集团,而是整理民意、推举人才的政治机构。这机构的基础有二:一是人民可以自由结社,自由言论,二是用选举票来决定政策和官吏的任用。民主政治不能没有政党,可是政党的积极贡献也必须在民主政治中才能表现。”美国的民主
费孝通
题解
本文选自《民主·宪法·人权》一书。前半部分讲述费孝通年轻时访美,在与美国老百姓日常交谈中,了解了美国的政治状况以及普通市民对自由和民主的理解;后半部分是费先生和他妻子在同看一部美国电影后,对美国政体的讨论。两个故事合在一起,对民主和自由做了十分简洁明白的诠释。
我还记得前年在美国北部一个农家做客,主妇太太和我们谈起了罗斯福的新政,我就问她:“你是哪一党的?”她很简单地回答我:“共和党。”我接着又说:“你常去开党团会议的吗?”她不大明白我这问题,张大了眼睛表示要我解释一下,所以我又补充说:“你们怎样入党的?入党的手续怎样?有没有党证?交不交党费?”这些问题把她更弄湖涂了。“对不起得很,我不很明白你的问题。我说我是共和党人,意思是我上一次大选时投威尔基的票,我觉得罗斯福总统做了太久,该换换人了。”
我对于这位太太的话也相当的不清楚,因之不能不再问下去:“你每次选举总统都去投票的么?每次投共和党候选人的么?你是不是考虑哪位候选人中不中你自己的意,只要他是共和党推举出来的,就投票选他么?……”
她很不好意思地摇一摇头:“按理我有了权利就该投票,可是也有时懒得去,譬如说兰登和罗斯福竞选那一次,我病了没有去。”她笑了笑,“若是我去投票,我会选罗斯福的。”
“兰登不是共和党的候选人么?”我Сhā口说。
“是的,可是我不喜欢他。”
“你不是自己说是共和党人么?”我又问。
“可是这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投票选那个我不喜欢的兰登呀。这次我们县里选举议员,我又投了民主党候选人的票,因为我认识他,他是个好人。费先生,你以为我说是共和党人就必须投共和党候选人的票么?那不是民主。我有我的自由,谁也不能一定要我投谁的票。上一次我选威尔基,汤姆(她的丈夫)就投罗斯福。投票前一天,我们两人还辩论了一场。汤姆也是共和党人,可是他这次去外边去走了一趟回来,偏说罗斯福好。他说了许多理由,我还是有我的成见,他说不服我,我也说不服他,各人投了各人的票。”
“那么,你所谓共和党人是什么意思呢?”我不能不追问了,主妇太太给我问住了,她的女儿在旁却笑起来了。
“孝通,你像个法西斯蒂!”
我没有想到会戴这顶黑帽子,不免惊异地把眼光转向那位小姐。
那位小姐放下手里的织物,“孝通,你问我妈什么入党手续,什么党证,什么党费。你又认为一个人一定要受党的拘束投票,这些不是法西斯蒂么?我们美国是没有这一套的。我们喜欢谁就选谁,候选人要千方百计讨我们喜欢,想得到我们手上的票。这张在我们手上的票是我们自己的,也靠这张票,我们的政府不敢得罪我们,若是我们没有投票的自由,美国怎能自称为民主国家?”
主妇太太打断了她女儿的话,Сhā上向我解释说:“我说我是共和党人意思不过是大体上同意共和党的政策,其实,都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共和党的同情者,我也就继承了他的成见,我们在大选前总是要先去注册的,凡是合格的选民都可以去注册,注册时我就填上共和党,我可以参加共和党推选候选人的大会。我若不注册共和党,我就没有推举共和党候选人的权利了。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最后的投票时一定得投共和党的候选人。我们是在一个围着布幕的小房间里投票的,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我真正投谁的票。我们说是共和党人或是民主党人,意思只是到那个党里去推举候选人罢了。我们没有党证,更没有起誓一类的入党手续,而且我们每次选举时,可以自由注册,愿意在哪一党里去推举候选人。”她顿了顿,“我的罗伊思(她的女儿)说得是对的,这样才能使那些政客们不敢得罪我们选民。费先生,天下大概没有一个政客是好的,我们若是放弃了投票的自由,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对付这批混蛋了。”
那位小姐回头问了我许多关于中国的情形,我窘得很,连忙用别的话支吾过去。可是,我的日记上却写下了一句话:“民主国家的政党不是限制人民政治意识和政治行动的机构。”
不久之前,我和太太一同去电影院看《威尔逊总统传》。从电影院里出来,我的太太问我说:“威尔逊在学校里教教书多舒服,也不会劳苦得这样,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那几个民主党的老头一定要去找他出来。从电影上看来,这几个老头不是本来不认得威尔逊的么?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出来竞选,一定要找到威尔逊呢?使他不能安安静静写书,在球场上看学生们比赛?”
“那些党老爷有他们的苦衷。”我回答说:“他们要上台必须要人民选举,所以他们必须千方百计地猜测大多数选民要什么政策,喜欢哪些人。猜得中就可以竞选胜利,猜错了也就失败。譬如那次竞选中,他们不能拉出个威尔逊,不能提出‘新自由’的口号来,民主党也很可能落选的。威尔逊名望高,要用他的名字来争取选举票,所以得三顾茅庐地请他出来。你还记得威尔基和罗斯福竞选的事实罢?威尔基本来并不是共和党的人,可是共和党在那次竞选里,知道罗斯福是个劲敌,不请出一个美貌有魄力的人来做他的竞选人,不会有胜利希望。威尔基是个大公司的经理,有名能干,长得又漂亮,所以把他推举出来了。”
“你这样说,好像学校选球员了……”我太太说。
“不错,不错。政治本来该是当足球比赛看的,这也许就是《威尔逊总统传》那个电影用赛球的场面作为开场的原因。”我应着。
“可是,我不懂,这样猜测人民心理,挑选名角,不是这些政党在愚弄人民么?谁可保证他们说的话当话呢?”我太太还是问。
“选举票能作保证。”我接着说,“若是一个政党执了政,他们所许下的诺言不兑现,下次选举时就会失去很多选举票,甚至落选,退出白宫。骗人至多骗一次,而且骗了人就出卖了前途,因之代价太大,在可能范围内是不敢离开所许下的政纲太远的。”
我的太太却还觉得我的话里有问题,她想了一想:“依你这样说,美国的政体是干什么的呢?请人做官,听人民的意思做事,有什么好处呢?”
是的,我也相信很多中国人会这样问的。原因是在我们这现实生活里所认得的政党多少是一个特权阶级的集团。入党是想做官,做官是想发财:为了官可通财,所以不能弃官,于是要独占一切官职,这些人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政党。在这种现实的经验中,自不易明白一个民主国家中政党的作用了。
我正想回答这问题时,公共汽车来了,我们忙着搭车,把话打断了。
到家坐了不久,来了一位刚从重庆来的美国朋友,我们寒暄了几句之后,我就向太太说:“好了,你要问的问题问他罢。我正不知道怎样回答你。”转过来,我把我们看了《威尔逊总统传》之后的谈话告诉了那位朋友。
“这可难住我了,政党这个东西实不容易说明,我在学校考试也曾为此得了个零分。孝通,你知道,在我们宪法上根本就没有这东西。制宪的那批人不但没有想到后来美国的政党在政治中发生这样大的作用,而且他们对于党那个名词根本就不喜欢。”
“你们没有政党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么?”我太太问。
“政党当然合法的。”这位朋友点了点头说:“像其他团体一般,我们宪法保证了人民结社和言论的自由,我们不过用这自由来争取自由的政治利益和发表自己的主张,结果产生了政党。宪法里虽则没有政党的明文,但是这并不是说政党是违宪或不合法的。”
我想Сhā口时,我太太打住了我说:“今天晚上不是讨论会,我们不要把时间全花在政党上,这样好不好,劳莱(那位朋友的名字),你能不能最简单地回答我,美国政体究竟是干什么的?把我这个疑团弄清了,我们改天再继续讨论这问题。时间不多,我是不喜欢整天讲政治的,好像生活中只有政治一样事似的。”
那位朋友把手按了额头,“好罢,我来讲一课书罢。我们知道民主政治是要以人民意见来决定有关大众的事,可是要知道人民意见却是件极困难的事,每个人对于每一问题都有他自己的意见,各人的意见又是可以各不相同。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怎能根据人民意见来办事呢?所以民主政治的初步工作是在‘整理意见’,归纳成几个不同意见,然后可以让人民根据这几个意见投票表决,寻出一个大多数的意见作为办事的依据。”
“于是问题是在怎样去‘整理意见’了。若是每一个人,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意见可以愈弄愈分歧。最切实的方法是有个人起个草案,根据这草案,再让人家批评,修改,编成条文。这其实就是政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民主国家的政党并没有不变的‘主义’,更没有发起人的‘遗教’必须遵守的,他们每次选举时都要临时编出个纲领来,这些纲领就是整理过的意见。”
“一个国家的人民因为看法不同,利益不同,不容易有一个一致赞成的意见,所以若干政党便同时去整理不相合的,甚至是相反的意见。最后每党提出一个他们认为可能最合人民大众意见的纲领来。人民就根据自己的意见去看哪个纲领最中意,中意哪个就投哪个党的票。票子多的政党猜中了民意,就可以去推行他们的纲领,给他们政权。政党是一个整理民意的机构,而且使实行的纲领必然是大多数人民的意见。”
“政党的第二个任务是推举人才。有了纲领若没有合适的人去执行,还是没有用的。在民主政治中每一个公民都有资格做官的,可是粥少僧多,绝不能个个都成为总统,谁来选择呢?若是每一个人都自己站起来竞选,都是候选人,那是又会乱哄哄的一团糟了。所以又要一个机构来推出少数候选人,然后让人民来挑取他们最中意的。这里又需要政党了,政党为了要取得多数选举票,所以必须尽力的去寻出众的人才来做候选人。这样有能力的人就有机会被挑中了。”
趁劳莱停一停,喝口茶的时候,我太太加了一句:“你这样说来,美国政党有一点像我们的荐头店[1],荐头店的老板要体悉哪一家主人脾气、性情、工作,然后挑一个合适的老妈子送去。是不是?”
“是的,是的,我们的确把我们的官吏当老妈子看的,称他们公仆,有时还要很苛刻地对待他们。”劳莱很得意地点头。
我们的谈话于是转入了家务。
那天晚上我记日记时写着下面的话:
“民主国家的政党不是一个做官的,或是想做官的集团,而是整理民意、推举人才的政治机构。这机构的基础有二:一是人民可以自由结社,自由言论,二是用选举票来决定政策和官吏的任用。民主政治不能没有政党,可是政党的积极贡献也必须在民主政治中才能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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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饼 --- 村上春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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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吉熊弄到了多得吃不完的蜂蜜,就把它装进铁桶,下了山,进城去卖。正吉是采蜂蜜的高手。”
“熊怎么会有铁桶呢?”沙罗问。
淳平解释说:“碰巧有那么一个,在路上捡的——心想说不定什么时候能派上用场。”
“还真用上了。”
“就是。正吉熊进了城,在广场找到自己满意的位置,竖起一块牌子,开始卖蜂蜜。牌子上写着:‘美味天然蜂蜜 每杯二百日元’。”
“熊会写字?”
“no.熊不会写字。”淳平说,“求旁边一位老伯用铅笔写的。”
“会算账?”
“yes.账是会算的。正吉从小由人饲养,说话啦算账啦什么的都学会了,再说本来就聪明。”
“那,跟普通熊有点儿不一样喽?”
“嗯,跟普通熊略有不同。正吉是比较特殊的熊,所以,周围不特殊的熊多少有些孤立它。”
“孤立它?怎么回事?”
“孤立它就是:‘什么呀,那家伙,瞧那个臭美劲儿!’这么一说,大家就用鼻子一哼,把它晾在一边,硬是相处不来。尤其那个捣蛋鬼敦吉,更是看不上正吉。”
“正吉怪可怜的。”
“是蛮可怜的。可是,外表上毕竟是熊,人也瞧不起它。人们心想:就算能算账能讲人话,说到底不也还是熊!哪边都不欢迎它!”
“那就更可怜了。正吉没有朋友?”
“没有朋友。熊不上学,没地方找好朋友。”
“我可有幼儿园朋友。”
“当然,”淳平说,“你当然有幼儿园朋友。”
“淳叔,你有朋友的?”淳平叔叔这叫法太长,沙罗索性简称淳叔。
“你爸爸很早以前就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另外你母亲也同样跟我要好。”
“那就好,有朋友就好。”
“正是。”淳平说,“有朋友就好,你说得对。”
淳平经常在沙罗睡觉前讲即兴的故事,讲的过程中每有不明白的,沙罗就要提问,淳平耐心地一个个解答。提问十分尖锐而饶有兴味,考虑如何解答时可以想出下面的情节。
小夜子拿来温过的牛奶。
“正讲正吉熊呢,”沙罗告诉母亲,“正吉是采蜜高手,可是没有朋友。”
“唔。正吉可是大熊?”小夜子问沙罗。
沙罗不安地看着淳平:“正吉可是大的?”
“不怎么大。”淳平说,“总的说来,算是小块头,差不多和你一般大。性格也老实。音乐也不听破格摇滚和硬摇滚什么的,一个人听舒伯特。”
小夜子哼起《鳟鱼》的旋律。
“你说正吉听音乐,它可有cd唱机什么的?”沙罗问淳平。
“在哪里碰到一台别人扔的收录机,就捡回家去了。”
“会有那么多东西碰巧扔在山上?”沙罗用有些怀疑的语气问。
“山又高又陡,爬山的人都累得东摇西晃,就把多余的东西一件接一件扔在路旁——‘受不了了,重得要死。铁桶不要了,收录机不要了。’所以,需要的东西一般都能在路上拾到。”
“妈妈也很理解那种心情。”小夜子说,“有时候我也恨不得什么都扔了。”
“沙罗不会。”
“你贪心嘛。”小夜子说。
“我不贪心。”沙罗抗议。
“那是因为沙罗年纪还小,干劲十足。”淳平换上稳妥些的说法,“不过快喝牛奶吧,喝牛奶就接着给你讲正吉熊的故事。”
“我喝。”说着,沙罗两手捧过玻璃杯,像模像样地把温牛奶喝了,“可是,正吉干嘛不做蜂蜜饼卖呢?卖蜂蜜饼肯定比卖蜂蜜更让城里人高兴。”
“有道理,利润也大。”小夜子微微笑道。
“以附加值开发市场——这小家伙能当创业的老板。”淳平说。
沙罗上床重新入睡已经快半夜两点了。淳平和小夜子看孩子睡了,面对面坐在厨房餐桌旁各喝一半易拉罐啤酒。小夜子不大能喝酒,而淳平马上要开车返回代代木上原。
“半夜叫你出来,真是抱歉。”小夜子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筋疲力尽,不知所措,除了你想不起能让沙罗镇静下来的人,又不好给高槻打电话,是吧?”
淳平点下头,喝口啤酒,拿一块碟里的苏打饼干吃了。
“我这边你用不着介意。反正天快亮时才睡,半夜路上又空,不费什么事。”
“工作来着?”
“算是吧。”
“写小说?”
淳平点点头。
“顺利?”
“老样子。写短篇,登在纯文学刊物上,谁都不看。”
“你写的东西,我可是一篇不拉地看了。”
“谢谢,你是个好心人。”淳平说,“也罢,毕竟短篇小说这种形式正一步步落后于时代,就像可怜的计算尺。不过算了,还是谈谈沙罗吧。今晚这样的情况有过几回了?”
小夜子点点头:“不是几回那么容易应付的,近来差不多天天这样。一过半夜就歇斯底里地一下子爬起来,浑身发抖,好半天平复不下来,怎么哄都还是哭个不停。真是束手无策。”
“想得出原因?”
小夜子把剩下的啤酒喝掉,看一会空了的玻璃杯:“我想大概是看神户大地震报道看过头了的关系。那种图像对四岁小女孩来说终究刺激性太强了。因为半夜醒来恰恰是从发生地震的时候开始的。沙罗说是一个她不认识的叔叔把自己叫醒的——就是地震人。那个人把沙罗叫醒,要把她装到小箱子里去,箱子又不大,无论如何也装不下一个人。所以沙罗说不想进去,结果那个人就拽过她的手,咯嘣咯嘣把关节折起来硬往里塞。于是沙罗一声惊叫醒来了。”
“地震人?”
“是的,说是一个细细高高上年纪的男人。做了那个梦之后,沙罗把家里的灯全部打开,到处找来找去。壁橱、鞋柜、床下、抽屉……统统搜个遍。再说是梦她也不信。搜完一遍,弄明白哪里也没藏着那个男人,这才能放心睡觉,而这要折腾两个小时。我一直睁眼看着,慢性睡眠不足,迷迷糊糊,工作也干不下去。”
小夜子如此明显地流露感情是很少有的事。
“尽量别看电视新闻。”淳平说,“电视机也最好关一段时间。眼下哪个频道都有地震图像出来。”
“电视那东西几乎不看了。可还是不行,地震人还是来。找医生看了,只是安慰性地给了安眠药什么的。”
淳平就此思索片刻。
“如果方便,这个星期天去动物园如何?沙罗说想看一次真正的熊。”
小夜子眯缝起眼睛看着淳平:“不坏。也好换一下心情。嗯,就四个人去动物园好了,很久没去了。高槻那边你来联系?”
淳平三十六岁,在兵库县西宫市出生长大,住在夙川幽静的住宅区。父亲经营钟表宝石店,在大阪和神户各开了一家。淳平有个相差六岁的妹妹。他从神户一所以升学为目的的私立学校毕业,考取了早稻田大学。商学院和文学院两边都录取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学院,而对父母则谎称进了商学院,因为说文学院很难领到学费。淳平也曾打算用四年好好学一学经济运行方式,但他的爱好是文学,进一步说来,是当小说家。
在公修课班上他交了两个好友。一个是高槻,另一个是小夜子。高槻是长野人,高中时代是足球部主力,高个宽肩。高中毕业时没考上大学,拖了一年,所以比淳平大一岁。人很现实,做事果断,加上一副讨人喜欢的长相,在哪个圈子里都自然而然是挂帅人物。但读书读不来,来文学院是因为别的学院没考上。“不过没关系,我打算当记者,在这里学写文章好了。”他乐观地说。
至于高槻何以对自己发生兴趣,淳平不得其解。淳平这个人一有时间就独自闷在房间里看书听音乐,永远乐此不疲,运动则不擅长。由于怕见生人,怎么都交不上朋友。但不知何故,高槻在第一个班上一眼就看中淳平,决心把他当作朋友。他向淳平打招呼,轻拍肩膀邀他一起吃点什么。两人当天就成了能够推心置腹的朋友。一句话,投缘。
高槻陪着淳平用同样方法接近小夜子,轻拍肩膀邀她一起吃点什么。这么着,淳平高槻小夜子三人结成了亲亲密密的小圈子。三人总是共同行动,互相对听课笔记,一起在学院食堂吃午饭,下课在酒吧谈论未来,在同一个地方打零工、看夜场电影、听摇滚音乐会,在东京街头漫无目标地闲逛,在大排档啤酒屋喝啤酒喝到心里难受。也就是说,大凡世界上大一学生干的事都干了。
小夜子生于浅草,父亲经营和服饰物店。几代相传的老店铺,有名的歌舞伎演员都对其情有独钟。两个哥哥,一个准备继承店铺,一个从事建筑设计。她从东洋英和女子学院高中部毕业,进了早稻田大学文学院,打算考研究生院英文专业,走搞学问的路,书也看得多。淳平和小夜子交换各自看的书,兴致勃勃地谈论小说。
小夜子是个长着一头秀发和一对聪颖的眼睛的姑娘,说话直率而温和,但很有主见,这点看其表情丰富的嘴角即一目了然。衣装总是那么普普通通,也不化妆,不是引人注目的那一类型,但具有独特的幽默感,开轻松玩笑的时候,一瞬间脸会很淘气地改变表情。淳平觉得那样子很美,坚信她正是自己寻觅的女性。遇到小夜子之前,他一次也未曾坠入情网。他就读于男校,几乎没有结识女性的机会。
但是,淳平没能向小夜子表白自己的心意,生怕一旦出口就再也无可挽回,小夜子很可能跑去自己接触不到的地方。即使不至于那样,恐怕也将微妙地损坏高槻、自己和小夜子之间眼下形成的融洽惬意的关系。暂且这样不也蛮好么,淳平这样想道,看一下情况再说吧。
先动起来的是高槻。“这种事突然当面提起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我喜欢小夜子。这,不要紧的?”高槻说。是九月中旬的事。他向淳平解释说暑假淳平回关西期间,由于偶然的机会两人关系有了深入发展。
淳平盯视了一会儿对方的脸。理解事态花了好一会儿时间。而理解之后,事态便铅一样重重地吃进了他的全身。这上面已别无选择。“不要紧的。”淳平回答。
“这就好了。”高槻微微笑道,“担心的就是你——好容易有了那么好的关系,可我就像擅自脱缰了似的。不过淳平,这东西早晚都要发生的,你得理解。就算现在不发生,也总有一天要发生的。好了,不说这个了,我想我们三人还是要像过去那样交往下去,好么?”
往下几天时间,淳平过得就像在云端里行走。上课没去,打工也单方面停了,在六张榻榻米大的房间里整整躺了一天。除了电冰箱里剩的一点点东西,别的什么也没吃,不时忽然想起似的喝一口酒。淳平认真考虑是否退学,跑到遥远的、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的地方干体力活了此一生。他觉得那对自己是最合适的活法。
不到班上露面的第五天,小夜子来到淳平的宿舍。她穿一件深蓝色运动衫,一条白色棉布裤,头发在脑后束起。
“怎么一直不来上学了?大家都担心你死在宿舍里了。所以高槻叫我来看看。他本人像是不敢看尸体的。别看他那样,其实有时候相当胆小的。”
淳平说身体不舒服。
“那么说,好像真瘦了不少。”小夜子细看他的脸,“给你做点吃的可好?”
淳平摇摇头,说没有食欲。
小夜子打开电冰箱往里一看,不由皱起了眉头。电冰箱里只有两听易拉罐啤酒和蔫头耷脑的黄瓜和除臭剂。小夜子在淳平旁边弓身坐下:“我说淳平,倒是说不好,就是说,你怕是因为我和高槻的事心里不好受吧?”
不是不好受,淳平说。并非说谎。他没有感到不好受或为之气恼。如果气恼的话,那也是对于自己本身。高槻和小夜子成为一对恋人莫如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水到渠成。高槻有那个资格,自己没有。
“嗳,啤酒来一半可以吧?”小夜子说。
“可以。”
小夜子从电冰箱里拿出啤酒,分别倒在两个杯里,一个递给淳平。两人各自默默喝啤酒。
小夜子说:“淳平,再说这个是挺难为情的,往后我也想和你做好朋友。不但现在,年纪大了也一样,永远。我喜欢高槻,同时也在另一个意义上需要你。这么说,你觉得我未免自私自利吧?”
淳平不大明白,姑且摇了下头。
小夜子说:“理解什么和能够把它变成肉眼看得到的形式,到底不是一回事。假如这两方面都能同样得心应手,人生大概就会更简单些了……”
淳平看着小夜子的侧脸。他弄不明白小夜子想表达什么,心想为什么自己血液循环这么差呢?他仰望天花板,怅怅地看着那里的污渍形状,看了许久。
假如自己赶在高槻之前向小夜子表白自己的心意,事态到底将怎样发展呢?淳平无从判断。他所明白的只是这样一个事实:那种情况归根结蒂并没有发生。
响起眼泪掉在榻榻米上的声音,奇怪的是声音竟那么响。刹那间,淳平以为自己不知不觉之间哭了。不料哭的是小夜子。她把脸伏在膝间,不出声地抖动双肩。
淳平几乎下意识地伸手放在小夜子肩上,轻轻搂过她的身体。没有抵触感。他双臂抱住小夜子,嘴唇按在她的唇上。小夜子闭起眼睛,微微张口。淳平嗅着她的泪水味儿,从唇间深深吸入她呼出的气。胸口感觉出小夜子一对Ru房的柔软。脑袋里有一种什么东西发生剧烈更替的感触,声音也听到了——仿佛全世界的关节一齐吱吜作响。但仅此而已。看样子小夜子意识清醒过来了,她伏下脸推开他的身体。
“不成,”小夜子低声说着,摇了下头,“那是不合适的。”
淳平道歉。小夜子再没说什么。两人就以那样的姿势久久沉默不语。有收音机的声音从打开的窗口随风传来。一首流行歌曲。淳平想,自己肯定至死都忘不了这首歌。然而实际上不出几天他就无论如何也想不起那首歌的旋律了。
“不必道歉,怪不得你的。”小夜子说。
“我怕是神志不清了,我想。”淳平老实承认。
小夜子伸出手,放在淳平手上。
“明天能去学校?我从来不曾有过你这样的朋友,你给了我许许多多,这点你要明白。”
“可光那样是不够的。”淳平说。
“不是的,”小夜子低下头,无可奈何似的说,“不是那么回事。”
淳平第二天就到班上去了。于是淳平高槻小夜子三人的亲密关系一直持续到大学毕业。淳平一度产生的恨不得径自消失到哪里去的念头也很快不翼而飞,快得令人惊异。他心中的什么已通过在宿舍抱着小夜子接吻而安顿在了相应的地方,至少再无须困惑了。决断已然做出,尽管做决断的不是他本身。
小夜子给淳平介绍她高中时代的同学,有时来个四人约会。淳平开始同其中的一个交往,并有了最初的Xing爱体验。那是在他快过二十岁生日的时候。然而他的心始终在别处。对待恋人,淳平总是彬彬有礼、善解人意,但满怀激|情或一往情深的时候从来不曾有过。淳平满怀激|情或一往情深只是在一个人写小说的时候才有。时过不久,恋人便离开他去别处寻求真正的体温了。同一情形重复了几次。
大学毕业后,他没上商学院而上文学院一事真相大白,淳平和父母的关系变得剑拔弩张。父亲要淳平返回关西继承家业,而他没那个打算,说要在东京继续写小说。双方没有达成妥协的余地,结果吵得一塌糊涂,不该说的话也说了。自那以来再没见面。淳平觉得,虽说是父子,但也不能保证一直相安无事。他和妹妹不同,妹妹跟父母非常合拍,而他从小就每每同父母顶撞。恩断义绝不成?淳平苦笑着想,很有些像大正时期的文人。
淳平没找工作,一边打零工维持生计一边写小说。当时的淳平每次写出作品总是先给小夜子过目,听她直言不讳地评论,而后按她的建议修改,改得十分细致耐心,直到她说“可以了”。淳平既没有小说指导老师又没有同伴,唯独小夜子的建议勉强算是导航灯。
二十四岁时写的一个短篇小说得了纯文学杂志的新秀奖,并获芥川奖①提名,其后五年时间共被提名四次。成绩不俗。然而最终未能获奖,成了老牌强势候补。其代表性评语是这样的:“作为这个年龄的新人,行文考究,场景和心理描写亦有可圈可点之处,但随处有流于感伤的倾向,缺乏有冲击力的鲜活感和小说式的深度。”
高槻看了这评语笑道:“我看这些家伙脑袋瓜子走火入魔了。所谓小说式的深度到底是什么?社会上的正常人可是不用这种字眼的哟!今天的火锅缺乏牛肉式的深度——要这么说不成?”
三十岁前淳平出了两本短篇小说集,第一本叫《雨中马》,第二本叫《葡萄》。《雨中马》卖了一万册,《葡萄》卖了一万二千册。责任编辑说作为刚起步的纯文学作家的短篇集,这个数字已够可以了。报刊上的书评基本上抱以好意,但热烈的鼓吹并没有出现。
①日本纯文学作品的最高奖项,每年上下年度各评选一次。
淳平笔下的短篇小说,主要写青年男女之间无果而终的爱情原委,结局总是令人黯然神伤。无论谁都说写得不错,然而无疑游离于文学主流之外。风格偏重抒情,情节略带古典韵味。而同时代一般读者需求的是更为生龙活虎更为耳目一新的笔调和故事。毕竟是电子游戏和rap music①时代。编辑劝他写长篇小说。若一个劲儿写短篇,题材势必大同小异,小说格局亦将随之羸弱,而这种时候往往就要通过长篇创作拓展新天地。即便从现实方面而言,长篇也容易比短篇吸引世人目光。倘若打算作为职业作家长期干下去,仅写短篇前景未免严峻,因为光靠短篇维持生计实非易事。
但淳平是天生的短篇作家。他闷在房间里,抛开一切杂务,在孤独中屏息三天写出第一稿,再花四天时间定稿。往下当然要给小夜子和编辑看,反复精雕细琢。不过一般说来,短篇小说在最初一星期内就见分晓,关键东西无不在一星期内取舍定下,这样的活计适合他的性格:短时间精力高度集中,形象和语言高度浓缩。而想到创作长篇,淳平屡屡感到困惑——几个月或差不多一年时间里到底如何保持精力集中并且疾缓有致呢?他无法把握步调。
①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主要流行于美国纽约及西海岸一带的韵律和谐间以道白的乐曲,即所谓洋快板、说唱乐。
也有几次试图创作长篇,但每次都败退下来,淳平只好作罢。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看来只能作为短篇作家活下去了,自己就是那一类型,无论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另一个人,一如再好的二垒手也成不了本垒击球员。
淳平过着简朴的单身生活,不需要很多生活费。只要必需开支有保障,他就不接更多的活计。养一只不爱叫的猫。结交要求不多的女友,若仍不遂意,便找时机分手。一个月偶有一两次在奇妙的时间醒来,心情格外不安,切切实实地感到自己再怎么挣扎也哪里都到达不了。那种时候他就强行伏案工作,或喝酒喝到支撑不住。除此以外,他的人生可谓风平浪静,并无破绽。
高槻称心如愿地定下了去一家一流报社工作。因为不用功,学习成绩很难令人欣赏,但面试印象绝佳,所以转眼就内定了。小夜子也称心如愿地上了研究生院。毕业半年后两人结了婚。婚礼一派高槻风格,欢天喜地热闹非凡。新婚旅行去了法国。正可谓春风得意。他们在高圆寺买了两室公寓套间,淳乎每星期去那里玩两三回,一起吃晚饭。新婚夫妇打心眼里欢迎淳平的来访。看上去与其两人单独相处,还不如有淳平加进来更为其乐融融。
高槻的新闻记者工作干得甚是开心。先被分在社会部,这个现场那个现场跑来跑去。他说那期间目睹了许多尸体,以致后来看见尸体也无动于衷了。七零八落的压死者尸体,焦头烂额的烧死者尸体,腐烂变色的陈旧尸体,胀鼓鼓的溺水者尸体,火药枪掀飞脑浆的尸体,锯断脖子和双臂的尸体。“活着的时候多少有所差异,死了都一样,都是被扔弃的肉壳。”
由于太忙了,他时常第二天早上才回家,那时候小夜子往往给淳平打电话。淳平往往天亮才睡,小夜子知道这点。
“正忙着?聊聊可好?”
“好好,也没特别忙什么。”淳平总是这样应道。
两人聊近来看的书,聊各自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事,聊往事,聊所有人都自由散漫充满突发性的青春时代发生的事。关于未来则几乎不聊。每次如此闲聊,怀抱小夜子时的记忆就会在某一时间点复苏过来。嘴唇滑润的感触、泪水的味道、Ru房的柔软,一切历历如昨,伸手可触,甚至可以再次目睹到射在宿舍榻榻米上的初秋明净的阳光。
过三十岁不久小夜子怀孕了。当时她在大学里当助教,请假生了个女孩。三人分别思考孩子的名字,最终用了淳平提议的“沙罗”。小夜子说音节好听。平安分娩那天夜里,淳平和高槻在没有小夜子的公寓单独——已经很久没这样了——对坐喝酒。两人隔着厨房餐桌,喝光了淳平作为贺礼带来的一瓶单胚麦芽威士忌。
“时间怎么转瞬之间就过去了?”高槻深有感触地说。这在他是少见的。“感觉上就像刚进大学似的。在那里遇到了你,遇到了小夜子……可是一回过神,小孩都有了,我当上了父亲。活像看速放电影,感觉很是奇妙。不过你怕是不明白啊,你好像还在继续学生生活。羡慕死了!”
“没什么值得你羡慕的。”
但淳平理解高槻的心情。小夜子成了母亲,这对于淳平是个令他感到震撼的事实,说明人生的齿轮咔嚓一声往前转了一圈,再也无法返回原处。至于对此该怀有怎样的感慨,淳平还不大清楚。
“到现在了我才说,其实跟我比,小夜子本来更为你所吸引,我觉得。”高槻说。他已醉到相当程度,但眼神却比平时认真。
“何至于。”淳平笑道。
“不是何至于,这我明白。你是不明白。不错,你是能写一手乖觉漂亮的文章,可对于女人的心情,却比溺死者尸体还迟钝。不管怎样,我是喜欢小夜子,哪里也找不到能替代她的女人,所以志在必得。现在我也认为小夜子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而且我有把小夜子搞到手的权利。”
“谁也没反对呀。”淳平说。
高槻点点头:“不过你真的还没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个无可救药的傻瓜蛋。是傻瓜蛋也没关系,人并不坏。不说别的,女儿的名字就是你取的。”
“可话又说回来,关键的事情却全稀里糊涂。”
“正是正是,关键的事情你绝对蒙在鼓里。居然还能写出小说。”
“肯定小说是另一码事。”
“不管怎么说,这回我们是四个人了。”高槻轻叹一声,“如何?四这个数字真是正确的不成?”
得知高槻和小夜子关系破裂,是在沙罗迎来两岁生日稍前几天。小夜子有几分歉意似的对淳平如实说了出来。原来小夜子怀孕期间高槻就已有了情人,如今几乎不再回家。对方是单位女同事。但是,无论说得怎么具体,淳平都想不明白究竟怎么回事。为什么高槻另外找女人呢?沙罗降生那天夜里他还断言小夜子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那又是发自肺腑之言。再说高槻溺爱女儿沙罗,何苦非抛弃家室不可呢?
“我时常来你们家一起吃饭,是吧?可是根本没嗅出那样的味道。看上去和和睦睦,在我眼里简直是近乎完美的家庭。”
“那是不错的。”小夜子文静地淡淡一笑,“那也并不是说谎演戏什么的。不过他是另外有个情人,而且事情已无可挽回。因此我们准备两相分开。你别过多担心,那样肯定更顺当些,在各种意义上。”
在各种意义上,她说。淳平心想,世界上真个充满着费解的话语。
几个月后,小夜子同高槻离了婚。两人之间达成了几项具体协议,没发生任何纠纷。没有相互指责,没有意见分歧。高槻离家同情人一起住,沙罗留在母亲这里。每星期高槻去高圆寺看一次沙罗,届时淳平尽可能作陪,这是三人间的一个默契。小夜子说那样对我们也轻松。那样更轻松?淳平觉得自己老了许多,尽管刚交三十三岁。
沙罗管高槻叫“爸爸”,管淳平叫淳叔。四人组成了奇特的模拟家庭。每次相见,高槻都一如既往地谈笑风生,小夜子也若无其事地举止自如。在淳平看来,她倒像是比以前还要洒脱。沙罗还理解不了父母离婚是怎么回事,淳平也没特别表示什么,恰到好处地扮演着分配给自己的角色。三人仍像以前那样开玩笑、谈往事。淳平所能理解的,仅仅是这样的场合对所有人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说淳平,”回去路上高槻说,那是一月的夜晚,呼出的气都是白的,“你没有目标要和谁结婚?”
“眼下没有。”淳平说。
“有固定恋人?”
“我想没有。”
“怎样,不想和小夜子在一起?”
淳平像晃眼睛似的看着高槻的脸:“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对方倒似乎吃惊了,“什么什么意思?明摆着的意思嘛。不说别的,我可不希望除你以外的人当沙罗的父亲。”
“就为这个要我同小夜子结婚?”
高槻叹了口气,把粗胳膊搭在淳平肩上:“不愿同小夜子结婚?不愿当我的后任?”。
“不是那个意思,只是觉得像做交易似的谈这种事是不是合适。属于decency①问题。”
“不是做交易,”高槻说,“同decency也无关。你喜欢小夜子吧?也喜欢沙罗吧?不对?难道这不是最重要的?或许你自有你的一套啰啰嗦嗦的想法做法,这我理解。依我看,不过像是穿着长裤脱短裤罢了……”
淳平一言未发,高槻也沉默下来。高槻沉默这么久是很少有的事。两人吐着白气,并肩往车站走去。
“不管怎么说,你反正是个莫名其妙的傻瓜蛋。”淳平最后说。
“可以那么说。”高槻应道,“实际也是那样,不否认。我是在损毁自己的人生。不过么淳平,这是奈何不得的事,欲罢不能的事。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我自己也稀里糊涂,辩解都辩解不了,然而发生了。即使不是现在,迟早在哪里也要发生的。”
①意为体面、礼仪、社会上高尚文雅行为的标准。
淳平心想,同样的台词以前也听过。“你清楚地说过小夜子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沙罗出世那天夜里说的,是吧?不记得了?说她是无可替代的女人。”
“现在也同样,这一点无任何变化。问题是,即使那样也合不来的情形世上也是存在的。”
“这么说了我也不明白。”
“你永远都不明白。”说罢,高槻摇摇头。最后一句话总是他说。
两人离婚两年了。小夜子没回大学,淳平求认识的编辑把翻译任务转给小夜子,小夜子完成得很好。她不但有语言天赋,行文也够畅达,做事迅速、认真、井井有条。编辑佩服小夜子的工作效果,第二个月便把够分量的文学翻译交给了她。稿酬虽然不高,但加上高槻每月送来的生活费,母女两人生活不成问题。
高槻小夜子淳平依旧每星期聚会一次,加上沙罗一起吃饭。高槻有急事来不了,那时候就小夜子淳平沙罗三人一块儿吃。高槻不在,餐桌顿时安静下来,有了日常生活气息,也真是不可思议。若有不明真相的人在场,肯定以为是真正的一家子。淳平继续稳扎稳打地写小说。三十五岁时出版了第四本短篇集《沉默的月亮》,得了面向中坚作家的一个文学奖。其中与书名同题的短篇还将搬上银幕。他还利用小说创作间隙出了几本音乐评论集,写了关于庭园的专著,翻译了约翰·厄普代克的短篇集,无不获得好评。他有了自己的风格,能够将声音深邃的回响和光线微妙的色调置换成简洁而有说服力的文字。读者固定下来了,收入也相应稳定了,他一步一个脚印地巩固了作为作家的地盘。
淳平一直在认真考虑向小夜子求婚的事,好几次考虑了整整一夜,天亮仍难以成眠,有一时期几乎无法投入工作。然而他还是下不了决心。想来,淳平同小夜子的关系自始至终都是由别人决定的,他总是处于被动位置。把小夜子引见给他的是高槻,高槻从班里挑出两人,组成了三人小圈子。之后高槻得到了小夜子,结婚、生小孩、离婚,而今又劝淳平和小夜子结婚。当然淳平是爱小夜子的,这点毫无疑问。现在确是同她结合的绝好机会,料想小夜子不至于拒绝他的请求,这点也很清楚。可是淳平认为这样未免好过头了。没办法不这样认为。他本身决定的事项究竟何在呢?他困惑不已。得不出结论。后来地震来了。
地震发生时,淳平正在西班牙为一家航空公司的内部刊物去巴塞罗那采访。傍晚回宾馆打开电视看新闻,出现了房倒楼塌的市区和腾空而起的浓烟,简直同空袭后的景象无异。播音员说西班牙语,淳平一时判断不出是哪里的城市,不过怎么看都是神户。几幕有印象的场景扑入眼帘,芦屋一带的高速公路塌落下来。
“你是神户一带出生的吧?”同行的摄影师说。
“是的。”
但是他没往老家打电话。同父母之间的隔阂实在太深,持续得也实在太久了,已见不到言归于好的可能性。淳平乘飞机返回东京,继续往日的生活。电视不开,报纸也不细看。有人提起地震,他就缄口不语。那是来自早已葬送的过去的余响。大学毕业以来他甚至一步也不曾踏入故乡那座城市。尽管如此,电视上推出的废墟还是让他内心深处的伤痕活生生地呈露出来了。那场巨大而致命的灾难仿佛使他的生活发生了静静的、然而是来自脚下的变化。淳平感到从未有过的绝望。没有根啊,他想,同哪里也连不到一起。
讲好去动物园看熊的星期日早上,高槻打来电话。“必须马上飞去冲绳,”他说,“县知事答应单独接受采访,好容易安排出一个小时。对不起,动物园我就算了,只能你们去了。我不去的话,熊大人也不至于怎么怏怏不乐吧?”
淳平和小夜子领沙罗去上野动物园。淳平抱起沙罗让她看熊。
“那个就是正吉?”沙罗指着块头最大的漆黑漆黑的马熊问。
“不,那个不是正吉。正吉块头要小些,模样也更机灵。那是捣蛋鬼敦吉。”
“敦吉君!”沙罗朝马熊喊了几声。马熊毫不理会。沙罗转向淳平:“淳叔,讲敦吉的故事。”
“不好讲啊。说实话,敦吉身上可没有多么有趣的故事。敦吉是普普通通的熊,和正吉不一样,不会说话,不会算账。”
“可总会有一点好的地方吧?”
“那的确是的,”淳平说,“你说得对,再普通的熊也总有一两个优点。对了对了,忘了,这个吉敦……”
“敦吉!”沙罗尖声纠正。
“抱歉。这个敦吉嘛,唯独抓马哈鱼有两下子。在河里躲在大石头背后,一把就抓一条马哈鱼。抓马哈鱼一定要眼明手快才行。敦吉虽说脑袋不太好使,但比所有住在山里的熊抓的马哈鱼都多,多得吃不完。可是不会说人话,不能把多余的马哈鱼拿去城里卖。”
“那还不简单,”沙罗说,“把多余的马哈鱼跟正吉的蜂蜜交换就行了么。正吉的蜂蜜也多得吃不完,是吧?”
“是的是的,正是。敦吉想到的跟你想到的一样。两个就拿马哈鱼和蜂蜜来交换,那以后它们两个就更加互相了解了:原来正吉绝不是莫名其妙的家伙,敦吉也不单单是捣蛋鬼。这么着,它们成了好朋友,一见面就说好多好多话。互相交换知识,互相开玩笑。敦吉拼命抓鱼,正吉拼命采蜜。不料有一天,马哈鱼从河里消失了,可以说是晴天霹雳。”
“晴天……”
“晴天霹雳。突然的意思。”小夜子解释说。
“全世界的马哈鱼全都聚在一起商量,决定不去那条河了,因为那条河有专门会逮马哈鱼的敦吉。打那以来,敦吉一条马哈鱼也抓不到了,顶多有时候抓只瘦青蛙充饥,世上再没有比瘦青蛙更难吃的了。”
“可怜的敦吉君。”沙罗说。
“结果,敦吉就被送到动物园来了?”小夜子问。
“到那一步话还早着呢,”说着,淳平咳一声清清嗓子,“不过基本上是那么回事。”
“正吉没有帮助有困难的敦吉?”沙罗问。
“正吉想帮助敦吉,当然想的,好朋友嘛。朋友就是要互相帮助。正吉把蜂蜜白分给敦吉。敦吉说:‘那不成,那样就靠你的好意活着了。’正吉说:‘别说那种见外的话。假如处境倒过来,你也会同样这样做的。不是吗?”’
“那是。”沙罗使劲点头。
“可是那样的关系不会长久。”小夜子Сhā嘴道。
“那样的关系不会长久。”淳平说,“敦吉说:‘我和你应该以朋友相待。一方光是给予,另一方光是接受,就不是真正的朋友关系了。我下山去,正吉。想在新地方重新试一次自己。如果再在哪里遇上你,就让我们在那里再次成为好朋友。’两人握手告别。可是下山的时候,不了解人世情况的敦吉被猎人用圈套逮住了。敦吉失去自由,被送到动物园来了。”
“可怜的敦吉。”
“就没有更好的办法?大家都能幸福生活的办法?”小夜子随后问道。
“还没想起来。”淳平说。
这个星期日的晚饭,三人照例是在阿佐谷小夜子的公寓里吃的。小夜子哼着《鳟鱼》的旋律煮通心粉、把番茄酱解冻,淳平做扁豆元葱色拉。两人打开红葡萄酒各倒一杯,沙罗喝橙汁。收拾好碗筷,淳平给沙罗读连环画,读完时已经到了沙罗睡觉时间,但她拒绝睡觉。
“妈妈,把胸罩解开。”沙罗对小夜子说。
小夜子脸红了:“不行,在客人面前怎么好那样。”
“瞧你说的,淳叔又不是客人。”
“什么呀,那?”淳平问。
“无聊游戏。”小夜子说。
“穿着衣服解下胸罩,放在桌子上,再戴上。一只手必须总放在桌子上不动,看用多长时间。妈妈做得妙极了。”
“乱弹琴!”小夜子摇头道,“家里边随便玩玩罢了,在别人面前搞那名堂怎么成。”
“不过蛮有意思嘛。”淳平说。
“求求你,也让淳叔看看。一次就行。做一次我马上上床睡觉。”
“没办法。”说着,小夜子摘下数字式手表递给沙罗。“真的要乖乖睡哟!那,说声预备就开始,看着时间。”
小夜子穿着一件黑色圆领毛衣。她双手放在桌面上,说了声“预备”,然后先右手像甲鱼一样哧溜溜钻进毛衣袖,在背部做出轻轻搔痒的姿势。继而拿出右手,这回把左手伸进袖口,绕脖子轻转一圈,又从袖口退出,手里边拿着白色胸罩。委实敏捷得很。胸罩不大,没有钢丝支撑,即刻又被塞入袖口,左手从袖口退出。接下去右手进入袖口,在背部寒寒宰搴地动了动,旋即右手退出,至此全部结束,两手在桌面上合拢。
“二十五秒。”沙罗说,“妈妈,好厉害的新记录。原来最快才三十六秒。”
淳平鼓掌:“不得了,简直是魔术。”
沙罗也拍手。
小夜子站起来说:“好了,计时表演结束。按刚才讲定的,上床睡觉。”
睡前沙罗在淳平的脸颊亲了一口。
见沙罗已发出熟睡的呼吸声,小夜子返回客厅,对淳平坦白说:“说实话,我耍滑头来着。”
“耍滑头?”
“胸罩没再戴。装出戴的样子,却顺着毛衣襟滑到了地上。”
淳平笑道:“狡猾的母亲!”
“人家想创新纪录的么!”小夜子眯起眼睛笑道。她已许久没露出这么自然的笑容了。时间之轴如拂动窗纱的风一般在淳平心中摇曳。淳平伸手放在小夜子肩上,她马上抓起那只手。随后两人在沙发上抱在一起,水到渠成地相互搂紧对方的身体,贴住嘴唇。较之十九岁的时候,一切仿佛没有任何变化。小夜子的嘴唇发出同样的清香。
“一开始我们就该这样来着,”移到床上后,小夜子悄声说道,“可你——唯独你——不懂,什么都不懂,直到马哈鱼从河里消失。”
两人脱光衣服,静静地抱在一起,就像生来初次交合的少男少女一样,笨手笨脚地互相触摸对方身体的所有部位。花了很长时间看好摸好之后,淳平这才进入小夜子体内。她迎合似的接受了他。但淳平很难认为这是现实中发生的事,恍惚觉得是在淡淡的天光中走一座永无尽头的无人的桥。只要淳平身体一动,小夜子就随之而动。几次险些一泄而出,淳平勉强才控制住。他觉得,一旦泄出,梦就会醒来,一切就会消失不见。
这当儿,背后传来轻微的吱呀声——卧室门悄然打开的声音。走廊灯光呈打开的门的形状射在零乱的床罩上。淳平欠起身回头一看,见沙罗背对光站着。小夜子屏住呼吸,收腰让淳平拔出,然后把床罩拉到胸部,用手拢一下头发。
沙罗没哭也没喊,只是站在那里,右手紧攥球形门拉手,目视两人。但她实际上什么也没看,目光只是对着某处的空白。
“沙罗,”小夜子招呼一声。
“伯伯叫我来这里的。”沙罗说。声音平板板的,犹如直接从梦中拧下来的什么人。
“伯伯?”小夜子问。
“地震伯伯。”沙罗说,“地震伯伯来了,叫醒沙罗,让我告诉妈妈:正打开箱盖等着大家呢。还说这么一讲妈妈就晓得的。”
这天夜晚,沙罗睡在小夜子床上。淳平拿毛毯睡在客厅沙发上,但睡不着。沙发对面是一台电视,他久久地盯视着电视死去的荧屏。他们就在其背后。淳平心里明白。他们打开箱盖等待。他脊背上一阵发冷,过了好久也没有暖和过来。
淳平索性不睡了,去厨房做咖啡。坐在餐桌前喝咖啡的时间里,他发现脚下掉着一个瘪瘪的什么东西。小夜子的胸罩。仍是做游戏时那个样子。他拾起来,搭在椅背上。了无装饰的、款式简洁的、失去意识的白色内衣。尺寸不怎么大。搭在黎明前的厨房椅背上的它,俨然一个匿名证人,一个早已逝去的某段时光所遗留下来的证人。
他想起刚进大学时的事,耳畔响起在班上第一次见面时的高槻的声音。“喂,一起吃饭去。”他声音温和地说,脸上浮现出一见如故的讨人喜欢的笑容,仿佛在说这个世界将一天比一天美妙起来。那时我们在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来着?淳平记不得了。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这点倒是可以肯定。
“干嘛找我吃饭?”当时淳平问道。
高槻微微一笑,很自信地用食指戳着自己的太阳|茓:“我具有一项才能,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找到地道的朋友。”
高槻没说错,淳平把大号咖啡杯放在面前想道,他确实具有发现地道朋友的才智。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在人生这条漫长的旅途中,持续爱一个人和发现地道的朋友还是两回事。他闭目合眼,开始思考从自己身上通过的漫长的时间。他不愿意认为那是无谓的消耗。
天亮小夜子醒来就立刻向她求婚。淳平决心已定。再不能犹豫了,再不能浪费时间了,一刻也不能。淳平不出声地打开卧室门,看着裹在被子里熟睡的小夜子和沙罗。沙罗背对着小夜子,小夜子手轻轻放在她肩上。淳平抚摸小夜子落在枕上的秀发,又用指尖碰了碰沙罗粉红色的小脸蛋。两人都纹丝不动。他在床旁铺着地毯的地板上弓身坐下,背靠着墙,守护着睡眠中的两人。
淳平一边眼望墙上挂钟的时针,一边思索讲给沙罗听的故事的下文。正吉和敦吉的故事。首先要给故事找个出口。敦吉不应该被轻易送进动物园,必须得救才行。淳平再一次从头追溯故事的流程,如此时间里,脑中萌发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念头,并一点点具体成形。
敦吉心生一计:用正吉采来的蜂蜜烤蜂蜜饼好了。稍经练习,敦吉晓得自己有烤制脆响脆响的蜂蜜饼的才能。正吉拿那蜂蜜饼进城卖给人们。人们喜欢上了蜂蜜饼,卖得飞快。这么着,敦吉和正吉不再两相分离,在山里边作为好朋友幸福地生活着。
沙罗想必喜欢这个新的结局,包括小夜子。
要写和以往不同的小说,淳平心想。天光破晓,一片光明,在那光明中紧紧地拥抱心爱的人们——就写这样的小说,写任何人都在梦中苦苦期待的小说。但此刻必须先在这里守护两个女性。不管对方是谁,都不能允许他把她们投入莫名其妙的箱子——哪怕天空劈头塌落,大地应声炸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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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久天长 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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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岁那年,我去了云南。我去的那地方是一个群山环绕的小平原,有翠绿的竹林和清澈的小河。旱季里,天空湛蓝湛蓝的,真是美极了。我是兵团战士,穿着洗白了的军衣,自以为很神气,胸前口袋里装着红宝书,在地头休息时给老乡们念报纸。我从不和女同学谈话,以免动摇自己的革命意志。除此之外,那几年我干的事情就像水漏过筛子一样,全从记忆里漏出去啦。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却使我终生难忘,印象是那么鲜明,一切宛如昨日。
事情发生在那年春天。队里有个惯例,农忙时一天要给牛喂两顿红糖稀饭,要不牛就会累垮。那一天,教导员从营部来,正好看见我的朋友大许提了桶稀饭去喂牛。他一见瞪起眼来就喊:“给牛喝稀饭!哪个公子哥儿干的事儿!”
他等着大许跑到他面前来认罪。可是大许偏不理他。教导员喊一声没人理,又直着脖子吼起来:“谁干的?”
大许走过去说:“我提来的稀饭。耕牛都要喂稀饭,不然牛要垮的。”
教导员斜着眼打量了他一番,冲他大喝一声:“牛吃稀饭!人吃什么?你给我哪儿来的送哪儿去!”
大许被他溅了一脸唾沫星子,不由地发怒:“哪儿来的?那边大锅熬的,一头牛一桶。”
教导员大怒:“你放屁!拿粮食喂牛就是要改!把桶提到伙房去!给人喝!”
大许冷笑一声:“人不能喝啦,教导员。桶里我撒了尿啦。”
大许没撒谎。牛就是爱喝人尿。我猜这是为了补充盐分,另外据说尿素牛可以吸收。因此,我们在没人的地方常常撒尿给牛喝,有时就撒到牛食桶里。教导员以为大许是拿他开心,伸手就揪大许的领子,要把他提溜走。大许当然要挣扎,两人撕扯起来。教导员大骂:“你这流氓!二流子!”大许回嘴:“你知道个屁!你就会瞎喳喳!”
后来,别人把他们劝开了。教导员怒气不息,坚持要开大许的批判会,队长百般解释,他执意不听。直到队长急了,冲着他大叫:“教导员同志!你这么搞我们怎么做工作!我要向团党委汇报。”教导员这才软下来。可是晚点名时他又说:“你们队,拿大米喂牛!我批评以后还有人和我顶起来,好嘛!有两下子嘛!这叫什么?这叫无政府主义!”老职工在下边直嗤他:“他是怎么搞的,喂牛的饲料粮是上面发下来的嘛!”“咱们的牛都瘦成一把骨头了,还要犁地,他娘的不犁地的还要吃四十二斤大米哩。”
二
从此以后,教导员见了大许总斜着眼。他知道大许出身不好,背地里常骂他狗崽子。后来就三天两头往我们队里跑,想找大许的碴儿。我发现他来意不善,常在背地里关照大许:“教导员要整你啦。”大许并不害怕,说:“我干我的工作,他整得着吗?”
碴儿到底还是给教导员找着了。那年秋收时,大许的脚扎伤了,雨后地里潮湿,队里照顾他在场上干活。几千斤稻谷上了场,需要留人翻晒,于是又派了我和一个女同学邢红。
早上雾气消了以后,我们打开麻袋,把半湿的稻谷倒出来,摊在场上,这活儿直到中午才干完。下午我们到场上时,她已经在那儿了。她洗了头,长发披在肩上,在树荫底下盘腿坐着,笑嘻嘻地看着小鸟飞,好像很感兴趣。我去拿耙子,想把稻谷翻一遍,可是她对我说:“别翻了!五分钟以前我刚翻过一遍。”
于是我们俩也到树荫里坐下。我对大许说:“我看你什么时候还是去找教导员谈谈,他可能对你有误解,谈了就解开了。”
大许回答得很干脆:“我不去!”
我说:“还是去谈谈好。我可以替你先去说说。”这时我听见哧哧的响,原来是她在鼻子里哼哼。她说:“没意思。干吗让大许去讨饶?”
我白了她一眼,觉得她瞎搭碴儿。她觉察出来,就笑了笑,走开了。
大许低着头半天不说话,忽然,他抬起头来大叫一声:“不好!来雨了!”
我一看,果然,乌云已经起来半天高了。我们赶紧去收稻谷。她不见了。我就喊:“邢红!邢红!来了雨了!”
她在远处答应:“知道了!我在拉牛。”
她从河边拉来一头牛。我们给牛架上个刮板,用牛拉着把稻谷堆起来果然快得多,一会儿就把谷堆撮起来一多半。
风来了,雨马上就到,偏巧这会儿牛一撅尾巴。她赶快把牛尾巴按住说:“这个该死的!”她笑起来了。我连忙把牛赶到一边去,让它拉了一脬牛粪。这一弄实在耽误工夫。等我们堆好谷堆,雨点子已经劈里啪啦地打了下来。当时有一块盖谷堆的席子不合适,反正那席子已经烂了半边,大许就拿镰刀削下一块来,然后盖上防水布。刚弄完雨就下大了。
我们跑到凉棚里躲雨,大许还拿着那块席片呢。我说:“扔了吧。”他说:“留着可以补箩筐。”忽然邢红弯下腰去看那席片,然后直起腰来在大许肩上拍了一下说:“你看这儿!”
我们一看,席子上粘着一角人像。坏了,那会儿根本没有别人的像。大许吓得手直哆嗦,悄悄地把一角画像揭下来捧在手里看。
这块席原来一定是草屋里打隔断的。我说:“怎么办?另一半在谷堆里呢。天晴以后打开就该被别人看见了。大许,你快报告去吧。”
她说:“报告说是谁搞坏的呢?”
我没吭声。大许说:“当然是我。”
邢红说:“你瞎说,不是你。教导员正要整你呢,说是我好啦。”
大许不干,他是个诚实的人。我忽然想出一条妙计来:“要是人家看见了,问是谁弄的,就说不记得有这么回事,不知道谁干的,这样就谁也不用承认了。”
大家都同意了。可是傍晚收工时,那片席子就被上场摊稻谷的人发现了,而且教导员马上就知道了。他急如星火地赶了来,逼问我们这是谁弄的。我们当然说记不得了。可是他怎肯善罢甘休!他把我们挨个逼问了一通,让我们仔细讲一遍当天下午的活动,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讲,尤其是盖席子的过程,要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讲。不知他们感觉怎么样,反正在教导员逼我的时候,我觉得手心出冷汗,舌根发硬,说起话来结结巴巴。我讲完了以后他盯住我说:“你热爱毛主席吗?”
我说:“热爱。”
“好。你再讲一遍,是谁用刀削下席子的那个角的?”
“记不清了。真的记不清,也许席子本来就缺一角。”他瞪起眼来说:“真的?有人反映,那些席子本来是不缺角的,一个缺角的也没有。你再想想。”
我流着冷汗说:“我不记得有谁拿过刀。也许是折了以后撕的?”
他眼睛发出亮光:“对,对,是谁?”
“不记得是谁,我没看见。”
他冷笑着看着我。
他走了,我一个人坐在屋里,忽然心狂跳起来。也许这真是犯罪行为?我的做法是革命的吗?我对得起毛主席吗?一想到这个,我的心脏都要冻结了。
正在这时,我又听到教导员在隔壁房间里咆哮:“就是你干的!你这个小狗崽子!我一猜就是你!你坦白吧,坦白了宽大你。不然要判刑的!”
啊呀,原来是在审问大许!
教导员吼了半天,大许没理他。他把大许轰走了,又把邢红叫了去,对她也像对我一样说了一气。邢红回答得很干脆:“我记不清是谁撕的席子了,很可能就是我。”
教导员说:“你再想想。”
她说:“实在想不起来。要是你一定要找个承担责任的人,就说是我撕的好啦。”
教导员吓唬她:“这是个政治事件!撕毁宝像是反革命行为!”
“我们是无意的。”
“谁知有意无意。你知道犯这个罪要怎么处理吗?”
“不知道。”
教导员气得直咬牙:“你这种态度……哼,不用上纲,本身就在纲上!你回去考虑吧!”
第二天,教导员宣布我们三个人停工,在家写交代。让我在宿舍里写,大许在办公室,邢红在会计室。还好,没派人看着我们。
我坐在宿舍里,心里好不凄凉。说实在的,让我停工交待可把我吓坏啦。我倒不是热爱劳动到了这个份上,实在是吓的。要是教导员背地里骂我,说我是流氓、坏分子,我也顶多是害怕一阵。这一不让我下地,可就和群众隔离开了。我只要能和一般人一样吃饭睡觉干活,就会觉得心安理得。这一分开,我,我,我成了什么啦?我为什么一下子就成了这么一个需要隔离的人?想着想着我就没出息地哭了起来,就着这股心酸劲就写起来了。啊呀,提起这份检查我要臊一辈子。我写“敬爱的教导员”,还说我出身工人家庭,对毛主席是忠的,对领导是热爱的。又说自己工作一贯还好,受过教导员表扬等等,写了一大堆摇尾乞怜的话。后面说自己在宝像这个问题上粗心大意,一时疏忽,没有看清谁撕的,心里很难过,“心如刀绞,泪如泉涌”。最后是说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功补过,等等。还算好,我没把大许给卖了,可是也够糟的了,我说“没看清谁撕的宝像”,言下之意就是不是我撕的。我都奇怪,当时我怎么能干这种事?
写完以后,我正坐在窗前发愣,忽然听见有人在我脑门前边说话:“哎呀,你都写完了?快拿来我看看。”
我一看,原来是她站在窗外,笑嘻嘻的。她说:“怎么?你哭了!”
我羞得满脸通红,把头转到一边去。忽然我想也跑出来是不许可的,尤其是不能来和我说话,就瞪着她说:“你怎么出来了?”
她一迈腿坐在窗台上说:“为什么不能出来?”
“哎呀,不是让咱们老老实实坐在各人屋里写检讨吗?”
她撅起嘴来哼了一声:“听他的。又没人看着。出来玩玩有什么不可以?”
我说:“呀。这可不成!要是叫教导员知道了事情就更大了。你快回去吧。!”
她吃惊地挑起眉毛来:“怎么啦?教导员有什么了不起,我看他能不能把咱们怎么办。当然了,也不能和他顶僵了,这个检查还是要写。可我还真不会写这玩意呢,你写的检查让我参考参考好不好?”
我不想给她。可是她真漂亮……于是我勉强答应了。她伸手去抓我的检查,我说:“你别拿走。”她嗯了一声,坐在窗台上看。我又说:“你下来吧,来个人看见就要命了!”她就下来坐在床上看。我的检查有五张纸,着实不短呢。她看着看着就笑了,还说:“好玩!小王,你这‘心如刀绞,泪如泉涌’可写得真棒!哈哈,你可真会装哭丧脸儿。”原来她把我的种种沉痛之词当成了讽刺!当然她不能体会我失魂落魄的心情。看完了以后她把它还给我,想了想,皱起眉毛来说:“可是你这检查整个看起来还像是告饶。当然了,告饶就告饶,没什么。可是你怎么写了个没看清谁撕了宝像?这点儿你得改改,要不然教导员会认定是大许撕的,他就更不肯甘休了。”
我的脸马上红了,连忙拿笔把“看”字划了,换了个“记”字。她笑了笑说:“这就对了。看来你这篇我不能参考,写的全是你的话。我去看看大许写的什么。”她跳出窗户,又回过头来说:“喂!下午到河边去游泳啊?”
我一听头都大了。去游泳!这是犯了错误反省的态度吗?我要是不去,她和大许去了,就我一个人在家,又显得太那个,何况大许又是我的朋友。我要去呢,一下午三个人都不在,万一教导员知道呢?再说我很害怕和个女孩子去游泳。不过我又很有点向往。结果我说:“不去好吧?万一有人看见?”
她说:“不怕!中午最热的时候去。中午谁会出来走动?回来的时候从菜地边上的小树林里出来,那才叫万无一失呢。你放心吧!队里人都去山边挖渠了,剩下几个喂猪做饭的老太婆,她们才不来看你呢。”
“可是教导员要是突然回来呢?”
她笑了:“他呀,中午他肯定不回来!这太阳要把他鼻子晒脱皮。好啦,我来叫你。再见!”
中午吃完了饭,我躺在床上想心事。忽然听见窗前有人叫:“小王,快出来。”我一看是她,就从窗口爬出去。我们两个叫上大许,她领着我们从菜地后面的树林往河边走。我问她:“怎么不走大路?”她说:“小河边有人洗衣服。好家伙,真不怕热!”
我们从树林里出来,果然看见小河边上有个人在洗衣服,把小桥堵上了。于是我们绕到小河拐弯的地方,从老乡垒的拦鱼小坝上过了河,又在路边的沟里走了好长一段到了大河边上,头都晒晕了。
大河里的水在旱季是很清的,就是太浅,最深的地方才不过齐胸深,又太急。邢红穿了一件绿色的游泳衣,在水里又踢又打,连水里的沙子都溅了出来。大许下了水,他情绪很阴沉,涮了涮又到岸上去坐着。我在水最深流最急的地方站定,让流水猛烈地冲着胸口,心里倒轻松了一点。我看着她在浅水处疯,心里有点高兴。我想过去,但是又不好意思。直到她叫我们:“大许,小王,你们都过来!”
我们膛水过了河,到她身边去。她指着清清的河水里一些闪光的小片说:“这是什么?”河水中有一些闪光的小薄片,被水流冲得旋转着,在阳光下闪着金光。她跪在沙滩上,用手掬起一捧水,端到眼前,那些小薄片沉下去了。我告诉她这是云母,她有点失望地把水放了,说:“我还当是金子呢。”
这一回就连大许都笑了一声。她让我们坐在她身边。这个地方很隐蔽:河在这里转了个大弯,河岸上长着很高的茅草,从哪儿都看不到。她说:“我有一件红游泳衣,可是我拿了明明的绿游泳衣。怎么样,我想的不错吧?”
我说:“什么不错?”
嗐!红的暴露目标呀!”
我们又忍不住笑了一笑。我说:“要是被人发现我们不在,你穿隐身衣也没用了。我看我们还是早点回去为妙。”大许默默地点点头。她说:“忙什么?先到对面树荫下坐一会。”
到了那儿,她把一件洗白了的破军装披在肩上,从衣服兜里掏出两张纸说:“这是我的检查,你们看看。”
她的检查就是一个最缺乏幽默感的人看了也要笑出声来。开头说的是:“敬爱的教导员:祖国山河红旗飘,六亿神州尽舜尧。在一片革命歌声中,我们迎来了七十年代第一春!”结尾是:“我的水平不高,毛著活学活用得不好,检查之中如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之处,请教导员指正。”中间尽是一片胡说八道,好像是篇批判稿,说什么,宝像的被毁坏,是由于国际帝修反的破坏。说到事情的过程,只有一行字,“可能是我们三人中任何一个弄坏的,斗私批修地说,尤其可能是我。”总之,你看了她的检讨,猜不出她说的是什么。她说:“我把会计室的报纸全翻遍啦。”她又要大许拿他写的来看看,大许不给她。原来邢红上午去找他,他还没有写。我说:“要是写了就拿来看看,别怕,我写的也给她看过。你还信不过我们?”
大许低着头说:“我怎么会?你们对我太好了。你们要看就看吧。”他掏出来递给她。那纸上总共三行字,写的有核桃大小:“割破宝像的就是我,我是在盖谷子时用刀子裁席子裁破的,是无意的,请领导上批判教育。检讨人:许得明。”
邢红抬起头微微一笑,说:“我早就知道你要这么写!”她把这张纸哧地撕了,扔到河里。她冷笑着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写?以为这么写了我们就不受连累?傻!我们都说没记清,你要咬我们一口?还是怕我们以后说出来?你听着,我以后要是告诉除咱们三个人之外的任何人,就是王八!”
我俩都笑了。这么一个女孩子一本正经地赌咒可真好玩。我说:“我也是。绝不告诉别人。”
大许皱着眉说:“可是我确实撕了宝像。不说,对吗?”
听了这种话,我感到沉重。不管怎么说,我们在向组织隐瞒一个重大问题,这是不可宽恕的。可是邢红说:“你多笨哪!明摆着教导员要整你,你还要自己送上门去。”
他听了她的话,低下头去。忽然又抬起头来说:“可是你们这么包庇我,是对的吗?”
邢红猛然一伸胳膊,把上衣扬到地上,她站起来,把她苗条的身体投到阳光里去。她扬起头,把披散的头发垂到脑后,眯起子眼睛,双手交叉在胸前说:“当然我们是对的。不管怎么说,我相信自己是个好人。你也是个好人,小王也是。至于其他的,我都随他去,要批斗就批斗好了,有什么了不起。”她忽然转过身来说:“我衣兜里有一份检查,是给你写的,我书包里有纸笔,你抄——份吧。你不要这么提心吊胆的,没什么了不起。我要下水去啦,小王,你去吗?”
我点点头,于是我们下河去了,大许在岸上呆子一会儿,就心安理得去抄检查了。我和邢红一起在浅水处奔跑,又到深水处去掏老乡下的鱼篓,看看他们捉了几条鱼,不过我们没拿他们的。我有点迷上邢红了,她显得矫健又玲珑。她真美啊。我开始对她有了一点不寻常的感情。后来我们上了岸,大许已经抄好了他的检查。我们就一起溜回去,谁也没看见我们。等挖渠的人回来,我正手托着头冥思苦想哩。可是我想的是邢红这么帮大许的忙,莫不是爱上他了?这时,教导员来要检查,我就给了他。
教导员把我们的检查看了一遍,勃然大怒。他立刻决定批判我们。吃完了晚饭,他把一些人叫去开预备会,其中有好几个是活学活用的积极分子。开完会回来,他们都绷起脸来不理我们,和别的同学说话也背着我们。有人小声告诉我:要批判你们啦。我心里慌了一下,后来一想,慌什么呢,反正到了这步田地,豁出去了。顶多是“站起来”,“到前边站着”,去听批判。
谁知到了晚上,教导员派了两个人来跟着我,连我上厕所也跟着。平时我跟他们都住一个屋,这会儿耷拉着脸也不理我了。我觉得有点不妙,脑袋后面直发凉。到晚上有人吹哨,叫大家去开会,我看见大许背后也跟着两条大汉。啊哈,会场上点着四盏大汽灯,可真舍得油啊。教导员站到桌前,说:“今天这个会,是批判破坏宝像的许得明、王小力和邢红的大会。把许得明和王小力带上来!邢红在下面接受批判。”我后面的两个人就来推我。我站起来走上去,可是感觉有点腿软。大许也走到前边来。邢红也跟上来了。教导员对她了瞪眼说:“谁让你上来的?”她说:“批判我们三个人嘛,我当然上来。”教导员冷笑一声:“好啊!”他大喝一声:“你们面向群众,低头!”
面向群众倒不怕,低头可是低不下去。教导员大吼一声:“把许王捆起来!”跟着我的两个人立刻就来扭我的胳膊,我拼命挣扎。真想给那两个家伙一人一拳,还是同学呢。可是我不敢打人,只把双手捏在一起,不让他们把我的手扭到背后。我听见大许使劲地喊:“啊……!!”底下老职工乱起来,有人叫:“是些小娃娃嘛,捆起来干哪样?”折腾了半天,教导员扑过去帮着捆大许,结果把大许捆起来了,我呢,还没捆上。我也不知哪儿来的劲,简直邪性,双手握在一起,三四个人都弄不开。教导员来看了看,说一声“算了”,于是就开会。可是邢红站到他面前说:“你也把我捆起来!你捆!”我们那儿批判会常常捆人,可还没捆过女的呢。教导员不敢动手,就叫女知青来“押住”邢红,果然就有两个积极分子上来扭住了她的胳膊。教导员回头来看我,我冲他瞪大眼睛,他又叫人来捆我,这回我让他们捆了。那硬邦邦的竹壳子捆住手腕疼得要命,绳子往脖子上一扣马上就透不过气来。这会儿下面的人走散了一半,我们队长也不见了。发言的人一个接着一个,说我们是“知识青年的败类”等等。正在批判,队长跑来说:“团部指示,这个会不能开,尤其不准捆人;叫先把人放了。”教导员刚要瞪眼,队长说:“政委说了,这个事你要负责任。”教导员立刻软了下来,不得不宣布散会。
根据团里的意见,毁坏宝像的事情是无意的,不予追究。捆打知识青年一事教导员要道歉,受害者也不要上告,事情就这样两拉倒。
当晚,我和大许坐在床上根本不想睡,气得脑门子发涨。细细一想,斗我们捆我们的全是自己的同学,为了什么呀,不过是为了给教导员留个好印象,以后能在讲用会上说说他们怎样站稳了立场,然后到团里当个文书、干事之类,写些狗屁不通的报告。为了这个背叛我们,值得吗?
熄灯时,我们屋那两个家伙回来了,怯生生地轻手轻脚地溜进门来,悄悄地坐在床上。我一下子站起来,大喝一声:“你们两个搬出去!别跟反革命住在一块!”有一个小声说:“王哥,别赖我们。我们也没法子。”我的野性发作起来,大吼一声:“滚出去!快滚!”接着把他们的东西全都扔了出去,他们两个不敢再说什么,忍气吞声地捡起东西走了。
邢红也不和同屋的女生说话了,还拌了两句嘴。我和大许知道以后,第二天上工的路上毫不留情地骂那个女生。我们简直丧失理性了。我们两个叉着腰骂她是“走狗”,是“马屁精”、“缺德鬼”,骂得她捂着脸哭了一整天。其实我们本不至于骂出这样的话,可是我们一想起那天晚上她在会场上撅邢红的胳膊,还揪她的头发,就气得要命。她要是个男的非挨我一顿打不可。大许不会打人,他只会在别人打他的时候还手,可是我那些天像个野人一样,邢红说我在地里干活时都斜着眼看人,一副恶相。
这事过去之后,有些家伙开始在背后给我们造起种种谣言来。队里风言风语地传说我们有什么生活问题。这种话使邢红很伤心,可是她从来也没对我们提起过。我们也不好和她说这个,只是以后我们益发形影不离,就连吃饭她都要端着碗到我们屋里来吃。在地里干活休息时,不论时间多短,她也要来和我们一起坐一会儿。和我们在一起时她显得迷人,她对我俩都好。她箱子里有很多书,晚上我们就读书,哪儿也不去,就是连里开批判会我们也只当不知道。后来她索性把脸盆漱口杯都拿过来了,弄得我们的懒觉再也睡不成,因为天一亮她就来敲门,说:“快起来!我要进来啦。”中午我们睡午觉的时候,她就在我们屋洗头,洗好头以后就静静地坐下来看书。只有晚上睡觉才回她屋去。
我和大许都爱她,可是我们都不想剥夺了她给别人的一份爱,因为她似乎同样地喜欢我们两个人。
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度过的愉快时光。我们那里的旱季天特别长,由于是农闲,收工又早,我们回来时天还很亮呢。大许去水井打水,我把我俩的脸盆和毛巾拿到走廊上来。他把水打回来了,我们在门前脱成赤膊,洗去身上的泥巴,这时我们可以听见屋里的溅水声。我们洗完以后就坐在门前的小板凳上。这时她就在屋里说:“大许,小王,你们洗好啦?”“啊。”“你们别进来,我还没好呢。”她从来不Сhā门。等到她说“好啦”,我们就走进去。她坐在窗前的床上,嘴里咬着发卡。我说:“我们干什么?”
“看书吧。把我的书箱子打开。”
她有好多书,有她带来的,还有她借来的,还有人家送给她的。她穿着我的拖鞋走过去把门打开,让黄昏的阳光照进屋来。她喜欢躺在床上看书,用一块塑料布垫在枕头上,免得湿头发把枕头弄湿。她还有很多孩子气的小毛病,看书的时候会用脚趾弹出“橐橐”的声响。开饭钟打响的时候,她有时会发起懒来,当我们收拾起饭盒,对她说:“小红,起来!去吃饭。”这时候她会轻轻地一笑:“我不想起来。你们给我打来吧。”我们说:“你太懒了。我们今天不想侍候你。”她会说:“那我还给你补袜子了呢!我还给你洗衣服了呢!”我们就说:“我们这是为你好,你要得懒病啦。”她慢慢坐起来,然后又躺下去。“不会的,少打一次饭得不了懒病。再说我比你们都小,你们应该让着我。”于是我们就让着她了。
吃完饭,天开始暗下来,她还是躺在床上看书,过一会儿她会忽然欠起身来问:“大许,你看什么书呢?”大许告诉她,她说:“噢。”然后躺下去,再过一会儿她又来问我,我也告诉她。她也许会高兴地继续说下去:“噢,是肖。你喜欢他吗?”我说:“挺细腻的,不过还是不喜欢。”“哎呀,我可喜欢他呢,那老头可精啦。”要不然就会莫名其妙地说:“喂,喂喂!你们俩都别看书啦。问你们,喜欢杰克·伦敦吗?”我们这样的毛头小伙子哪会说不喜欢。她说:“他太野蛮啦。人应该会爱,像好人一样。对!我不喜欢。”我反唇相讥:“你是小姑娘。你别傻啦。”她会高高兴兴地说:“对啦,我是小姑娘。”说完了就不作声了。
天黑到在屋里不能看书时,我们就都到门外去坐。有时候一声不响,看着天边一点点暗下去,对面傣寨里的竹梢背后泛出最后一点红色。有时候她会给我们讲小时候的一些琐事,她讲得特别有意思。她讲她有一次和哥哥爬上屋顶去摘桑葚,那是一座西式的房子,尖尖的洋铁皮顶,哥哥上树去了。让她坐在屋顶上等着,可是她往下一看,高极了,足有七层楼高——那是两层楼,不过她才四五岁,当然觉得高。于是她反过身来往上爬,越爬就越打滑,一直滑到离房檐不远的地方,吓得她一动也不敢动,大哭起来。晚上回家以后,衣服上剐破的窟窿叫妈妈看见丁。不管妈妈怎么问,她也没说出哥哥来。她骄傲地说:从那时我就感到,大人的话有时可以不听,应该正直,不出卖人,这比听话重要得多。她还讲过别的一些小事儿,我们都很爱听。她说困难时期,她的同桌家里孩子多,总是吃不饱。她每天给他带一个窝头。可是后来上中学以后他就忘了她,见了面也不理了。我们都知道这是为什么。嘻,我们上中学时也不敢和女同学来往,为了做个正派人。总之,我们渐渐发现她是个特别好的女孩子,她什么也不怕。她本能地憎恶任何虚伪,赞美光明,在我们困惑的地方,她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什么是对的。我觉得她比我们俩加起来还聪明得多。
因为我们三个人形影不离,大家渐渐把我们看成怪人。他们看见我们一起走过来都带着宽容的微笑。他们还是喜欢我们的。有一次我远远听见几个老职工说:“三个挺好的孩子,都是教导员给害的。”原来他们认为我们得了某种神经病。后来我告诉大许和小红,他们都觉得好笑。不管怎么说,我们愿意在一起,让他们去说吧。
后来队长派活也把我们三个派到一块,通常都是三个人单独在一块干活。可是有某种默契,就是我们必须不挑活。开头是让我们三个去田里把稻草拉回来。我们赶着三辆牛车。一般女同志不适合赶牛车,因为牛有时候会调皮。可是邢红赶得很好。我们赶上车到地里去。旱季的天空是青白色的,地平线上白茫茫,田野里光秃秃。太阳从天上恶狠狠地晒下来,连一片云也没有。稻草干得发脆,好像鸡蛋壳一样。我们往车上扔稻草的时候,邢红站在车顶上接着。她穿着我们的破衣服,衣服显得又大又肥,她的样子好玩极了。我们把稻草捆拼命地往上扔,一直扔到她抱怨起来:“慢一点啊!”等我们停下手来,她就趴在稻草上笑着说:“你们真伟大,不过还是慢一点。”如果我们再快扔,她就躺下不动,直到我们扔上去的草把她埋起来,她才从草里钻出来,飞快地把草码好,还高兴地喊:“来吧,我不怕。我比你们快!”然后我们就拉着三个稻草垛回去。我们运的稻草比六辆车运的都多。
后来草运完了,队长很满意,说:“如果知青都和你们一样,我们可以多种一千亩地。”可是他又让我们去出牛圈,他说:“你们可以慢慢干,让邢红在外边干点杂活。牛圈离家近,你们可以自己安排时间,什么时候干都可以。”
我们队的牛圈有好几年不出了。那是一间大草棚,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因为从来不出粪,也不垫草,简直成了个稀屎塘,大牛下去淹到肚子,小牛下去可以淹死,真够呛。我们去看了一下,我说:“邢红别下去了,留在外边吧。”
她说:“我不在外边,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我进去探探深浅,牛粪一直淹到我大腿上半截。我们拉来一头顶壮的水牛,驾上一套拖板,邢红在前边拉牛,我们两个在后面压住板梢,把那些牛粪从圈里拖出来晒。哎呀,那些粪真是骇人听闻,说起来你都不信。那头该死的牛拼命地甩尾巴,溅起来的粪总打到人脸上。每当我们从牛圈里推出一大堆粪来都要到水沟里洗洗脸,邢红的头发里也溅上了。这里太脏了,我们连话都顾不上说。连那条该死的牛出来以后都不肯再进圈,总要做一些古怪花样才肯进去。我们连中午饭也没吃,弄到下午三点钟,那条牛一下跪下不起来了。邢红大叫一声:“我也受够了!”她骑到牛背上说:“走,牛,咱们到河边游泳去。”那牛腾的一声跳起来,飞快地朝河边跑去了,快得让我们两个死追也追不上。我在后边一边追一边喊:“小红!你勒着点鼻绳呀,别摔下来!”她在牛背上说:“你别怕,我摔不下来。”她哈哈地疯笑起来。水牛背又宽又滑比马难骑多了,那牛跑得比马还快,可是她居然没有摔下来。到了河边,那牛一头蹿下水去,她也从牛背上翻下来摔到水里了。可是她马上又跳起来,在齐腰深的水里朝上游跑过去,最后弯腰一头扎到水里。等我们跳到水里去的时候,她在上边大叫:“我已经洗干净了,你们快好好洗洗。”
后来我们在沙洲上坐在一块儿,她全身水淋淋的,衣服都贴到身上,头发披在肩上。她哈哈笑着说:“多棒啊!我觉得妙得很。”
那地方河水分成两股,围绕着一个小岛,牛跑到岛上吃草去了,小红很高兴,她喘过气来以后又到水里去,还和我们打水仗,后来就坐在沙滩上让太阳把衣服晒干。坐了一会儿,她躺在沙滩上,两眼看着天空,说:“天多蓝啊。我有时觉得它莫名其妙。我觉得,我是从那里宋的,将来还要消失在那里。”她有点伤感。我们也伤感起来。我们想到,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消失在自然的怀抱里,那个时候我们注定要失去小红了。还有,也许我们注定永远在这里生活了。哎,这世界上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可是她悄悄地坐起来说:“不管到哪里,我只要做一个好人,只要能够做好事,只要我能爱别人并且被别人爱,我就满足了。大许,小王,你们都喜欢我吗?”
我们都说:“喜欢。”我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斜射的夕阳把她飘扬的头发、把她的脸、把她的睫毛、把她美丽的胸和修长的身体都镀上了一层金。她很美地笑了。她说:“我喜欢你们。我爱你们。”我们静了一会,她忽然高兴地笑了:“好啦,我教你们唱一支歌吧。一个好歌,古老的苏格兰民歌。”
她教我们唱了《友谊地久天长》。以后我们常在一起唱这支歌。她后来又教给我们好多歌,但是都没有这支歌好。我和大许都是音盲,除她教给我们的歌就不能把任何歌唱好。
后来我们都觉得饿了,就把牛找回来,赶着它回家了。
第二天我们又去出牛圈,这一回牛粪浅了。我们三个驾起三套拖板一齐把牛粪推出去。牛还是甩尾巴,甩得粪点子横飞。三条牛尾巴弄得人走投无路。后来小红用一根绳子把牛尾巴拴起来,它就再也不能甩了。可是牛被拴住了尾巴觉得很不受用,走起路来大大地叉开后腿,怪模怪样的。被拴住的尾巴拼命扭动着,好像一条被钉住的蛇。我们大笑起来,也把我们的牛这么拴住。于是三头牛跨着不稳定的舞步走来走去,我们都觉得很好玩。邢红还温存地对它们说:“牛,对不起你们。牛,等一会带你去游水。”
到下午我们三个就骑上牛到河里去玩。邢红还带了米和锅,我们在河边做饭吃。吃完了饭,我们坐着看傍晚的云彩,刊天黑才赶牛回去,为的是让它们多吃点草。可是第二天我们去拉牛,那三条牛都惶恐万状地躲开我们。小红很伤心,以后她就不拴牛尾巴,我们也不拴了。后来牛又和她好了。牛会悄悄走到她面前来,她就轻轻地摸摸它们的鼻子。她对我们说她很喜欢水牛,喜欢它们弯弯的角、大大的眼睛,还喜欢凉荫荫的牛鼻子。她说牛的傻样很可爱,可是我就看不出来。
我们把牛圈出好,队长又派我们到镇上去拉米,后来又让我们三个去放牛。从来也没见过让女孩子放牛的,不过因为可以和我们在一块,她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们一起去放牛。早晨的雾气刚刚散去我们就赶着牛到山上去,带着斗笠和防雨的棕衣,还带着米和菜。我们跟在牛后面走着,小红倒骑在最后一头牛背上。我们商量把这些牛赶到哪儿去。小红忽然高兴地挺直身子,拍打着牛背说:“到山里边小树林去,那儿可好啦。”牛向前一蹿,把她扔下来了。我们赶紧搀住她。她和我们一起笑了,然后说:“到小树林去,到小树林去!那儿有好几个水特别清的水塘,我顶喜欢那儿啦!那儿草也好,去吗?”
她这么说好,我们怎好说不去。到了山底下,牛群争先恐后地往陡陡的山坡上爬,简直比打着走得还快。爬上第一个山坡,我们并肩站住往山下看:整个坝子笼罩在淡淡的白色雾气中,四外是收割后的黄|色田野,只有村寨里长满了大树和竹子,好像一座座绿色的城堡。起伏的山丘到了·远处就忽然陡立起来,上面长满了树,黑森森的,神秘莫测。在寂静的小山谷中,有一片密密的小树林,那就是小红要去的地方。这里的天空多么蓝啊,好像北方的初秋一样。小红往我们脸上看了看,笑了一下说:“嘿,走吧!”
牛群早就冲到山谷里去了,我们追上去。接着,我们必须分开了。我到左边的山坡上去,大许到右边的山坡上去,小红留在后面,为的是不让牛群走得太散。其实牛只要看见这边山—上有人,自然就不会过来,把小红留在后面也是多余的,因为没有一头牛会掉头回去的。牛都散开了,一心一意地吃草,慢慢地朝前去。我坐在一棵孤零零的小树下,我也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大许隔得很远,小红也隔得很远,他们看起来都不过一粒豆子那么大。我倚着小树,铺开我的棕衣坐着,面对着蓝蓝的天空和白白的、丝一样的游云,翠绿的山峦,还有草地和牛,天地是那么开阔。
我半躺着,好像在想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有想,我忽然觉得有一重束缚打开了:天空的蓝色,还有上面的游云,都滔滔不绝地流进我的胸怀……我开始倾诉:我爱开阔的天地,爱像光明一样美好的小红,还爱人类美好的感情,还爱我们三个人的友谊。我要生活下去,将来我要把我们的生活告诉别人。我心里在说:我喜欢今天,但愿今天别过去。
这时我听见小红在叫我,我看见她跑过来,披散的头发在身后飘扬。她穿着我们的旧衣服,可是她还是那么可爱,好像羚羊那么矫健。她一个鱼跃扑在我身边,然后又翻身坐起来。她喘吁吁地说:“哎呀,好累。往山上跑真要命。”
我笑着说:“小红,出了什么事?”
“没事,来看你。”她转过脸来,慢慢地说:“你一点也不需要人来看吗?”
她蜷起腿来坐着,说:“我一个人坐着有点闷呢,你就不闷口马?”
我说:“不闷,我很喜欢这么坐着。我喜欢。你看,从天上到地下都多么可爱呀。”我转过身来,看见她正笑着看着我,她说:“你越来越可爱啦。”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可是她满不在乎地哼起一支歌,接着就躺在我身边了。
我觉得紧张,就往前看。后来听见她叫我,我转过身去,看见她躺在草地上,头发散在草上,她很高兴。她的眼睛映着远处的蓝天。她说:“你和大许怎么啦?”
我说:“我们怎么啦?”
她笑了。她在草地上笑好看极了。她说:“你们两个好像互相牵制呢。不管谁和我好都要回头看看另一个跟上来没有。是不是怕我会跟谁特别好,疏远另一个呢?”
我辩白:“没有。”其实是有这么回事的。
她一本正经地说:“你们别这样了。我不会喜欢这一个就忘了另一个的。你们两个我都喜欢。你们都来爱我吧,我要人爱。”
我也很高兴。她又说:“将来咱们都不结婚,永远生活在一起。”
我也像应声虫一样地说:“不结婚,永远在一起。”
她又规规矩矩地坐好,用双手抱着膝头,无忧无虑地说:“多好呀,和人在一起。”一转眼她就站起来跑开了,跑出了树荫,她的头发在阳光下闪着光。我对她喊:“你去哪儿?”
她高高兴兴地回答:“我去看大许!”
她像一只小鹿一样穿过牛群,一直跑上对面的山坡,头发飞扬。她真可爱,她说的一切都会实现的,我想。
到中午牛都吃饱了,甩着尾巴朝前走起来,越走越快,渐渐地汇成群。我们三个人又走到一块来啦。我们跟着牛走,小红还嫌牛走得太慢,拾起土块去打牛。我们唱起歌来。后来就走到小树林了,牛开始往前疯跑,大概是闻见水味了。我们怕它们跑远了,也加快脚步抢到前边去,大许向左我向右。小红跑了一上午,再也跑不动了,她在后边喊:“小王,大许,去给咱们占个好地儿啊!别叫这些该死的把水塘全占了!”我冲进小树林,找着一个又深又清的水塘守住,把来的牛一律打开,轰到小水塘和泥坑里去。过一会小红和大许都来了。小红笑着说:“这些该死的全下了塘啦。咱们没事儿了。乌拉!我们来做饭!”
我们来到的地方真好,草地上疏疏落落地长着小树,上游下来的小溪在树林中间汇成一个又一个池塘,我挑中的这一个简直可以叫做小湖呢。我们在树荫下边的一个小干沟里支起锅来,把我们的棕衣在一边铺好。小红从书包里拿出一块腊肉,她笑着对我们说:“上回赶街子我买的。我们今天来吃吧。”我们三个人的工资都交给她管,我和大许就真正不问阿堵物了。可是钱一给了她我们就老有钱,再也不会捉襟见肘了,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吃完了饭,我和大许就跳下水去游泳,小红跑到树丛里换衣服。她在树林里大喊大叫:“喂,水好吗?水里好吗?”水特别凉,可真是从森林里流出来的。我们说:“好,好极啦!你快来吧!”一会儿她蹦蹦跳跳地走出来,穿着她的红色游泳衣,嘴里喊:“我来啦!我来了!”她一下跳到水里,马上又探出头来说:“嘿!可真要命,这水可真凉。”她高兴地仰泳起来,中间的水清得发黑。她游到中间时我们可以看见她发白的小脚掌在一蹬一蹬的,她喊:“你们游泳没我游得好!不信你们就追过来,比比看。”
我们迅速地游近她,她一下子潜到水下去了,我也潜下去、啊呀,这个塘底下准有泉眼,寒气刺人。我简直就下不去。我在水里睁开眼睛,看见她在我下面游,可是我捉不住她,我就回到水面上来,我和大许焦急地往水下看。后来看见一个人影飞快地浮上来,我们就游过去,等她一蹿出水面就从前边捉住她。她的身上像鱼一样凉。她噗噗地出着气,在水里跳了几下说:“嘿,底下可真凉,我身上都起鸡皮疙瘩了。我还给你们捧了一捧底下的水来,叫你们一捉全洒了。你们怎么不下去玩?”我说:“水太凉,冷得死人。你也别下去了,会抽筋的。”她撅起小嘴说:“你又来吓唬人,抽筋我也淹不死。”她又往下潜,出来的时候神秘地对我们说:“喂,底下有大鱼呢!就是滑溜溜的,不好捉。你们等着,我捉条鱼晚上吃。”我说:“你得了!水里的鱼手可捉不住,滑着呢。”她歪起头来一笑,说:“真的吗?我偏要试试。”她在水里穿着小小的红游泳衣,好像水仙女一样。我和大许游开去上岸晒太阳了,她还在水中间潜水,她真是疯得没底啦。一会儿说:“差一点没捉住!”一会儿说:“这次没碰上!”我和大许对着她笑,因为她那么高兴。后来她下去好长时间才上来,她还在水下我们就发现她上来得慢,动作不正常,我看大许,他也变了脸色,我们赶快下水朝她游去。果然她一露出水面就用手乱打着水说:“我抽筋啦!你们快来救我呀!”我们吓得眼睛都要瞪出来了,只恨爹妈没多生出几条腿来打水。可是她还笑:“你们吓得龇牙咧嘴啦!别害怕,我不会立刻就沉下去的!”可是我们紧张得心都跳坏了。等我们游到跟前,她蹿起来,用双手勾住我们的脖子,她又笑又咧嘴,一会儿说:“你们拖我上岸吧。”一会儿说:“啊呀,腿痛死啦厂我们可一点开玩笑的心情也没有,转过身去就朝岸上游。她架在我们脖子上,一点也不介意地把高耸的胸脯倚在我们肩上,还说笑话:“哎呀,这可真像拉封丹的寓言!两只天鹅用一根棍把个蛤蟆带上天……不对,你们在游蛙泳,蛤蟆是你们!”
我们可一点开玩笑的心思也没有。我们拖着她一点也游不快!为了抵消她浮在水上的上半身的重量,我们几乎是在踩水,哪能游得快呢。她仍是高兴地说个不停,急得我喝了好儿口水呢。等到我的腿一够到水底,我就在她背上啪啪地打了两下,说:“你这坏蛋!大坏蛋!”大许伸手给她理头发,也说地:“你吓死我了!”她撅起嘴来。我们俩把她从水里抬上来,收到棕衣上。这时我们的腿都软了,百分之九十都是吓的。他喊“抽筋了”时我们离她还有七八十米呢,我都不知怎么游过去的。在把她拖上水来之前我心里一直是慌的。我真想多打她几下,让她再也不敢。我去给她捏腿,她不高兴地说:“你们对我太凶了!”我抬起头来一看,她噙着泪。她又说:“你骂我坏蛋时,哑着嗓子野喊。我怎么啦?”她小声抽泣起来。
我们都低下头去。后来我抬起头来,小声说:“你不知道吗?我们太怕你淹死了。我看见你出了危险,吓得手都抖起来了。”
她撅着小嘴看我们,眼睛里有好多怨艾。看看我,又看看大许,后来眼睛里的怨艾一点一点退去了,再后来她阴沉的小脸又开朗起来。她忽然笑了,伸手揩去眼泪,眼睛里全是温情她说:“你们,你们这是太爱我呀。”我们俩点头。她顽皮地笑着说:“你们过来。”等我们蹲到她身边时,她猛地坐起来,用双臂勾着我们的脖子,她的额头和我们的额头碰在一起,她的眼睛闪闪发亮,说:“我也爱你们。你们对我太好啦!”她把我们放开,说:“我以后听你们的话,好吧?快去看看牛吧。”
我们赶快穿上凉鞋去找牛,牛已经走得很散了,好不容易才把它们赶回来。我们赶着牛回来时她已经站起来了,一瘸一拐地要来帮忙。我冲她喊:“你别来啦,我们两个人够了。”
她就拿起衣服一瘸一拐走到树林里去换。后来她出来,我们拉来一条牛让她骑,大许把东西收拾起来,我赶着牛慢慢地朝回走。牛吃得肚皮滚圆,一出树林就呼呼呼地冲下山去,直奔我们队,也不用赶了。就这样到家天也快黑了。队长在路口迎着我们,他笑嘻嘻地说:“辛苦了!牛肚子吃得挺大。你们把牛赶到晒场上圈起来吧,牛圈叫营部牛帮占了。”
我们就把牛赶到晒场上去。晒场有围墙,进口处还有拦牛门,是为了防牛吃稻谷的。晒场北面是凉棚,头上有一间小屋,原是保管室,后来收拾出来,供教导员来队住。我们把牛赶进晒场,忽然发现北边空场上有汽灯光,还有一个公鸭嗓在大声大气地说话。教导员来啦。我们站在空凉棚里,不由地勾起旧恨:这就是我们当初挨斗的地方!我和大许走到教导员住的屋门前,一推,门呀的一声开了。划根火柴一看,哼,他的床铺好干净。我知道有几个女生专门到他屋里做好事,每天他回来时屋里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现在就是,床铺收拾好了,洗脸水也打来了,毛巾泡在水里,牙膏也挤在牙刷上了。我和大许笑着跑出来。小红走过来问:“怎么啦?”我们告诉她,她也笑起来。忽然她心生一计:“我们也对教导员表示一下敬意,对!我们拣两头肚子吃得最大的牛赶到他屋里去。”
我们俩一听,憋不住地笑。可真是好主意,他的门又没Сhā,牛进去就是自己走进去的。我们找了两头吃得最饱的牛。啊,这两个家伙吃的肚子都要爆炸了,那里边装的屎可真不少啊!可以断定两个小时之内它们会把这些全排泄出来,我猜有两大桶,一百多斤。我们把它们轰起来,一直轰到小屋里。不一会儿,我们就听见屋里稀里哗啦地乱响起来,简直是房倒屋塌!后来就不响了。我猜它们在那么窄的房子里不太好掉头,它们也未必肯自己走出来。我们都走了,回去弄饭吃。吃完了饭我们坐下来聊天,还泡了茶喝,就等着听招呼。可是教导员老说个不停,我们都挤到窗口看他。会场就在我们门前。我们数着人。—会溜了一个,一会又溜了一个,一个又一个溜了一半啦。教导员宣布散会,他也打了个大呵欠。我们看见他转过屋角回去了。大许说:“好呀,这会儿牛把屎也拉完了。”我们就坐下等着。过了一会儿,就听见远远的教导员一声喊叫。他叫得好响,隔这么老远都能听见。我们三个全站起来听,憋不住笑。后来就听见他一路叫骂着跑到这边来,他说:“谁放的牛?谁放的牛?怎么牛都关在场上?”
我们三个推开门跑出来站在走廊上,小红说:“我们放的牛怎么啦?教导员。”
他一跳三尺高,大叫起来:“牛都跑到我屋里来了!谁叫你们把牛关在场上的?”
我们七嘴八舌地说:“牛进屋了?那可好玩啦!”“你怎么没把门锁上呢?”“牛是冯队长叫关在场上的。牛圈叫营部牛帮占了!”后来我们仔细一看,教导员的额头上还有一条牛粪印,就哈哈大笑起来。教导员大骂着找队长去了。小红大叫一声:“去看看!”她撒腿就跑,大许也跟去了。我把我们的马灯点上,也跟着去了。
啊哈,教导员屋里多么好看哪!简直是牛屎的世界!那两个宝贝把地上全拉满了,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牛尾巴把粪都甩上墙了!桌子也撞倒了。煤油灯摔了个粉碎,淹没在稀屎里,脸盆里的水全溢出来啦,代之以牛屎,毛巾泡在里面多么可笑啊!教导员挂在墙上的衣服、雨衣、斗笠全被蹭下来了,惨遭蹂躏,斗笠也踏破了。我们站在那儿笑得肚子痛,小红还跳起来拍手。一会儿教导员拉着队长来了,他一路走一路说:“你来看看!你来看看!我进屋黑咕隆咚,脸上先挨了一下,毛扎扎的,是他娘的牛尾巴!我还不知是什么东西,吓得我往旁边一躲,脚下就踏上了,稀糊糊、热呼呼的,这还不够吓人!屋里有两个东西喘粗气!我吓得大喊一声:谁!!这两个东西就一头撞过来,还亏我躲得快,没撞上。冯队长,这全要怪你,你怎么搞的!”
队长一路赔情,到屋里来一看,嘻!他也憋不住要笑。他说:“小王、小许、小邢,快帮教导员收拾一下嘛!”我们不去收拾,反而笑个不住。小红说:“队长,又要派我们出牛圈哪!我们干够了!”于是我们笑着跑开了。
唉,这都是好多年以前的恶作剧了,可是我记得那么清楚。我常常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回忆,一切都那么清晰。我那时是二十一岁,大许和我同岁,小红才二十岁。人可以在那么年轻时就那么美,那么成熟,那么可爱。她常说她喜欢一切好人。她还说她根本分不清友谊和爱的界限在哪里。她给我们的是友爱:那么纯洁、那么热烈的友爱。她和我们那么好,根本就不避讳她是女的、我们是男的。我们对她也没有过别的什么念头。可是她给我们的还不止这些。我回想起来,她绝对温存,绝对可爱,生机勃勃,全无畏惧而且自信。我从她身上感到一种永存的精神,超过平庸生活里的一切。
我们都学会了她的口头禅:管牛叫该死的,管去游泳叫去玩呀,她还会说:嘿,真要命。或者干脆就说:要命。她的记性好极了,看书也很快。有时候她和我们讨论一些有关艺术哲学的问题。我发觉她想问题很深入,她的见解都很站得住。她爱艺术。她说:“有一天我会把我的见解整理出来的。”可惜她没有来得及做这件事。她病了。
有一天中午,我们在屋里看书,看着看着她把书盖在脸上。我们以为她睡了,于是蹑手蹑脚地走出去。过了半个小时,上工哨响了,我们回来。她把书从脸上拿起来,我发现她脸色不好看,而且眼睛里一点睡意也没有。我问她:“小红,你怎么啦?你气色不好。”
她说:“我看着看着突然眼花起来,觉得脑后有点儿凉。大概是这几天睡得少了吧。”
我说:“那你不要去了,倒半天休吧。”她说:“好”,就让我去和队长说。下午我们回来的时候看见她高高兴兴地坐在走廊上给我们洗衣服,还说:“你们到屋里去看看。”
我们进屋一看,她把屋里的布置改了,还把我们的一切破鞋烂袜子全找了出来,可以利用的全洗干净补好了。屋里也干净得出奇。她悄悄地跟了进来,像小孩子一样欢喜地说:“我干得棒吧?”
我说:“很棒!你睡了没有?”
她笑着说:“睡了一个小时。然后我起来干活。”
大许说:“你该多睡会儿,等我们回来一块动手那要快多啦!你好了没有?”
她说:“我全好啦,我要起来干活。我是劳动妇女。”
我们觉得“劳动妇女”这个词很好玩,就笑了半天,以后有时就叫她劳动妇女。可是当天晚上她又不好,说是“眼花,头痛”。我一问她,原来这毛病早就有了,只是很少犯。于是我们叫她去看病。星期天我们陪她到医院去,医生看了半天也说不出个名堂来,给了她一瓶谷维素,还说:“这药可好啦,可以健脑,简直什么病都治!”我们买了一些东西回来,走到大河边上,她看见河水就高兴了,她说:“我们膛过去!”我说:“你得了!好好养着吧!”她笑了。于是我们走桥过去。那座桥是竹板架在木桩上搭成的,走—亡去“吱啦吱啦”响,桥下边河水猛烈地冲击桥桩,溅起的水花有时能打上桥来。我走在前面,她在中间,她一边走一边笑嘻嘻地说:“我需要养着啦,都要我养着啦。水真急……”忽然她站住了,说:“小王,你走慢一点!”我站住了。她橐橐地走了几步,一把抓住我肩头的衣服,抓得紧极了,我感觉她的手在抖。我觉得不妙,赶快转过身来扶住她。我看见她闭着眼睛,脸上的神情又痛苦又恐慌。我吓坏了,对她说:“你怎么啦!是不是晕水了?你睁开眼往远处看!”人走在急流的桥上或者蹚很急的水,如果你死盯住下面的浪花有时会晕水,这时你就会觉得你在慢慢地朝水里倒去。这个桥很窄,桥上也没有扶手,有时可以看见在桥头上的人晕水趴下爬过去。我才来时也晕过一次,所以我问她是不是晕水了。这时大许也从后边赶上来,我们俩扶住她,她像一片树叶一样嗦嗦地抖,她说:“我头疼,我一点也看不见了……你们快带我离开这桥,我害怕呀!我怕……”她流了眼泪。我们赶紧把她抬起来,她用双手抱住头哭起来。过了河,我们把她放下,她躺在草地上抱着头小声哭着说:“我头痛得凶。刚才过河的时候突然眼就花了,眼前成了一大片白茫茫的雾,接着就头痛……你们快带我回家,我在这儿害怕,我心里慌。”
我赶快抱起她往家里跑,她一路上抱着头,有时她又紧抱住我,把头紧贴在我胸前,她不仅痛苦,而且恐惧。看见她跟痛苦与恐惧搏斗,我们都吓坏了。半路上大许替换了我,她一察觉换了人就恐慌地叫起来:“你是谁?你说一句话。”大许说:“是我,小红,是我。”她就放了心,又把头贴在大许胸前。
我们急如风火地奔回家,把她放在床上,我奔出去找卫生员。我一拉门她就恐慌地叫:“你们别都走了呀!”大许说:“我在呢,我在呢。”他握住她的手,她才安静下来。
我把卫生员找来,她根本就没问是什么病,就给她打了一针止痛针,小红一会儿就不太痛了。后来她睡了。我们给她打来了饭,可是我们自己却没有吃什么。天很快就黑了。我们给她把蚊帐放—f来,在窗上点起了煤油灯。我们又害怕空气太坏,把前后窗户全打开了。我和大许蜷坐在床上,谁也没有睡。这真是凄惨的一夜!我们谁也没说话。窗前经常有黑影晃动,我也没去管它。后来才知道和邢红住在一起的女生发现她没回去睡,就悄悄地叫起几个人准备捉奸。她们准备灯一灭就冲进来,可是灯一直没灭,她们也就没敢来。谢天谢地她们没来,她们要是闯进来,很难想像我和大许会做出什么举动。我们的窗台上放了一把平时用来杀鸡、切菜的杀猪刀,当时我们肯定会想起来用它。要是出了这种事,后果对大家都是不可想像的。
到天快亮的时候小红醒了。她在蚊帐里说,“小王、大许,你们都没睡呀?”
我们走过去问她:“你好一点没有?”
她笑着说:“好一点?我简直是全好了。我要回去睡了。”
我们说:“你别走了,就在这儿好好睡吧,天马上就要亮了。你到底是怎么了?”
她说:“嘻,过河的时候头猛然疼起来了。我猜这是一种神经性的毛病。没什么大不了,你们别怕!”
我不信,说:“恐怕没你说的那么轻巧。你说害怕,那是怎么啦?”
她好半天不说话,后来说:“头疼的时候我心里特别慌,也不知为什么。”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声,然后说:“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不说啦,不说啦!”
我说:“为什么不说?你的病可能很重。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接下去说,说着说着声音忧郁起来:“我感到疼痛不是从外边来的,是从里边来的。也可能是遗传的吧?你别吓唬我了,人家自己就够害怕的啦!”
我们都不作声了。后来大许说:“你应该去看病,要争取到外边去看。一定要把病根弄明白,一定要。”
她说:“没那么厉害,也许是小毛病。干吗兴师动众?我要去看病你们要陪着我。我不去。”
我们说非去不可,不然我们不放心。后来她就答应了,不过说她不要我们陪着去。第二天我们下地,中午回来时她还没去医院,反而起来给我们弄了一顿饭,做得香极了。她拍着手叫我们来尝。可是我们板着脸上伙房打了饭来,不和她说话,低头吃起来。她不高兴了,说:“你们不吃我做的饭呀?”
我白了她一眼说:“叫你去看病,谁叫你做饭?说好的事情你不干。”
她愣了一会儿,就哭了:“你们怎么啦?这么对付我?人家下午去看病就不行吗?我比你们小,我是女孩子,你们就这么对付我呀……”
我们赶快把饭盆放下过去哄她,后来她不哭了,后来又笑了。她噙着眼泪说:“我一定去看病,可是你们一定要吃我做的饭。我做得得意极啦!你们要是不吃我就不去看病,就不去!”
于是我们坐下一起吃她做的饭,她又说:“以后不带这样的啦,两个人合伙给一个人脸色看。”
我说:“为了你好还不成吗?”
“不成,就不成。你不知道吗?你不管叫别人做什么事,不光是为了他好,还要让他乐意。这是爱的艺术。要让人做起事情来心里快乐,只有让人家快乐才是爱人家,知道吗?”
我们俩直点头。我们把她做的饭大大夸奖了一番,而且是由衷的夸赞,她高兴了。下午上工前我们把她送到桥边。收工的时候她已经回来了,坐在走廊上,刚洗了头,看样子很高兴。
我们问她:“查出什么病了吗?”
她说:“可以说查出来了。俞大夫给我看的,她说很可能是青光眼,让我去眼科看。眼科张大夫出差了,家里只有个转业大夫,我听人说他在部队是个兽医。他给我看了半天,什么毛病也没看出来,给了我一大堆治青光眼的药。我就先用这些药吧。”我们以为这就是正确的诊断,就放心了。
大夫给她开了假,她就在家里休息。我们去干活,她在家里给我们做家务事。可是她的头痛病用了青光眼的药一点不见好,反而常犯,她渐渐的也不太害怕了。等张大夫出差回来我们又陪她去看,张大夫马上就把她的青光眼否定了,又转回内科。内科看不出毛病来,就让她住院观察,她简直是绝对不考虑。我们说破了嘴皮,举出一千条论据也说服不了她。最后我们提出威胁:如果她回去,我们谁也不理她;又许下大愿:如果她留下,我们每天都来看她。经过威胁利诱,她终于招架不住了,答应住院,不过要我们“常来看她,但是不要每天都来”。我们留下她,回去了。每天下工以后我们收拾一下,就到医院去看她。我们那儿到医院有八里路,四十分钟可以走到。她看见我们很高兴,有时候还到路上迎接我们。有时候下午她就溜回来在家里等我们,做好了饭,躺在我床上看书。她老说她不愿意住院,她想回来就不走了,可是我们当晚就把她押送回去。星期天她是一定要溜回来的。不过她的病可越来越坏,她的头痛发作得越来越频繁,面色越来越苍白,人也瘦了。她还是那么活蹦乱跳,可是体力差多了。我们心里焦虑极了,我们俩全得了神经衰弱,一晚上睡不了几个小时。我们什么书也不看了,只看医书。医院的大夫始终说不清她是什么病。
有一天我看到她呕吐,我马上想到,她患的是脑瘤。我问她吐丁多久了,她说:吐过两三次。我马上带她去找俞大夫,说:“她最近开始呕吐,会不会是脑瘤?”俞大夫说:“不会吧,她这么年轻。”我说:“大夫,她老不好,这儿又查不出来,好不好转到昆明去看看?”俞大夫假作认真地说:“我也在这么考虑。”
小红这次没有闹脾气,她服从了理智。也许她也感到她的病不轻。我和大许到处催人给她办转院手续,很快就办好了。大许去县城给她买汽车票,我和她回队去收拾东西。她打开箱子把换洗的衣服拿出来放到手提包里,有点忧伤地说:“我这次去的时间会长吗?”
我说:“也许会长的。小红,你病好以后争取转到北京去吧!你以后身体不会像以前那么好丁。你应该回家。”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双眼紧张地看着我说:“你们不喜欢我了么?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要我离开?”她眼睛里迅速地泛起泪水。我轻轻拍拍她的肩膀说:“你别紧张呀,别紧张。我们也会回去的,我们会找到你。我们三个人会永远在一起生活。”
她想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真的,我病了,我想家。家里有妈妈,有哥哥,他们知道了会想我。这儿有你们。我能离开家,可是离不开你们。你们应该和我一起回我家去。没有你们我不走!”忽然她伏到我肩上痛哭起来:“我觉得病重了!也许不会好,也许我会变成个大傻子。”我心里十分酸楚,可是我尽量克制地说:“不会,不会。小红在瞎想,小姑娘瞎想,我求她别乱想了,我求她别哭了!”可是她伏在我肩上,纵情地说出好多可怕的想法:“我得的很可能是脑瘤。他们要给我开刀,把我头盖骨掀开,我害怕!”她蜷缩在我怀里小声说:“他们要动我的脑子,可是我就在那儿思想呀,他们要在我脑子上摸来摸去。弄不好我就要傻了!再也不会爱,也说不出有条理的话,也许,连你们都认不出来。我可真怕……”我听得心惊肉跳,好像这一切我都看见了。我叫她别说了,我说这都不可能,可是泪水在我脸上滚,滴到她耳朵上。她觉察了,跳开来看我。她掏出一块手绢擦掉眼泪,又来给我擦眼泪,她慢慢地笑了,先是勉强地笑,后来是真心地笑。她说:“我高兴啦!你也高兴吧。什么事也没有。我有预感,什么事也不会有。我会好好的。高兴吧!”她开始活泼起来,快手快脚地收拾东西,然后快活地说:“我刚才冒傻气了,我冒傻气。你什么也别跟大许说。”
后来大许回来,她始终很高兴。第二天我们送她上公路。她高高兴兴地跳上汽车,在里面笑着对我们挥手,还临时编出个谎来,对我们说:“大哥、二哥,我很快会回来的!”
我说:“治好病回来。”
她说:“当然,当然,治好病回来。”汽车开动了,她又探出头宋喊:“我好了咱们玩去啊!”
我们挥着手追着汽车跑,喊着:“再见,小红!”
她也喊:“再见!再见!”
我们在家里等她来信。我们焦虑不安地等着她的来信。我和大许话都少了。每天我们去干活都感到很不自然,好像少了一只手,或者少丁一半脑子。每次回到家里,我都产生一种冲动,要到病房去问候小红,或者茫然地收拾起东西来想到那儿去看她。晚上坐在屋里,我们不看书,连灯也不点。我们在黑暗中直挺挺地坐着,想着小红。后来她来信了,她——到昆明就写了信,可是信在路上走了五天。她说她一到昆明就住进了医院,医院里条件很好。她高高兴兴地把大夫和护士一个一个形容了一遍,然后说,马上要给她做血管造影了,是不是脑瘤做了以后就可以知道。到后来她的字迹潦草起来。她说:“我一个人很寂寞。我很想你们,很想很想很想。有时候我想溜回去,不治病了,又怕你们骂我。要是有可能的话,你们来看我吧!哥哥们,来吧!”她哭了,哭得信纸上泪迹斑斑。最后她又高兴起来,不过可以看出是装的,她说昆明这地方很好玩,医院里也很好玩,让我们别为她担心,她很高兴,病好了就回来。最后她很高兴地写上了“再见”。
我们把信看了又看,忽然我想到我们都有两年没探亲了,可以请探亲假。对了,太棒了!这回教导员也捣不了鬼,探亲假是有条例规定的。我们两个飞奔到连部去请假,队长马上就批了我们俩假。我们马上到营部去办手续,结果碰上了教导员。他拿过队长的条子,阴阳怪气地说:“你们都是连里的壮劳动力呀。一下走两个是不是太多?一个一个走吧!回来一个再走一个。”这家伙多缺德!咳呀,去你的教导员!我们一个一个走好了。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人去安慰我们的小红。我先走,一个月以后回来,大许再去。我们谁也不打算回家,就想到昆明去陪着她。我就要走了,又接到她的信。她抱怨说:血管造影好难受啊,然后说脑瘤已经确诊了,只是长的位置不好,昆明的医院不敢动,所以给她转到北京的医院,她已经买好车票,就要走了。她让我们想办法到北京来,她也想到我们可以请探亲假。她说:“我想起来啦,你们可以请探亲假!我一想到这个心里就安静多啦。我们一起回家去。”
我赶紧动身。大许写了信交给我。我乘汽车走了。分手的时候关照大许要经常写信。
在路上我遇上一些不顺利:在保山等了两天车,在昆明又买不到直达的火车票。结果用了半个月才到北京。北京当时寒风刺骨。我下了车就直奔小红家:他爸爸、妈妈,还有哥哥都在。他们家看来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家里书很多,她爸爸是个秃顶的小老头,人很开通,妈妈也很好。她哥哥挺像她,我一见了就喜欢。我一下闯进去,他们都吃了—惊,问:“你是谁?你找谁?”
我说:“我是邢红的同学,我姓王,从云南来……她现在在哪儿?”
他们马上就知道了:“噢!你是小王。她常念叨你。小红在医院里,她才动了手术。手术很顺利,瘤子在做切片。请坐吧!我们正要去看她。”
我也没有坐,立即同他们一起到医院去看小红。她脸色苍白,瘦多了,可是一看见我就猛坐起来,高兴地大叫:“小王,你来啦!我等你等坏了。我接到大许的信了,我一直在等你。我动了手术了,我就要好了!”
后来我就天天陪着她,那会儿医院也乱,什么探视不探视的,我每天都很早就来,很晚才走。她的身体渐渐好起来,常常要我陪着她到院子里走动。才来的时候我特别迂,连给她剪趾甲都不好意思,后来我也不怕了。我常常给她裹好大衣,搀着她到院子里去。护士们有时瞎说,说这小两口多好,我们也不理她们。
我走的时候天气开始暖和了,小红的身体也更好了。可是我发现她爸爸和妈妈神色都不正常。但没有放在心上。我懂的事情太少,一点也不知道切片有什么重要性,我只看见她好了。大许又偷偷来信催我回去,他要来。于是我就回去了。小红的哥哥送我上火车,他心情不好。我问他怎么啦,他说是他自己的事儿。我开头一点儿也没疑心,可是火车开走的时候他忽然扶住柱子痛哭起来。这不由我不起疑。
果然,我回到云南以后,大许正准备动身,我们忽然收到小红一封信。她说她的病重了。病得很厉害,也许不会好了。她说,她感到出了大变故,很可能瘤子是恶性的,它还在脑子里。这真是当头一盆凉水!我们全都呆若木鸡。小红叫大许快点去。我们拿出全部积蓄,还借了一些钱,央求团里开了一张坐飞机的证明,让大许飞到她那儿去。我让大许到了北京马上打个电报来。大许慌慌张张地走了。
大许走后有七八天音信全无!我急得走投无路。晚上睡不着觉,用手抓墙皮,把墙掏破了一大块。第八天大许来了一个电报:已到京小红尚好信随后到。我心里稍稍安定。
后来大许来了信,他说小红开始经常头痛,痛得让人害怕。她已不能吃饭,全靠打点滴维持。有时候眼睛看不见。大许痛心地描写她一看见他怎么像往常一样笑了,高兴地抱住他脖子。她让大许告诉我,她想我想得要命。她说她在昏睡的时候可以听见我的声音。她说她很想很想让我们三个在一起,三个人在一起她死也不怕了。她还说她虽然可以笑,可以说话,可是意识深处已经有点昏乱。她说她怕这种死,从内部来扼杀她。我看了这信差一点疯了。我写信让她、求她、命令她坚强起来,坚持住一点也不退让。我求她拼命去和疾病争夺,为我们三个争夺,一定要保住什么。我说:“千万千万别失望,还有希望。你还年轻,你的活力比十个人的都多。你能胜利,我知道你能胜利。想一想我们还可以永远在一起生活!”
我不记得那些天是怎么过的了。后来大许又来一封信,说大夫试了一种新药,小红好多了,眼睛也可以看清了。她看了我的信,很高兴。她成天和大许说话,说她头疼比以前好了,头脑也清楚了。还说他们两人成天谈论我,小红说我是个最好的人。小红不住地说起我的细节,我是怎么笑的,她说我有一种笑很有趣:先是要生气,嘴角往下一耷拉,然后慢慢地笑起来。她还说我有二-种阴沉的气质,又有一种浪漫的气质,结合起来可好了,她特别喜欢。她说我可以做个艺术家。
信的末尾小红写了几个字:“王,我爱你。你的信我很喜欢。我要为咱们三个人争夺。一直要到很久很久以后,你还会叫我小姑娘。”她能写信了!尽管字迹歪歪斜斜,可是很清楚。
我看了信高兴极了。
后来又来了一封信。大许说:小红的病情急转直下,忽然开始昏迷,要输氧气。他日夜陪伴着她。他说他都快傻了,他的字迹行不成行字不成字,有几个地方我看不懂。最后他说:还有希望,只要她活着就有希望,希望很微弱,可是会大起来。医生说没希望,可他们是瞎说。
过了一天大许又来一封信,他说:“昨天她清醒了一会儿,可是什么也看不见,眼前漆黑。我把你的信念给她听,后来她把信拿过来贴在胸前。她说,我要去了。我只为你们担心。要去的人只为留下的人担心,她是什么也不怕了。我求她别说下去,她的声音就低微下去。昨天夜里她很不好,可是她挺过来了。小王,还有希望吗?还有希望吗?”
我简直狂乱了,后来我接到一封信。信里封了一张电报纸,大许写道:“小红已去世。她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们节哀。我即回来和你在一起。许。”
我看了这些话发出一声长嚎,双手乱抓了一阵。我感到脑后一阵冰凉。我坐了很久,天黑下来,又亮起来。我机械地去吃饭,又机械地去干活,机械地回家来。我很孤独,真正的哀痛被我封闭起来了,我什么也不想。直到有一天下午大许推开我们的屋门,把夕阳和他长长的身影投进来。
我站起来,我看见大许的头发白了不少,他黑色的头发上好像罩了一层白霜。我扑过去拥抱他。一个阀门打开了。一切都涌上来。我们大哭,然后我们并排坐下来哭泣,小声地啜泣。大许挂着黑纱,他瘦了。他站起来从提包里拿出一个黑漆的小盒子放在我床上。我用眼光问他,他艰难地说:“小红留下遗言,她把骨灰分留给家里和我们。这就是她。”
我感到颈后好像挨了重重一击。我跪倒下来,用痉挛的手指抓住盒子,抚摸盒子。我在哭吗?没有声也没有泪,只有无穷的惨痛从粗重的喘气里呼出来,无穷无尽。
后来我和大许在一起过了两年,就分开了。我们把小红最后几封信分了。他要走了小红的遗骨,把她的箱子和衣物留给我。我们把小红留下的书分开,一人拿了—半,然后收拾好行装,反锁上房门。我们离开那里,走向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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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麦克尤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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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上学的学校里,有一个霸王,名叫巴里·塔默雷恩。他长得不像霸王,他不是个人渣,他的脸长得不算丑,眼神不吓人,手指关节上没长疤,不随身携带危险武器。他的块头不是特别大,也不是精瘦结实的小个子——倒是那种人有可能变得好勇斗狠。在家里,他不像很多霸王那样挨很多打,也没被宠坏。他的父母和气,但是要求严格,对他完全不怀疑。他说话声音不大,也不沙哑,他的眼睛不冷酷,也不小,他甚至不是很笨。事实上,他长得很是圆圆胖胖的,皮肤细嫩,但不是个大胖子,戴眼镜,粉红的脸蛋软得像海绵,牙齿上套着银牙箍。他经常一副不快乐和无助的表情,能打动一些大人,在他只能凭着一张嘴让自己脱身时,就用得上了。
那么,巴里·塔默雷恩怎么会成功地当上了霸王呢?对这个问题,彼得恍恍惚惚地考虑过很多。他的结论是巴里之所以成功,有两个因素,首先是他想要什么东西时,他的动作最迅速,马上就能得到。要是你拿着一个玩具去操场,巴里·塔默雷恩喜欢这个玩具的样子,他只是从你手里抢过去。如果他在课堂上需要一枝铅笔,他只是转过身“借”你的用。看到有人排队,他会径直走到最前面。要是他生你的气,他这样说出来后,马上就会用很大的劲儿揍你。塔默雷恩成功的第二个原因,是大家都怕他,没人很清楚原因。单单是巴里·塔默雷恩这个名字,就能让你感觉有只冰凉的手捅到你的胃里。你害怕他,因为每个人都这样。他让人害怕,因为他让人害怕出了名。看到他走过来,你会闪到一旁,他问你要糖果或者你的玩具,你就交出来。大家都这么做,所以也这么做好像是明智的。
在学校里,巴里·塔默雷恩是个厉害的男孩,他想要什么,没谁能阻止他得到,就连他也阻止不了自己,他是一种盲目的力量。有时在彼得看来,他就像是个机器人,程序规定他干吗,他就得干吗。真是奇怪了,他不在乎没有朋友或者大家都讨厌他、躲着他。
当然,彼得也不去招惹这个霸王,但是对他特别感兴趣。巴里·塔默雷恩是个谜。他十一岁生日时,邀请学校里的十来个孩子参加派对。彼得不想去,可是他的父母非要他去,他们自己喜欢塔默雷恩夫妇,所以,根据大人的逻辑,百分之百肯定彼得也喜欢巴里。
这个面带微笑的小寿星在门口迎接客人。“你好,彼得!谢谢。嗨,妈妈,爸爸,看我的朋友彼得给我带了什么来!”
那天下午,巴里对他所有的客人都和和气气的。他参加游戏,没有想着只因为这是他过生日,每次都得让他赢。他跟他的父母一起大笑,倒饮料,帮忙把盘子清理走并洗干净。有一次,彼得往巴里的房间看,里面到处都是书,地板上有一套火车玩具,床上有个旧的玩具熊,卡在枕头旁边,还有一套化学实验用具,一台电脑游戏机——正像是彼得自己的睡房。
傍晚时,巴里轻轻打了一下彼得的胳膊说:“明天学校见,彼得。”
这么看来,巴里·塔默雷恩过的是双重生活,彼得走路回家时心里在想。每天早上,在从家里到学校的某处,这个男孩变成了怪物,放学后,这个怪物又变回男孩。想到这些,让彼得开始做起关于把人们变形的药物和咒语的白日梦来。然后,生日派对后过了几个星期,他不再想这件事了。我们怎么能够习惯于带着解不开的谜生活,这本身就是个谜,宇宙中,还有比巴里·塔默雷恩大得多的谜团呢。
最近,这种谜团中有一个让彼得想了很多。当时他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走,正要去图书馆,有两个高年级的大女孩走过他身旁。
其中一个跟他的朋友说:“可是你怎么知道你现在不是在做梦?你有可能梦到你在跟我说话。”
“噢,对了,”她的朋友说,“我只用掐我自己,会疼,我就醒了。”
“可是假如说吧,”第一个女孩说,“假如你只是梦到你掐你自己,你只是梦到疼。一切都有可能是个梦,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她们转过拐角走掉了,彼得停下来思索。本来他也模模糊糊有过这个想法,可是他从来没能表达得这样透彻。他看看周围:他手里图书馆的书,亮堂、宽阔的走廊,天花板上的灯,左右两边的教室,从教室里出来的小孩子——这些有可能根本不存在,有可能只是他脑子里的想法而已。正好在他旁边的墙上,有一个灭火器。他伸手去摸,他的手指摸到红色的金属凉凉的,坚硬,真实。怎么会不存在呢?但是对了,做梦就是这样——一切都像真的,只是在你醒来后,才知道自己一直在做梦。他又怎么能知道他不是梦到了灭火器,梦到红色,梦到它摸上去的感觉?
几天过去了,彼得还在想这件事。有天下午他站在院子里,突然意识到如果他只是梦到了这个世界,那么其中的一切,在其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他而造成的。他头顶很远的地方,有架飞机正开始降落,阳光照在机翼上,反射出银色光芒。飞机上的人正在调直椅背,收起杂志,他们一点也不知道是地面上的一个男孩在梦到他们。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有一架飞机坠毁,就会是他的错?这样想真可怕!可是话说回来,如果真的是这样,不管怎么样,根本不会有真正的坠机事件,只是做梦而已。即使这样,他盯着那架飞机,还是强烈希望它会安全到达机场,它也的确做到了。
几天后的一天夜里,彼得的妈妈来他的睡房里跟他睡前吻安。妈妈的嘴唇碰到他的脸颊时,他又有了个想法。如果他是在做梦,他醒了妈妈会怎么样?会有另外一个多少是同样的妈妈吗?只不过是真实的?要么是另外一个根本不一样的?要么根本没有?彼得搂着妈妈维奥拉的脖子不肯放手,让她吃了一惊。
一天天过去,彼得翻来覆去想这个问题,他开始想这很可能是真的,他的人生只是一场梦而已。早上,孩子们像一条人的河流一般流进学校,他的老师的声音萦绕在教室的墙壁之间,她走到黑板那边时她裙子的颤动,这些都有点很像是梦里的。老师突然站到他面前说话,这也正像是在梦里。“彼得,彼得,你在听讲吗?你又在做梦吗?”
彼得想跟她说实话:“我想,”他字斟句酌地说,“我在梦到做梦。”
教室里轰堂大笑。好在伯耐特太太对彼得印象不错,她揉揉他的头发说:“注意点。”说着又走到教室前面。
这就是为什么在休息时间,彼得会一个人站在操场边上。无论是谁,都会看到一个男孩站在一堵墙旁边,拿着一个苹果,怔怔地望着前方,什么也不做。事实上,彼得陷入了沉思。原先,他正要吃苹果时,又有了个很棒的主意,一个突破。人生如果是一场梦,那么死亡肯定是你醒来的那一刻。如此简单,肯定是真的。你死了,梦结束了,你醒了。人们所说的上天堂,就是这个意思,就像睡醒了。彼得露出微笑。他正要奖赏自己一口苹果,这时抬头一看,意外看到了校园霸王巴里·塔默雷恩粉红色的圆脸蛋。
他在微笑,但是样子并不开心。他笑,是因为他想要东西。他从操场那边走过来,直直地走到彼得面前,从别人踢足球、玩跳房子和跳跃游戏的地方Сhā过来。
他伸出手直截了当地说:“我想要苹果。”说完又露出微笑。阳光照在他的牙箍上,银色的光芒一闪。
哎,彼得可不是胆小鬼。有一次他扭了踝关节,跛着脚从威尔士的一座山上下来,一句报怨的话也没说。还有一次他衣服没脱就跳进波涛汹涌的大海,从海浪里救了一位太太的狗。可是他不想打架,见打架就躲。以他的年龄,他长得够壮了,可是他知道自己打架永远都不会打赢,因为他从来做不到放开自己用力打任何人。操场上有人打架时,所有的孩子都会围过来,彼得感觉犯起了恶心,两腿无力。
“快点,”巴里·塔默雷恩讲道理地说,“交出来,要不我揍烂你的脸。”
彼得感觉有种麻木的感觉悄悄地从脚往上,一直蔓延到全身。他的苹果是黄|色的,有红色纹路,苹果皮稍微有点皱了,因为一个星期前,他就把这只苹果带到了学校,一直放在他的课桌里,让里面充满了甜丝丝的木头味。为了这个苹果值得脸被揍烂吗?当然不值,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一个霸王要,就可以交出去吗?
他看着巴里·塔默雷恩,他又逼近了,他粉红的圆脸蛋胀得通红,眼镜把他的眼睛放大了,一个口水的小泡挂在他的牙箍边和一颗门牙上。他的块头根本不比彼得更大,当然也没有长得更壮。
有几个小孩察觉到在塔默雷恩所在的操场这一角,即将有场好戏看,他们早就开始围拢过来,只是还不够围成一圈。
“彼特加油,揍他嘴巴。”有人光说不帮忙,巴里·塔默雷恩转过身双目怒视,那个男孩溜到了几个人的后面。
“打呀,巴里!打呀,巴斯!”又有人说。
巴里·塔默雷恩不喜欢碰钉子。他准备好动手了,他已经把手收回攥成拳头,半侧过身子,膝部稍弯,身子晃来晃去,他好像很在行。
又有些孩子加入围观,彼得听到操场上到处在喊——打架了!打架了!他们从各个方向跑过来。
彼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脏跳得砰砰响。上一次他处于这种情形时,他是一只出人意料会使用人类招数的猫。但这次没那么简单。为拖延时间,他把苹果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里,说:“你真的想要这个苹果?”
“你听到我说什么了,”塔默雷恩干巴巴地说,“苹果是我的。”
彼得看着这个准备揍他的男孩,想起三个星期前的那场生日派对,当时巴里那么热情,那么友好。现在他扭曲自己的脸,尽量显得面目狰狞。是什么让他以为在学校里,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
彼得敢于暂时不看巴里,而是扫了一眼那一圈兴奋的人。那些害怕的脸庞凑得更近,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巴合不拢。就有人要被可怕的塔默雷恩打趴在地了,谁都没法阻止他。是什么让肤色粉红、胖乎乎的巴里这么厉害呢?马上,彼得凭空得到了答案。他想,显然是我们,我们做梦让他成了学校里的霸王,他根本不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长得更强壮,他的力量和强壮,都是我们做梦梦出来的,我们把他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他回家后,没人相信他是个霸王,他只能变回了自己。
巴里又开口了:“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你,苹果给我,要不我痛扁你一顿。”
彼得的回答是把苹果举到嘴边,咬了一大口。“你知道吗,”他噙着满嘴苹果说,“我不相信你的话。事实上,我还可以免费告诉你,我甚至认为你不存在。”
那群人抽了口冷气,还有几声格格的笑声。彼得听着很有把握,也许是真的。
就连巴里也皱起眉头,停止晃动。“什么意思?”
彼得完全不害怕了。他站在巴里面前,笑眯眯的,似乎对巴里不存在很同情。在琢磨了几个星期人生是否是一场梦之后,彼得想好了霸王塔默雷恩肯定是个梦,如果他用全身力气打彼得的脸,不会比一个影子打他打得更痛。
巴里回过神,准备动手了。
彼得又啃了口苹果。他把脸凑近巴里的,盯着他看,好像他无非是墙上的一张滑稽图片而已。“你只是一块胖乎乎的粉红色小果冻……长着金属牙齿。”
人群中传出了笑声,散播开来,让大家都笑了起来。有的笑得咯咯响,有的吃吃笑,有的笑得嘎嘎响。小孩儿们互相抓紧,要么拍打自己的膝盖。当然,他们在故意表现,他们想给彼此看看他们不害怕。人群里到处在念诵那句侮辱话的片段:“粉红色果冻……金属牙齿……长牙齿的果冻!”彼得知道他的话说得残忍,可是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巴里不是真实的。这时,巴里的脸红得变成亮亮的粉红色,比任何果冻都更亮。他讨厌这样。
趁巴里的火气还没发泄出来,彼得乘胜追击。“我去过你家。记得吗?在你的生日派对上。你只是个挺好的普通小男孩,我看到你帮你妈咪涮碗……”
“啊啊啊啊啊。”那群人装作有感情地唱出一个下降的调子。
“没这事儿。”巴里厉声说,他的眼睛亮亮的。
“我往你的睡房里看,看到你的泰迪熊塞在床上。”
“啊啊啊啊啊。”那群人喊道。那个声音从一个更高的调子往下滑,突然变成了嘲弄。“噢噢噢噢噢。小呀小巴斯……小呀小熊熊……啊啊啊啊啊。”
当然,没有一个小孩不是悄悄喜欢一个破旧不堪的填充动物玩具,晚上还得抱着睡,但是知道这个霸王也有,可真是太棒了。
巴里·塔默雷恩当时心里很可能还想一拳打在彼得脸上。喊叫和嘲笑声响起来时,他举起胳膊,无力地攥成拳头。就在那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他放声大哭,毫无掩饰,眼泪很快从他的鼻子两侧往下淌,他的呼吸也不再是他自己所能控制。他的整个身体都因为挣扎着小口喘气而一起一伏的,但是这群人根本不肯放过他。
“小呀小巴萨姆斯要找妈妈……”
“想要他的小熊熊……
“噢噢噢噢噢。瞧他吧……”
这时哭泣的势头如此之猛,以至于可怜的巴里甚至没力气走开。他只是站在那一圈小孩的中央,手捂着脸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所有人、所有事都针对他,没人相信他。梦的肥皂泡破了,那个霸王也随之消失了。
慢慢地,嘲弄和笑声都平息了,这群人陷入难堪的沉默。这些孩子开始陆续走开,又去玩自己的游戏。有位老师从操场那边匆匆赶过来,搂着这个孤独的孩子的肩膀,把他领走,嘴里说着:“可怜的小家伙,有人跟你过不去吗?”
那天上午在教室里后来的时间里,巴里一蹶不振。他埋头做作业,不肯抬头看或者跟任何人对上眼光。他好像在努力让自己显得更小,要么完全消失。
另一方面,彼得感觉志得意满。他从操场上回来,坐到他的课桌前,正好在巴里后面。他装作对周围的挤眉弄眼和感激的微笑视而不见。他一个指头没动,就打垮了霸王,几乎全校的人都看到了。他是个英雄,征服者,超人。就凭他古灵精怪的智慧,没有他做不到的事。
但是随着这天上午时间过去,彼得的感觉完全变了。他说过的话开始让他心神不宁,他真的说过那些话吗?他这时才注意到前面巴里·塔默雷恩弯腰拱肩的身子。彼得往前探身拿一把尺子敲敲他的背,可是巴里摇摇头不肯转身,彼得又想到他说过的话,感觉更别扭了。他想提醒自己巴里曾经多么差劲,想专心想着自己的胜利,可是他不再对这件事感觉畅快。他嘲笑了巴里长得胖,戴牙箍,有一只泰迪熊和帮妈妈干活。他本来是想保卫自己,教训一下巴里,可是结果让他成了全校嘲笑和蔑视的对象。跟直接一拳打在鼻子上比起来,他的话伤害人的程度要深得多。他已经击垮了巴里,现在谁是霸王?
出去吃午饭时,彼得往巴里的课桌上丢了张纸条,上面写着:“你想踢足球吗?又:我也有只泰迪熊,我也得帮忙刷碗。 彼得。”
巴里正害怕在下一次休息时间里面对大家,所以很高兴地接受了。两个人组织了一场足球赛,特别要两人在同一方。他们互相帮助进球,走的时候挽着胳膊。任何人再继续嘲笑巴里就没意义了,他和彼得成了朋友,不能准确地说是好朋友,但总归是朋友。巴里把彼得写的纸条用大头针钉在他睡房书桌上方的墙上,而霸王这件事,就像所有噩梦一样,很快就被忘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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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村上春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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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午后,她问道:“嗳,你是不是从以前开始就有自言自语的习惯?”她完全像是突然想到那般,静静地把头从桌上抬起来说道。不过,很明显的,那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所想到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她或许已经想了很久了。在她的声音里,有着配合那个场合,略微沙哑而生硬的响声。由此可见,到实际说出口为止,那句话已经在她的舌尖上犹豫不决地打过好几次转了。
他们两人隔着厨房的桌子,面对面坐着。如果撇开附近线路上的电车时常经过这件事,这一带可说是十分幽静,有时候简直静得过份。没有电车经过时的铁路,更是静得出奇。厨房的地板上铺着塑料瓷砖,冰凉的瓷砖令他赤祼的脚底冷飕飕地,非常舒服。他把袜子脱下来,塞进长裤的口袋里。那是个在四月来讲,略嫌炎热的午后。她把浅色格子衬衫的袖子,挽到手肘处。然后用白皙、纤细的手指一再地拨弄咖啡匙的柄。他凝视着她的手指。一旦静静地凝视,心绪也很奇妙地平静下来。她看起来好象举起世界的一端,然后一点一点地把它解开。虽然很花时间,她却不得不从那里慢慢地把它解开,像那样地,就像在执行公务一般,毫无感动地。
他默默地注视那个动作。他之所以不说话,实在是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杯中剩下的少许咖啡已经冷了,而开始混浊了。
他才刚满二十岁。她比他大七岁,她已经结婚了,也有小孩。总之,对他而言,她就像月球背面的东西。
她的先生在专办海外旅游的旅行社工作。因此,每个月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都不在家。他经常出差到伦敦、罗马或新加坡。他先生似乎很喜欢歌剧,家里放满了维尔迪、普西尼、多尼塞迪,以及李怀特、史特劳斯等名家的三张一组或四张一组的厚唱片,全部依作曲家分类,整齐地排列着。与其将这说是唱片收集,不如说看起来更像是某种世界观的象征。那些唱片看起来既肃静又相当稳重。他在词穷或闷得发慌时,总是用眼睛追逐着唱片背面的文字。从右看到左,然后再从左看到右。于是,他在脑中逐一朗读那些主题。例如“波希米亚人”、“托斯卡”、“托兰铎特”、“诺尔曼”、“费迪奥”等——?
那种音乐他连一次也没听过,在说喜欢或讨厌以前,连入耳的机会也没有。不论家人也好,朋友也罢,在他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人喜欢歌剧。他知道世界上有一种所谓“歌剧”的音乐存在,也知道有人喜欢听歌剧。但是,若论及实际地接触到世界的另一面,那却是第一次。至于那个女的嘛,她并不特别喜欢歌剧。“我并不讨厌歌剧!”她说。“不过,它太长了!”
在唱片架旁边有一套相当豪华的立体音响设备。那外国制的大型真空管扩音器,宛如被严格统御的甲壳动物一般,蜷曲着沉重的躯体在那里待命。不管怎么说,在那些朴实的家俱当中,那套音响确实显得格外突出。它凸显了本身的存在感。于是,他把目光停留在那里。不过,他却不曾听过那套音响实际的声音。因为她连电源开关的位置都不知道,他也不敢用手去触摸它。
我的家庭并没有问题!她对他说。她一再告诉他:我先生是个很体贴的人,他也很爱孩子,我想我大概是个幸福的人吧!她用平稳的语气淡淡地说,她的话里并没有类似辩解的成份。她好象在谈论交通规则或国际换日线般地,很客观地述说自己的婚姻生活。例如,我想我是幸福的,我们没有可称之为问题的问题等等。
那么,你为什么要和我上床呢?他想。他想了很久很久,依然得不到答案。大概他连在婚姻生活中,究竟会有何问题也不太清楚。他也曾想过直接问她,可是却怎么也开不了口。应该怎么问才好呢?
“你既然那么幸福,为何还要和我上床呢?”可以这样直接了当地发问吗?可是,如果真的那样问,她一定会哭泣吧!他想。
就算不问那种问题,她也经常哭泣。她总是用很小的声音、很长的时间来哭泣。在大部份的情况下,他根本不了解她哭泣的原因。女人一旦开始哭泣就很难停止,无论他怎么安慰,不到一定的时间,她绝不会停止哭泣。相反地,即使他什么也不做,只要过了一定的时间,她也会自然而然地停止哭泣。人啊!为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呢?他想。他以前曾经交过几个女朋友,她们有的喜欢哭,有的爱生气。不过,她们哭泣的样子、笑脸、怒容都各自不同。虽然有些相似之处,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却更多。那似乎和年龄完全无关。他是第一次和比自己年长的女人交往,不过,他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在乎年龄。毋宁说他觉得每个人所拥有的倾向之差异更是意味深长。所以,那才是解开人生之谜的重要关键。
每次她一停止哭泣,就开始和他享受鱼水之欢。只有在哭泣之后,女人才会主动要求他。除此之外,总是由他向她求欢。女人也曾经拒绝过他。她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默默地摇摇头。那个时候,她的眼睛看起来就像浮现在天空一端,黎明时的白色月亮。破晓时分,被鸟的啼声吓得直打哆嗦的月。一看到那样的眼睛,他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尽管她拒绝和他燕好,却不会令他感到焦躁或不快。只是会想她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心里也松了一口气。那时候,两人是坐在厨房的餐桌一边喝咖啡一边小声地有一搭没一搭地交谈着。大部份都是零零碎碎的话题。他们都不是爱说话的人,而且共同的话题也不多。当时究竟说了些什么,他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是断断续续地说着。在他们的谈话当中,电车从窗外经过了好几次。
两人的肉体接触时,总是冷静又安静的。其实,正确的说法是他们并未享受肉体的欢愉。当然,如果说他们之间并没有肉体的欢愉,那也是骗人的。只是,在那之间还掺杂了许多别的意念、要素与形式。那和他以前所经验过的任何一种性生活都不一样。那令他想起一间小房间,一间整理得很干净的小房间,令人心旷神怡的小房间。从天花板垂下许多五彩缤纷的彩带,每一条的形状都不相同,长度也不一致。每一条彩带都牵动着他的情绪,令他战栗。他想拉动其中的一条,那些彩带也在等待他来拉动。然而,他却不知道应该拉哪一条才好。他想,也许只要拉动其中一条,霎时眼前就会展现绮丽的光景。相反的,只要拉动其中一条,或许一瞬间一切都将化为乌有!于是,他陷入极度的迷惑中。于是,他就在迷惑中度过了那一天。
对他而言,那种状况并不是不可思议的。以前,他一直想带着自己的价值观生活下去。可是,待在这个房间里,一边听着电车的声音,一边抱着比自己年长而文静的女人时,偶尔也会感到极度的迷惑,而彷徨不已。我大概爱着这个女人吧!他不只一次如此自问。可是,他并没有得到肯定的答案。他所能理解的,只有从那个小房间的天花板垂下来的彩带而已。那个确实在那里。
一结束那种奇妙的燕好,她总是很快地看看时钟。她在他的臂弯中稍微转过身,看着枕边的时钟。那是附在调频收音机里的黑色闹钟。当时的收音机闹钟的文字盘并不是数字的,而是发出微弱的“啪答、啪答”声,藉此计算时间的样式。只要她一看时钟,窗口附近的电车就会经过。说也奇怪,每次只要她把视线移向时钟,就会听到电车的声音。简直就像宿命式的条件反射,她看时钟……电车通过。
她之所以要看时钟,是为了要确定四岁的女儿从幼儿园回来的时间。他只有一次在偶然的机会下看到那个小女孩。他对她的印象只有“多么乖巧懂事的小女孩!”至于那个喜爱歌剧,在旅行社任职的丈夫,他一次也没见过。真值得庆幸。
她问起自言自语一事,是在五月的一个晌午。她那天也哭过,所以他们也做了爱。至于她为什么哭泣,他却想不起来了。大概女人只是为了想哭而哭的吧!也许,她只是为了想被人拥在怀里尽情哭泣才和我交往的吧!他甚至有过那种念头,说不定她不能忍受孤独地哭泣的滋味,所以才需要我的吧!
房门的锁牢牢地锁住,窗户的窗帘也拉下来,电话也拿到枕边。于是,两人尽情地温存。如同往常一般,周围一片寂静。途中,门铃曾经响过一次,她却没有去应门。她一点也不吃惊或害怕。“放心吧!没事的。”她彷佛这么说似地默默地摇摇头。门铃响了好几声,不久对方终于死心地离开了。她的表情彷佛在说,那是个无关紧要的人。可能是推销员什么的。只是,她怎么知道呢?他觉得很不可思议。窗外不时传来电车的声音,远处传来钢琴的音乐声,对于那个旋律,他有着模糊的记忆。那是以前在学校的音乐教室听过的某种音乐。不过,那首曲名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有一辆卖菜的卡车发出“喀哒喀哒”的声音经过外面。她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She精了。四下静悄悄地。
他走进浴室,开始淋浴。他边用浴巾擦拭着身体,走回卧室一看,她正闭着眼睛趴在床上。他在她身边坐下来,然后像每一次一样地,一面用眼睛逤巡着歌剧唱片背面的文字,一面用手指轻轻地抚着她的背。
然后她站起身,穿戴整齐,接着走进厨房泡咖啡。过了一会儿,她这么说:“嗳,你是不是从以前就有自言自语的习惯?”
“自言自语?”他惊讶地反问。“自言自语,你是说在“那个”的时候?”
“不是啦!不是那个时候,是普通的时候。例如,你在浴室淋浴时,或者我在厨房,而你一个人在看报纸时。”
他摇摇头:“不知道耶!我根本没发觉我在自言自语。”
“可是你真的说了,真的!”她边用手把玩着打火机边说。
“我并不是不相信你!”他没好气地说。然后,叼了一根烟,再从她手中拿过打火机把烟点着。他在不久前开始改抽“七星”牌的香烟。因为她先生抽的是“七星”。以前他一直都抽短的“希望”牌香烟。并不是她叫他改抽同样牌子的香烟,而是他自愿改变的。他想,这样一来不是一切都很方便吗?电视的通俗剧似乎演得正精采。
“我在童年时也经常自言自语呢!”
“是吗?”
“不过,后来被我妈妈改过来了。因为她说那样很不象话。因此,我只要一自言自语,就会被她狠狠地骂一顿。有时候,她会把我关在衣橱里,衣橱里好恐怖哦!里面又黑又臭。我也曾经被打过,用尺打膝盖耶!于是,后来我就不再自言自语了,再也不说了。不知不觉间,即使想说也不会说出来。”
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只好保持沉默。她咬咬嘴唇。
“即使到了现在还是一样,即使突然想要说什么,也会反射性地马上把它咽回去。可能是因为童年时被骂怕了。可是,我实在不明白!自言自语究竟有什么不好。那只是很自然地把想说的话说出来而已吧!如果妈妈现在还活着,我真想问问她,究竟为什么不行?”
“令堂去世了?”
“嗯。”她说。“可是,我真想好好地问问她,为什么要那样对我?”
她继续拨弄着咖啡匙。然后突然瞥了一眼挂在墙上的时钟。她一看时钟,窗外又有电车经过。
她等着电车通过。接着又说:“我觉得,人的心啊!就像一口深井,不是吗?到底哪里是底?谁也不知道。只能透过时常从那里浮上来的事物的外形加以想象。”
两个人想了一会儿有关深井的事。
“你说说看,我是怎么样自言自语的?”他试着问。
“这个嘛!”她慢慢地摇了几次头。彷佛要偷偷地确定颈部关节的情况。“比方说,飞机啦!”
“飞机?”他说。
嗯,她说。在空中飞的飞机。
他笑了。怎么又是有关飞机的自言自语呢?
她也笑了。然后用右手的食指和左手的食指,量一量浮在空中的虚构物体的长度。那是她的习惯,有时候他也会做同样的动作。
“你说得很清楚耶!你真的不记得了吗?”
“不记得了。”
她伸手拿起桌子上的原子笔,放在手上把玩了一阵子,不久又抬头看看时钟。在那五分钟里,时钟的指针也恰好前进了五分钟。
“你简直像在念诗一般地自言自语。”
她说完之后,脸颊微微泛红。为什么我的自言自语会令她脸红,这么一想,他不禁觉得很奇怪。
“我简直
像在念诗一般地
自言自语。”
他试着那样说。
她再度拿起原子笔,那是一支黄|色的塑料制原子笔,上面印着“某银行的分行十周年纪念”的文字。
她似乎要望进他眼睛深处般地凝视着他。“你真的想知道吗?”
他点点头。
她拿了一张便条纸,开始用原子笔在那上面写字。她的动作很慢,可是中间既未停顿也不曾休息,她继续挥动着原子笔。在那段时间里,他两手托腮,静静地看着她的长睫毛。大约几秒钟一次,她不规则地眨眨眼。他愣愣地看着那样的睫毛……刚才还沾着泪珠的睫毛……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始迷惑了。和她上床这件事,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一种彷佛把复杂的系统抽离一部份之后,却剩下令人恐惧的单纯那般的奇妙失落感袭击着他。照这样下去,也许我哪里也去不了了。这样一想,他觉得害怕得不得了。他觉得自己的存在似乎就那样地被融化了。对,他就像刚塑成的泥土一般年轻,他用念诗一般的语调自言自语。
写完之后,她隔着桌子,把便条纸递过去,他顺手接过来。
厨房里,似乎有某种残像正在屏息倾听。只要和她在一起,他常常会感觉到那个残像的存在。不知在何处失落的某种残像,他记不清的某个残像。
“你看!我全部都记得耶!”她说。“这是有关飞机的自言自语。”
他试着朗读那段文字。
飞机
飞机在飞翔
我,坐在飞机上
飞机
在飞翔
然而,在飞的
是飞机
抑或天空
“只有这些?”他有点哑然地说。
“是啊!只有这些。”
“我实在无法相信,我说了那么多话,自己居然完全不记得。”他说。
她轻轻地咬住下唇,然后露出一个浅浅的微笑。“可是,你真的说了,真的!”
他叹了一口气:“奇怪!我一次也没有想过飞机的事。我完全没有那种印象。为什么会突然说出有关飞机的事呢?”
“可是,你刚才在浴室时,明明那么说的。所以,就算你从来没有想过飞机的事,你的心却在想着在远处的某个森林深处的飞机!”
“也许你曾经在某个森林的深处制造过飞机!”
她“叭哒”一声把原子笔搁在桌子上,然后抬起眼睛静静地望着他。
两人沉默了一阵子,桌子上的咖啡愈来愈混浊,愈来愈冷。地轴在旋转,月亮悄悄地使重力产生变化化作潮汐。时间在沉默中流逝,电车通过轨道往前飞驰。
他和女人都在想着同样的事情。那是飞机的事。他的心在森林深处制造飞机。还有,那架飞机究竟有多大?是什么形状?上面漆什么颜色?究竟要飞往何处?等等。此外,究竟谁要搭乘那架飞机?那架飞机究竟一直在森林深处等谁?
不久,她又哭了。她在一天之内哭两次,这倒是第一次。而且,那也是最后一次。对她而言,那是一件相当特别的事。他隔着桌子,伸手摸摸她的头发。那是一种非常光滑的触感,宛如人生一般地,既坚牢又光滑,而且很遥远。
他思索着。对了,那个时候,我宛如念诗一般地自言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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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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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得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
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自己的经验,赠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做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做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亲居了。
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学非所用,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认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认胡乱混饭,混官吃。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实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的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和冷酷的社会接触, 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抛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的俘虏。你在那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在社会的顺民了。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人生的追求。
有什么好方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往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和理论上的疑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谓的求知识了。
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二个值得解答的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保持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缩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物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有疑难问题来逼你时时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知识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知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伽利略(galieo)和牛顿(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己。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
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是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的而和你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就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做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的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
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也应该有他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的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
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你就做六个钟头抹桌子工作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个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法也只有一句话:“你得有一点信心。”
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
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 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做费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讲堂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费希特死的时候,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获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有的信心。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化学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1)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2)每一种传染病都是一种微菌在生物体内的发展;(3)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他们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
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少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法朗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就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有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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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女同车- 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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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句句真言,没有经过一点剪裁与润色,所以不能算小说。
电车这一头坐着两个洋装女子,大约是杂种人吧,不然就是葡萄牙人,像是洋行里的女打字员。说话的这一个偏于胖,腰间束着三寸宽的黑漆皮带,皮带下面有圆圆的肚子,细眉毛,肿眼泡,因为脸庞的上半部比较突出,上下截然分为两部。她道:“……所以我就一个礼拜没同他说话。他说‘哈罗’,我也说‘哈罗’。”她冷冷地抬了抬眉毛,连带地把整个的上半截脸往上托了一托。“你知道,我的脾气是倔强的。是我有理的时候,我总是倔强的。”
电车那一头也有个女人说到“他”,可是她的他不是恋人而是儿子,因为这是个老板娘模样的中年太太,梳个乌油油的髻,戴 着时行的独粒头喷漆红耳环。听她说话的许是她的内侄。她说一句,他点一点头,表示领会,她也点一点头,表示语气的加重。她道:“我要翻翻行头,伊弗拨我翻。难我讲我铜钿弗拨伊用哉!格日子拉电车浪,我教伊买票,伊哪哼话?……‘侬拨我十块洋钿,我就搭依买!’坏弗?……”这里的“伊”,仿佛是个不成材的丈夫,但是再听下去,原来是儿子。儿子终于做下了更荒唐的事,得罪了母亲:“伊爸爸
一定要伊跽下来,‘跽呀,跽呀!’伊定规弗肯:‘我做啥要跪啊?一个末讲:‘定规要侬跪。跪呀!跪呀!’难后来伊强弗过咧:‘好格,好格,我跪!’我说:‘我弗要伊跪。我弗要伊跪呀!’后来旁边人讲:价大格人,跪下来,阿要难为情,难末喊伊送杯茶,讲一声“‘姆妈勿要动气。’一杯茶送得来,我倒‘叭!’笑出来哉!”
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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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求你们,别开玩笑-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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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平常强盗行劫时一样,卡洛·帕里亚克诺蒙着脸,提一挺机关枪,冲进一家饭店。饭馆里顾客盈门,都是些有钱人,个个喜气洋洋,打扮得珠光宝气。他们绝非冒险好斗之徒,而且都未带武器,真是打劫的理想对象。
卡洛·帕里亚克诺手端机枪,踢开了门:
“举起手来!”
卡洛·帕里亚克诺的声音,不像人家当强盗头领的,喊出来既不威风,有没有雷鸣般的音量。他的声音怯生生的,低沉而细弱。只有很少几桌人听得到,乐队继续演奏着《第三个人》这支讨厌的无法哼唱的狐步舞曲。侍者穿梭于饭桌之间,忙着收盘送菜开瓶子,脸上堆满了笑。餐厅总管点头哈腰,请每位新到的顾客入座,卡洛·帕里亚克诺感到自己面罩里的脸红了。真是天下奇闻:“他们竟不理会我?”他想,“这群蠢驴,难道不见我拿着机关枪?”于是,卡洛·帕里亚克使足了力气又喊了一声:
“举起手来!”
有几个人终于把视线从维也罗丽的胸部移开,扭过头来朝卡洛·帕里亚克诺看去。
“多潇洒的强盗!”有人说了一句,“真是个棒小伙子!”
卡洛·帕里亚克诺感到自己情绪异常,真是又气恼又吃惊。
“举起手来!我已经说过了。你们没发现我是抢劫的吗?还不明白这是打劫吗?再不举手,我可要开枪了!真他妈的见鬼!“
从一张桌子旁发出一声大笑:
“多逗人的家伙!喂,劫贼,跟我们一道喝一杯吧。服务员,服务员,给这位先生拿杯香槟来!”
卡洛·帕里亚克诺在地上跺了一脚。
“您听着,别跟我开玩笑啦,把手举起来!”
那位先生发出一阵大笑,声音响得连几个街区之外都可以听到。
“得了,年轻人,平静平静吧,不必装出这幅样子来!”
“什么这样那样的。我是来打劫的,你们懂吗?我手中有枪,而您怕不怕,不把钱包、首饰放到桌子上,反倒哈哈大笑,拿我当笑料。您这位先生,不认真对待此事,反而从中取乐?”
乐队奏完了《第三个人》,又开始演奏《谁害怕凶残的狼》这支进行曲。
卡洛·帕里亚克诺感到口渴:
“举起手来,喂,举起手来!”
“不,年轻人,我不举手。我可不喜欢有人抢我的东西。”
笑声,犹如此山压向彼山的暴风雨,从一张桌子推向另一张桌子。几个食客站了起来,把卡洛·帕里亚克诺围了起来,手拉手翩翩起舞,仿佛一群印第安人转着白人跳舞。
卡洛·帕里亚克诺竭力振作精神,说:
“好,咱们走着瞧,你们到底举不举手?”
大家笑得前俯后仰。几位太太声音,这劫贼简直是个宝贝。在他周围跳舞的人越来越多。卡洛·帕里亚克诺发觉自己已沮丧的情绪越发低落。
“那好吧。”他无可奈何地说道,音调里已带有几分柔情,“把那杯香槟递给我,我渴死了!”
饭馆里的食客们人人心醉神迷,容光焕发,对刚才突发的这出戏,感到心满意足。
“这饭馆的老板,”有人大着胆子,装作了解内情的样子说道,“简直就是魔鬼,亏他想的点子!”
卡洛·帕里亚克诺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一口吞下了那杯香槟。她面前桌子上的花瓶、酒杯、扇子,以及搁在它们旁边的机关枪,构成了一副有趣的静物图。
警察进来了,给卡洛·帕里亚克诺戴上了手铐。当两名警察押着卡洛·帕里亚克诺走出饭店的时候,卡洛·帕里亚克诺的眼神中,隐隐约约扔流露出恳求的目光:求求你们,别开玩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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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慈航-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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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慈航
文/琦君
在古老农村社会的妇女心中,都有一尊慈祥的观世音菩萨。她披着飘飘然的白披风,手持净水瓶,瓶中Сhā着柔柔的柳枝,将祝福洒向人间。她,是位美丽的女身,就像天主教的圣母,怀抱着对全人类的爱。
母亲只要一遇到困难,或心中烦忧难遣,就会轻声念起:“南无南海慈航观世音,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观音佛母来牵引,人离难来难离身……”我就要问:“妈妈,老师说观音菩萨是位王子,是男的呀,您怎么称她观音佛母呢?”母亲说:“菩萨法力无边,化男化女都由自己。观音菩萨眼看女人家太苦,化为女儿身来超度女人。”我有点不服气地说:“女人有什么苦呢?”母亲说:“怎么不苦呀?单单说裹脚就是个苦。小姑娘才六、七岁就要裹脚。愈是有钱人家的女孩愈裹得早,因为不用她放牛挑柴,裹得早脚才裹得小。脚纱里一层、外一层,缠得紧紧的,还要用针线密密缝住,生怕孩子忍不住痛把它拉开来。热天闷在里面都会烂起来,冬天冻得像一块死肉,一碰就会断呢。烤一下火吧,又会疼到心肝里,那种日子真不是人过的。我到今天想起来还会掉眼泪,怎么不苦呢?哪里像你命好,都十岁了,还是个赤脚大仙。”
我看看母亲臃肿扭曲的放大小脚,又看看自己的大脚丫,得意地说:“观音佛母也是赤脚大仙,我看见的脚趾头有好几个露在长裙外边呢。”母亲高兴地说:“是呀,观音菩萨修了三世,才修得一双大脚丫呢!”我立刻说:“那么我也修了三世啰!”母亲正色地说:“不要梦讲(乱讲),罪过死啰!你要天天虔心念观世音菩萨,她会保佑你一生顺顺当当的。”
于是我就跟着唱山歌似地唱起来:“南无南海慈航观世音,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观音佛母来牵引,人离难来难离身。”母亲眼神定定地看着我,摸摸我的头,摸摸我的脸,又紧紧捏住我的双手,仿佛把我的手递给了她虔心信赖的观世音菩萨,由她来牵引我呢!
母亲坎坷生涯中,经历多少拂逆,都能坚忍地默默承当。就因为她心中永远有一尊南海慈航观世音菩萨在牵引她。她每天清晨早餐前,必定跪在佛堂里,敲着木鱼清盘,朗声念心经、大悲咒、白衣咒……我也常常和她并排儿跪着,有口无心地跟着背,仰望琉璃盏中,荧荧的灯花摇曳,檀香炉中香烟袅袅。我念着念着,觉得屋子里空空洞洞的,好冷清。心头忽然浮起一阵凄凄凉凉的感觉。好像整个世界,就只剩下母亲和我两个人。亲爱的父亲和哥哥,离我们千重山万重水。喊他们没有回音,想他们,却在信里总说不明白。我有点想哭,侧过脸去看母亲,她却闭目凝神,专心致志地在念:“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白衣观世音菩萨……”念到最后:“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灰尘”时,她的脸容显得那般的平静安详,紧锁的眉峰也展开了,嘴角浮起宽慰的微笑。在那一片刻中,她的忧愁烦恼,真个都化作灰尘了。
这一幕母女相依的情景,在我心中的印象太深刻,太深刻。因此,到杭州进教会中学念书以后,被校长逼着坐在大礼堂里听牧师讲道,看他闭目祷告,听钢琴伴奏赞美诗声也非常庄严沉静,但我心里浮现起的,总是母亲跪在经堂里诵经的神情,耳边响起的,是凄凄清清的木鱼清盘之音。我就不由得低声念起经来。仿佛看见母亲牵着观音的手,我牵着母亲的手,内心感到一阵辛酸的慰藉。因此尽管慈爱的级任导师多次劝谕我信奉基督,早日受洗,我都委婉的谢绝了。
抗战期间,我远离家乡,在上海求学,交通受阻,家书两三月才能寄达一封。当我收到叔叔的信,告知母亲胃部稍感不适时,其实她已经逝世多日了。只因她怕我担忧,嘱叔叔不要把她病危实情函告。我只懵懵然盼待平安家书。久盼不至,不免忧焦中倒也会以念经自蔚,因而时常被同学嗤笑为愚昧。我把自幼念经拜佛情况与母亲的虔诚,告诉一位最知己的同学,她乃肃然动容,且时常于伴我散步时,也一同喃喃地念起观世音菩萨来了。
毕业后冲过重重困难,回到故乡。叔叔告诉我母亲的生与逝都是一样的平静。临去时只命大家为她高声念佛,相信慈悲的观音佛母,一定来牵引她高洁的灵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她老人家一生淡泊自甘,晚境尤为寂寞。她病中无一亲人陪伴,我又因海岸线被封锁,无法赶回侍奉汤药。她抚我掬我的罔极之恩,此生无以为报。岁月匆匆,如今我亦垂垂老矣。而儿时母女相依为命的情景,历历如昨。每日清晨礼佛之后,再向母亲遗照膜拜,她总是那么安详地对我微笑着,似在对我说:“你要虔心念经啊!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会保佑你们一家,一生顺顺当当的。”
记得自幼教我读书的老师,在出家前曾语重心长地诲谕我说:“佛理固然艰深难于领会,你只要牢记最简单的八个字,就够你一生受用不尽。那就是‘大慈大悲,广大灵感’。”
从事写作逾三十年,在此悠悠岁月中,愈益领悟得这简单八个字心传的意义。大慈大悲的佛心,也就是诗心、灵心。老师说“灵心如佛家摩尼珠,随物现其光彩”。一个人如能对世间一切都宽大为怀,对万物息息关心,清明的心,自会产生广大灵感。也就是理学家所说的“半亩池塘,自有源头活水”啊!
感念此生,世路无论崎岖或平坦,我已走完一大半。由于神灵的佑护,总是处处逢凶化吉。我以满怀感恩之心,祈求南海慈航、观音佛母的,是牵引我如何以有限余年,回报人间。仰望慈亲在天之灵,亦将颔首微笑,赞许我的一点愚诚吧!
本文出自《青灯有味似儿时》(2014年1月出版,豆瓣链接: )
琦君简介:琦君,当代散文名家,原名潘希真,1917年生于浙江温州永嘉,民国中期毕业于之江大学(今浙江大学)中文系,师承一代词宗夏承焘。后随国府迁台,曾任中国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央大学、中兴大学教授。八十年代起,与夫婿李唐基旅居美国新泽西21年,过着半隐居的简静生活,时应美国各地华人文学社团之邀而演讲及座谈,期间其作品被广泛翻译为各国文字,并开始受大陆读者欢迎。2004年6月回台湾定居淡水,2006年7月病逝,享年九十岁。
著有散文《青灯有味似儿时》《永是有情人》《水是故乡甜》《万水千山师友情》《妈妈银行》《佛心•母心》等二十余种,另有论评及儿童文学专著等数十种,同时亦兼有翻译、绘画。曾获中国文艺协会散文奖章(1963年)、中山文艺奖(1970年)、新闻局优良图书金鼎奖、国家文艺奖散文奖(1985年)、总统府颁赠二等卿云勋章。名列台湾十大女作家之首,多篇作品收入台湾中学课本,并被翻译成英、日、韩多国语言,其本人被誉为“台湾文坛闪亮的恒星”。散文《泪珠与珍珠》等被选入大陆中学语文课本。
有评者称,中国现代文学小说有张爱玲,散文有琦君,其作品超越时空,长销不衰。琦君与张爱玲,同是中国文坛的两朵奇葩,现代文学的两个传奇。夏志清曾说琦君的散文很多篇可以传世,列入诺贝尔文学奖毫不逊色。
《青灯有味似儿时》是琦君经典作品之一,林语堂女儿、前《读者文摘》总编辑林太乙曾撰文推荐,谓其精致优美,有跨越时空的文学之美。本书为琦君忆童年,温馨而趣味盎然。作者用一支诗化的笔回忆起童年小事、故乡故人、师长旧友。作者将对故乡、故人的深情与眷念化为质朴的文字,抒写她剪不断的故乡情,理还乱的亲友思。除了怀乡怀人的散文,还有一些叙写身边小事、生活见闻,以及异国观感的篇什,此外是一些心得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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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暮-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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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事的东风,又冉冉地来到了人间,桃花支不住红艳的酡颜而醉倚在封姨的臂弯里,柳丝趁着这风力,俯下了腰肢,搔着行人的头发,成团的柳絮,好像春神足下坠下来的一朵朵轻云,结了队儿,模仿着二月间漫天舞出轻清的雪,飞入了处处帘栊。细草芊芊的绿茵上,沾濡了清明的酒气,遗下了游人的屐痕车迹。一切都兴奋到了极点,大概有些狂乱了吧?——在这缤纷繁华目不暇接的春天!
只有一个孤独的影子,她,倚在栏干上;她的眼,才从青春之梦里醒过来的眼还带着些朦胧睡意,望着这发狂似的世界,茫然地像不解这人生的谜。她是时代的落伍者了,在青年的温馨的世界中,她的无形中已被摈弃了,她再没有这种资格,这种心情,来追随那些站立时代前面的人们了!在甜梦初醒的时候,她所有的惟有空虚,怅惯;怅惘自己的黄金时代的遗失。
咳!苍苍者天,既已给与人们的生命,赋与人们创造社会的青红,怎么又吝啬地只给我们仅仅十余年最可贵的稍纵即逝的创造时代呢?这样看起来,反而是朝生暮死的蝴蝶为可羡了。它们在短短的一春里尽情的酣足的在花间飞舞,一旦春尽花残,便爽爽快快的殉着春光化去,好像它们一生只是为了酣舞与享乐而来的,倒要痛快些。像人类呢,青春如流水一般的长逝之后,数十载风雨绵绵的灰色生活又将怎样度过?
她,不自觉地已经坠入了暮年人的园地里,当一种暗示发现时,使人如何的难堪!而且,电影似的人生,又怎样能挣扎?尤其是她,十年前痛恨老年人的她!她曾经在海外壮游,在崇山峻岭上长啸,在冻港内滑冰,在厂座里高谈。但现在呢?往事悠悠,当年的豪举都如烟云一般霏霏然的消散,寻不着一点的痕迹,她也以惟有付之一叹,青年的容颜,盛气,都渐渐的消磨去。她怕见旧时的挚友。她改变了容貌,气质,无非添加他们或她们的惊异和窃议罢了。为了躲避,才来到这幽僻的一隅,而花,鸟,风,日,还要逗引她愁烦。她开始诅咒这逼人太甚的春光了…… 灯光绿黯黯的,更显出夜半的苍凉。在暗室的一隅,发出一声声凄切凝重的磬声,和着轻轻的喃喃的模模糊糊诵经声,“黄卷青灯,美人迟暮,千古一辙”。她心里千回百转的想接着,一滴冷的泪珠流到嘴唇上,封住了想说话又说不出的颤动着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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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妹文-袁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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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于上元之羊山,而奠以文曰:呜呼!汝生于浙而葬于斯;离吾乡七百里矣。当是时虽觭梦幻想;宁知此为归骨所耶?
汝以一念之贞,遇人仳离,致孤危托落。虽命之所存,天实为之。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尝非予之过也。予幼从先生授经,汝差肩而坐,爱听古人节义事;一日长成,遽躬蹈之。呜呼!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若是。余捉蟋蟀,汝奋臂出其间;岁寒虫僵,同临其|茓。今予殓汝葬汝,而当日之情形,憬然赴目。予九岁憩书斋,汝梳双髻,披单缣来,温《缁衣》一章。适先生奓入户,闻两童子音琅琅然,不觉莞尔,连呼则则。此七月望日事也。汝在九原,当分明记之。予弱冠粤行,汝掎裳悲恸。逾三年,予披宫锦还家,汝从东厢扶案出,一家瞠视而笑;不记语从何起,大概说长安登科,函使报信迟早云尔。凡此琐琐,虽为陈迹,然我一日未死,则一日不能忘。旧事填膺,思之凄梗,如影历历,逼取便逝。悔当时不将嫛婗情状,罗缕纪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间,则虽年光倒流,儿时可再,而亦无与为证印者矣。
汝之义绝高氏而归也,堂上阿奶,仗汝扶持;家中文墨,目失汝办治。尝谓女流中最少明经义,谙雅故者;汝嫂非不婉嫕,而于此微缺然。故自汝归后,虽为汝悲,实为予喜。予又长汝四岁,或人间长者先亡,可将身后托汝,而不谓汝之先予以去也。前年予病,汝终宵刺探,减一分则喜,增一分则忧。后虽小差,犹尚殗碟,无所娱遣,汝来床前,为说稗官野史可喜可愕之事,聊资一欢。呜呼!今而后,吾将再病,教从何处呼汝耶?
汝之疾也,予信医言无害,远吊扬州。汝又虑戚吾心,阻人走报;及至绵惙已极,阿奶问望兄归否?强应曰:"诺"。已予先一日梦汝来诀,心知不详,飞舟渡江。果予以未时还家,而汝已辰时气绝。四肢犹温,一目未瞑,盖犹忍死待予也。呜呼痛哉!早知诀汝,则予岂肯远游?即游,亦尚有几许心中言,要汝知闻,共汝筹画也。而今已矣!除吾死外, 当无见期。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见汝;而死后之有知无知,与得见不得见,又卒难明也。然则抱此无涯之憾,天乎?人乎?而竟已乎!
汝之诗,吾已付梓;汝之女,吾已代嫁;汝之生平,吾已作传;惟汝之窀穸,尚未谋耳。先茔在杭,江广河深,势难归葬,故请母命而宁汝于斯,便祭扫也。其旁葬汝女阿印;其下两冢,一为阿爷侍者朱氏,一为阿兄侍者陶氏。羊山矿渺,南望原隰,西望栖霞,风雨晨昏,羁魂有伴,当不孤寂。所怜者,吾自戊寅年读汝哭侄诗后,至今无男,两女牙牙,生汝死后,才周晬耳。予虽亲在,未敢言老,而齿危发秃,暗里自知,知在人间,尚复几日!阿品远官河南,亦无子女,九族无可继者。汝死我葬,我死谁埋?汝倘有灵,可能告我?
呜呼!身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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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惩罚-简·卡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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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没钱的时候,你总认为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过去我也常常这样认为,但现在我再也不这样看了,我从惨痛的教训中明白了这一点。 上学的时候,有一位英语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经常给我们引述著名作家的话语。我对这些话语不是很感兴趣,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但有一句话不时在我耳边响起,这是那位英语老师最常说的一句话,他说:“当诸神想惩罚我们时,他们就让我们的祈祷实现。”听起来有些愚蠢,对吗?当时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它的意思是,如果你十分想得到某样东西,你就有可能得到,但将以一种你不希望的方式得到。我的意思是,你可能不得不付出你意想不到的代价。
事情发生在2005年11月22日,星期二,我下班回家的途中。我是个汽修工,我喜欢在汽修厂工作,我一直梦想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不用很大,只要是我自己创建的就行。如果是为自己工作,我不介意有多辛苦。所以我离开父母,去了伦敦。我想,只有那样我才能赚到更多的钱。
父亲为此和我吵了一架。他怎么也不明白,当我衣食丰足时为什么要离开家。
丰足?什么叫丰足?我常问他。像他那样活着——终生住在一套单位的福利房里,没有一点儿期盼,只守着一只金表和养老金度日?我爱他,但看到他如此容易满足,我很窝火。他在那个嘈杂的工厂工作了那么多年,一点儿成就也没有。
那天晚上我回家时,这些想法一股脑儿都涌了上来。还记得我当时在想,要是我能摆脱这一成不变的生活就好了,要是我能得到1万英镑就好了。然后,我在地铁外停下来买了一份刚出版的晚报。我想这份报纸可以让我在回家的路上暂时不想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读读别人的麻烦事或者新影片的介绍。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报纸有些不对劲,好像头版有什么地方搞错了。于是我仔细看报纸的头版,发现上面印的日期是2005年11月23日,星期三,而不是2005年11月22日,星期二。
“上帝!”我在心里惊呼,“这是明天的报纸!”
刚开始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但上面的新闻与今天电视里播的都不一样。这只有一种解释:我买到了明天的报纸。
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了什么——我的祈祷应验了。我的手剧烈地颤抖着,几乎无法翻动报纸。但它们就在那里——明天的赛马结果。我盯着获胜的马匹的名单,仔细地从中选择号码。我挑了一匹不被看好的赛马,下注的回报率是50倍。那是一匹我永远也想不到要下注的马。
第二天一早,我从银行里取出了我的全部积蓄——300英镑,然后我在午饭的时候去下注。我分别去了几家投注站,我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下午赛马的结果与那份报纸所刊登的一模一样。我需要做的就是前去领奖。1.5万英镑,太爽了!
就等着告诉爸爸妈妈了!他们肯定无法相信这是真的。我打开电视,但仍在不停地想如何去使用这笔钱,几乎没听进一个字。突然电视上开始Сhā播新闻,播音员提到了塞尔比——我的家乡。我开始盯着荧屏。那天下午父亲工作的工厂发生了爆炸,爆炸引发严重火灾,22人死亡,许多伤员被送进医院。接下来播音员说了什么,我不知道。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心中充满了恐惧。
昨晚买的报纸掉到了地上。我突然想起了什么。我捡起报纸,疯狂地翻阅。在“最新消息”中,我看到了这则消息:今日下午,塞尔比的工厂发生爆炸,多人悲惨死亡。我一直在忙于挑选我要投注的获胜马匹的号码,没注意到这则消息。我双手颤抖着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母亲证实了我的猜想:父亲死了。而我本来可以救父亲一命的!我把报纸撕得粉碎,号啕大哭起来。
最终,我得到了自己的事业,做得也很好。妈妈获得了保险赔款,她的生活比以前更富裕。唯一的问题是,自从父亲走后,她再也不关心自己是活着还是死去了。
当诸神要惩罚我们时,他们干得真他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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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树-丰子恺
寓楼的窗前有好几株梧桐树。这些都是邻家院子里的东西,但在形式上是我所有的。因为它们和我隔着适当的距离,好像是专门种给我看的。它们的主人,对于它们的局部状态也许比我看得清楚;但是对于它们的全体容貌恐怕始终没看清楚呢。因为这必须隔着相当的距离方才看见。唐人诗云“山远始为容”,我以为树亦如此。自初夏至今,这几株梧桐在我面前浓妆淡抹,显出了种种的容貌。
当春尽夏初,我眼看见新桐初|乳的光景。那些嫩黄的小叶子一簇簇地顶在秃枝头上,好像一堂树灯,又好像小学生的剪贴图案,布置均匀而带幼稚气。植物的生叶,也有种种技巧。有的新陈代谢,瞒过了人的眼睛而在暗中偷换青黄。有的微乎其微,渐乎其渐,使人不觉察其由秃枝变成绿叶。只有梧桐树的生叶,技巧最为拙劣,但态度最为坦白。它们的枝头疏而粗,它们的叶子平而大。叶子一生,全树显然变容。
在夏天,我又眼看见绿叶成阴的光景。那些团扇大的叶片,长得密密层层。望去不留一线空隙,好像一个大绿幛,又好像图案画中的一座青山,在我所常见的庭院植物中,叶子之大,除了芭蕉以外,恐怕无过于梧桐了。芭蕉叶形状虽大,数目不多,那丁香则要过好几天才展开一张叶子来,全树的叶子寥寥可数。梧桐叶虽不及它大,可是数目很多。那猪耳朵一般的东西,重重叠叠地挂着,一直从低枝上挂到树顶。窗前摆了几枝梧桐,我觉得绿意实在太多了。古人说“芭蕉分绿上窗纱”,眼光未免太低,只是阶前窗下的所见而已。若登楼眺望,芭蕉便落在眼底,应见“梧桐分绿上窗纱”了。
一个月以来,我又眼看见梧桐叶落的光景。样子真凄惨呢!最初绿色黑暗起来,变成墨绿;后来又由墨绿转成焦黄;北风一起,它们大惊小怪地闹将起来,大大的黄叶子便开始辞枝——起初突然地落脱一两张来,后来成群地飞下一大批来,好像谁从高楼上丢下来的东西,枝头渐渐地虚空了,露出树后面的房屋来,终于只剩下几根枝头,回复了春初的面目。这几天它们空手站在我的窗前,好像曾经娶妻生子而家破人亡的光棍,样子怪可怜的!我想起了古人的诗:“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现在倘要搜集它们的一切落叶来,使它们一齐变绿,重还故枝,回复夏日的光景,即使仗了世间一切支配者的势力,尽了世间一切机械的效能,也是不可能的事了。回黄转绿世间多,但象征悲哀的莫如落叶,尤其是梧桐的落叶。落花也曾令人悲哀。但花的寿命短促,犹如婴儿初生即死,我们虽也怜惜他,但因对它关系未久,回忆不多,因之悲哀也不深。叶的寿命比花长得多,尤其是梧桐叶,自初生至落尽,占有大半年之久,况且这般繁茂,这般盛大!眼前高厚浓重的几堆大绿,一朝化为乌有!“无常”的象征,莫大于此了!
但它们的主人,恐怕没有感到这种悲哀。因为他们虽然种植了它们,拥有了它们,但都没有看见上述的种种光景。他们只是坐在窗下瞧瞧它们的根干,站在阶前仰望它们的枝叶,为它们扫扫落叶而己,何从看它们的容貌呢?何从感到它们的象征呢?可知自然是不能被占有的。可知艺术也是不能被占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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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朱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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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冬天,忽然想到豆腐。是一“小洋锅”(铝锅)白煮豆腐,热腾腾的。水滚着,像 好些鱼眼睛,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养在里面,嫩而滑,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锅在“洋炉子” (煤油不打气炉)上,和炉子都熏得乌黑乌黑,越显出豆腐的白。这是晚上,屋子老了,虽 点着“洋灯”,也还是阴暗。围着桌子坐的是父亲跟我们哥儿三个。“洋炉子”太高了,父 亲得常常站起来,微微地仰着脸,觑着眼睛,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夹起豆腐,一一地 放在我们的酱油碟里。我们有时也自己动手,但炉子实在太高了,总还是坐享其成的多。这 并不是吃饭,只是玩儿。父亲说晚上冷,吃了大家暖和些。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腐;一上 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等着那热气,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
又是冬天,记得是阴历十一月十六晚上,跟S君P君在西湖里坐小划子。S君刚到杭州 教书,事先来信说:“我们要游西湖,不管它是冬天。”那晚月色真好,现在想起来还像照 在身上。本来前一晚是“月当头”;也许十一月的月亮真有些特别吧。那时九点多了,湖上 似乎只有我们一只划子。有点风,月光照着软软的水波;当间那一溜儿反光,像新砑的银 子。湖上的山只剩了淡档的影子。山下偶尔有一两星灯火。S君口占两句诗道:“数星灯火 认渔村,淡墨轻描远黛痕。”我们都不大说话,只有均匀的桨声。我渐渐地快睡着了。P君 “喂”了一下,才抬起眼皮,看见他在微笑。船夫问要不要上净寺去;是阿弥陀佛生日,那 边蛮热闹的。到了寺里,殿上灯烛辉煌,满是佛婆念佛的声音,好像醒了一场梦。这已是十 多年前的事了,S君还常常通着信,P君听说转变了好几次,前年是在一个特税局里收特税 了,以后便没有消息。
在台州过了一个冬天,一家四口子。台州是个山城,可以说在一个大谷里。只有一条二 里长的大街。别的路上白天简直不大见人;晚上一片漆黑。偶尔人家窗户里透出一点灯光, 还有走路的拿着的火把;但那是少极了。我们住在山脚下。有的是山上松林里的风声,跟天 上一只两只的鸟影。夏末到那里,春初便走,却好像老在过着冬天似的;可是即便真冬天也 并不冷。我们住在楼上,书房临着大路;路上有人说话,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但因为走路 的人太少了,间或有点说话的声音,听起来还只当远风送来的,想不到就在窗外。我们是外 路人,除上学校去之外,常只在家里坐着。妻也惯了那寂寞,只和我们爷儿们守着。外边虽 老是冬天,家里却老是春天。有一回我上街去,回来的时候,楼下厨房的大方窗开着,并排 地挨着她们呣子三个;三张脸都带着天真微笑地向着我。似乎台州空空的,只有我们四人; 天地空空的,也只有我们四人。那时是民国十年,妻刚从家里出来,满自在。现在她死了快 四年了,我却还老记着她那微笑的影子。
无论怎么冷,大风大雪,想到这些,我心上总是温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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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委托人-东野圭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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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委托人
作者:[日本]东野圭吾著全贤淑译
译林 2008年4期
八月里晴朗的一天,美幸从俱乐部结束训练回来走到家门口时,不知怎么她感觉到家里好像笼罩着一种奇怪的气氛。
美幸站在那里,从大门向家里望去。
这是一种让人感到眼前的房子都被伪装了的气氛。整个家好像完全被一种什么伪装的东西替代了。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美幸微微歪了歪头,耸了一下肩便进了家门。玄关的门没锁。
“我回来了。”
美幸一边脱鞋一边大声说。但很快她感到自己好像是在朝深井喊话一样,她听到了自己的回音,可是没有应答。
“没人在家吗?”
她又喊了一句,发现自己刚脱的鞋子旁边有一双熟悉的皮鞋。那是爸爸的皮鞋整齐地摆放在那里。
“爸爸在家吗?妈妈呢?”
美幸走到走廊里,推开了客厅的门,从推开的房门里面透出了亮光。
“有谁在家吗?”
当她把脚踏入房间时,她在瞬间屏住了呼吸:一下子映入眼帘的是坐在沙发上的一个人。那是父亲的场阳助的背影。他那穿着白色短袖衬衫的后背,就像岩石一样矗立在那里。
“怎么了?”
她问道。阳助的左手夹着香烟,白色的烟雾正一圈圈地向上盘旋着。
一声叹息后,他把头转向美幸。然后他好像才发现似的,把手中香烟那长长的烟灰抖落到烟灰缸里。
“是美幸吗?”
嘶哑的声音里透着沉重。
“实际上……”
他正要往下说,这时玄关的门铃响了,他好像吓了一跳似的一下子闭上了嘴,然后朝玄关望去。
“出什么事了?”
美幸问道。
但是阳助没有回答,脸上的肌肉痛苦地痉挛着。
接着他把目光从女儿的脸上移开,迈着有些踉跄的脚步朝走廊走去。
阳助打开了玄关的大门,那里站着穿制服的警官。
那是两个像陶俑一样没有表情的男人。其中一个问阳助:“尸体在哪?”
尸体?
嘘——阳助示意警官不要说,并转向美幸。
就在这一瞬间,美幸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她下意识地移动了脚步。
“啊,不能到二楼去。”
在她抬脚要上楼时阳助叫道。
但是这个声音并没有让她停下脚步。她只是被一种直觉强烈地推动着。
美幸几乎没有犹豫便推开了父母卧室的房门,接着便看到了已经死去的妈妈。
妈妈死了。
八月的一天,美幸回家后发现妈妈已经死了——浑身是血地死了。
在她的记忆里,仅仅是白色床罩上的模糊印迹,向她说明着当时可怕的场景。当她再清醒的时候,她已经是躺在自己房间里的床上了。
她感到有什么压在脚上,于是睁开了双眼,只见姐姐亭子正趴在自己的脚上。姐姐坐在床前,两只手放在美幸的脚上,头伏在上面。
亭子的身体一动也不动。美幸稍微抬了下脚,好像是反射似的,亭子仰起了脸。
“你醒了?”
姐姐说。声音就像高烧病人一样。
“我,”美幸说着摸着自己的脸,“我做了一个梦。”
亭子重重地摇了摇头:“但,那……那不是梦。”
美幸闭上了嘴。好像有什么东西从胃里向上涌。
“妈妈她,”亭子说着直直地盯着美幸,“她死了。”
沉默。
“是被杀死的。”
“……”
美幸什么也没说。只是紧紧地咬住牙关,好像不让声音跑出来一样。只有心脏还在跳动。
“是被杀死的哟!”
亭子又说了一遍,可能是觉得妹妹还没有弄清楚整个事态吧。
“被……谁?”
好不容易挤出了这么两个字。
“还不知道。”
亭子说。“现在警察来了,他们要进行各种调查。你也听到了吧?”
确实能感到家里有很多人,不时传来说话的声音。
美幸用被子蒙住头。接着便放声大哭。
当她停止哭泣时,房门被敲响了。美幸感到好像是亭子站了起来,一会儿又回来了,并把脸凑到美幸的耳边。
“警察来了,要问我们一些事情呢。”亭子说,“怎么办?是等一会儿再问你?”
美幸稍微考虑了一下,在被子下面摇了摇头。虽然她现在谁也不想见,但还是想从警察那里知道更多的情况。
她坐起身来等候警察,于是亭子走过去把门打开,进来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英俊男人。
“只问几个问题可以吗?”
警察在床边坐了下来说。美幸点了点头。
“听说你去俱乐部训练了,回来时是几点钟?”
美幸加入了学校的网球俱乐部。
“这个……我想应该是两点多吧。”
训练到两点,然后跟朋友们一起喝了杯饮料就回来了。
“那么,你看见你妈妈了吗?”
“是……”
“接着你就昏过去了吗?”
美幸垂下了头。她觉得见到了母亲的尸体就昏过去,这好像有些不太光荣。
“你能把从你回来直到见到母亲这段时间内的事情都告诉我吗?”
于是,美幸一边想一边把经过告诉了警察。
“你到母亲的房间时,没觉得有什么和平常不一样的情况吗?”
“和平常不一样?”
最不一样的就是妈妈死了。但除此之外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同。因为当时也没有时间想那么多。
警察把目光转向亭子。
“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三点多钟。那时警察先生已经见到我了。”
到底是大学生。亭子用清晰的语调回答了警察的问题。
“对不起,请问你去哪里了?”
“图书馆。”她答道,“中午出去的。”
“你说的中午是几点钟?”
亭子歪头想了想,“我想是一点多钟吧。吃过午饭后走的。”
“你离开家的时候,你母亲在家吗?”
“在。”
“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吗?”
对于警察的问题,亭子扭过头去,然后闭上眼睛,但很快她就睁开了,并转过头来看着警察,“嗯,我没觉得有什么异常。”
“是吗?”
接着,警察又问了一些关于门窗上锁的情况,也就是她妈妈的场妙子一个人在家时是怎么关门的。
“基本没有什么特殊防备。”
亭子代表妹妹答道:“玄关大门也是这样。我想院子的大门也能进来人,就那么开着的。”
美幸心情抑郁地听着姐姐的话,并想以后在家时,也许会神经质地把每个门都锁上吧。
接下来,警察又问姐妹俩关于这个案件有没有什么线索。两人都好像是理所当然地摇了摇头。警察点了一下头便合上了笔记本。
“请问……”
看到他站起身来,美幸有些紧张地问。于是警察就那样半弓着腰回过头来看着她。
“请问……我妈妈,是怎么被杀死的?”
听了这话,警察的脸上现出了不知所措的神情,并很快把目光转向亭子。好像是在问:“我能说吗?”于是美幸也看着姐姐。
“是刀子刺中了胸口。”
亭子好像是没有办法似的说,并用食指指着自己的左胸。“所以出了很多血。你也看到了吧?”
看到了。美幸说。然而她并没有发出声来。代替这声音的是全身的颤抖。
“没有自杀的可能吧?”
亭子确认似的问道。警察点了点头,“在屋角的垃圾桶里发现了被疑为凶器的水果刀,上面的指纹已经被擦掉了,所以我们认为是他杀。”
“那么……妈妈是什么时候被杀死的?”
美幸慢慢地问,警察又打开了笔记本,“综合现在所有的证言,亭子小姐是一点多钟离开家的,而你们的父亲发现尸体时是两点半,那么死亡时间就应该是在此期间。”
“一点到两点半……”
美幸重复着,不禁又产生了疑问。
“爸爸今天为什么这么早回来?”
阳助在当地一家药品公司任要职。像今天这么早回家是前所未有过的。
“今天爸爸他身体不舒服,所以就提前回来了。”
亭子告诉她。“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爸爸……是爸爸最先发现妈妈死了的吗?”
美幸问警察。
“是的。发现之后就立刻报警,而且紧接着你就回来了。”
“紧接着……”
“噢,还有,因为要调查,可能会给你们添很多麻烦,不过,你还是要好好休息一下。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吧。”
警察说完走了出去,亭子也跟着出去了。
剩下美幸一个人后,她又蒙上了被子,不过她的头脑很清醒。
如果阳助回来时妙子已经死了的话……
爸爸不是那种脱下鞋后就整齐地摆放好的人。那么把爸爸的皮鞋摆放整齐的人又是谁呢?
客厅里的另一位刑警,正向这家的主人的场阳助了解情况。
“其实我要问的都是一些例行公事的问题。”
刑警这样开始了询问。“你是两点半左右回来的吧,对此有人能为你作证吗?”
“作证?难道你们是在怀疑我吗?”
阳助稍微提高了嗓音,表情也变得难看起来。警察马上摆了摆右手。
“因为这是很关键的时间,所以对此如果有很客观的人证,对今后的调查避免误入歧途很有帮助呢。”
刑警用比较委婉的语气说。
阳助叹了一口气,用手扶住了额头,然后问道:“你们说的证人,自己家里人也算吗?”
“你说的……自己家里人?”
“就是我妻子的妹妹,大塚典子。她就住在这附近,今天两点多钟我从公司出来时,偶然碰到了她。她正好也要回家,于是就搭我的车回来了。我想你们如果去问问她就可以给我证明,但她是我们自己家的人。”
“确实是。”
刑警稍微考虑了一下后点了点头。
“其他的再没有了吗?”
“是的……”
阳助挠了挠头发,然后又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停住了手。
“噢,还有一个能否作为我的证人我不知道,就是在两点多钟我打了电话。”
“电话?往哪里打的?”
“先是往家里打的。是想告诉妻子我马上就回家,但是一直没有人接,我觉得很奇怪于是就给邻居家打了个电话。”
“等……请等等。”
刑警慌忙伸出右手。“这样的事情你是应该早些告诉我们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呀。两点多你往家里打了电话,但是没有人接,是这样吧?”
“是的。”
“然后,你又给邻居家打了电话?”
“是因为有些担心,所以请邻居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那邻居是怎么回答的?”
“邻居家的夫人看了后说好像我家里没人。于是我就想也许我妻子是到哪儿去了。”
“你打电话的时候,妙子夫人的妹妹同你在一起吗?”
“是在一起的。”
刑警用自动铅笔的笔帽挠着自己的鼻子,并长长地“噢……”了一声。
“那个小姑娘的情况怎么样?”
正在询问阳助的前辈田宫警官向从美幸房间出来的真田警官问道。他们俩都是搜查一课的刑警。田宫与真田不同,稍稍有些瘦,而且颧骨也比较突出,看上去让人觉得有些不太协调。因为总好像是在瞪着眼睛似的,叫人感到有些可怕,所以觉得不太适合去询问高中一年级的女孩子,这才让真田一个人去的。
“姐姐离开家的时间是一点多钟……说的比较吻合。”
听了真田的报告,田宫点了一下头。“被杀害的时间大概在两点左右。在这期间内,只有妙子夫人一个人在家。犯人是算准了这个时间呢。”
“不是财杀吧?”
“不是。”田宫说,“室内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事实上,好像也没有丢失什么东西。”
“也没有被弓虽暴吧?”
“没有。剩下的就是仇杀或是情杀了。”
“她同丈夫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真田放低了声音。“两点半回来的,但是能证明吗?”
“嗯,关于这一点倒是有证人可以证明。”
田宫把被害人妙子的妹妹可以作为证人的情况告诉了后辈刑警。但是,现在因为当事人大塚典子不在家,所以此事还没有被证实。
“是的场妙子的亲妹妹吗?”
真田眼里闪着怀疑的目光问道。
“那还用说,但姐妹之间的关系如何还需要调查。”
“说是偶然碰上的,让人觉得是不是有些太巧了呢。”
“可是也不能仅凭这一点就怀疑他呀。你跟我一起走吧。”
田宫带真田去的是的场的邻居家。虽然比起的场家要稍微小一些,但却有着可以停放两辆车的停车场。
从玄关走出来的是个稍微有些发胖的中年妇女,并且一看就知道是那种爱多嘴管闲事的女人。很显然她已经知道了这个案件,所以田宫他们自报姓名后,她就急切地问刑警有什么问题。
“根据的场先生的话,他在两点钟过一点曾往你家打过电话,是吗?”
田宫要确认阳助的话。邻居使劲地点了点头。
“他确实打来了电话。他让我帮忙看看他家的情况,于是我特意上了我家的二楼去看了呢。”
“那么,那时你觉得他家里没有人吗?”田宫问道。
“哎,觉得是没有人呢……”
这时邻居的两只手一会儿握在一起,一会儿又分开,显得有些扭扭捏捏,看上去好像是有些欲言又止,其实倒更让人感到是急切地在等待着被询问。
“有什么事情吗?”
田宫正像她所期待的那样,急切地询问道。
“这个嘛,因为是警察先生,那我就照直说了。”
她这才像是下了决心似的抬起了头。
“有一个好像是推销员或者是其他什么人的男人在门前徘徊着呢。”
“男人?”田宫一下子紧张起来,“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听到前辈刑警这样问,真田急忙拿出了记事本。
“嗯,是个四十多岁的瘦高个男人。长长的头发,高鼻子,是个相貌挺端正的男人。穿着崭新整齐的藏青色西装,还背着个很大的背包。好像是旅行手提包似的。”
“是……手提包吗?”
田宫稍稍歪着头问。“那个男人后来又怎么样了?”
“啊,稍不留神就不见了。”
“这样的男人呀。”
刑警们向主妇表示感谢,然后就出来了。
田宫他们又回到的场家,被害人妙子的亲妹妹大塚典子来了。他们是在的场家的客厅里见面的。
典子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很利落的女人。虽然同姐姐有些相像,但妹妹看上去更漂亮一些,可以说是个美女。除了眼圈有些红外,其他并没有什么太多惊慌的样子。只是她的两只手紧捏着手绢,不知为什么这吸引了田宫。
田宫首先就妙子被杀的情况问她有什么线索,例如她姐姐最近的言行以及交际情况等。
但是典子的回答对于刑警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因为最近她没怎么同姐姐见面。
“今天你好像出门了?”问了上述问题后,田宫又问道,“那么请问你到哪里去了呢?”
“只是到街上去买东西了。”典子用很平淡的语调说,“然后就回家了,后来又到附近的商店去了一趟。”
“是一个人去买东西吗?”
“买东西是一个人去的。但回来时碰到了姐夫的场阳助,于是他就用车子把我送回家了。”
田宫迅速地同一旁的真田对视了一下,并问道:“你遇到的场先生时是几点钟?”
典子歪头想了一下说:“我想是两点多钟吧。”
“你们直接回家了吗?”
听了这话她说了声“不是”,并且看上去好像在考虑着什么。
“姐夫先是往家里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才送我回家的。”
“的确。噢,非常感谢你的配合。”
刑警们向她点头致谢。
案发后又过去了四天。刑警们全力调查,但是并没有罪犯的目标。
美幸这天参加了已经缺席了几天的网球训练,她希望能通过训练来减少一些悲伤。其他队员都发出了比平时更大的声音,好像是为了回应同伴们,美幸也努力地挥动着球拍。
训练结束后,她和队友们走进了一家冷饮店。在这里一边喝饮料一边聊天,对于美幸和她的朋友来说,是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不知怎么话题扯到了汽车上,大家都在说着自己喜欢的车型。
“美幸的爸爸开的可是好车呀。”
一个叫知美的女孩子说。
“是啊。”
美幸歪着头说。阳助开的是奥迪。
“真的是好车呢。我家的车子是国产的,而且也买了很多年了,设计什么的都很落后。这样的车子就是去兜风也没什么心情呀。真的很不好呢。”
“说起来,前几天我还看见了美幸的爸爸开着车子呢。”
另一个叫厚子的同学说。“对了,就是我脚受伤没参加训练那天。是在去医院的路上走在一丁目等信号灯时看见的。”
这个同学没参加训练的那天,正是美幸的妈妈遇害的日子。
美幸想起了那天的事情,于是闭上了嘴,脑袋也耷拉了下去。知美意识到了这一点,便用手捅了厚子一下。
“啊,对不起。”厚子放低了声音说。“我真是没脑子,对不起。”
“没什么,别介意。”美幸抬起头,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那么,那天我爸爸是和谁在一起的吗?”
爸爸说那天从公司出来后就遇见了典子姨妈。如果厚子是在一丁目看见爸爸的话,那他就应该是和姨妈在一起的。
但厚子却现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说:“没有哇,就他一个人呢。”
那么是他把典子姨妈送回家以后的事情吗?
“那时是几点钟?”
听见美幸这样问,厚子稍加思考后肯定地说:“一点半刚过,”并接着说,“我是一点四十分到的医院,不会错的。”
“一点半……”
美幸想着。按照爸爸的说法,他是两点以前从公司出来的,两点半到的家。这样的话,一点半左右他不应该开着车子在街上呀。
“有什么不对吗?”
“噢,没什么。”
厚子大概是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脸上现出了不安的神情。
和朋友分手后,在回家的路上,有谁在后面拍了一下美幸的肩膀。美幸回头一看,原来是姐姐亭子从后面追上来了。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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