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着激进的­性­格和冒险的­精­神，这10人掸掉身上的尘土，洗尽满脸的污垢，迅速积累起个人财富。

33岁的刘大源装上柳市第一部电话，区长办公室的电话都不及他家的好用。刘大源心情好坏，甚至可以直接决定这天区长能不能拨通长途电话。他还购买了柳市第一辆摩托车。多年以后，回想起当时的风光，他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骑着摩托车呼啸穿过柳市大街，警察都傻眼了，以为是大人物的子弟。”李方平造价七万多元的房子，被人斥为“将军也没有住上这样好的房子”。而胡金林的生意大到“要电器，找金林”成为一时的流行语。

1978：曙光乍现（2）

所谓巅峰，就是当人一个转身，无论走哪个方向，都是下坡路。过去几年，当生意鼎盛时，“大王”们是整个城市最忙碌的活跃分子。突然，好时光不再，一场变故骤然降临。

改革刚绽萌芽，远未如火如荼，匮乏的市场处处冒着商机，只要敢扛起经济大旗，给点阳光就能灿烂。从经济学角度，“八大王”财富积累显得易如反掌。不过，对领跑者造成致命冲击，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不是市场规律，却是­阴­晴不定的政策。“大王”们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一场风波之中，遭遇严重挫折。

1981年1月11日和4月13日，国务院两次下发文件：“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风声鹤唳，在这场全国­性­的斗争中，因私营经济而备受争议的温州成为重灾区。

当时浙江省最年轻的副省长袁芳烈出任温州市委书记，受命到温州治“乱”。袁芳烈雷厉风行，决心割掉温州的“资本主义尾巴”。他认定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最严重的是柳市。很快联合工作组进驻柳市，一场轰轰烈烈全方位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行动正式展开。“大王”们这样的出头鸟自然首当其冲，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时称“八大王事件”。

这些温州“名人”，经营企业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应付这场来势汹汹、举措严厉的打击“经济犯罪”的行动更无经验可谈。他们慌了手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可结局大都暗淡。

面对突如其来的诘难，胡金林第一个做出了反应。他扛上一袋六万元现钞，主动找到工作组，补缴了17个月的税款。他以为这样可以给工作组一个交代。可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胡金林的想象。大街上挂着“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行为”的横幅，有三四年没有响过的大喇叭整个白天不停息地用强硬口吻宣传政府的大政方针。看到苗头不对，胡金林­干­脆关了门市部的卷闸门，带上新婚妻子去全国旅游散心。

两周后胡金林回到柳市，发现税务部门在他的门市部水泥柱上贴了一张白纸红章的文件，通知营业税从035%连补带罚上调到6%。再过了一个月，工作组告知他，“从现在不得外出，必须随叫随到，等候处理”。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都直接或间接表明，胡金林将是下一个整治对象。此时，其他的“大王”们已经陆续被叫到工作组，且进去就没有再出来。

日子变得动荡不安，胡金林每天托关系打听上面的动静。某日黄昏，一要好的­干­部骑着自行车路过胡金林家门口，停下来小声对胡说：“不行，要下大雨啦！”然后迅速骑开。胡金林转身奔回屋子，从抽屉里拿出准备好的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各种证件，连妻子也来不及告别就仓皇出逃，开始了两年“没有目的地的旅游”。当夜凌晨，警车浩浩荡荡地停在他家门口，胡金林早已逃出柳市。两个月后，公安部全国通缉胡金林，罪名是“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

胡金林从上海、北京“流窜”到东北，甚至在土匪猖獗过的、小说《林海雪原》中座山雕的老巢夹皮沟躲了一段时间。两年后，他结束流亡生活悄悄溜回柳市，结果当夜被逮捕。警察告诉他说：“通缉令还在，必须抓你。”第二天，乐清广播站报道：“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获归案。”在监狱中，胡金林被关在重刑犯单间，他彻底绝望了，做好判重刑乃至死刑的准备。谁知道66天后，他先被取保候审，然后案件撤销。

1978：曙光乍现（3）

潜逃的还有郑祥青、李方平、王迈仟与郑元忠。出逃前，柳市工商所多次“传讯”郑元忠，要求他写如何投机倒把发家的检查材料。写到第29天，实在愤懑难当，郑元忠抓起墨水瓶扔到隔离审查室的墙上。之后抓住上厕所的机会，他潜回家中，拿了8000元现金，跳上村后小河的一条小船，开始长达20个月历经几十个省、市的流亡漂泊。可最终的结局仍是以“投机倒把”的罪行锒铛入狱。牢一坐就是186天。而另外三人的命运也殊途同归，相继落网判刑。

在全国公安协力严办下，其他几个“大王”的前途虽各有乖舛，但大抵相似。转眼之间，他们从人生顶峰跌落到生命的谷底。在历史的洪流中，他们的命运不是逆流而上，而是不得已随波逐流，淹没于滚滚红尘。

最早被逮捕的是最年轻的程步青。乐清专门为此召开公审大会，他被五花大绑押上台，接受批斗和唾骂。叶建华则是在家给孩子洗脚时，被通知到旅馆谈话。一进门，手铐就铐住他的双手。回忆当初，叶建华眼神迷离，眼眶泛红。

唯一逃脱惩罚的是刘大源。关于此人，有文字记载如下：

1967年夏，刘大源弱冠之年，温州大旱。前后131天，柳市未降滴水，十夹河­干­涸见底，整个虹柳平原哀鸿遍野。乐清水库枯竭，不能发电，刘大源做煤油灯来提供照明，一天内能做100多个，全部热卖一空。他后来做了一个铁箱，把煤油灯生意换来的5000块钱放进去。四年后，这个灵活的年轻人成了远近闻名的“打小铁”师傅。一晃十多年，他被称为柳市“八大王”。在这期间，柳市经历了个体经济缓步觉醒的过程。

1971年，一社队企业生产煤油钻开关，急需一万件特型螺丝，寻遍各商店没有着落，便求助于刘大源。神通广大的他四处购齐所需螺丝，赚了一笔丰厚的差价。自此，刘大源摆起螺丝摊。尽管他得到一个国营企业招工指标，可他敏锐地感觉到商品气息正逐渐渗透着柳市，便毅然选择了放弃。

1978年，柳市五金电器风生水起，大批量的螺丝需求催生市场。刘大源赶到上海，一周内收集到300公斤螺丝。码头到轮船有500米距离，他将螺丝分成四担，来回搬运。当螺丝全部装到船上，他早已汗流浃背。刘大源口渴难忍，想进船上餐厅喝水，服务员见到他的寒酸样，直接当众将他拒之门外。不过，刘大源的螺丝种类越来越多，达到17万多种，无论怎样少见的螺丝都能在他这里找到。《人民日报》的两位记者听到“螺丝大王”的名声，决定调查是否货真价实，想方设法找了两种极为罕见的螺丝要求配备。刘大源看到螺丝，马上说：“有！”记者惊奇不已。

1982年9月的一天，刘大源早起上街，墙上张贴的“狠狠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大幅标语触目惊心。他暗自颤栗，做出生平最快速的决定，趁人不备钻进小巷，回家取出七万元后，亡命天涯。之后整整三年，他像老鼠一样，四处躲藏，山穷水尽时沦落到与乞丐争抢垃圾箱里食物的境地。后来听说形势变了，他才在农历年三十回家团圆，但人枯形瘦，相熟亲朋大半不敢相认。

重新回到温州，刘大源成了唯一未坐牢的“大王”。但他已对生意心灰意冷，尽管也难免心有不甘。终于，歇业几年后，他重­操­旧业，经营螺丝店至今，可此时已非彼时。“大王”头衔虽成过去，但毕竟曾戴过，他为此严格要求自己，宁可生意清淡，也一定避免违法，不留人口舌。

1978：曙光乍现（4）

回过头来，审视整个事件中温州政府扮演的角­色­，不难发现政府行为有时就是这样难以理解。凭借一腔热情的“整顿”和冠冕堂皇的理由，引导规范一地的经济，反而扼杀了当地民营经济的活力；用计划经济来指挥新生的经济力量，无法­操­控的调度能力却演变为闹哄哄的逞能。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有如此文字：“国家这一强制­性­力量与过去的部落方式最大的不同，是它没有必要再为整个共同体制定统一的目标并集中财富去实现这一目标，而只需把自己的功能限制在提供公共安全和保障产权与公正规则的实施上……”温州的改革被称为是一次“自费改革”，它在没有取得正式的“改革授权”、“政策资源”的条件下，自发自觉、从下而上地变革经济。所以，“八大王”事件的价值，就在于它将拉开我们正要描述的温州三十年民营经济发展史中政府观念转变的序幕。也就是因为政府态度的趋于明朗，民间经济力量在与地方行政力量冲突了几个回合之后，双方终于达成某种无言的妥协。

打击“八大王”之后，事件高调处理的负作用与活生生的现实刺激着以袁芳烈为首的温州政府官员的神经。数字证明了事实：打击个体私营经济，导致低压电器生产和销售步入低谷，主要经济指标一路下滑。1980年温州第二产业发展速度为315％，1981年为70％，1982年为－17％。工人失业、街市冷落，老百姓生活更加无所适从。

当地领导开始反思。政府对自发私营经济的态度也由无所适从、时紧时松，转到“无为而治”，顶住压力极力保护民营企业。从此以后，历届政府一直用抽象规则，保护个人自由领域不受侵犯，为民营经济保驾护航。正是由于政府的放手，温州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方式，私营企业从此再未受到致命的冲击。

解冻的形势下，开放、蓬勃、昂扬向上成为主格调，一切都充满着希望。人心亦如奔腾的河流，民营经济破土而出，呼吸着逐渐松绑的自由空气，焕发出勃勃生机。而温州，这个名称本身，也借助本地民营经济的激扬超越了地理的局限，开始放­射­光芒。

温州市区著名风景点江心寺门口有一副对联，题为：

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

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

岁月，如潮似云。历史上，数十年乃至千年，温州是一个极易被人遗忘的地方。在中国广袤的版图上，这里是蛮荒而不起眼的角落，置身于中原经济发展和文化主流之外。而温州人描述自己的生存环境，喜欢用“浩浩东海，巍巍雁荡”来形容。东海、雁荡作为大海名山，名气确实远盖温州。但是，东海的狂风恶浪，日夜不停地历练出温州人不屈的求生存的意志；雁荡山的深林丘壑，磨砺出温州人为生存搏斗的坚强­性­格。

温州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如《山海经》所云：“瓯居海中。”建城史应追溯至公元323年。晋明帝临海立郡，统永宁、安固、松阳、横阳四县。当地人请出寓居永嘉以­精­通卜筮之术闻名于世的学者郭璞“为卜建郡”。郭璞过江登山，眺群山错立，似北斗星座，提议跨山建城。相传建郡时，有白鹿衔花腾空跨城而过，所到之处鸟语花香、祥云腾飞。人们认为是祥瑞之兆，故而温州又名为“白鹿城”。时光流逝，白驹过隙。永嘉建郡，至今日1680年有余。经无数兵戈灾变，城址位置及范围始终未变，“温州”名沿用至今。

1978：曙光乍现（5）

大唐天朝，四海升平，国力强盛。温州和海外的交流逐渐频繁。因慕温州风土，李白留有《孤屿诗》：“康乐上官去，永嘉游石门。江亭有孤屿，千载迹犹存。”但温州真正的繁荣始于宋朝。宋室南迁，偏安东南之隅，虽被后人所不齿，可因此机缘，给温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灿烂——宋商品贸易和对外交往大都依赖海上。商品经济气息浓郁的永嘉学派在那个时代异军突起，不妨视为温州商品意识天然浓郁的极好佐证。不过，这个宋元之间的“六朝繁华地”，明、清以来却凋零冷落。两朝政府实行海禁政策，温州沿海全线内迁。从此，温州鱼盐之利尽失，海上贸易处于停滞状态。

1892年8月31日，有关温州工商概貌的报告第一次出现在欧洲人的办公桌上。一位英国人煞费苦心地在报告中写道：“温州拥有许多有利的条件，使之有希望成为洋人在中国的居住地。气候温和有利健康，靠海空气清新……”但在伦敦英国海关总部堆积如山的文件里，这份关于温州的报告并没能引起欧洲人的兴趣——那里的贸易业绩一直很不出彩，令人失望。

社会大环境的闭塞造成温州的衰落，一个商贾云集之地，昙花一现，消失在历史的苍茫中，沉闷数百年。解放后，“五十年代是前线，六十年代是火线，七十年代是资本主义黑线”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将温州作为*的桥头堡。政府决定“放进来，关门打狗”，将温州定为反帝反蒋的前线。随着国民党派遣的武装人员一次次登陆、空降，温州的政治之弦，绷得比任何地方都紧。60年代温州发生大规模武斗。全国当时武斗最厉害的地方是武汉和温州。与武汉不同，温州武斗战火猛烈，死伤不计其数。武斗使温州粮食、水、煤、电全面紧缺，人心惶惶，所以流行民谣：“白昼无米，黄昏无被”、“工总、联总，有饭吃就让你总”、“白昼靠天光，黄昏靠月光”。70年代，温州人一把刀，一把剪，一个弹棉弓，四海为家闯天下，本是防饿死的下下策，无意间挑衅了政治神经——全国人民都在朝八晚五，老老实实地上班，唯有温州人东流西窜地去赚钱，就是资本主义的黑线。，一句颇为诙谐的顺口溜道出了温州的尴尬与温州人的郁闷。这三十年，温州人饱尝的苦难，可谓冷暖自知。

据权威部门统计，建国后到1978年，国家对温州累计投入595亿元。以温州700多万人口计1953年到1962年十年间，台州与丽水地区大部分县属温州。，平均每人每年仅人民币283元。因此，改革前温州也是国有经济比重最低的城市之一。1978年，温州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3，远低于全国80%左右的比重。加之交通不便，距离其他发达城市较远，温州农村难以得到城市经济有效辐­射­，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1%。这些客观现状作为日后“温州模式”的形成条件日积月累，积淀下来。

可以想见，恶劣的生存环境必然使民间“反叛”的冲动由一种可能­性­演化成一种必然­性­。历史的机缘终于再次垂青温州。一批在规则的“边际”，若即若离地保持着适度灵活­性­的个体迸发出不可限量的潜力。温州也在彷徨中找到一条似有似无的起跑线，一个不偏不倚的历史位置。

1978年，正是温州打破旧制度的刚­性­约束，冲破重重阻碍，掀起这场经济新革命的起点。书包 网 想看书来

1978：曙光乍现（6）

不管文字上描述得怎样天花乱坠，温州毕竟只是个弹丸之地。1978年以前，我们这个国家经历着大动荡、大迁徙，其近代史前所未有的复杂、曲折，在许多人的生活大起大落、充满悲欢离合时，温州却默默无闻，甚至几乎不为外界所知。可有些人意志坚定地相信，在1978年之前接近三十年的时间内，温州绝对有可歌可泣之事，更有值得书写之人。

与城市相比，中国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始于农村希望的田野上。城市处于权力的中心，它的肌体更为复杂，利益犬牙交错，改革步子始终难以迈开。所谓“大变革的机遇，小村庄的现实”。基层的位置给予农村­干­部更多相对的自由和可实现抱负的空间，身上的政治属­性­也让这群人时刻留心揣摩最高权力层领导人的每一句正式和非正式的言论。

正如此，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秘密签订契约，集体耕地承包到户的“壮举”，才会十分风光地记录进中国的改革史。但从更长的时间范围内看，1956年5月，温州永嘉县就已出现包产到户的端倪。当时，26岁的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目睹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矛盾和弊端后，深思熟虑，与戴洁天悄悄试验着中国农村第一次包产到户。

农民的积极­性­被空前调动，经验在温州地区得到推广。现在看来，李云河的一切做法都不足为奇，但当时却是“大逆不道”。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有些人更是公开发难。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指名道姓批评李云河主导的包产到户是“打退堂鼓”。不服气的李云河撰写了长达5500字的专题报告发表在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上，作为反驳。

“左倾”思潮恣意奔流，这场意义深远的有益实践和顽强探索终究在不到两年后被打入“冷宫”，匆忙地被打上苦涩的印记。而两张批判李云河的大字报，则极具创意。第一张大字报“言简意赅”，省人代会期间，贴在杭州红楼招待所：

包产到户

产品­性­质：资本主义

产地：浙江永嘉燎原

发明创造者：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

检验员：林乎加

产品鉴定机关：浙江省委

推销员：浙江日报

第二张大字报出现于“*”，立场“鲜明”，文字“­精­彩”：

李云河在农村搞包产到户，在工厂搞包工到人，在家庭搞包娘教子！自己讨个老婆姓包，李家三兄弟讨的老婆都是包、包、包。

李云河靠“包”起家，靠“包”成家，日夜出入“包”府大门，简直被“包”迷住了心窍！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也公开评论，四次点名李云河，指责“做法错误”。最终，李云河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改造。之后每次运动，他都被当做“包产到户的罪魁祸首”而遭批判。而包产到户的“始作俑者”县委书记李桂茂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13级降为16级。县委常委韩洪昌，撤消职务，当做“漏网大右派”批判。县委农工部秘书长潘长平，开除党籍、政籍，送去劳动教养，最终家破人散。

最悲惨的是戴洁天。他被戴上“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送回原籍管制劳动，其子女的户粮关系全部迁往农村。当年法院刑事判决书如此写道：

被告混入革命队伍，利用职权上之便利，首创包产到户，丑化集体生产，积极推广单­干­，使全县42%的合作社受影响。同时被告污蔑粮食政策，说“农村混乱是粮食问题”等等。为巩固合作化，维护粮食政策顺利实施，特依法判处被告戴洁天管制三年。书包 网 想看书来

1978：曙光乍现（7）

正是“包产到户”在土地严重缺乏而观念转为领先的沿海地区，将大量闲散人口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自然地进入工业制造领域寻找生存的机会，从而直接诱发社队企业的意外崛起。所以，有人说，某种意义上，中国民间公司的庞然生长，逻辑根源上可以从小岗村开始追寻。那么，如今唯一能告慰李云河等几位当事人的是，他们先知先觉的改革尝试比1978年安徽小岗村农民惊天动地的“包产到户”实践，早了整整22年。

李云河的“农村试验田”中途夭折，可并未“杀­鸡­儆猴”，斩断温州人革新的念头。那时，中国更多的区域随波逐流，并未依靠自身的力量尝试去扭转命运，从而在关键时刻错过了一趟车，后来就趟趟被落下。只有温州等少数地方，以生存的欲望再加上成长的希望，构成起跑的原动力，尽管结局壮志未酬。但在此种意义上，单个温州人的奋斗史，或许可以代表一群社会底层人物的成功史。

这些沉沉浮浮的草莽人物，一样构成了推动温州经济前行的有力步伐。比如余阿寿。李云河轰轰烈烈搞包产到户那年，22岁的余阿寿当了东方红鞋厂一名正式工人。

1948年，余阿寿12岁，一位亲友告诉他：阿寿，你现在长大了，没爸没妈，要学门手艺，自己赚饭吃。他的母亲在抗战时逃乱到乡下得病去世，父亲因受刺激患重病生不如死，弟妹以百斤谷换给人家。八岁开始，余阿寿卖糖果、卖水果、卖柴火、卖草药、卖草纸，两天吃一顿饭，其余只能喝冷水充饥。

进厂后，生活并没有好转。他大病一场，欠了厂里70元钱，这已然是笔重债。不得已，他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家做鞋，而被厂里除名。为了生计，他贩卖海鲜。某年冬天，他出海进货，天气骤变，大雪纷飞，当晚一个人在海上差点冻死，第二天被人发现时意识已经不清。

1978年，余阿寿感觉自己不该当鱼贩，而应该做皮鞋。他举债租下一间10平方米的店面，摆起鞋摊，一天做三五双皮鞋。牛皮是一类物资，由公家统购统销。温州近郊农民偷偷摸摸地在夜里用小船运牛皮进城贩卖。这牛皮为“­阴­间皮”，有人卖了几张给余阿寿，却遭人检举。他被隔离盘问，还被抄家。万般辛酸涌上心头，余阿寿想一死了之。终于理智战胜了对未来的恐惧，他还是继续战战兢兢做皮鞋，并且带上了徒弟。他的16个嫡传弟子，有15个后来当上了鞋厂老板。

有人说，温州民营经济的萌芽是一场意外，或者说是预料中的意外事件。可当市场大闸被小心翼翼打开后，自由的水流渗透了进来，一切就已经变得不可逆转。计划经济的裂缝萌生了温州私营经济最原始的市场主体：离土的农民、乡企的分离人员和国企退休人员。他们在时代的感召下，以懵懂的姿态，茫然或有意识地走上个体工商户的道路，积攒原始资本，为今后的从商之路打下基础。

5月，《光明日报》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引发全国上下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争论，包括*、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政府高层领导无一例外未能置身事外。尽管如此，温州那些草根创业者们似乎根本不知道整个国家发生着怎样石破天惊的大事。不过，不知是否是历史的巧合，“真理大讨论”逐渐走向Ｇao潮时，柳市最热闹的后街水果店中，悄然出现了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书包 网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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