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如大浪淘沙。人处其中，难免心生迷茫，走错方向，一失足而成千古恨。与人心态相同，有关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的改革，也在迷茫中探索发展。每一步前行都是危险的，引发危险的背景却是深刻的。但是在缺乏善恶感的时代，面对“摆脱贫困”的主题，一切道德的价值评判都显得苍白无力。

有人说，温州人胆子大是因为实在没什么好怕。比如泰顺就出过这么个匪夷所思的经济案件：当地农民向全国的国营企业投递信函订购各种二手机械设备。设备到了后当即被就地倒卖。然后，那些农民在报纸上用假名刊登死亡讣告，等外地企业上门来讨债时，有人哭丧着脸把讣告拿给讨债人看：人死了，向谁催债？一个村庄的农民全部参与了这场黑­色­幽默的诈骗游戏，当地也因此形成了浙南最大的二手机械设备交易市场。

的确，早期一部分温州人在经商上表现出来的智慧和狡黠，截然不同于强取豪夺，却将资本积累过程中没有伦理底线的狡诈与粗暴，演绎得淋漓尽致。温州人就像搏命的鲶鱼，出现在每个可能盈利的领域。他们贩运小商品、炒卖房产、去山西承包小煤矿、在陕西打油田、到新疆倒棉花。他们是最早的商业活动实践家，也是最早的走私者。国家对外开放，沿海壁垒一除，走私迅速成风。第一波走私潮起点便是温州和潮汕。

1980年，温州成为全国走私最猖獗的地方。一艘又一艘的走私渔船把境外的手表、服装、小家电和小五金偷运进来，在乐清、苍南渔村上岸。胆大包天的温州商贩背着走私商品沿街兜售，甚至走出了温州，走进了上海。这一批人一定程度上依靠走私，完成了最开始且并不光彩的原始积累。

温州靠近台湾，地缘优势明显。与其隔海相望的岛屿之间，两岸人可以自由来往，为走私提供了天然的交易所。走私风大约始于1977、1978年前后，到1980年左右盛行，直到1982年仍然余风强劲。

一开始，走私行为多为小部分渔民“散兵游勇”之举。可那时，物质是如此的匮乏，而人们对琳琅满目的新鲜外来货又是如此渴望。以全自动机械表“东方表”为例。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手表是“上海”牌手表，每块120元，普通工人省吃俭用一年才能买得起一块。走私的“东方表”售价60元，­性­能好，外观更漂亮。

当第一个人违背“禁止捕鱼”的指令下水摸鱼时，众人皆观望，结果下水者安然无恙，第二个人随即下水摸鱼，开拓者只尝到甜头，并未受到惩罚。随后，众人跳入水中冒险摸鱼。先行者的模范作用，及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让原罪不断蔓延，成为经济中的常态。走私品大受欢迎，走私成为一种暴利的商业行为。愈来愈多的温州人争先恐后，加入到走私的行列，形成团伙，公司化­操­作。最疯狂时，几乎所有温州渔民均放弃正业，参与其中。狡猾的他们在渔船上修一个夹层，或用大塑料包密封拖在海水中，让边防人员根本防不胜防。不过，在闭关自给的年代，走私盛行的短短几年里，聪明的温州人借助模仿“舶来品”工艺，的确提高了温州小作坊工业的水平，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当然，这种产品升级方式无疑是历史给温州人开的玩笑。

站在今天的角度，经济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温州走私的故事。或许他们认为这段历史只是温州发展三十年中的末端小节。可实质上，它却是日后掀起大事件波澜的机缘。其间因果关系恰为历史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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