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的银行机构不可能给个体户发放贷款。个体户从银行贷款成功，需要等到1983年。那年，人民银行湖南省各基层单位安排发放350多万元贷款，帮助近2000家个体工商业户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人民日报》有专题报道：长沙王晓莉的皮鞋店，缺钱买原材料，银行贷款300元给予扶植。拿到贷款，她根据顾客需求专门加工商店买不到的异形鞋，产品畅销全国29个省，年营业额达２万余元。

温州个体经济，除了要提防­阴­晴不定的政策，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故事也时常发生。融资困难导致民间高利贷风行。国家基准利率月息6厘，民间高达两三分。与此同时，金乡信用社承担农业贷款与农民生活贷款，连年亏损。信用社主任陈礼铨思忖破解之策，“以信用社名义提高利率，抢占民间借贷市场”。国家当时严格管制利率，利率浮动需国务院批准。私自调动，触犯政策红线，责任人随时可能被摘掉头顶的“乌纱帽”。

中国人从来不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智慧。而恰恰，中国的经济改革往往又是自上而下，因而制度的变革时常落后于现实的实践。

于是乎，政策尚未出台，一些人或企业就已然跃跃欲试，一步跨在改革的前列。就如民营企业，还没有“民营企业”之说时，一些企业搭起民营企业的台子，挂国企的牌子，绕道而行做自己的买卖。从今天法律的角度来看，很多人在空白处已然犯规，但放在当时或是颇有胆识之举。

利率浮动是绝对的禁区。试验之初，除了信用社的三个人，陈礼铨连自己老婆都不敢告诉。他唯一的惊人之举是租下两间店面，将信用社迁到繁华地段。不敢大肆宣传浮动利率，一切运作都是私底下、小范围、偷偷摸摸地进行。大家积极吸纳放贷，不出百天，吸收存款125万元。

陈礼铨想方设法地掩盖信用社的“违规之举”，可金乡浮动利率的消息还是传到了县、市一级及更上面。县、市行抱着默许的态度，而更高的上级行却责令停办：利率是国家统一的，谁也不准动，谁动就犯错误。

无奈之下，陈礼铨“阳奉­阴­违”：对上说，已停办；对下说，照样办。交通和通信的滞后，反倒成为他与上级“玩太极”最有利的条件。上面了解下面的情况，往往需要相对较长的取证过程。利用时间差，信用社以加速度扩展业务。当信用社有了一定规模，陈礼铨斗胆联合另一位利率改革推手陈岳清，联名向上级申请批准实行浮动利率。他们言辞凿凿：“供销社有议价商品，粮食局有议价粮食，信用社搞议价利率有何不可？”

反问引起了上层的关注。国家农业银行总行派政策研究室主任丁非皆率队调研，得出结论：此事与法规相抵触，但的确合情合理。临走之前，丁非皆示意陈礼铨：“先试试。全国放在你们金乡试点，搞好了全国推广，搞不好就你们一家。”“丁主任，口说无凭，你要把话记在我的笔记本上。”陈礼铨拿出早准备好的笔和本子。丁提笔写下“在国家计划调节下，引导市场调节，融通资金”。

10月1日，金乡信用社在店面门口张贴公告，宣布实行浮动利率。陈礼铨找来专业户，开协储员会议，宣传信用社的浮动利率。政策不稳，改革开放还没有完全形成气候，富裕起来的农民对公开财产大都有所避忌。为此，信用社破例做出决定：“不愿到信用社来存款，信用社可派人上门办理；储户不愿写名字，可用代号代替；怕来取息给人看到，信用社可派人按时送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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