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不难理解，即使身处温州这座充满创业氛围的城市，周星增大学毕业后，还是选择在贵州工学院工作。直到1992年，他才辞职下海，把企业从温州办到杭州、办到省外，最后当上一所民办大学的董事长。

1999年下半年，周星增与朋友投资三亿元，兴办上海建桥学院。当时，他并未获得政府批准，只是与政府签订意向书，便开始兴建教学大楼。

对于周星增这样的温州民营企业创业者，他们做的事情大多在常规之外。他们能够克服环境阻力，克服在缺乏新规则的情况下接受新事物的困难；他们善于打政策“擦边球”，一般不会过多考虑行业有多少政策限制。他们随心所欲，却敢于承担风险；他们不懂规矩——虽然规矩原本就混乱不清或者根本没有——因而敢于进入新的市场，只要看到市场机会就奋不顾身。

“若是不先搞办学必备条件，那就永远也批准不了！”周星增根本不管学校好办不好办，能不能办，而是先买地、基建、盖楼。他签订了投资25亿元办学协议书，却没有足够的资金。于是，回到温州筹措到几千万元，他一边把500万元打到上海市教委指定账户，一边把钱投入到征地基建。上海已有的民办大学占地面积最多56亩，他一次­性­征地200亩，第一期工程建筑面积五万平方米。

上海市委副书记龚学平偶然听说有个温州人在上海办大学，感到有些吃惊，他专门和市政府领导到现场考察：“你没等批准就动工，万一市里不批，这上亿的投资可不是闹着玩的。”

周星增回答：“市里不批，一定是哪些地方不合要求，我坚决改正还不行吗？相信上海的领导通情达理。”

“第一年准备招多少学生？”

“1000人。”

“民办大学第一年招生，中国没有超过1000人的，上海没有超过300人的。”

“等我超过1000人，请您再来恭喜。”

龚学平对考察结果甚为满意。事实上，不到一年时间，教学大楼主体工程和学生公寓、综合服务楼等辅助配套工程就已经竣工，并成功地进行首届招生，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改革开放了很多行业。每开放一个行业，就是一次机遇：第一批个体户，第一批创业者，第一批买股票的股民，第一批倒买倒卖进口汽车的人，第一批买地的地产商，第一批收购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第一批互联网的营运商。机遇是历史­性­的，也是阶段­性­的，一旦过去，如覆水难收。

创业是一件苦差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沙里淘金。80年代初，创业只是一个卑微的生存方式，且能不能存活还要靠造化。所以，面对创业的机遇，有人犹犹豫豫，有人则义无反顾。

按照都是大学教授的父母的规划，已经考上大学的儿子方德华应该子承父业，当一名有身份有地位的高校老师，过体面的生活。

事与愿违。生于富裕家庭的方德华，从小­精­于计算，对买卖东西最感兴趣。六岁时，一块形状古怪的石头，他定价一万。姐姐问为什么这么贵，他说：“别人都没有这么漂亮的东西，我想要多少钱，就要多少钱。”上学后，他把属于自己的所有东西都标上价格，从作业本、乒乓球到自行车，什么赚钱他倒腾什么，甚至将有毛病的收音机卖给老师，弄得老师大发雷霆。

1983年，成绩普通的方德华考入杭州师范学院大专。同年，经过三次高考，日后大名鼎鼎，开创全新电子商务模式的马云也进入到这所学校。于是，在同样的时间段和同样的地点，都将在各自领域取得不错成绩的方德华与马云，开始了不一样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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