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后不久，60多人的联合调查组又来“清理­干­部私人建房”。而在一次中央高层视察龙港时，陈定模将调查的事和主使人全盘托出：“多数人看，少数人­干­，个别人还捣蛋，看的管­干­的，捣蛋的告­干­的，组织上查­干­的，结果大家都不想­干­。”话一出口，站在领导身边比陈定模大好几级的­干­部们脸­色­骤青骤白。

1989年底，陈定模终究被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被迫离开温州。事情源于他母亲过世。吊唁的各路人马络绎不绝，调查组为此派出人员蹲点数花圈，统计一共收到260个花圈。因此断言“陈定模无视上级三令五申，丧事大­操­大办”。而其兄陈定汉把表示戴孝的草绳圈扣到陈定模头上的简单举动，也成了党员­干­部“封建迷信”的证据。

陈定模卸任时，龙港城区面积达58万平方公里，与建国初期的温州城相当。多年后，他在福建搞房地产，经济学家于光远与*部长朱厚泽专程赶来。座谈会上福建领导请于光远发言。后者沉吟半晌，环视左右，片刻后说：人有三种，一是天才，二是人才，三是蠢才。花大钱办小事的是蠢才；花小钱办大事的是人才；不花钱办大事的是天才。他拍着身边的陈定模，说“他就是不花钱办大事的天才”。

今天，关于龙港的争议依旧：它究竟是一个个人臆造的玩偶或是一场合谋的财富游戏？还是民间资本与政府土地完美结合的示范？不可否认，二十余年，来自生存的惶惑，吞噬了龙港的每一寸土地。如今的龙港，已经从混杂着三省七县的农民的城市，呈现出动感的繁华工业城市的姿态。而在当时，平阳话、闽南话、蛮话、金乡话等各地方言汇聚一堂，那些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的农民无疑会觉察到沟通和融合的困难。

对于这些人来说，想当初龙港的一切还相当陌生：复杂的城市交通令他们头晕目眩，公共卫生秩序显得如此抽象难懂。未完全脱俗的他们建造着农村常见的毫无美观可言的农民房。与土生土长的城市人相比，未能平等地享受到国家福利的政策保护，但他们异常富有。他们不惜一掷千金地扮靓自己。可种种的不适，让龙港看起来有些缺乏城市的­精­神。不过为了脱胎换骨的改变，他们将不吝于时间、金钱与­精­力。

于是，改头换面也许是最初的意愿，但当资本与土地结合而迸发出财富的诱惑时，龙港的崛起让温州人体验到了倒卖房产的巨大利差。建镇初始，一间房子地基不到千元，三年升值7倍，再过三年飙升至16万元。1996年，龙港炒楼几至顶峰，一套住房均价轻松过万，同时期的杭州或是上海最佳地段，单价也不过2000元上下徘徊。

因此，“土地是财富之母”，温州比全国其他地方更早读懂了*《资本论》这句经典论述的真谛——人多地少，是矛盾，更是商机：

上海：陆家嘴102套住宅两天之内被温州人一抢而空；

杭州：西湖畔每平方米逾万元的“黄金房产”主人大多来自温州；

重庆：温州人连夜排队抢购时代广场，最多一人买下1000余平方米商铺；

昆明：温州人朱某狂吞1000多个摊位；

喀什：温州人吃下商贸城半壁江山；

香港：长江实业钻石豪宅“海名轩”每套最低价格1500万港元。境内买家购得43套，无名温州地产­操­盘手不声不响地将11套收入囊中。

这时候，创办企业积累起来的大量财富终于找到了流动的方向：企业创造效益——效益投资土地——土地放大效益——效益反哺企业。顺资本意志而动的明智之举，激活着当地市场的神经，最终支撑着温州民营经济狂飙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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