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国内的其它几千家“传销公司”，如：“开来门”国际公司、“仙人来得”国际公司、“欧来打”国际公司、“满山雷劈”国际公司、“抽筋扒皮”国际公司、“东方他­奶­­奶­的不败”国际公司…….他们都纷纷效仿“爱利国际”的传销模式，如“星星之火”燎原神州大地……

我就差两个“下线”的入会名额，就可以荣升“银钻经理”。可我翻遍了所有信息，已找不到一块“可用之材”，就差点没把地下正在*的蟑螂也挖出来，强迫它们“入会”。

我觉得自己已经“江郎才尽。”

掀开枕头，我终于发现了“救星”。

前几天刚收到我父母托人写来的信件，信中告诉我，我贫穷善良的父母，把我寄回老家的“养老费”借给了我大舅，让他自创“致富之路”。现在已经初见成效，大舅在山上办了养­鸡­场，场里养着活生生的500多只走地­鸡­，山上还喂养了5头牛、3条猪，经过日夜奋战，大舅手头上已有3位数的积蓄，在乡下虽算不上“大富人家”，可也能够丰衣足食，还供5个孩子上学。

我大舅家比较穷，38岁才讨上媳­妇­，我舅妈是我外婆卖了两头牛，从“人贩子”手上买来的，舅妈原先是越南“难民”，出身贫寒，现在有了安身之所也“乐不思蜀”，她勤劳能­干­又孝顺老人，可我外婆嫌她不会生“公蛋”，连续生了五胎都是女孩，“计生组”又常常来抓人，整天提心吊胆。我大舅、舅妈因此成了龙洞村最出名的“超生游击队”。

“工夫不负有心人！”

我舅妈终于不负众望，在山上东躲西藏，终于在一间草棚里为我大舅添了一柱“香火”，如今我的表弟已经有6岁了。

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口“大爆炸”，全国人民“洗心革面”，万众一心，决心实行“计划生育”，可是人们的“旧观念”还是没有马上改变过来，靠生男孩来继承“香火”，是几千年来的封建延续，不是说断就能断的。

人们在计划“美好未来”的同时，也“计划掉”千千万万尚未出生或者已出生的女婴，这些可爱的“小天使”，还未来得及睁开双眼，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就匆匆去了“天国”。“天国”的走廊里挤满了“嗷嗷”待哺的小女孩，她们的小肚皮上都拖着一条血淋淋的脐带。“王母娘娘”这个曾经被人们认为是残酷无情的“悍­妇­”，也禁不住泪如雨下，她顾不上休息，立刻去番桃园摘下所有的仙桃，捣成汁浆，亲手喂养这些可怜的“小天使”，“小天使”们吃饱喝足，躺在“天国”的摇篮里，不知不觉得在睡梦中长大。

“天上一日，人间一年”。

转眼间，在“天国”过了十八天，“小天使”们已经出落成如花似玉的“仙姑娘”，可惜“天国”里没有先进的DNA，否则这帮“仙女们”肯定会义愤填膺，跳下凡界来找那些狠心的“爹娘”。

我总在庆幸自己是个男孩，如果是个女孩的话，说不定也给“计划”掉了。

可是，我还是有点“杞人忧天”，三十年之后，“三男争一女”的暴力事件，肯定会“如火如荼”地发生！到时候“一妻多夫”制，或许会“犹抱琵琶半遮脸”地进入合法程序。

“大结扎”时代，男人们都害怕成为新社会的“太监”，所以都把“结扎”这个“神圣的任务”交给了女人。不过从医学的角度来说，男人的“畏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结扎”会让男人的­性­功能提前蓑老。

男人活着，大概也只是为了“金钱”和“女人”，如果“­性­功能”出了问题，奋斗力也自然削弱。

人们总是让天下可怜的“母亲”首先去承受苦难，再送给她们一本“伟大”的证书，这就是做女人的悲哀。

人们常说“女人是脆弱的，但母亲却是坚强的”。

难怪那些被五花大绑在手术台上被强行结扎的“超生妈妈”，个个“坚贞不屈”如“刘胡兰”。

对于“结扎”或者“阉割”，我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只是依稀记得，小时候，看见兽医把一头十几斤重的公猪倒吊在木板上，将它活活阉割，公猪撕心裂肺的惨叫，到现在还让我在梦里心有余悸。

“超生妈妈”们被强制结扎的场面，应该没有公猪那么“悲壮”，因为人类发明了比“母亲”更伟大的药物“麻醉剂”！……

我抓起“大哥大”拨通了大舅家的电话，足足跟他谈了5个钟头，我大舅一听说目不识丁的乡下人，也可以坐进空调房当经理，立刻心花怒放，我拍胸脯向他保证，半年之内可以让他“衣锦还乡”。

大舅分析了一下眼前的利弊，觉得与其在家整天被“计生组”­骚­扰，不如带上我舅妈一同远走高飞，到广州“共创大业”，顺便筹备多一个“继承香火”的“候补球员”。

一天，我正在摩登大厦十八层的“爱利公司”给下线计季度分红，总台的“拉皮条”走过来告诉我：“冷千雄，你的大舅、舅妈来访。”

我急忙跑到会客大厅，看见大舅和舅妈已经坐在那里等候多时了，地毯上堆满了大包小包。

我大舅依然穿着十八年前结婚时穿的那件掉­色­的土黄|­色­中山装，一双解放鞋边上还沾着黄泥巴，头戴一顶土灰­色­的毡帽，帽沿上发着油腻腻的光，摘下来可以榨出二两油。

舅妈下穿黑布鞋，蓝布长裤，上穿花格棉外套，扣子搭在左腋窝下一字排开，是乡下上年纪的­妇­女常常穿的那种衣服。

见我进门，大舅大呼：“外甥”！

吓得我赶紧关上房门，我把食指点在­唇­上:“嘘…….！.”示意他们别大惊小怪。

我悄悄帮他们搬出行李，走进电梯，梯门正想关闭，走进来两位“爱利公司”的同事，他们问我是否亲戚来了？

我惊慌失措地搪塞他们：“噢！不…不…不是，他们是外面专门帮人家清理粪池的掏粪工。这不，我家的厕所给堵了，叫他们来帮忙清理清理……”我皮笑­肉­不笑地向同事解释，大舅和舅妈站在旁边拉着脸不敢出声。

坐上的士，大舅不满地问我：“千雄，你怎么可以说我们是掏粪工？”

我急忙解释：“大舅，您不懂，您刚出远门，在外面要­干­大事，就不能随便跟别人说真话。”

大家一路沉默，的士把我们送到了芳村的出租屋。

我从应顺流家搬出来已经有两个月了。我现在已经“小有成就”，总不能再赖在应顺流家里躺客厅、打地铺。

有几次，应顺流的妹妹半夜上厕所，从我们身上跨过，差点踩歪我的下巴，害得我脸肿得很高，几天都不敢出去见人。

我在芳村租了一个两室一厅的套间，平时经常有“下线”过来汇报工作、开会。如今大舅、舅妈远道而来，刚好有一间空房留给他们。

我安顿好大舅和舅妈，记下他们所穿衣服的尺码，跑到平价服装超市大购物。

回来草草吃完晚饭，就忙着给他们“洗脑”，一直“洗”到凌晨3点，他们都累得歪在沙发上打嗑睡、流口水，我便饶了他们，催他们进房休息，并吩咐他们明早一定要穿上我给他们买的新衣服。

明天我要带他们去见“银钻经理”应顺流。

第二天，八点一刻，我起迟了一点，打开房门，他们都坐在客厅等候很久了。

可是他们的样子让我哭笑不得，大舅换上了西裤，白衬衫，脚上却还穿着沾满黄泥巴的解放鞋，头上依然戴着油腻腻的灰毡帽，胸前的领带像小学生扎的红领巾。舅妈身穿红黑相间的旗袍，脚踏高跟鞋，可是脸上抹的脂粉一块一块，像赵树理笔下的“三仙姑”，脂粉遮不平脸上纵横交错的皱纹，看起来好象驴笨蛋上下了霜。

我顾不上洗脸，忙着给他们“修补墙壁”。

我把大舅头上那顶油光光的毡帽扔进垃圾篓，在他头上铺满滑溜溜的摩丝，并勒令他脱下那双“土不啦叽”的解放鞋，他抱怨说皮鞋穿不惯，夹得脚骨子生疼。

我扳着脸说：“­干­大事肯定要有所牺牲、有所取舍。”

大舅只好“遵命”。

我重新帮舅妈擦掉脸上的白粉，先在她脸上抹些油­性­粉底，像汽修厂的工人给刮伤的汽车填补ICI。做好第一道工序，我拿粉饼在她颧骨两边扑一些淡红的脂粉，看见她的眉毛像虚疏­干­枯的树叶，又用黑眉笔帮她描上两道浓重的枊叶眉。

终于大功告成。

经过“汽修工人”的修修补补，他们两个人开始容光焕发，不停抢着照镜子。

我大舅脸膛油黑，虽然跟“大款”的形象相差甚远，可是看上去倒象个“暴发户。”别人不知道内情，还以为他们刚刚从*旅游回来。舅母跟着“暴发户”同甘共苦多年，衣着气质虽然土了一点，但是刚刚踏入“上流社会”，总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吧！

见了“银钻经理”应顺流，我大舅、舅妈各买了一份爱利产品，应顺流马上被公司提升为“金钻经理”，我也顺理成章地成了“银钻经理”，公司还分配了一间磨沙玻璃相隔的经理办公室给我。

大舅、舅妈刚刚入会，有点象狗咬刺猬——无从下手。

我便教他们如何利用自己的“诚实可靠的农民形象”去说服那些低层的“工人阶级”，最好连菜市场那些杀­鸡­宰鹅的同志也不放过。

首先“关照”他们的生意，再跟他们扯家常、套关系，然后找机会请他们吃饭，引诱他们去我们“爱利公司”上课、听演讲，只要他们进了我们爱利公司的“十面埋伏”，包管他们一个个“Сhā翅难逃”……

大舅、舅妈听得心惊­肉­跳，面如土­色­。他们一致认为：“拿十几块钱的“爱利产品”去蒙人家的几千元，就象昧着良心去“逼良为娼”。将来会遭到报应，即使不被“天打雷霹”也会被打进“十八层地狱”。”

我火了，骂他们是顽固不化的“死脑筋”，活该穷一辈子。

见他们委屈得像被责打没饭吃的“孩子”，我心软了一些，又耐心地开导他们说：“这个社会都是通过金钱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或者能力。你再有良心，口袋里没票子，肚子饿了，想向人家讨半碗稀饭，别人也不会施舍一粒米给你。­干­传销又不是“杀人放火”，只是帮助自己和别人共同“创造财富”……”

大舅、舅妈经我多次“洗脑”，终于屈服。并且想想当初出来,已经把养­鸡­场低价转让，牛也卖了、猪也宰了、田地也租给了别人，6个孩子已有3个上了初中，2个上了小学,剩下最小的儿子由我外婆照顾。况且出来的时候已经铁了心“破釜沉舟”。如果现在两手空空回去，不但让乡下人笑话，也对不起上年纪的老人。不如“死马当活马医”。说不定还真可以闯出点名堂来。姜太公80岁才遇到周文王也不算迟，我们­干­嘛垂头丧气呢？

大舅、舅妈终于痛下决心，立刻“奔赴战场”的第一线——菜市场。

可是一个月下来，大舅走遍了所有的菜市场，皮鞋都跑裂了嘴，连张“入会单”都填不上一个字。

舅妈更惨，她刚把一位拉着哈吧狗到处溜哒没事­干­的“师­奶­”说服，去“爱利公司”听了一节课，回来时舅妈不小心扭伤了脚板关节，痛得蹲在半路上起不来。

我急忙赶去把她送往省中医院，住了足足16天，花了我6000多元。

正当我搜罗天下“豪言壮志”的词汇，再度游说大舅、舅妈“逆水行舟”“勇往直前”的时候，从乡下传来了恶耗……

1997年6月30日的早晨。

广州象个大烤箱，“知了”在树上扯大嗓门，拼命乱叫，叫得人心烦意乱。

早上10点30分，我正想带大舅、舅妈去摩登大厦的“爱利”公司做工作汇报。突然接到我母亲从家里打来电话，说大舅唯一六岁的儿子，瞒着外婆跟邻家两个小孩偷偷去村口的池塘游泳，三人一同溺亡。

听到这个恶耗，舅妈当场晕死过去，我和大舅七手八脚把她送进医院，她刚刚有些清醒，就突然跳起来，死活不肯住院，硬逼着我和大舅去买车票。

当晚大舅、舅妈就坐直达车，回了海港市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