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坑是俺的了”（1）

三打孟家村，1连住在孟家村东边一个小村子里。村北有片撂荒地，战前团里在那儿挖了许多坑，一排排的，旁边放着棺材。棺材有的是买的，有的是老乡捐的，有的是现做的，刚刷上漆，味儿挺大。战中又挖些坑，棺材都是现做的，来不及上漆，都是白茬子棺材。

环境、条件是越来越好了，牺牲了能有口棺材，大家都很高兴。

上下阵地路过那儿，有时大家就近前去看。有的四面望望，说这地方风水不错呀。有的说共产党、八路军还讲什么风水，打胜仗就是好风水。有的拍拍这口棺材，看看那个坑，说哪个是俺的呀？有的说谁也不许抢，这个坑就是俺的了，这口棺材就归俺了。一些人就说，打仗争主攻，抢头功，谁听说还有争抢这个的呀？

2排副王成杜，从嘴上拿下那杆小烟袋，朝鞋底磕打两下，指着脚下那个坑：不管怎么说，俺这次若是“光荣”了，就把俺埋这儿。

他就埋在那儿了。

直到今天，赵兴元还记得他说这话时，那副不紧不慢的笑吟吟的模样。

王成杜1940年参军，赵兴元当班长后期，王成杜就在他那个班。这人中等个头，四方脸，挺胖，那时都叫他“胖子”。憨厚，爱笑，叼着个小烟袋也是副笑模样。作战勇敢，还挺机灵，在同年兵中入党、当班长都是较快的。二打孟家村后，他在交通壕里走着，被敌人的特等­射­手发现了，子弹穿过壕沿的暄土，打中头部。

他是历城县人，打茅茨据点时路过他家，赵兴元还陪他回趟家。两个老人好像也不知道班长是个多大的官，一再说：赵班长呀，俺们就这么个儿子，把他托付给你了。

孟家村战斗，1连伤亡不算大，也有50多，其中牺牲的十几人，都埋在那儿了。

当了八路，赵兴元和十几个人被分到1连，又和几个人被分到3排。通讯员领着他们去3排，进个院子，排长秦玉然正坐在个碾盘上补鞋。

排长站起来，说好哇，欢迎，欢迎，一双手在衣襟上摩擦几下，一一和他们握手。

这是赵兴元平生第一次和人握手。

排长握到赵兴元的手时，问他姓名、年纪，又问他打没打过仗，害不害怕。赵兴元嘴上说不怕，心里却有些胆突突的：排长这官，就比高培元那特务队长小一级呀？

排长中等个头，不胖不瘦，说话不紧不慢的，挺和气，挺秀气。

也就来得及有这么点印象。

赵兴元参加的第一次战斗，即吕家勤村战斗，班长就牺牲了，排长也牺牲了。

战前排长见到他，还告诉他：赵同志，别害怕，打过一仗就知道什么叫打仗了。

排长牺牲后，赵兴元才知道，他当八路前几天，老排长牺牲了，秦玉然刚提的排长。

第二任排长齐居正，张家栏子战斗负重伤，出院后转业到地方了，听说也牺牲了。

第三任排长王金纯，在任时间一年多，调到2营当副连长，在东北当营长时牺牲了。

第四任排长张健民——赵兴元就是接他的班。

齐居正和王金纯，形象、­性­格都和秦玉然差不多，王金纯更有水平，会带兵。张健民正好相反。这人长得五大三粗，一看就像个武人。王金纯批评人切中要害，让你明白错在哪里，心服口服。张健民不问来由，见到就说，粗喉咙，大嗓子，大家不服，就把脸扭一边去。1班长邵玉为和他是老乡，都是博山人，有时就顶一句：排长，不是你说的那么回事儿。就讲是怎么回事儿。张健民听着，眼睛瞪老大，说不出话来，大家忍不住就笑，他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最好的txt

“这个坑是俺的了”（2）

张健民打仗勇敢，作风凶猛、顽强。别看工作方法简单，枪一响眼睛就红了，战场上却也粗中又细，机灵果敢，跟他打仗痛快、过瘾，能学到很多东西。

1942年夏天，苹果刚结果时，在沂水北边攻打51军诸葛大山的山寨。敌人把阵地前的石头都立了起来，赵兴元带突击队摸上去时，碰倒石头，敌人就开火了。51军火力强，都是沈阳盖子，每班一挺机枪，打防御战比鬼子还厉害，就差没有飞机助战了。工事前还堆放些大石头，也推下来，山陡，一排大石头卷带着小石头，像雪崩似的滚压下来。赵兴元不顾一切冲上一堵围墙，就跟上去两个人，被敌人机枪压在那儿，动弹不得。张健民立即组织从右边迂回，被机枪扫倒了，胸前弹孔像蜂窝似的。

副排长赵兴元当了排长。

赵兴元那副排长才当两天。

和平时期，职务动一个，上上下下动一串。战争年代，伤亡一个，补充一个。赵兴元从士兵，到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副指导员、指导员，一个台阶未落，就指导员是接的活人的班。

算上他当指导员时的连长，10任连长中，只有第三任连长张会元、第四任连长南方安，离任时像到任一样是好好儿的，后来也先后在山东和东北牺牲了。

轻伤不下火线，也用不着住院，重伤就不行了。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一个连没连长怎么行？连长、指导员、排长，甚至包括班长，负了重伤，那就意味着离任了。除非伤愈归队时，接任的又伤亡了，你可以补上，可这就又属另一任连长，或者指导员、排长、班长了。

赵兴元之前的8任指导员，头两任可能是时间短，很快就牺牲了，或者调离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第三任指导员胡念筠，后来当营长时牺牲了。这人­精­明­干­练，处事果断，绝无通常想象的基层政工人员的那种婆婆妈妈、絮絮叨叨，却又耐心细致，那话都能说到点子上，让人心里熨贴。军事技术、战斗作风又好，军政双全，不然后来也不能当营长。

赵兴元关于指导员的最初印象和记忆，都是属于胡念筠的。这个中上个头，­精­­精­神神的“指导员”，挎支驳壳枪，算个什么官呀？噢，和连长平起平坐，有时说话好象比连长更算数，常找人谈话，行军路上也谈，那肩上不是多支步枪，就是多个背包。不过，顶让赵兴元服气的，还是每逢战斗关键时刻，指导员总是出现在最重要、也最危险的地方。

指导员的共­性­，是以身作则的模范带头作用。而对第四任指导员李宪春，赵兴元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

行军无论多累，到了宿营地，李宪春都要到各班走一圈儿，看看问问。开连务会，首先问大家，上次连务会上，连长和我讲了几个什么问题。有时让举手回答，有时是提问，第一个人忘了，第二个人没答全，就一个个问下去。有时讲完下周工作安排，见谁没用心听，就让他讲讲下一周的中心工作是什么。答得好的，给予表扬，答得不好，轻易也不说什么。那还用说什么吗？都是班长，坐那儿脸红不说，那班里工作就算没出问题，也让人觉得你是个糊涂班长。

有时几个人都答不完全，赵兴元就知道，指导员该提问他了。

这在今天实在是再普通不过的了，有时提问多了还招人烦。那时可就不一般了，许多人都跟着学会了，调到别的连队又把这一招带过去了。那时那人朴实，没文化，头脑简单，部队又组建时间不长，缺乏管理教育经验。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这个坑是俺的了”（3）

李宪春和张会元搭班子。那时连队有“朱德青年队”，赵兴元曾经当过队长，是党的外围组织，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上级号召戒烟那段时间，可把张会元戒苦了，都知道连长烟瘾大，就有队员监视他。那时那人特认真。一次躲进厕所里抽烟，被“揪”出来，他哭笑不得地苦着脸检讨：同志们做得对，俺错了，再不抽了，戒了。

李宪春赶紧出面解围，引火烧身：连长已经认错了，连长还有事情，让他走吧，大家就批评俺吧。俺和连长在一起的时间最多，大家说说，这事俺能没错误、没责任吗？

李宪春是1941年大扫荡负的重伤，送去蒙山住院时牺牲的。

打下天桥顶，日军就开始“扫荡”了，部队连夜突围，日军随后追上来。经过51军一段防区时，51军若是和日军两下夹击，1营就难脱身了。别看刚才还打红了眼睛，到这火候到底都是中国人，51军一枪未放，让1营通过了。日军用炮火追打，指导员的腿被炸断了，送到蒙山住院。日军“扫荡”蒙山，医院转移，把伤员隐蔽在山洞里。日军放火烧山，喊叫让伤员出来投降。指导员李宪春有两颗手榴弹，一颗投向洞外敌人，一颗给了自己。

山洞里冬暖夏凉，又潮湿，石板上水淋淋的，时间长了，好人也受不了。听说指导员临牺牲前，下身已经瘫痪了。

从那以后，宁肯把伤员送到敌占区去“住院”，也不放在山洞里了。

战争年代，有制定代理人制度。

战前制定作战方案，分配战斗任务，有一项就是指定代理人。连长牺牲了由谁代理连长，指导员牺牲了由谁代理指导员，排长、班长亦然。有时战斗打得残酷，代理人牺牲了，就有老兵站出来喊：现在听俺指挥，俺牺牲了，大家听XXX指挥！到东北后伤亡大，有时要指定两个代理人，个别还有三个的。

赵兴元第一次被指定为代理人，是在第一次杨家横战斗中，被指定为代理第二互助小组（到东北后叫“战斗小组”，一般3人一组，每班有3、4个小组）小组长。

在山东伤亡最大的战斗，是打小张庄据点。到东北后，有*的“六个战术原则”，其中之一是“三三制”，前三角，后三角，队形疏散，减少伤亡。在山东没这个，打小张庄更是死打硬拼强攻，一窝蜂地往上冲，一波又一波地上去下来，上去的多，下来的少。3营3个连都失去战斗力，1营赶来接替2营时，伤亡人员已经抬下去了，阵地前那片开阔地还血乎乎的，趴着都粘人。

再就是三打孟家村。没见过那么坚固的土围子，没见过那么顽强的敌人，也没打过那么长时间的攻坚战，许多连队伤亡近半、过半。

第一次杨家横战斗，赵兴元被指定为互助小组代理人，战后又作为政治上坚定、可靠的士兵，派去打扫战场，寻找、掩埋烈士遗体。战斗中身边有人倒下，冲锋时是顾不上的，撤退时要看看是伤了、亡了，伤了赶紧背起来，或是扶架着跑。枪炮声中，那也顾不上想什么。可这背抬、掩埋烈士遗体，一个个战友牺牲后的那个样儿，人又那么集中，除了难过和对敌人的仇恨，还有复仇的决心，也说不清心头还有多少什么滋味儿。

那时，打了胜仗，敌人援军也被打掉了，或是被阻截了，或是离得还远，时间挺充裕，都要把烈士遗体掩埋起来。挖个大坑，或是选个坑洼处，几个人，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一起埋了。有时来不及，就尽量找些隐蔽的地方，把烈士遗体藏起来，免得敌人发现、糟蹋。仗没打好，被敌追击，就只有丢下了。老百姓发现了，认出是八路军，给掩埋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这个坑是俺的了”（4）

掩埋好了，举行个简单的仪式，大家脱帽默哀，副教导员钟明讲话：同志们，俺们的战友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中牺牲了，他们是伟大的，是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解放而战的勇士、烈士！他们虽然离开了俺们，但他们的­精­神永远活在俺们心里。俺门要为他们报仇！不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死不瞑目！

然后，副教导员起头，大家唱《国际歌》。

现在很少听到《国际歌》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全体代表高唱《国际歌》，赵兴元在荧光屏前看得激|情滔滔，热血沸腾。

当八路不久就学会了《国际歌》，这辈子在各种场合不知唱了多少遍《国际歌》，印象最深的，一是入党宣誓后唱的《国际歌》，再就是在那30多名烈士的新坟前唱的《国际歌》。他唱得热泪盈眶，许多人唱过后泣不成声。

第二次杨家横战斗，3营在南边三山村附近一座山上，首先与敌接火。1营在杨家横，两下夹击日军一个大队。一小队日军，带挺重机枪，一门“瓦子炮”，还有狼狗，汪汪叫，占领了杨家横北山制高点。钟明组织2连进行反击，这时他已是代理教导员了。1连距北山300多米，赵兴元用丁继先那支八成新的水联珠，向敌人­射­击。敌人火力很猛，“瓦子炮”炸起一股股烟尘，那挺重机枪像刮风似的，打得山坡上的树枝、茅草乱飞。眼看着2连两次反击都被打下来了，第三次代理教导员亲自率队攻击，指挥大家利用山坡上的树丛和起伏地，一会儿匍匐前进，一会儿跃起冲击。已经进至距敌机枪阵地不到30米了，钟明一挥手枪，带头往上冲。就在这时，他的身体晃了两晃，倒下了——赵兴元看得眼睛都要冒出血来。

第一次杨家横战斗，钟明组织掩埋烈士遗体；第二次杨家横战斗，他就牺牲了。

撤出战斗，一路上，赵兴元耳边心头都是《国际歌》的旋律。

赵兴元当副指导员时，和副连长亓鲁河无话不说。

亓鲁河高个子，话语不多，身体结实得像个车轴，那人也实在得像根车轴。

打冶源前，部队在沂水南一个村子休整，他娘带着他的童养媳，从莱芜来找他，让他们结婚。童养媳中等个头，圆脸，脸蛋红扑扑的，挺俊，跟亓鲁河同岁。亓鲁河1938年21岁参军，这时已经27岁了。在那个年代，他们绝对是大男大女了。

战争年代，没多少讲究，买二斤老酒，买只小­鸡­炖上，再买几斤花生，就算档次很高的“喝喜酒”了。

亓鲁河说什么也不喝那喜酒，也不进给他和新娘子收拾好的洞房。连长劝，指导员劝，两个人一齐劝，谁也劝不动，不管谁说什么，他就是一言不发。有时见你来了，起身就走。连长庞玉列是个老红军，气得直跺脚：你小子不结婚，俺召集军人大会，开你娘的批斗会！

新娘子坐在屋里，眼睛哭得通红。早年守寡，大老远把双小脚都走肿了的老娘，气得没咒念，老泪横流：老天爷，怎么让俺养了这么个不懂事的儿子呀？！

就赵兴元算问出来6个字：“打仗，结什么婚？”

几天后，部队开赴冶源打据点了，亓鲁河与鬼子拚刺刀时牺牲了。

因为战争，有人会急于结婚，给自己留下根香火。亓鲁河则不想让这个世界，再多个寡­妇­、孤儿。

闯关东（1）

孟家村还没打下来，教导员李树侦就告诉赵兴元，部队要转移了，向胶济路进击，也可能去胶东。

战斗刚结束，营里正式通知，要去胶东接收武器，是从东北运来的，都是日本的新式武器。要求各连统计数字，有多少伤员、病号、老弱病残，不适宜长途行军，当晚就要报到团里，比打扫战场、清点俘虏还要紧急。一些“瞎参谋”、“烂­干­事”，立刻就“参谋”起来了。有的说去胶东行，那地方挺富。有的说是不是去东北呀？有的说去东北好哇，那地方更富，俺村不少人都闯关东了。有的说不行，那地方撒尿得拿根棍子敲，不然就把那东西连人都冻住了。

不管怎么说，赵兴元脑子里“巩固部队”这根弦，是一下子就绷紧了。

“巩固部队”，就是防止逃兵、开小差。如今没有“巩固部队”一说了，战争年代可是政治工作和管理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远距离行军，要离乡离土时，更是重中之重。打仗就得有兵，没兵怎么打仗呀？

进入沂鲁山区，午饭后行军，赵兴元发现8班长不见了，副班长说班长在后边解大手。在路边等了会儿，没有影儿，赵兴元觉得不对，回去找。已是深秋，树叶脱落，可周围都是山呀沟的，藏个人，你上哪儿找呀？他原来不抱多大希望，却巧了，路边大坑里趴着个人，仔细打量，正是8班长。

赵兴元喊：你在那儿­干­什么？快上来，跟俺走。

见他趴在那儿不动，赵兴元又喊：你是党员、班长，你这样­干­，让俺当指导员的还怎么说话？你跟俺回去，俺不给你公布，这次就当没这回事儿，带好你的班，将功折罪。

8班长爬上来，脸红得­鸡­冠子似的，一声不吭，光冒汗。

在龙口上船前，1连跑了4个人，就找回来一个8班长。

孟家村战斗，连长、副连长都负伤了，战后从2连调来个排长当副连长（像8班长一样，这里也不写出他的姓名）。在龙口上船头一天，副连长夜里查岗，查完后应向指导员交接一下，却没有。赵兴元醒来，伸手去摸副连长的被窝，空的，冰凉。点上油灯，­干­粮袋没了，驳壳枪和子弹袋还挂在墙上。心头一惊，这人跑了。赶紧去报告教导员李树侦，两个人又回来看了看，李树侦小声说，这人是走了，这事不能声张，要稳定军心，明天就说副连长提前走了，去东北设营了。

当时有个口号，叫“多巩固一个人，就多一份革命力量”。那时的中心工作，就是稳定部队，巩固部队。

上船了，开头大家还没晕船，一些人兴致还挺高，讲起“关东山，三宗宝”，又说副连长提前设营去了，能给咱们准备些什么好吃好喝的呀？通讯员杜吉衡就喊了一嗓子：副连长开小差跑了！

杜吉衡是孟家村战斗中，最后送炸药炸围墙的两个人之一。孟家村战斗伤亡较大，战后人员调整也大，赵兴元把他调连部当通讯员。这人作战勇敢，小老虎似的，就是有点“缺心眼儿”。昨晚指导员和教导员谈话，让他听到了，憋了一天，这回大家都上船了，谁也跑不了了，他就一嗓子把这条新闻发布出去了，把营连两个政工主官的­精­心谋划全毁了。

连队思想、情绪更乱了，赵兴元这个着急上火闹心呀。

到辽阳后，开个班务会的功夫，跑了8个人。

赵兴元见到的第一个、也是印象最深的逃兵，是他的同村老乡“小面人”。 txt小说上传分享

闯关东（2）

如果说赵兴元的父亲在世时，他还有过一段比较快乐的童年，那么“小面人”生来就是不幸的。还未断­奶­，父母就相继去世，是姥姥把他拉扯大的。所谓“大”，也就是7、8岁了，能­干­活了。有只小毛驴，还有盘碾子，给人磨米、磨面，姥姥、外孙就靠这个过活。他家距“魏裤子”家不远，赵兴元好像打看到他那天起，他就在那儿打罗筛面，身上头上脸上都是面，连鼻孔和耳朵眼里也是。他只比赵兴元大一岁，看着一般大小的孩子在街上嬉闹，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心情，也看不到那脸上的表情，好像也没人关心这个，只有那只毛驴与他为伴。一般大小的孩子，几乎没人知道他姓康，小名“狗子”，连个“狗子”也只有姥姥才叫，前营庄大人小孩都叫他“小面人”。

日本鬼子来了，抓夫，“小面人”被抓去运送给养。“小面人”个不高，长得球球*的，胆子却不小，瞅看押他们的鬼子不注意，偷支枪，扛着上胡山找高松坡的游击队。那是支三八大盖，崭新的，那时有这么支枪可了不得呀，一时间“小面人”成了大名人、大英雄。

“小面人”是和赵兴元同时参加八路军的，分在7班。几个月里，没受表扬，也没吃批评，默默无闻，他这人也不爱说话，谁知一下子又成了名人。一天清晨，他和个有点亲戚关系的兵，开小差回家。营里哨兵发现了，从山上叭叭往下打枪，那个人拼命跑了，“小面人”被镇住了，趴在沟里不跑了。

枪毙。那时营里就有这个权力。开大会，把他绑来了，到了队伍前边，一下子跪那儿：大叔、大哥、弟兄，俺“小面人”给你们磕头了，给俺姥姥磕头了！俺是俺姥姥养大的，俺不能给他尽孝了，临死给她磕个头，谁有机会替俺把这个头带回去……

有规定，投敌枪毙，拖枪逃跑枪毙。不知“小面人”是否拖枪了，当时说他“投敌”。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行军，前边快到谁家了，谁就是重点人了，就得特别留心了。班长、副班长和骨­干­也都心中有数，好多眼睛盯着，还要和他谈谈话。快到家了，怎么样呀？想不想回家看看呀？离宿营地10里、20里的，一般都派个人陪他回去一趟。一是代表连队向家中亲人介绍他的情况，同时也是监视，防止逃跑，有去无回，到家就拔不动脚了，特别是对结了婚、有媳­妇­的人。

这时，晚上站岗布哨，查铺查哨，对重点人都要特别关照。一般不派岗，有时还要放个隐蔽哨，专门监视可能开小差的人。都是一个连的，知道派岗布哨规律，就得有点特殊手段。

当然，一般情况下，还是以正面教育为主。

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你回家也过不上好日子。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理想、前途教育，共产党、八路军（后来是解放军）是为穷人求解放、谋福利的。你是穷苦人出身，就要和共产党一条心；你是党员，就要顾大家，忘小家，将革命进行到底，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宣传过家门而不入的典型，号召大家学习先进，提高革命的自觉­性­。

赵兴元当八路第二年，连队开晚会，演出个小歌剧，房­干­编的，剧名记不得了，剧情是个士兵想老婆了，开小差回家了，母亲护着开小差的儿子，父亲就批评母亲和儿子。赵兴元年纪小，扮演开小差的士兵的儿子，帮着爷爷劝父亲归队，只有一段唱：

闯关东（3）

叫一声俺爹爹，

听俺说分明。

八路军打鬼子保家乡，

爱护咱老百姓。

你开小差跑回家，

叫俺小孩子脸都红。

后来，房­干­还编了支歌《家中是工农》：

开小差，

一时病，

无缘无故回家中。

家中是工农，

应该来当兵。

……

说“无缘无故回家中”，无疑有些欠妥。可称开小差为“一时病”，却是比较准确的，不然这支歌大概也不会在“老二团”唱得那么响。

从8?15日本投降，到解放战争结束，赵兴元经历了四次较大的“巩固部队”活动。一是眼下的挺进东北，二是四平保卫战失利后，三是辽沈战役后进关，四是平津战役后南下。四平保卫战后许多人逃亡，是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以为这天下是国民党的了。其余则是因为战略转移，要离乡离土了。无论搞了多少“解放天下受苦人”的教育，“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观念，在许多农民出身的官兵头脑中，都是根深蒂固的。这世上最不情愿的事情之一，就是让他们离开有着“热炕头”的故土了，更何况还是几百、几千、几万里的离乡离土的远征、打仗。

问谁想不想家，无论回答“想”、或是“不想”，都不能不想家。离家远着呢，想也回不去，这回越来越近了，就想回去看看。离家多少年了，自己是死是活家里人不知道，那个家又成了什么模样儿，能回去看一眼也行呀。而对于那些即将离乡离土的人，那热乎乎的炕头，就益发得梦牵魂绕、魅力无穷了。

这小差到底开不开？那时那人头脑再简单，也会有思想斗争，甚至是激烈的、复杂的，那也是一念之差的“一时病”。他们中的许多人，原来都是挺好的同志。像那个副连长，吃苦耐劳，作战勇敢，绝非贪生怕死之辈。有的部队的战斗英雄，临上船前都开小差了。而那个被赵兴元找回来的8班长，到东北后还当了机枪连指导员。

可这“一时病”却是个大病。对于逃亡者是一失足成终生恨，对部队那还用说吗？

当八路头两个月，赵兴元去趟厕所，也会有人说咱们一块去，俺也来尿了，他也没在意。半年后成老兵、骨­干­了，班长毕法四告诉他要留意哪个新兵，去老乡家借个什么东西也要跟着，防止开小差，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呀？

当八路军那么坚决，撵都撵不走，谁都看得出来，赵兴元是真心的。可别说你才14岁，就是24岁、34岁，不也有一时想不开，做出糊涂事的吗？有的开小差已经走了，半道寻思过味儿，又回来了。至于建国后，看到当年的战友骑着高头大马，或是坐着小车回乡探亲，而后悔不迭、直拍大腿的，就更多了。

赵兴元在那个伪大队长家住院，那个李区长去看他，不知怎么唠起家常，李区长说你写封信，俺想法给你寄家去，并告诉他怎么写。就写不到100个字，说他在蒙­阴­县城一个油坊­干­活，像地下党说暗语似的，就是报个平安，“俺还活着”的意思。母亲和­奶­­奶­都没有名字，就在信封上写上“章丘县明水区前营庄赵兴元家收”。再一想，自己年纪小，村里人都叫他小名“柱子”，“赵兴元”这大号没人知道，哥哥在大连给家里写信，写的都是哥哥自己的名字，就也写个“赵兴三家收”。

这是战争年代赵兴元写的唯一的一封家信，没想到还真的收到了。

如今人们手机揣兜里，天南地北想什么人了，掏出来就打电话。士兵不准有手机，营房里也有IC电话，想家了通个电话，家里有点什么事情马上就知道了。那时别说电话，连写信的概念都没有。到处钻山沟，哪里有邮局呀？打下据点，见个邮局，家在敌占区，信到家，弄不好不也把家人出卖了吗？有的一家人都被敌人杀害了，也不知道。赵兴元给家报次平安，家里怎么样，他依然一概不知。什么都不知道，心倒静，可这丝毫也不意味着不想家。

闯关东（4）

和谁谈话，听到“不想家”，赵兴元心里特别不舒服，说不出是种什么滋味儿。

他不知道他参军不久，母亲就和­奶­­奶­颠着小脚出去讨饭了，也不知道3年后­奶­­奶­去世，母亲就去姐姐家了。母亲成天念叨“柱子”、“柱子”，“不知柱子咋样了”，姐姐就说别说了，让汉­奸­听到就完了。但他知道，母亲不愿让他当兵，是为他担心，也是为那个家忧心忡忡。­奶­­奶­80多岁了，身子再硬朗，也是风烛残年。母亲不到50岁，一身是病，秋风一起就呼噜气喘的，冬天连屋都出不去。这样两个女人，怎么熬撑那个家呀？

工作忙忘了，打起仗来什么都扔脑后了。稍微有点工夫，就不免要想到家。住院那两个来月，母亲和­奶­­奶­的样子就在眼前闪来晃去，那么苍老、憔悴，离他越来越远。

无论多么想家，赵兴元从未动过开小差的念头；无论形势多么险恶，他也未对前途失去信心。但是，对于与母亲、­奶­­奶­重新团聚的那个“有朝一日”，却好像从来都没抱多少指望。他不知道抗战还要抗上多少个年头，就他们这天各一方的一家人来讲，无论从哪方面看，今生今世再见的希望都是渺茫的。

抗战胜利了，觉得马上就能见到母亲、­奶­­奶­了，还有哥哥、姐姐了，国民党却气势汹汹地扑上来了。现在又要挺进东北，那距离仅仅是空间的遥远吗？这辈子还能见到她们吗？

可眼下，母亲呀，­奶­­奶­呀，好像都不存在了。

在辽阳驻地的那所小学校，派了几道岗，开个连务会，班长到连部不到一个小时，就跑了8个人，连站岗的有的都跑了。

1连跑8个还不算最多的，可那不是更让人焦灼、闹心吗？

还有手上那伤，也实在把他折腾毁了。

前面说了，孟家村战斗，赵兴元正据枪瞄准，一颗子弹飞来，打劈枪托，手也伤了。

伤口正在手心，枪托、手上都是血，挺疼。他怕伤了骨头，张手握手攥几下拳头，觉得没问题。卫生员用酒­精­擦洗，也没什么药，包上。这回不能打枪了，还能指挥，也没当回事儿。

晚上伤口一跳一跳的疼，第二天早晨，一只右手肿得馒头似的。去营部找医生，撕开最后一层纱布，那脓黄乎乎的一下子冒出来，淌在鞋上、地上，那股味儿呀，那手立刻就瘪了下去，疼痛也一下子减轻许多。

下午又肿起来，发烧。他怀疑枪托打劈后，有木头渣子扎进去了。那个20多岁，戴副眼镜，瞅着挺有学问的医生，先把脓放了，把镊子伸进伤口，挺认真、仔细的在里面探了几个来回，说什么也没有。

挖地道，下炸药，那几天正是准备给敌人最后的致命一击的时候，也顾不得那手了。而且那医生他也能当了，反正也没什么药，就是放放脓呗。

孟家村战斗整整打了一个月，天天见面，觉不出什么。若是隔上那个月，就是再熟悉赵兴元的人，也难认出他了。眼窝子凹进去，下巴尖尖的，又黑又瘦，那人都脱相了。

每天枪声不断，每天都有伤亡，那人眼睛都红了。人一红了眼睛，什么苦呀累呀、伤呀痛呀，都统统退避三舍了。等到枪声停了，那眼睛依然像兔子眼睛似的通红，却没了枪弹呼啸中的那种冲动与亢奋，疲劳呀，伤痛呀，就开始猛烈地反攻了。

再看那手，原来黄豆大小的伤口，已经烂成一个洞，放出脓后，骨头都露出来了。

若在平时，就算没这伤，那疲劳也把他撂倒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闯关东（5）

可现在，他必须得挺着，而且必须挺住。

二打孟家村，连长、副连长都负伤下去了，又没有副指导员，就他一个指导员拳打脚踢。

进军胶东，动身前，看他在那儿放脓，教导员李树侦说：你这样子，还是留下吧。

赵兴元摇摇头，李树侦叹口气。

进军东北这样大的战略转移，连里能没一个­干­部吗？

如果连里还有一个­干­部，他可能就去住院了，那样也就留下了，就不用去东北了，日后就是华东解放军的一员了。那战斗历程和人生命运，就是另一种轨迹了，或许也没机会给后人留下这些战争回忆了。

行军途中，调来个副连长。赵兴元挺高兴，觉得肩头轻松了许多，那手却一阵阵疼得厉害了，更没想到副连长会给他那样沉重的一击。

再忙再累，毕竟不是打仗，那手也就一刻不停地折磨他。特别是到了晚上，一跳一跳疼得钻心。盖着被子，通讯员再给他压件大衣，也冷，发烧呀。烧迷糊了，算是睡一觉，净做恶梦，醒来出身汗，身上能松快些。再就是放脓，放一次，疼得能差一点儿，也就那么一会儿。

四保临江，追击敌人，他从山上梯田里往下跑、跳，一脚踩在树杈子上，脚背都穿透了。这样的伤不算，光子弹、弹片致伤，战争年代就有9次，山东是4次。他的体会是，从头到脚，哪儿也没手痛。“十指连心”，手掌不是手指，离着也不远。不过，他也一直怀疑伤口里有异物，不然怎么能那么痛，又总也不好呀？而且认定是打劈的枪托的木头渣子，结果却是粒弹头，钻到虎口里去了。就算医生“二百五”，放出脓来，自己也该摸到的呀？三八枪的毫米子弹，不大，那也是个铁疙瘩呀？那人也真够傻到家的了。

从临沂到龙口，再到大连皮口，也是一个月时间，就在船上那一天两夜算是安稳点。一是不用担心有人开小差了，二是那手也觉不出痛了——晕船晕得一塌糊涂，连黄胆都吐出来了，躺在船上像死人似的。

临上船前，教导员李树侦给他买包瓜子，说疼得受不了了，你就嗑瓜子。

他苦笑笑。这不是糊弄小孩子的办法吗？却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

到辽阳后，李树侦不知从哪儿给他抱来台收音机，那时都叫“戏匣子”。这可是个稀罕玩意儿，会说话，能唱歌、唱戏，土八路哪见过这等洋玩意儿呀？都围着听不够，赵兴元也十分感兴趣，比嗑瓜子管用多了，那也不是医生呀？

到哪儿先派岗哨，都是党员、骨­干­，比较可靠的。到东北了，寻思这回离家远了，又隔着大海，应该好点了吧？那也不敢掉以轻心呀，结果一下子就跑了8个。

那手一跳一跳地疼，放脓也不管用了。那牙也凑热闹，一阵阵痛起来，眼看着腮帮子肿老高。

焦头烂额。

就去大街上转悠。

小学校周围人家不多，街面挺乱，少有行人。前边挺大一片日本人住宅，都是红砖房子，不时有苏联兵进进出出，有的喝得醉醺醺的，出来的手里都拿着东西，抢来的。“这些‘老大哥’，什么东西！”他在心头骂着，恨不得把这些人都抓起来。

已经11月底，下两场小雪了。天冷，让风吹吹，那手那牙能好受点。再者，当着大家的面，当指导员的，疼得再受不了也得忍着，装得没事儿似的。一个人出来，管他龇牙咧嘴，还是丝丝哈哈的，怎么的都行，骂娘都行。还有，开小差的那8个人，都有亲戚、老乡在辽阳，早年闯关东来打工，他们是奔这些人去的。万一碰上一个，是不是就能找回来呀？人生地不熟，这念头挺可笑，却不能不这么想。

赵指导员。李树侦迎面走来，老远就喊：走，咱们找个医院看手去。

走了几家诊所、医院，都说治不了。那时东北人不了解八路军，看见当兵的害怕，不敢治，怕招惹麻烦。若是换两个鲁莽点的，掏出枪来，不治也得治。

碰到支胶东过来的部队，一个卫生科长认识李树侦，说俺给你看看。又说得动手术，没麻药，你得忍着，用不用找几个人呀？赵兴元说，科长，你就放心来吧。那时动个手术，取个弹片什么的，有时就像杀猪似的，没麻药呀。把人绑在长条凳子上，几个人再按住手脚，医生就动手了。

赵兴元心想这回有救了，人家是科长呀。

放出脓来，那手掌就剩层皮了。科长用剪子剪个三角口，再用探针在里面探了一阵子，刀子就伸进去了。赵兴元觉得咯噔一下子，说筋断了。白断一根筋，食指至今伸不直，打枪只能用中指扣扳机。

鼓捣半个来小时，科长那汗出的也不比赵兴元少多少。末了，科长说手腕子都肿这样了，这手不行了，只能截肢了。李树增瞅瞅赵兴元，赵兴元说俺不截肢。少只手，又是右手，能行军，也不能打仗了，这兵不就当到头了吗？

有人说东大营有个日本医院，让日本人看看怎么样？有人说鬼子不行，使坏怎么办？赵兴元说，小日本亡国了，鬼子当亡国奴了，还怕它使坏？

一个40来岁的日本人，穿件白大褂，用些半截子中国话，点头哈腰地让赵兴元和李树侦在走廊上等一会儿。过了十几分钟，出来个苏联兵，头上包着纱布。那个日本人点头哈腰地送走苏联兵，又点头哈腰地将他们让进屋子里。

看着那手，日本人皱起眉头。赵兴元连说带比划，告诉他伤口里可能有什么东西。日本人又看看、摸摸、按按，让赵兴元躺张床上，又在他脸上蒙块白布，手上就动作起来，嘴里说着很快就好了，很快就好了。

结果，“很快”了两个来小时——原本就是个几分钟的小手术。

那弹头游走到虎口里，被­肉­裹住了，镊子夹不住，也夹不出来。弹头打中枪托后变形了，扁不扁，圆不圆，好歹弄出来，还带出些­肉­丝儿。

后来，还从他身上取出过两块弹片，他都没在意，惟独把这粒弹头一直带在身上。这个面目狰狞的不起眼的小东西，可把他折腾毁了，还差点儿把他的军旅生涯毁了。

一夜好睡，早晨醒来，浑身这个轻快、舒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