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冬天，敌人对泰山、沂蒙山区根据地进行“扫荡”，4支队转移到蒙­阴­地区，1营在旧寨附近，那儿是游击区。胶东汉­奸­赵保元部千余人，车载马驮几万斤食盐，去河南换取枪支弹药，双方谁也没想到会在那儿碰上。1连最先发现敌人，敌人已经把营部的一匹马牵走了，营里还不知道，敌人也不知道那是八路军的马。

当地坚壁清野，老百姓也都跑光了。赵兴元和李秋同，到村头河滩上寻找老乡埋东西的痕迹，想找口锅做饭，连长南方安提着驳壳枪跑过来，大喊：3班长，占领前边那片小树林，准备战斗！

刚在那片小树林前卧倒，就见敌人先头部队过来了，都穿着天蓝­色­军装。全班一齐开火，敌人毫无思想准备，一下子懵了，掉头就向陈云崮方向奔逃。

胶东富庶，胶东敌人也阔绰。天寒地冻，1营班以上­干­部都是单衣，士兵一多半没穿上棉衣，行军休息，晚上睡觉，瑟瑟发抖。赵保元的这支伪军，蓝军装不知何故，棉衣裤鞋帽齐全，还有大衣，枪械也好。敌人动作本来就慢，穿着棉衣更笨了，一路丢弃衣物。战后，1营官兵全部换上冬装，每人一件大衣，虽然有黄有蓝像支游击队，晚上可是不当“团长”了。

陈云崮下边有个山腿子，敌人想在那儿占领阵地，3班已经脚跟脚追上去了。一阵枪打手榴弹炸，许多敌人卧倒后就不起来，躺着坐着等着当俘虏了。有个家伙还想顽抗，被赵兴元一枪击中肩膀，上前抓住那支枪，是支三八大盖，把他乐坏了。

这一仗，3班缴获的枪支弹药，占全连的一半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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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鸡­叫着飞向敌人（1）

1941年1月，4支队2团攻打新泰县汉­奸­陈三坎的张家栏子据点。

部队天黑后出发。最前边是尖兵组，然后尖兵班，之后前卫排，最后连本队。尖兵组、尖兵班、前卫排之间，各距300米左右，步枪、机枪火力可相互支援、掩护。前卫排与本队要远些，一般在500至800米之间。敌人也是这么个顺序。日军前卫与本队相距千米以上，因为它有小炮、重机枪，­射­程远。

11点多钟赶到距张家栏子1里左右时，连队开始动员、分工。1连正面主攻，赵兴元为突击组长。然后，各自分头向敌摸进。

夜摸的宗旨，就是要尽量地接近敌人，越近越好，未等敌人反应过来，一下子冲上去就把它打垮。

而要尽量地接近敌人，就要不惊动敌人。

脚步要高抬轻放，高抬不会绊到东西，轻放不会发出声响。距敌人很近了，喘粗气都能让敌人哨兵听到了，这时要蹑手蹑脚的，像电影中的慢镜头似的接近敌人。但是距敌人还挺远，这种高抬轻放就不是蹑手蹑脚的慢镜头了，而是既不能发出响动，动作又要快捷。这也是练出来的功夫。过河了，也要高抬轻放，虽不能像芭蕾舞演员那样竖起脚步入水，也要像跳水运动员那样少溅起些水花。更不能趟水。一个连100多双腿脚哗啦哗啦趟水，那是多大的声响？上岸了，赶紧把鞋脱掉，光脚走。鞋湿了，走起来呱唧呱唧的，脚下像踩着个蛤蟆，那怎么行？一般情况下，都是未过河，先脱鞋，光脚过河。那时都是布鞋，布鞋湿了，脚在鞋里跐来滑去，特别费鞋，有时几下子大脚趾头就出来了，或是拧脱帮了。总行军，脚宝贵，脚靠鞋，鞋金贵呀。

至于每个人的饭缸子，炊事班的锅盆铲子什么的，那是出发前就要拾整好的。能轻装的轻装，非带不可的就用衣服、麻袋什么的包裹起来，使它们不能磕碰出响声。那时根据地的狗打光了，一些地方的牲畜也杀掉了，春天种地用人拉犁。牛马骡驴虽然不像狗那样，见到人影就汪汪起来，有时也会叫几声，那不也给敌人报信了吗？

有段时间，还不准抽烟，强制戒烟。如今号召烟民戒烟，是因为抽烟致病，全世界每年有几百万人死于因抽烟而引发的各种疾病。那时人们还没有这种意识，那时部队戒烟，是战争需要，为了不暴露目标。传递口令要咬耳朵说悄悄话，连咳嗽都得憋着，你火镰嚓嚓响，火星子哧哧飞，烟头和烟袋锅子再一闪一闪的，那不是老远就告诉敌人我来了吗？

第二次杨家横战斗后，夜行军休息时，排长齐巨正实在憋不住了，用大衣蒙住头，拱在个墙根下偷偷抽烟。赵兴元就在他身边，感冒了，鼻子不通气儿，没发觉。副教导员钟明鼻子尖，挺远就闻到烟味儿，一声低喝：谁抽烟？拉出来毙了！也就是吓唬吓唬，可把齐排长吓坏了，差点儿把半截烟吞了，舌头烫个大泡，从此戒烟。

除非特殊情况，一般雪地里不夜摸，月亮地里更难。雨夜好，风雨声可遮掩许多东西。可若突然一道闪电，特别是已快接近敌人了，可能就要出事了。

副班长梁兴超牺牲那次，也是夜摸，雨挺大，在莱芜滴里沟。赵兴元在最前边，梁兴超在最后，距敌不到百米了，一道闪电把大地照得雪亮，据点上哨兵就开枪了。

天黑沉沉的，张家栏子黑沉沉的，突兀的碉堡、炮楼，在夜幕下的地平线上，隐约现出几个黑影。书包 网 想看书来

大公­鸡­叫着飞向敌人（2）

夜黑有利，夜静就不利。这天晚上特别静，一点风也没有，天地间的一切好像都冻僵了，睡着了。一千多人的动作再轻敏，也难免有点声响，百多米外就接上火了。

爆破组炸碉堡，头两次没有成功，第三次成功了，部队就冲上去了。

机枪掩护，手榴弹组冲到围寨前，就连续向围墙里面投弹。有时敌人就在围墙后边躲着，准备打你的反冲锋，枪不管用，手榴弹最好使，扔过墙就行了，手大的一把抓两个。手榴弹组也是掩护组，不带枪，身上都是手榴弹，有时装在筐里提着，近距离杀伤敌人，掩护梯子组架上梯子，突击组就开始突破。

围墙两米多高，外边是条防护沟，两米多深，5、6米宽。梯子组3个人一架梯子，中间有个活动支架，梯子向前送出一半时，支架就自动落下去。冷兵器时代架云梯攻城，把几丈高的梯子斜架在城墙上，也非易事。这次围墙不算高，可下边有一条深沟，要从6、7米外把梯子架到围墙上，就增加了许多难度。不过，这事常­干­，战前又反复演练过，也就难不倒人。

赵兴元带突击组，是第三个爬上围墙的。二梯队没上来。敌人拼命打枪、投弹，把浇上煤油的秫秸一捆捆朝下扔，把梯子烧坏了。第二架梯子不是一时半会就架起来的，二梯队大都憋在沟外，有的掉进沟里，伤亡挺大。

敌人交叉火力很猛，把突破口的围墙打得泥石飞迸。跟在赵兴元后边的一个老兵，在围墙上刚一露头，就被一枪打了下去。

突破后，李秋同和刘子云两个人，向左边攻击、发展，赵兴元带主力向右打个炮楼。算他那支三八大盖，3支步枪封锁那个侧­射­的­射­孔，两个人抱着秫秸，贴着墙根，直奔炮楼的后门。动作很快，也挺顺利，浇上煤油点着后，几个敌人从大火中破门而出，有的身上已经着火了，都在门口被打倒了，影影绰绰好象只跑了一个。

进至一处高墙大院附近，估计有一个排的敌人在里面据守，火力很猛。

赵兴元下令：“准备放­鸡­、放箭！”

怕听不清，又喊了一遍。

一声令下，几支步枪一齐开火，手榴弹也飞了过去，几个弓箭手和抱着大公­鸡­的士兵趁势冲上前去。箭头上绑着棉球，浇上煤油，点着后一支支­射­进高墙后面院子里、房顶上。大公­鸡­身上绑着的棉球，则像一串糖葫芦，又像条辫子似的拖在尾巴后边，当然也是浇上了煤油的，点着了向空中一抛，就嘎嘎叫着越墙飞上房顶。都是草房，那时农村再有钱的人家，也绝少瓦房。大公­鸡­感到生命受到威胁，拼命扑扇着翅膀，拖条火龙连飞带叫，这房窜上那房，落哪哪着，一会儿就火焰腾腾了。

敌人乱了，向大门外奔逃。

赵兴*人说：

东晋大将江同，在与羌兵作战时，买了500只公­鸡­，把硫磺等物绑在公­鸡­尾巴上。夜袭羌军兵营时，让士兵点燃硫磺，公­鸡­受惊，带火直冲敌营，火烧连营，大获全胜。

除了公­鸡­阵，中国历史上还有火牛阵、猴子阵、山羊阵，除山羊阵外，都是利用动物进行火攻。这都是解放后读书看报上军校才知道的，当年知道个啥呀？那时就是想方设法打胜仗，消灭敌人，都是环境、条件逼出来的土办法，也只有土八路才能想出来的土办法。

战前，侦察员就把张家栏子的情况搞清楚了。其实，这种攻据点、打围子的战斗，基本都差不多。上级让每个连买10多只大公­鸡­，再做10多只弓，由负责突破和打纵深的班排掌握。弓好做，箭就是那种笔直的柳树条子，截成2尺多长，能­射­出20多米、30来米。演练时，大公­鸡­挺麻烦，向空中一抛，嘎嘎叫着乱飞，弄得大家满村子撵抓老公­鸡­。马戏团有各种驯兽的，还没见有驯­鸡­的。可较真章时，我们抱上去的那几只大公­鸡­，还都向敌人飞去了。烧得越疼，越扑拉翅膀飞，翅膀烧坏了两条腿还拼命跑，想来挺残忍的，也真起作用立了功。

你想想，一支队伍里，一些扛枪的汉子抱只大公­鸡­，像什么？赶集去？可看那一连十几种杂牌枪，再想想“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就明白大公­鸡­为什么也成了克敌制胜的武器。

那时那围墙大都是土坯垒的，抱挺机枪对准它，千把发子弹就能掏开个洞，人就钻过去了。重机枪更快，咕咕咕一会儿就掏开了。在东北，我们常这么­干­。在山东哪行呀？一是机枪少，一个连就一挺，还是主力部队。二是子弹更金贵，打敌人还得放近了才开火，哪舍得用来掏墙打洞呀？没别的招儿，只好把大公­鸡­扔过墙去用火攻。

烧炮楼那秫秸，也是随身携带的。装煤油的酒瓶子，不能揣兜里，爬墙，匍匐前进，容易磕碎，用绳子绑在后腰上。弓箭好办，背挎着。大公­鸡­最费事。弄个套，套它脖子上，到时候再解下来。不然，行军、夜摸、接敌时，它若叫一声，那不坏菜了？腿和翅膀也要绑上，不能抱紧了，那样不掐死，也弄蔫巴了，到时候就飞不多远了。抱松了，让它挣脱跑了，就算没暴露目标，黑灯瞎火怎么抓呀？

“机枪一响下炸药”（1）

从红军到八路军，张家栏子战斗，是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第一次把炸药用于战场上。

为了把炸药送到炮楼下，团里做了个“土坦克”。这是个像个哨楼似的土坦克，一人多高，木制骨架，前后左右钉上木板，蒙上4、5层湿被子，钉牢，下边安上4个木头轮子，炸药放在里面，两个人在里面推着前进。平坦地段还行，阵前是片高粱地，垄台垄沟搓衣板似的，高高矮矮的茬子绊脚，又笨又重推不动，扔半道上了。

又弄张桌子，上边蒙上几层湿被子，两个人在下边用肩背顶扛着，往上送炸药。这回行动行了，也能防住手榴弹，子弹却不行，半道上伤亡了。

团工兵排班长刘厥兰，抱着炸药想冲上去，被副团长王凤麟拦住了，告诉他如此这般。王副团长摸到炮楼前的沟沿上，用支步枪封锁­射­击孔，掩护刘厥兰冲上去，把炮楼炸毁了。

后来被山东纵队命名为“爆破英雄”、人称“爆破大王”的刘厥兰，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用炸药炸毁炮楼的第一人。

这次战斗最终并未打下张家栏子，其巨大而深远的意义，是开创了用炸药炸毁敌堡的先河。

1940年后，敌人在山东实行堡垒政策，依托大小据点，利用原有的村寨、围墙、院落、炮楼，在大小村镇和山头上，大筑炮楼、碉堡，挤压、蚕食抗日根据地。

这种“乌龟壳”式战法，就是窥准了八路军没有重装备，无法攻坚。

当年日寇铁蹄所到之处，如今仍然可见一些碉堡。有的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依然很坚固地矗在那里，成为侵华罪行的铁证。而当年摆在八路军面前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搞掉这些“乌龟壳”。

渤海地区长山县北城门上有个炮楼，里面住着4个鬼子，在城里无恶不作，就是不出来，让渤海军区清西独立营­干­瞪眼没辙。天一黑，这4个小子就在炮楼里喝酒唱歌，故意气八路军。有人想出个办法，买通炊事员，下毒。以往鬼子吃饭，都让炊事员替他们站岗。这个炊事员胆小，下上毒就吓跑了。鬼子起疑，用饭菜喂狗，把狗毒死了。最后还是买通伪军，把鬼子骗出来消灭了。

活跃在鲁中地区的八路军山东纵队1旅，曾把榆树掏空，再用铁皮、铁丝包裹、缠紧，当作炮筒，装上火药和炮弹头，点火后炮筒当即炸裂。兵工厂改造过一种“平­射­迫击炮”，用生铁铸炮弹，因砂眼多，极易炸膛。有的部队还用辣椒当“毒气”，待风向合适时，把辣椒面向空中扬撒，期望能呛得据点里的敌人鼻涕眼泪直咳嗽，趁机发动攻击。那拖条火龙嘎嘎叫着的大公­鸡­，最初也是用来对付炮楼的。

小张庄战斗，一个团攻了5天没攻动。又组织党员、骨­干­，组成敢死队，敲锣打鼓助威，死打硬拼，轮番攻击，仍未奏效，伤亡数百人。

小张庄战斗后不久，煤矿工人出身的工兵班长刘厥兰，就提出一个问题：炸药能炸断钢轨，为什么不用它来炸围墙、碉堡呢？

曾在苏联学习工兵技术的副团长王凤麟，认为这个想法很有创见，当即组织一些­干­部到一个石砌的炮楼下，埋上炸药，一声巨响，炮楼塌了一半。

南征北战，这支在鲁中的抗日烽火中诞生的战功卓著的部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写下了许多个“第一”（“爆破攻坚第一法”、“诉苦教育第一课”、“北平阅兵第一师”、“海南登陆第一船”、“抗美援朝第一仗”等等），每个“第一”都不是偶然的。书包 网 想看书来

“机枪一响下炸药”（2）

鲁中地区的淄川、博山两县（即今淄博市），为煤矿区，煤矿工人很多。这支部队的许多官兵，都是煤矿工人出身，对炸药并不陌生，再把它与碉堡联系起来也是自然的。

团里抽调战斗骨­干­，由王凤麟副团长亲自负责，指导、培训攻坚爆破技术。同时通过地下党发动煤矿工人，从矿井下往外带炸药。开头炸药少，炸碉堡都是内爆，在敌火下刨坑埋上，这样威力大，但易造成伤亡。后来炸药多了，就外爆，放到那儿就拉导火索。在山东时都是胶质炸药，黑­色­，粘糊糊的，放嘴里还甜丝丝的，威力小。到东北后有了黄|­色­炸药，还有爆破筒。爆破筒是日本人用来搞矿山爆破的，共产党人也把它拿到战场上，从东北一直用到海南岛，再用到抗美援朝战场。

火光中，敌人看到刘厥兰时，还不明白他一个人冲上来要­干­什么，怀里抱着的那是什么东西。后来，从伪军到日本鬼子，再从国民党官兵到美国鬼子，一看到有人抱着炸药包（或爆破筒）冲上来了，就拼命­射­击。眼看着冲到跟前了，就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要“坐飞机”上天了。

那时，鲁中军区部队唱的歌曲中，有一支《机枪一响下炸药》：

机枪一响下炸药，

敌人的炮楼开了锅，

坐飞机上了德国，

坐飞机上了德国。

“报奋勇，报奋勇了，谁报奋勇，报奋勇的站出来！”

攻坚战，战前动员完了，群情激昂，连长，或指导员，再说一下这次战斗的分组情况（一般都是火力组、爆破组、手榴弹组、梯子组、突击组），就让大家自报奋勇到哪个组——那时叫“报奋勇”。

“俺报爆破组！”“俺报手榴弹组！”“俺报梯子组！”除了火力组通常都为机枪班外，其余各组都可报奋勇。每个组一路纵队，谁报哪一组就到哪一组站好。各组任务­性­质不同，要求也就不一样。像梯子组就得身强力壮个大的，扛梯子、架梯子是个力气活，个大有劲啊。每连都有几个特等­射­手，报奋勇也到火力组，封锁­射­击孔。各人根据自身的特点报奋勇，开头有人没报明白，有的组那人又多了少了的，连里要重新调配一下，组长也由连里临时任命。

“火力组开火！”

“爆破组上！”

“手榴弹组跟我来！”

“梯子组跟我上！”

“突击组准备突击！”

一声声口令中，各组就分头行动了。

没报奋勇的，就到二梯队了。

赵兴元第一次报奋勇，就当了突击组长，那以后这突击组（队）长就非他莫属了。

见班长报了突击组，3班的同志也纷纷报突击组，后来有人就称3班为“突击班”。

“快投降吧，再不投降就给你们下炸药了！”从山东到东北，战场上经常向躲在碉堡里的敌人喊这句话，就不难想象那炸药包具有怎样的威慑力。

赵兴元没报这个奋勇，是因为他开头没参加爆破技术培训，还有那么多矿工出身的士兵，摆弄炸药都比他懂行。而打突击，搞突破，那就是他的强项了。

没有火力掩护，爆破组难以接近目标。没有手榴弹组在敌人眼皮底下拼手榴弹，梯子组也难以在敌火下作业；而梯子架不上去，谁有天大的本事也是­干­瞪眼。突击组则要突破、打巷战、攻纵深，直至最终解决战斗。论重要缺一不可，也不是没有重中之重，爆破组和突击组的分量是明显的，危险­性­也最大。特别是爆破组，这个倒下那个上，那就是敢死队呀。

“机枪一响下炸药”（3）

勇敢是军人的第一品­性­，勇敢出智慧、出战术，勇敢可以创造奇迹。而无论当年，还是如今，一想到“勇敢”两个字，赵兴元就会想到刘厥兰，想到爆破组，看到他们抱着炸药包勇往直前的身影。

枪炮声中，看着亲手点燃的导火索（开头那导火索不是拉火，而是用火柴点燃的）嗤嗤喷­射­出火花，轰隆一声把鬼子送上西天——赵兴元这辈子都遗憾没有送过一次炸药，没能体会到那种无以伦比的激|情、亢奋和*。

泰安县茅茨镇，向东卡住进出徂徕山根据地的山口，向西可控制津浦路的大汶口车站，驻扎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中队，是敌人设在这一带的中心据点。

1941年1月底，1营奉命拔掉这颗钉子。

外围是一道4米多宽、两米多深的壕沟，内侧百八十米一个人，手提灯笼，来回走动，一遍遍喊着：“平安无事喽！……”

灯笼光映衬得周围的世界愈发黑暗，一声声令人忍俊不禁的吆喝声，同时便利了1营的夜摸。赵兴元和战友们快接近壕沟时，就听那边提灯人道声“猫”，这边立即回声“锄草的”。这是联络暗号。“同志们呀，可把你们盼来了！”说着那边就伸出手去，把跳进壕沟的官兵一个个拽上去，同时不忘再喊一声“平安无事喽”。

茅茨原是老根据地，被敌人占据后，地下党仍很活跃。战前2连副连长带几个侦察员，都进到日军伙房里了。这天晚上这些巡夜人，也都是地下党安排的。还策反伪军，一中队伪军当晚一枪未放，1营可全力对付一个小队20多鬼子。

3个连从南北西三面分头扑向敌人，日军见势不妙，全部进入中心炮楼。

这是个鸭蛋形炮楼，比两层楼高些，有两层­射­孔，上边是个像口倒扣的大锅样的“铁帽子”，下沿与炮楼上沿间有道尺把长的缝隙，一挺歪把子机枪在上边转着圈儿­射­击，一门“瓦子炮”专门轰击对它威胁最大的目标。

按照预定部署，赵兴元指挥突击组，用步枪封锁炮楼的­射­击孔，和火力组同时掩护爆破组送炸药。

­射­孔一般20公分宽窄，有内八字形和外八字形，一般都是内八字，只伸出支枪口，­射­击面很大，又可减少伤亡。还有上八字、下八字，上八字打仰角，下八字打俯角。有的炮楼、碉堡­射­孔，还贴近地面，用草和树枝遮盖着，不易发现，待你冲到近前再开火，打你胸部以下，对爆破手威胁很大。

3个人一组，3支步枪封锁一个­射­孔。叭一枪，拉枪栓的功夫，另一支枪响了，再拉枪栓时，第三支枪又响了。一枪接一枪，不给对手留功夫，尽量不让它打出枪来。平时就这么练的，真枪实弹还得战场上见。开头炮楼里亮着灯，一打响立刻熄了，只能凭枪口的火光判定那­射­孔的位置，而火力组的目的就是让它们都变成瞎窟窿。

扣动扳机，一声枪响，赵兴元立刻有种打中了的感觉。拉枪栓，重新瞄准，等有半分钟左右，那儿才又开始­射­击、闪光。未等战友开火，他的枪已经响了，同时认定刚才那一枪打中了，心头有些激动。

爆破组顶扛着桌子冲上去了，部队也向前逼近，2连、3连继续封锁炮楼­射­孔，1连组织手榴弹组向炮楼顶层投弹。敌人也向下投弹，炸爆破组，可那桌子上蒙着7、8层湿被子，手榴弹怎么炸也没用。这时多少手榴弹也不顶一块大石头滚下来，那就把桌子砸碎了，可炮楼上哪有大石头呀，有也没处往下滚呀？战后大家都笑，说那功夫小鬼子肯定抓瞎了，恨不能把炮楼子掰下一块来砸下去。

赵兴元刚当八路时，只有两颗手榴弹，有点空儿就拿在手里摆弄，宝贝呀。现在，他和战友们躲在一片民房的屋檐下，一篮子手榴弹放在脚旁，一颗颗向夜空中的炮楼顶上投去。他个小，劲也小，投远不行，投准行。可那“铁帽子”下边只有尺把宽道缝儿，又黑灯瞎火的，大都砸在“铁帽子”上了，有的在空中炸了，有的掉地上响了，十颗、八颗能投进去一、两颗就不错了，投中一个，炸死炸伤敌人，增援上来还打。

机枪、步枪掩护爆破组，也在掩护投弹组。若是一年多后，把炸药包放在炮楼下就行了，这时不行，炸药少，必须刨坑，内爆，也就让鬼子多活了20来分钟。

一般情况下，在那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前，突击组已经做好冲锋姿势。前腿弓步，后脚一定要找块凸起又牢实处，紧紧蹬住，一声爆炸，那人就像支箭­射­出去了。这次先是火力组，后又投弹组，看到爆破组撤了，他们也连忙后退。跑出30多米远，就听身后轰隆一声，又赶紧转身往回跑。爆炸的烟尘呛得人几乎喘不过气儿，砖石还雨点般下落，砸在地上咚咚响，反正不砸倒就往上冲。爆炸后的一、两分钟，顶多三、五分钟，是最关键的时候，敌人没炸死也震懵了，冲上去立刻就会结束战斗，等它缓过来就费事了。

炮楼下部被炸开个两米宽窄的大洞，“铁帽子”还在上边顶着，里面的两层楼板全震塌了，鬼子都掉了下去。黑灯瞎火的，暴土扬尘，电筒光照不出多远，满眼都是堆叠着的砖头和水泥块子，堆满半截楼筒子。

赵兴元冲进去就明白战斗已经结束了，但也不敢怠慢，和战友们奋力搬动着水泥块子，在下边翻寻着、摸索着。

李秋同喊起来：这儿有个活的，抓个活的！

一个小队22个鬼子，只剩下一个半死不活的。

赵兴元在个­射­孔下边，拽出一支枪管砸弯了的三八大盖。第二年参加鲁中军区大比武时，10发子弹只打了70多环。他说这支枪肯定有问题。一查验，竟是茅茨战斗缴获的这支。送去兵工厂修理，未能复原，落下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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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1）

杨树明班长牺牲后，晚上睡觉，副班长刘向路跟赵兴元“筒腿”。

刘向路40多岁，淄川县和尚庄人，原是煤矿工人。在半人来高的煤洞里，没白没黑地刨煤、拖煤，身上的伤疤里都是煤灰，一道道黑黑的。村里有人参加抗日军，鬼子包围村子，机枪扫­射­，死伤300多口人。他被压在死人堆里，天黑后爬出来，投了八路。他高个子，大眼睛，眼神却不好，行军总摔跟头，大家就叫他“刘瞎路子”。关节炎也挺严重，走路两条腿一拐一拐的。那煤窑里都是水，人就在水里泡着，腿脚能好吗？当时部队非常缺乏炸药，不久组织上把他调到煤矿，做地下工作，收集炸药去了。

赵同志，想不想家呀？家里都有什么人呀？有房子、有地吗？

那时都叫“同志”，“赵同志”、“刘同志”、“班长同志”、“排长同志”、“指导员同志”。赵兴元那次雨夜掉队，班长毕法四回来找他，一声声叫着“赵同志”。如今叫声“同志”，一些人会觉得硬邦邦的，那人已经老旧过时了。那时一声“同志”，沉甸甸、热乎乎的，听着可亲近了，那个贴心呀。

赵兴元就跟刘向路讲起来。

父亲是个画匠，画财神爷、张仙爷（保佑小孩的）、灶王爷、观音菩萨，去庙里画佛祖、画山水，也画棺材，还扎纸人纸马，扎风筝，扎完了再在上面画。父亲是无师自通的，勤勉、认真、专注，因为那不光是一家人的饭碗，还因为父亲天生酷爱画画。

打记事时起，赵兴元的脑幕上就涂满了那些花花绿绿的图画。那画在使赵家保持一种较好的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曾勾起他子继父业的欲望。可10岁时父亲去世，一切都成泡影。山东人有闯关东的传统，比他大6岁的哥哥肩起生活的担子，去东北打工。从章丘坐火车，再乘船到大连，路费8元钱，借了9元钱，3年间利滚利滚到了38元。赵兴元参军前一个月，“放钱”的人来讨债，房子成|人家的了，还差18元。

他还不知道，自他参军后，妈妈和­奶­­奶­就颠着小脚，轮换着出去讨饭。怕村里人见了笑话，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去讨，起早贪黑，两头不见太阳。

刘向路就告诉他，这“放钱”就是剥削，地租更是剥削。地主不劳动，只出土地，种子、肥料都是佃户的，春种、夏锄、秋收忙活一年，不管收成多少，好地主和你对半分，差的*分，坏的七三分，穷人的汗水都流进了地主的腰包。其实这世上地主没有好坏，都是穷人的死对头。资本家也是一样。为他们卖命，多少人埋在井下了，像俺这样的煤矿工人，叫“埋了没死”。天下工农是一家，天下穷人是一家，共产党、八路军就要联合穷人打天下，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书读，让穷人都过上好日子。

这是赵兴元第一次受到阶级教育和革命理想、前途教育。

之前，赵兴元别说“剥削”、“压迫”，连“地主”两个字都未听过。他们家那地方人，管地主叫“财主家”。刘向路一天书没读，道理讲得一套一套的，他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有水平，挺羡慕。许多新词儿是第一次听说，却觉得挺顺溜，心里挺亮堂。

那时，他不知道刘向路是党员，也不知道第一次战斗后，党支部看出他是个好苗子，开始培养他入党了。

赵兴元发现，班长和刘向路几个人，有时拽下衣服，或是使个眼­色­，就陆续出去了。那时党员不公开，可老兵都明白，这是党员要去哪儿开会了。赵兴元不明白呀。开头他也没在意，谁没个仨亲俩厚的呀？逐渐就觉出不对了，班长和刘向路对自己那么好，无话不谈，还有什么事情瞒着、躲着他呀？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2）

不久，排党小组长邢维邦，就正式找他谈话了。

离休前为40军军长的邢维邦，那时是9班副班长，博山县人，比赵兴元大两岁，当时个头比赵兴元高点，后来就没赵兴元高了。念过两年书，这在连里也算文化人、知识分子了。

谈话是这样开始的：赵同志，你说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哪个好呀？

赵兴元还不知道，这次谈话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的意义，他只是对9班副班长找自己谈话有点奇怪。但这样的问题是不难回答的。高松坡那支游击队给他的印象太深了，首先是那个特务队长高培元，后来转移到莱芜断粮了，就吊打老百姓，翻箱倒柜，挖地三尺找粮食。参加八路军后，一次和国民党新4师合作，扒毁胶济铁路，在个大院子里吃饭。一个兵吃饭慢了，当官的上去就是几个耳光子，打个耳光问句“打得应该不应该”，那个兵说“应该”，又问“服不服”，回答说“服”，当着八路军的面，显他当官有多大威风。

如今到了这种时候，就该由入党积极分子谈自己对党的认识了，那时正好倒了过来。赵兴元明白个什么呀？邢维邦就给他讲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是怎么诞生的，讲共产党是­干­什么的，讲八路军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等等。

党小组长问他：赵同志，你愿意参加共产党吗？

赵兴元有些激动：俺愿意。

党小组长又问：为了早日加入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你认为你应该做些什么？

赵兴元回答：勇敢战斗，不怕牺牲，多消灭几个日本鬼子。

党小组长挺严肃地道：赵同志，你说得很对，但这只是现阶段的任务，是个民族解放斗争问题。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后，共产党还要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一个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赵兴元就问了一句：共产主义是个什么样儿呀？

回答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

赵兴元入党后找人谈话，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也这样回答。他对未来那个“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书读”的世界，充满了憧憬和期望。

当年和现在，对入党积极分子都要培养、考验，考验也是一种培养。那时作战勇敢、冲锋在前不用说了，行军帮体质差的扛枪、背背包，到了宿营地帮老乡挑水、扫院子，为全班同志烧洗脚水，帮助同志挑脚泡，都是考验方式。只是赵兴元年纪太小，当八路后就是大家的重点关照对象，党组织对他也不苛求，可他自己能­干­吗？别说争取入党了，就说一个老兵吧，也得帮班里多担些担子呀？那时一仗接一仗，两个月下来就成老兵了。

赵兴元负责帮助的第一个新兵，就是前面讲过的那个牺牲了的“村长”。“村长”比赵兴元大两岁，高出半个脑袋，人比赵兴元大出一圈儿。这人挺好，心眼实在，不藏­奸­耍滑，就是不动脑子，­干­什么都心不在焉，成天嘻嘻哈哈的，所谓“心宽体胖”，不然也不能当“村长”。

赵兴元教他扎子弹袋、背挎包、打背包、打绑腿，教一遍就说会了。让他试试，一会儿背包就快散了，绑腿秃鲁到脚脖子上，挎包颠到裆前了。他有劲，却笨，­干­什么都比别人慢几拍，胖呀。米左右个头，少说也有160斤，往哪儿一坐，像堆­肉­似的。行军，特别是急行军，那嘴张得像个瓢似的也喘不过气儿。赵兴元就帮他扛枪，班长过来拽下他的背包，有时还得架着他跑。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3）

在莱芜南岭打埋伏，是“村长”第一次上战场。赵兴元和他趴在个土坎后边­射­击，掩护前边打伏击的同志后撤。鬼子的重机枪一个点­射­，打得前边几米处尘土飞扬，迷人眼睛。赵兴元喊声“低头”，又一排子弹扫了过来，他的帽子打飞了，“村长”眉心中弹。

战后，班长毕法四向党小组长汇报，说赵兴元像以往一样机智、勇敢，特别是冒着敌人火力，把“村长”的遗体拖到隐蔽处，并取回了枪支弹药。但对“村长”第一次参加战斗就牺牲了，作为传帮带的老同志，赵兴元是否有什么责任，有点拿不准。他倾向于没有责任，起码责任不大。

那时党员要定期向党小组长汇报，每次战斗后也要汇报，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也汇报党员培养对象的表现。谁若忘了，邢维邦也不吱声，专等你睡觉了，去把你叫醒，让你汇报。对排长也不例外。

党小组长把该找到的人都找到了，了解情况，认定“村长”牺牲与赵兴元没什么关系。

接下来的考验，可把赵兴元考懵了：让他写篇描述这次战斗经过的文章。

跟排长借个铅笔头，比那支章丘造还难使。用去3天的休息时间，吭哧憋肚写了4遍，全让党小组长枪毙了。第一遍说不详细，第二遍说重点不突出，第三遍说当时你是怎么想的，怎么没写上呀？赵兴元说那功夫还能想什么呀？党小组长说，你就把你现在怎么想的，写上也行。第四遍说什么了，赵兴元记不得了。第五遍没说不行，这位后来赵兴元的入党介绍人看文章时，那眉头也始终紧锁着。

赵兴元是1940年6月填表入党的，两天后在莱芜县侯家台子，全营10多个党员举行的入党宣誓。

填表那天上午，邢维邦突然急慌慌来找他，两个人去到村外一片小树林里，听他把党的基本知识和党员誓词一字不差背了一遍，党小组长才长长的吁出口气。

原来，组织委员对9班副班长张祖德进行理论考核时，这位原定同期入党的培养对象，忘了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结果晚入党半年时间。

开头，赵兴元对“终身”两个字的意思都不懂，邢维邦告诉他：就是一生、一辈子。

在那舍生忘死、随时都可能流血牺牲的岁月，赵兴元不可能­干­什么都想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但他确是把这句话揣在了心头的。

那时很注重革命理想、前途教育，讲完理论举例子，就讲苏联，也只有苏联。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当家作主。中国革命胜利后，就要建设一个像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而实现共产主义。在山东就讲，到东北后也讲，后来还讲“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从党小组长到党支部书记，赵兴元也这样讲。

大都是农民出身的官兵，对苏联农民的生活挺感兴趣，问这问那的。

赵兴元就说：苏联农村都建起了集体农庄，农民在集体农庄里劳动，用拖拉机种地。

再问集体农庄什么样儿，拖拉机什么样儿，牛拉着，马拉着，赵兴元就只能说不知道了。

1950年10月，赵兴元作为解放军战斗英雄代表，随中国青年访苏代表团去苏联参观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基辅等等，还去了高加索和格鲁吉亚，呆了4个多月，这下子可见到了“苏联的今天”。

如今看电视，莫斯科街头那汽车跟大连也差不多，那时可不得了呀，小汽车一会儿过去一辆。晚上车灯、路灯那个亮呀，跟白天差不多，赵兴元哪见过呀？那时北京、沈阳都黑咕隆咚的。顿巴斯煤矿，大电铲铲那么一下子，咱们一个连都­干­不完；推土机轰隆一天，能顶咱们一个营的劳动力，那汽车还能自动卸车。到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中部的哥里镇，参观集体农庄，拖拉机不用说了，载重汽车也不算，小卧车平均20个人一辆。那时不叫“轿车”、“小轿车”，叫“卧车”、“小卧车”。咱们的兵团司令都没有小卧车，人家农民坐上小卧车，这还了得吗？这不是神仙过的日子吗？

从苏联回来，代表们分到各地作报告。赵兴元从哈尔滨讲到长春、沈阳，又被请去济南，讲“苏联的今天”，讲“中国的明天”，这回可有得讲的了。

无论如何，他就是揣着这样的理想、信念，走过那个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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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身、枪机和枪托”（1）

“步枪零件多，简单分三个，枪身、枪击和枪托。”

“手榴弹，威力大，二、三十米达，杀伤人和马。”

“天荒荒，地荒荒，我不识字是文盲。不怨爹，不怨娘，地主老财是豺狼。”

连队进村了，­干­部去号房子，士兵往路边一坐，文化教员把块小黑板往树上一挂，就开始上课，识字学文化。教材就是这些顺口溜，有的是上级发下来的，有的是文化教员编的，易懂易记，既学文化，又学军事，还搞了政治教育。时间宽裕，一个顺口溜就是一课。有时要分成几课，反正见缝Сhā针，有空就学。赶上反“扫荡”，隔上十天半个月，接着再学。

那时，连队都编制有文化教员。上课时，文化教员把字写在黑板上，讲明字义，教员念一声，百多号人跟着一齐念。先认后写，先上后下，先横后竖，先左后右，一笔一划，大家拿根草棍，在地上跟着写画。行军时，背包上挂块硬纸板，上面用粉笔，或从老乡家灶坑里捡的炭疙瘩，写上几个字，有空就瞅，默写默念。都记住了，就让过一个人，再学另一个背包上的字。

作为班里的学习组长，赵兴元的主要职责，是辅导大家消化课堂上未能消化的东西。

他到12班时，全班11个人，6个文盲，其余4个原来也一个大字不识，但是老兵，都识得几十、百多个字。那时参军半年，记­性­好、爱学习的，就能认上几十个字。环境那么艰苦，部队学习成风，上级抓得紧，大家也爱学。学军事，学政治，基础是文化。不识字，没文化，军政素质也难提高。在家时念不起书，“不怨爹，不怨娘，地主老财是豺狼”，现在有条件学习了，再不学习就怨自己了。那时那人也非常尊重读书人，像赵兴元这样念过半年义学的，在班里就算个小圣人了。

也有不爱学习的。王振清参军半年多了，问他“王振清”3个字怎么写，这一会儿笨笨巴巴能写出来，那一会儿3个字就能错两个。他打仗勇敢，­干­活舍得出力气，一听识字、学文化就头疼，就说班长，俺去趟茅房。班长批评他，他有一堆理由：俺都快40岁的人了，不比你们年轻人，又长个榆木疙瘩脑袋，没什么出息了。在家撸锄杆子，当兵扛枪杆子，行军不掉队，冲锋不落后，打枪也不赖，这就行了呗？

班长就说：你算算，咱们连比你年纪大的有多少，谁像你，到现在还常把自己的胳膊腿安错了？你没参军，俺不认识你，你愿当睁眼瞎，谁也管不到你。你若是笨，天生的榆木疙瘩脑袋，俺们当班长、当学习组长的，也不会难为你。可你­干­什么都又­精­又灵的，怎么学文化就成了榆木疙瘩脑袋？你说这不耽误你打完仗回家撸锄杆子，人家苏联农民都用拖拉机种地了，咱们将来也一样，没文化，连地都种不好。

这个王振清可让赵兴元­操­老心了，半年后离开12班时，好歹也能认上几十个字了。

班长毕法四原来也是文盲，可他勤奋，爱学习，又聪明，除了赵兴元，是班里识字最多的。对赵兴元的工作，也积极配合，给他撑腰。还时常提醒他，要辅导好别人，自己也要努力学习、提高，学问不压人，这世上有多少文化也没有够用的时候。

后来，党小组长让赵兴元写那篇文章时，就觉得自己也变成了榆木疙瘩脑袋。当班长后忙了，有时就顾不上学文化了，有时还想说不一定哪一仗就打死了，学得再好有什么用？那时，不爱学习的人，许多都是这种想法。这时，赵兴元就会想起班长的这段话，也就明白了党小组长的良苦用心。那时不那样逼他，就凭读那半年义学，别说后来当团长、师长，就是当个连长、营长，又要受多少憋呀？ 最好的txt

“枪身、枪机和枪托”（2）

现在想来，国民党当年也做点好事。一是放脚。好像父亲还在世时，一些“官家人”来宣传­妇­女解放，见谁缠足，就给你放开。许多人往山里跑，去亲戚家躲呀藏呀，像80年代初计划生育搞结扎似的。那时那人死脑筋，谁家姑娘不缠足，叫“大脚婆”、“母夜叉”，嫁不出去。二是办义学。从城里来几个老师，村里一个大庙当学校，没钱也能去念书。每天念半天书，那半天回家放猪、放牛、打柴，帮大人­干­活。赵兴元那学习小组长，就是这么念来的。念了半年，赶上七七事变，义学就黄了。

海南岛战役后，上级发个表，其中有“文化程度”一栏，赵兴元填了个“高小”——这高小文化就是在那战争间隙学得的，在那行军路上捡来的。

泰山、沂山、蒙山，

淄河、沂河、汶河，

我们在这里生长，

这里是我们的田园和村庄。

日寇各路进攻来扫荡，

抢牛羊，烧村庄，

我们的父母遭了殃。

弹上膛，刀磨亮，

我们誓死保卫家乡！

我们誓死保卫家乡！

这是当年鲁中八路军唱的一支很有地方特­色­的歌曲，叫《我们誓死保卫家乡》。

在高松坡的游击队呆了7个多月，若说那支部队死气沉沉也不对。当官的麻将打得稀里哗啦，喝酒猜拳行令吆五喝六，当兵的偷­鸡­摸狗，撵得­鸡­飞狗跳。赵兴元随9中队在郭家楼子投八路后，去1营驻地接受改编，老远就听到官兵在唱歌。他不知道那支歌叫《欢迎新战友》（歌词为：我们伸出热情的双手/欢迎我们的新战友/新战友是好汉/父母妻子不挂念/这里是革命的大家园/我们又来了新伙伴），还觉得挺奇怪，八路军还唱歌？还唱得这么好听？

那时那歌曲多了，而且都是紧跟抗战脉搏的。像汪­精­卫公开投敌后，一支《反汪小调》很快就在部队传唱开了：

抗战到了新阶段，

出了一个大汉­奸­，

汪­精­卫这个卖国贼，

该死的王八蛋，

他认贼作父当走狗，

不得好死臭万年。

一次战斗也编成歌曲，像《葛庄战斗歌》：

八路军在葛庄，

胜仗打得好，

歼灭鬼子三百多，

剩下的跑散了。

牵来了大洋马，

得来的开山炮，

乡亲们呲牙咧嘴哈哈笑。

会前唱歌、拉歌，有时还搞歌咏比赛。环境允许，行军自然也要唱的，一路行军一路歌，老百姓一听歌声就知道是八路军来了。行军挺累，唱歌也要费力气，却能鼓劲、加油。战场上也唱。1940年10月，国民党51军进攻鲁中根据地，赵兴元和战友们唱《松花江上》。51军是东北军，“9?18”事变不抵抗，把东北扔给日本人，跑到山东来打八路军，它理亏。唱到“爹娘啊，爹娘啊”时，那边阵地上枪声就稀落了，有的就朝天上放枪了。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歌曲，除了《松花江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解放军进行曲》等人们熟悉的外，赵兴元今天还能唱20多首。

那时各种体育活动也很活跃。

鲁中军区保卫部有几个日本俘虏，是反战同盟的。其中有个叫小林，随1营活动挺长时间，战场上对日军喊话，教大家一些战场上用得着的日语，还教官兵打­棒­球。球是用砖头磨的，包上布缝好，每班都有两个，球­棒­也好做。找块空地儿，画个直角扇形球场，1班攻，2班守，就打起来。有时在街道上也能玩。

还有木马、单杠。找根木头，包上麻袋，或是破衣服，下边钉上4个腿，就是木马了。单杠更简单，立上两根桩子，或是利用两棵树，下边挖个沙坑，把根老洋炮的枪管用砖头摩擦得亮亮的，安在上边就行了。赵兴元跳木马一般化，玩单杠全连数一数二的。一次做直体大回环，那时叫“大车轮”，不知怎的脱手了，一下子甩出去，头朝下摔在地上，昏睡两天。那时也不知道叫“脑震荡”，起来就头晕，心想这下子完蛋了，半个多月才好。

“枪身、枪机和枪托”（3）

还有些游戏，像丢手绢、撞拐、瘸子追瞎子等等。赵兴元最喜欢一种“骑兵斗”。一个人站在前边当马头，一个人弯腰伸手抓住他的肩膀为马身，再有一个人骑上去，3个人组合成一骑一兵。下边两个人要高大强壮些，特别是做马身的，上边的则要机灵，眼明手快。赵兴元总是骑兵。一声哨响，对阵双方可各出一骑，也可一齐出马，捉对儿厮杀，抢夺对方骑兵的帽子，还要把对方拉下马来，或者冲撞，把对手撞得人仰马翻。最后以三人组合完整，且抢的帽子最多的，为胜者。“骑兵斗”讲究配合，兵马一体。赵兴元与李秋同、刘子云的组合，全连比赛，从未低于前三名。

除唱歌外，这些文体活动，大都是有了根据地后开展起来的。晚饭后自由活动时间，有时学文化，有时搞训练，有时教唱歌，有时值星排长就喊：“1排单杠，2排木马，3排打­棒­球，其他人员骑兵斗。”

赵兴元军旅生涯的第一堂军事课，是学习立正、稍息，前后左右转，向前、向左、向右看齐。

如今新兵入伍，首先学习的也是这些动作。这是军人的必修课。古今中外，军人在训练场上挥汗如雨地重复这些简单的动作，都不是愚兵政策。一切行动听指挥，军人必须具有高度的统一­性­、纪律­性­、服从­性­，和执行命令的准确­性­。在那一声声简短的不容置疑的口令中，修炼的就是这些品­性­。早­操­时还特别注重呼喊“一二三四”，那不仅使队伍显得雄壮，有气势，还能呼出夜里吸纳的污浊空气。任何职业、行当中，能够流传下来的东西，都有它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只是今天新兵训练场上的这些动作，无论与军人的标准相去多远，他们原来就是会的，赵兴元那时则完全不同。

那时士兵大都农民出身，没文化，朴实、厚道，吃苦耐劳，也自由、散漫，这就尤其需要训练。他们都知道“前”、“后”，一些人却不明白“左”、“右”，通用的是“这边”、“那边”。这实在令今人不可思议，用“文盲”两个字也难以解释得通，让人觉得智商在今天幼儿园的孩子之下。他们每天都要前后左右地忙碌，累了也要站那儿稍微休息一会儿，但那不是军人的前后左右转，也不是“立正”、“稍息”，庄稼人更不需要“向前看齐”、“向右看齐”、“向左看齐”。可军人需要。教员说，你吃饭拿筷子的那只手就是右手，端碗的那只手就是左手。这是最通俗易懂的比喻了，有人却是个左撇子。这当然不影响吃饭，可战场上指挥员喊“左前方发现敌人”，你再左右不分，那麻烦可就大了。

赵兴元记得，第一堂军事课学这几个动作时，那文化课学的也是这十几个字。

他当然知道左右，也会写这两个字，那他要学的东西也实在是太多了。

穿衣吃饭要学，起床睡觉要学，说话走路要学，连拉屎撒尿都得学。急行军，老兵掏出家伙边走边撒，迎风也能撒得清清爽爽。新兵就惨了，有的憋得要爆炸了也撒不出来，有的浇得裤子和鞋水淋淋的。你能走路，不掉队，那夜摸不得学吗？行军时传口令，平时训练也那么多军事术语，你还那套庄稼嗑？睡觉前，枪支弹药和鞋帽放在什么地方，都有学问。就说打绑腿吧，爬山淌河走一夜，老兵那绑腿还跟刚打时一样，新兵有的早就秃鲁到脚脖子上绊腿了。紧急集合，老兵抢出门前，会顺手在锅灶上抓两个大饼子揣兜里，新兵若跟在后边没看见，就要饿肚子了。

“枪身、枪机和枪托”（4）

前边说了，赵兴元没那支章丘造前，有两颗手榴弹。在各种文体活动中，投掷手榴弹也是游戏之一，用木头削的手榴弹。他人小个小力气也小，投远不行投准行，并在战场上得到验证。小时在家投石打鸟，论准谁也比不过他。

手榴弹投不远，子弹飞得远。手榴弹投得远近歪正，用块石头也能立竿见影，这枪法就只能在战场上见到高低，子弹少，宝贵，战场上也不能随便扣动扳机呀。8年抗战，赵兴元参加6年，只在参加鲁中军区大比武时打过靶。当班长时全班同志的毛巾、牙刷、牙粉什么的，几乎没有买过，除了战绩突出连里奖励，就是大比武的奖品，还奖给他一支上海产的“握手”牌钢笔。那时不叫钢笔，叫“自来水笔”，当时全连就这么一支“自来水笔”。

那支章丘造，三点成不了一线，那也练。到12班后，班长毕法四枪法好，赵兴元的枪法，最初就得益于他。那时连队开展“饭后瞄三枪”活动，瞄起来就不止三枪了。各班都有个小环靶，贴在住处墙上，白天瞄靶子，晚上瞄香火。月亮地里练投弹、刺杀，特别专注，又凉爽，一个个也都汗流浃背，许多人光着膀子。

­射­击、投弹、刺杀、爆破、近迫作业，步兵的五大技术，赵兴元当然都练过。可像从未在战场上送过一包炸药一样，赵兴元也未和鬼子拼过刺刀。和鬼子打仗，竟然未能刺刀见红，这就不仅是遗憾，甚至让他觉得无颜谈抗战了。

1944年夏，赵兴元还在沂源县组织、培训230名民兵队长，教他们制造、使用地雷。拉雷、绊雷、踏雷，还有电发火的，后两种技术比较复杂，拉雷最简单。伏击战，看着敌人进来了，双手一拉，那种感觉，美妙无比。铁少，就造石雷，凿个坑，装上药，明摆在那儿，敌人也不防备。老乡家门口、院子里，都有几块大石头，有的都坐几十年了，磨得光溜溜的。鬼子“扫荡”进村了，他也累呀，往上一坐，就血­肉­纷飞升天了。

那时打得较多的是伏击战，练得较多的也是伏击战。这是以弱胜强的最好的战法，那时的许多胜仗都是这么打的。今天伊拉克人对付美军，基本就是这种战法。赵兴元参加的第一次战斗，就是场伏击战。神不知、鬼不觉埋伏好了，突然一个急袭、突击，再强大的敌人也受不了这种打击。

什么样的地形便于发扬火力，又能保存自己？在敌火下攻击，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匍匐前进、滚进、跃进、无规则跃进、蛇形前进？遭遇战中，怎样才能先敌开火、展开、占领阵地？这些对于第一次参加战斗，还相信“敌人大炮不打人”的赵兴元，自然是不懂的。对于那些刚迈进这支队伍的农民，当然也是陌生的。而放下锄头拿起枪——有人甚至还未拿到一支枪，就倒在战场上了。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那时不知道毛泽东的这句话，那时无论这支军队多么急迫地需要学习、训练（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也无论那学习、训练方式多么生动、活泼，显见其无穷的活力与魅力，最主要的，他们都只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修炼军人的素质、品­性­。

张家栏子战斗，赵兴元带突击组爬上围墙，连长张会元也赶到了。刚刚突破，正需要投入兵力，扩大突破口，发展纵深，连长却指挥几个人拼命扒起那围墙来。当时在场的人，谁也不明白那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战后都说这一仗多亏了连长。

“枪身、枪机和枪托”（5）

鲁中抗战，特别是打据点，打了许多半截子仗。据点都在敌占区，或靠近敌我边沿，有公路，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来，敌人援军乘汽车很快就到了。枪声一响，就是一个“快”字，攻击要快，打扫战场要快，撤出战斗要快。大家说程咬金是三斧子，咱们有时就是一斧子。那突然猛烈的一斧子，能不能把敌人砍翻，都要撤出战斗。有时再坚持一会儿，敌人就完蛋了——就那一会儿，你可能就脱不了身了。

张家栏子那围墙两米多高，下边壕沟也两米多深，上下近5米。这次战斗也是半道撤出的，不提前扒墙填那沟里，到时候架梯子爬上爬下，还来得及吗？

吕家勤村战斗，那么好的伏击战，也是见好就收，只打了3分钟。敌人从路北的高粱地退往吕家勤村，准备依托村庄打巷战。如果恋战，乘胜追击，扩大战果，敌人火力强，伤亡大，援军也要到了，那亏就大了。就那么突然一下子，狠咬它一口，震慑一下子，就行了。

之前在上下井子以北的盐磨峪，打高松坡伪军，没打下来。1连负责打援，鬼子来了，把1连包围了。这时下起大雾，20多米外闻声不见人。张会元把个小烟袋锅子朝鞋底上一磕打，道声跟俺走，带领连队在山里转来转去，钻出包围圈，一枪未放，一人未伤。

张会元原是韩复渠的手枪旅的，老行伍。张会元之后的连长南方安，也是旧军人出身。张会元战场上­精­灵、果断、强悍，平时则有些散漫，还有点邋遢，像个农民，有事没事叼个烟袋，张口一股烟袋油子味儿。南方安就不同了。一个毕法四，一个南方安，在他们之前，赵兴元就没见过那么­精­­干­、标准的军人。

南方安到1连不久，一次行军，营部书记通知晚了，1连紧赶慢赶，还是晚到10多分钟。营长火了，当着1连官兵大发雷霆：你个连长­干­嘛吃的？就这么带兵？你个官僚！……

任营长把吐沫星子喷到脸上，南方安近米的身材，就那么笔挺地立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声不吭。

有知情的人为连长着急，你怎么就不解释一下呀？不知情的也为连长愤愤不平，又觉得这个人“窝囊”、“熊气”，连自己都跟着丢人。

自1937年徂徕山、黑铁山、牛头镇、蔡家栏子起义后，山东纵队组建时间不长，正规化程度较低。旧军队的打骂、体罚现象纠正了，一些极端*化的行为又出现了。执行命令讲价钱，不分场合地讲*，七嘴八舌，提出一堆个人意见。庄稼人自由、散漫惯了，一下子适应不了，还是在家时那一套。领导批评对了没什么，批评错了，或是他认为批评错了，庄稼火上来了，就顶撞，让你丢脸，下不来台。

赵兴元也是在过了很长时间后，才理解南方安的这种“窝囊”的，也就明白了一个军人在那种情境下应该怎么做。

在根据地休整期间，每天早晨，南方安总是第一个站到­操­场上。那时的军装，长了短了，肥了瘦了，难得合身的，他却总是那么利索、清爽。“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听他喊口令，再没文化的人也能感到一种美感，实在是一种享受。他从不骂人，也难得批评人，总是那么循循善诱，让人心悦诚服，也就不怒自威。

战前，南方安都要去阵前看地形，有时就一个人去。打费县大寺据点时，还进雷区摸了一圈。然后带领班排长，现地交待任务。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可能出现哪些意外，该如何处置，既严谨，又具体。战后再琢磨，有人就说：咱们连长是诸葛亮呀，会掐算。

1942年冬打界牌据点，炸开石头围子，赵兴元带突击队冲了上去。两个炮楼的交叉火力很猛，攻不动。南方安下令后撤，在路边房子里等着。敌人也摸到八路军的规律，以为攻不动又走了，出来追击，被一阵手榴弹炸得没剩几个。

阻击李仙洲入鲁，关键时刻一发炮弹飞来，机枪班全部伤亡。弹雨横飞，南方安像只豹子冲过去，抱起机枪猛扫。

后来当了连长、营长，碰到什么问题，赵兴元常会想到南方安、张会元、毕法四，以及前边已经写过和后边将要写到的那些人，想想倘是他们，会怎么做。

当士兵时，他连当班长都没想过，但他知道照班长和老兵的样子去做，是个用脑子打仗的人。

1947年4月四保临江的兰山战斗，赵兴元负伤了。战后坐辆牛车，伤痛，又冷，瑟瑟发抖。同行的俘虏中有个少校，讨好地叫声“长官”，脱下身上的美式风衣，给赵兴元披上。赵兴元不要，少校一定要给，赵兴元想了解点敌情，就跟他唠起来。那少校就讲他是黄埔16期的，毕业后又读炮兵学校，还在陆军大学学习两年，刚到部队就当了俘虏。

赵兴元就想起“步枪零件多，简单分三个，枪身、枪机和枪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