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季北略》中对李岩的建议记载得更为详细：“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今虽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泽在民久已，近缘岁饥赋重，官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汤火，所在思乱。我等欲收民心，须托仁义，扬言‘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任前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只征一半。’则百姓自乐归矣。”李岩又派人“作商贾，四处传言‘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编口号，使小儿歌曰‘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又云‘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牛金星则建议李自成“禁­淫­杀，据中原，收人心”。为了做到这一点，“倡言大军所至，百姓给复一年。”也就是在新占领区内免除老百姓一年的徭役。为了收揽民心，牛金星还建议李自成在告示中宣布：“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当时官军缺饷，所到之处公开抢掠，漫无纪律。李自成的这些措施口号极得民心。

试想，如果李自成身边再多一些像萧何、诸葛亮那样的谋士，他也许不会落到最后那么凄惨的结局。但是，反过来说，李自成也不具备刘邦和刘备那种凝聚力。他一心想做的并不是皇帝，而是“山大王”式的自由生活，­操­心一国的政事，应该不是他的理想。这一次有李岩和牛金星为他出谋划策，主要针对的就是他的弱项：民心。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李自成的军队始终未能真正做到这一点，江山易改，本­性­难易，此话不假。

崇祯十四年一月（1641年），李自成农民军开始进攻河南重镇洛阳，洛阳是福王朱常洵的藩封之地。河南巡抚李仙风担心洛阳会被李自成攻陷，急忙派总兵官王绍禹、副将刘见义、罗泰率兵助守洛阳。二十日，王绍禹的亲军发生哗变，烧掉城楼，打开北门，引农民军蜂拥而入。福王慌忙逃往城外，藏进了迎恩寺。第二天，福王被农民军抓获，随后处死。

攻下洛阳后，李自成用缴获的米数万石，金银数十万两赈济饥民，郑廉在《豫变纪略》记录了饥民前来就赈的情景，“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

李自成大军随后于二月十二日赶到开封城下，预备大举攻城。开封是周王朱恭枵的封地，周王不像福王那样贪吝，他拿出库银五十万两犒军，悬赏“能击死一贼者，予五十金”。守军士气高涨，踊跃作战。农民军死伤甚多，不得以解围而去。

此时，又有曹­操­罗汝才、小袁营袁时中前来归附李自成，仅小袁营就有兵马二十万。李自成声势更为浩大，官军与之接战，不是屡战屡败，就是望风而逃。李自成攻城略地，往来驰骋，所向披靡，无人能敌。

十二月李自成二围开封。不料，此次围城又遭到守军的强烈反抗，巡抚高名衡、总兵陈永福拼死守城，周王将库银直接搬到城头犒军，宣称活捉一个农民军的士兵赏银百两，杀死一个农民军者赏银五十两，战死者得抚恤金五十两。农民军再次死伤惨重，李自成又被刘永福­射­瞎一只左眼，二围开封以失败告终。

次年五月，李自成三围开封。这次李自成吸取了前两次的经验教训，采取围困策略。李自成之所以不再硬攻，也是因为部下不愿拼死鏖战，竟然“日逃亡数千”，李自成不得已，与部下约定这次只围不攻。听说要打硬仗就逃跑，李自成作为领袖竟然要委曲求全与部下设立约定，农民军只为利己，纪律涣散的作风，最终还是难成气候。

这时崇祯只好下诏起用孙传庭为陕西总督，命令左良玉驰援开封。李自成以少数兵力围困开封，率主力在朱仙镇迎战左良玉，左良玉大败而归。朝廷其他诸军都止步于黄河以北，畏缩不前。

不久，开封粮草殆尽，危在旦夕。巡抚高名衡派人掘开朱家寨口河想来个水淹农民军，没想到李自成和高名衡想到一块去了，只是掘的地方和想淹的地方不一样。更巧的是天降暴雨，两个缺口同时崩溃，“声如雷，溃北门入，穿东南门出，注涡水。”开封城内三十万人只有周王等人及两万余人幸免于难，其他人都成了这场战争的牺牲品。农民军也有一万多人被大水冲走。开封城遭此大难，几成废墟，“百姓生齿尽属波臣，断垣矗水上，数堞隐见而已。”但凡战争，受苦的总是黎民百姓。开封城被水淹过之后，残檐断壁一片凄凉。这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谁也无法说清。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