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显神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这种地理观念，虽是一种凭空的想象，但却可以表示当时想象的大胆，比那些人认为中国为“天下”的，可算得高出千八百倍了！

《史记·平原君传》，《集解》引刘向《别录》有邹衍“辩”一节，似乎不是汉人假造的。今引文如下：

邹子曰：……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及至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声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不能无害君子。

这全是儒家的口吻，与荀子论辩的话相同。

法家的哲学主张

一、论“法家”之名

古代本没有什么法家，读了上章的人应当知道慎到属于老子、杨朱、庄子一系；尹文的人生哲学近于墨子·家，他的名学纯粹是儒家。又应当知道孔子的正名论，老子的天道论，墨子·家的法的观念，都是中国法理学的基本观念。

故我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法理学，只有法治的学说，并无所谓法家。中国法理学应当是在公元前三世纪时，发展的最为发达，故有许多人附会古代有名的政治家如管仲、商鞅、申不害之流，造出许多讲法治的书。

后人没有历史眼光，遂把一切讲法治的书统称为“法家”，其实是错的。但法家之名沿用已久了，故现在也用此名。但本章所讲，注重中国古代法理学说，并不限于《汉书？艺文志》所谓“法家”。

二、所谓“法家”的一些人物及其代表作

1.管仲与《管子》管子在老子、孔子之前。他的书大概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人假造的，其后又被人加入许多不相­干­的材料。

2.申不害与《申子》申不害曾作过韩昭侯的国相。昭侯在位应当在公元前358至前333年。大概申不害在当时是一个大政治家。今《申子》书已不传了。许多书所引佚文，有“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置法而不变”等语，似乎不是申不害的原著。

3.商鞅与《商君书》卫人公孙鞅于公元前361年入秦，见孝公，劝他变法。孝公听了他的话，定变法之令，“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赏厚而信，刑重而必。”公孙鞅的政策只是用赏罚来提倡实业，提倡武力。

这种政策功效极大，秦国渐渐富强，立下后来吞并六国的基础。公孙鞅后封列侯，号商君，但他变法时结怨甚多，故秦孝公一死，商君就遭车裂之刑而死。商君是一个大政治家，主张用严刑重赏来治理国家。故他立法：“斩一首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又“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这不过是重刑赏的政策，与法理学没有关系。现在所传的《商君书》二十四篇乃是商君死后的人所假造的书。

以上所提到的书都是假书，并且这三个人都不配称为法家。这些人物包括管仲、子产、申不害、商君都是实行的政治家，不是法理学家，故不该称为法家。但申不害与商君同时，都活跃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他们的政策，都很有成效，所以产生了一种思想上的影响。有了他们那种用刑法的政治，方才有了学理的“法家”。正如先有农业，方才有农学；先有文法，方才有文法学；先有种种美术品，方才有美学。现在再说一下那些学理的“法家”和他们的书：

4.慎到与《慎子》

5.尹文与《尹文子》

6.尸佼与《尸子》

7.韩非与《韩非子》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与李斯同学于荀卿。当时韩国国力削弱，韩非发愤著书，攻击当时政府“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因主张极端的“功用”主义，要国家变法，重刑罚，去无用的蠹虫，韩王不能用。后来秦始皇看到了韩非的书，想收用他，遂急攻韩。韩王使韩非入秦说存韩的利益。秦王不重用他，后因李斯、姚贾的谗言，遂收韩非下狱。李斯使人送毒药给韩非，叫他自杀，韩非于是死在了监狱中。

三、“法”的哲学

要讲法的哲学，先需要说明几件事。第一，千万不可把“刑罚”与“法”混为一谈。“刑罚”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法”的观念则是战国末期才有的。古人早有刑罚，但刑罚并不能算是法理学家所称的“法”。比如现在的人捉住了做贼的人便用私刑拷打；又比如那些当兵的随意枪毙人，这都是刑罚，却不是依“法”办事。

第二，须知中国古代的成文法令的公布，是经过了许多的阻力，才渐渐实现的。春秋时的人不明白“成文法公布”的功用，反而认为刑律是越秘密越好，不应把法宣告于国人。这是古代专制政体的遗毒，虽当时出现的一些出­色­人才，也不能完全脱离这种遗毒的影响。所以郑国子产铸刑书时，晋国叔向写信与子产道：

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后二十几年（昭29年，公元前513年），叔向自己的母国也作刑鼎，把范宣子所作刑书铸在鼎上。那时孔子也极不赞成，他说：

晋其亡乎！失其度矣。……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这两句话很有趣味。就此可见刑律在当时，都在贵族的掌握之中。孔子恐怕有了公布的刑书，贵族便失去了他们掌管刑律的“业”了。那时法治主义的幼稚，看此两事，可以想见了。

后来公布的成文法渐渐增加，如郑国既铸刑书，后来又采用邓析的竹质刑书。铁铸的刑书是很笨重的，到了竹质刑书则变的非常方便了。公布的成文法多起来后，法理学说就渐渐产生了。这是很长的历史，我们见惯了公布的法令，以为古代也自然是有的，那就错了。第三，须知道古代虽然有了刑律，并且有了公布的刑书，但是古代的哲学家对于用刑罚治国，大都有怀疑的心理，并且有极力反对的。例如老子说的：“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又如孔子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就可以看出孔子不重视刑罚，老子更反对刑罚了。这也有几层原因。

1.因当时的刑罚本来野蛮的很，又没有限制（如《诗经》：“彼宜无罪，汝反收之，此宜有罪，汝覆脱之。”又如《左传》所记载的各种虐刑），实在不配作为治国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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