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白石之词，余所最爱者，亦仅二语，曰：“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

【赏析】

王国维于《人间词话》中论及姜夔处，不下数十次，其中亦不乏极高的评价，如王国维认为，词中得“韵趣奇高，词义旷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之气象者唯白石（本编第三一则），如王国维称“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本编第四二则），由此可见姜夔词于王国维心中的地位，那么，白石之词，为王国维所爱者，想必也有许多。然则王国维为何要说“所最爱者，亦仅二语”呢·“最爱”，意谓姜夔词里也有很多可圈可点、耐人寻味的佳句，但都不如此二语，一个“最”字，乃王国维对姜夔“更上一层楼”的、挑剔有加的要求。

姜夔青年时曾旅居合肥十年，在那里，他曾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之后对这位恋人念念难忘，直至暮年仍不改其心之诚。据夏承焘先生考证，此阕《踏莎行》便是遥寄这位恋人的。开篇先写“燕燕轻盈，莺莺娇软”的温馨之梦，往事悠悠笑语频，然后“分明”二字陡然一折，原来仅只梦中见闻，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顿挫之后再来一折，不说自己思念对方，却写对方思念自己，梦里相寻，梦外何处，漫漫长夜不知晓。这是以此心换彼心，方知人恨深，遥想伊人之怨怅，此心久久无法释怀。叹离别容易，人去只有花无主，山盟唯余相思路，伊人梦魂追随，万水千山，却惶惶无所依、无所寻、无所凭，“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全篇感梦而作，心有所系，以一地相思写两处牵挂，所以梦中有梦，心中有心，至于最末一句，万般深情都化作寂寥无边的遥远梦景，时空交错，影像重叠，沉痛无奈，哀婉凄绝，且用字朴实自然，仿佛从心底涌出，仿佛历历在目。如此方是“不隔”，方是“真”，遂自成境界，当然要为王国维所最爱了！

二

双声、叠韵之论，盛于六朝，唐人犹多用之。至宋以后，则渐不讲，并不知二者为何物。乾嘉间，吾乡周松霭先生著《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正千余年之误，可谓有功文苑者矣。其言曰：“两字同母谓之双声，两字同韵谓之叠韵。”余按：用今日各国文法通用之语表之，则两字同一子音者谓之双声。如《南史·羊元保传》之“官家恨狭，更广八分”，“官家更广”四字，皆从ｋ得声。《洛阳伽蓝记》之“狞奴慢骂”，“狞奴”两字，皆从ｎ得声。“慢骂”两字，皆从ｍ得声也。两字同一母音者，谓之叠韵。如梁武帝“后牖有朽柳”，“后牖有”三字，双声而兼叠韵。“有朽柳”三字，其母音皆为ｕ。刘孝绰之“梁王长康强”，“梁长强”三字，其母音皆为ian也。自李淑《诗苑》伪造沈约之说，以双声叠韵为诗中八病之二，后是诗家多废而不讲，亦不复用之于词。余谓：苟于词之荡漾处多用叠韵，促节处用双声，则其铿锵可诵，必有过于前人者。惜世之专讲音律者，尚未悟此也。

【赏析】

王国维指出：“苟于词之荡漾处多用叠韵，促节处用双声，则其铿锵可诵，必有过于前人者。”这是看到了音韵对表达抒情的重要作用。其实双声叠韵的使用与否，应该全靠诗人自己来定夺，适合就用，不适合就不用，务要使诗作自然才好。推而广之来看古人对韵律的讲究，也是同样的情况。中国的古典诗歌中是很讲究平仄相对的，这样的好处是可以使诗歌读起来朗朗上口，很适合表现诗人的情感；但是如果有好句，便是不讲究也可以的，这就是所谓的“拗句”。韵律既可以成为诗歌表达的有力辅助，有时又可以成为诗歌的束缚，诗人作诗当灵活处理。

三

世人但知双声之不拘四声，不知叠韵亦不拘平、上、去三声。凡字之同母者，虽平仄有殊，皆叠韵也。

【赏析】

四声是从汉字的声调来说的。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声调在语言中有区别词义的作用。在入声消失以前，“四声”是汉语声调的基本系统，古今声调的变化都以此为基准，或合或分，有规律可循。古人把声调不同而韵母相同的韵，也看作不同的韵。如“东”韵，只能代表ong的平声韵，“董”韵，只能代表ong的上声韵，“送”韵，只能代表ong的去声韵。而双声叠韵是不受声调限制的，只要是声母相同的两字词就是双声词，例如：“淋漓、匍匐、踌躇、犹豫、流利、慷慨、吩咐、崎岖”等；同样，只要是韵母相同的两字词就是叠韵词，例如：“崔嵬、徘徊、荡漾、汹涌、咆哮、彷徨”等。另外，双声叠韵词不是按意义关系结合而是按照读音关系结合的，所以理解起来要从整体上诠释词的意义，不能分开来看单个字的意义。

四

诗之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

【赏析】

王国维以为，一种文体通行既久，则自成习套，诗至于唐中叶以后，便失却其“真”，而作美刺投赠之篇，为隶事之句，用粉饰之字。至于五代、北宋，则难再于诗中别出新意、自出真意，故佳作绝少，因此另作它体，以求解脱，可谓诗敝而有词。若以人来比拟文体，则诗“阅世”已深而失去真­性­情，词“初生”而不失其赤子之心，所以佳作颇多。即便诗词兼擅者，因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其词亦远胜于诗。至于南宋以后，词亦流于习套，成羔雁之具，而真切自然之作渐少，故南宋之词亦终不若五代、北宋之词。随着一种文体所承载者之真­性­情的丧失与减少，这种文体由始之盛走向终之衰，此乃文学升降变迁的一大关键。

诗词之盛在乎“真”，当它被附加上本不属于它的文体功能时，便被迫“异化”，失却了区别于它物的本质特征，失却了其生命的根本魅力，而当这种情况有着时代社会的普遍­性­时，诗词便走向衰亡。

胡适于《词选》中也有具体的说明：“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向都是处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文人的参加，自有他们的好处，浅薄的内容变丰富了；幼稚的技术变高明了；平凡的意境变高超了，但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学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术，而丢掉了创作的­精­神。天才堕落而为匠手，创作堕落而为机械。生气剥丧了，只剩下一点小技巧，一堆烂书袋，一套烂调子，于是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完结了。文学的生命又必须另向民间去寻新方向去了。”此与王国维之论是相互辉映的。

五

曾纯甫中秋应制，作《壶中天慢》词，自注云：“是夜，西兴亦闻天乐。”谓宫中乐声，闻于隔岸也。毛子晋谓：“天神亦不以人废言。”近冯梦华复辨其诬。不解“天乐”二字文义，殊笑人也！

【赏析】

曾纯甫《壶中天慢》词自注之语，以“宫中乐声”为“天乐”，则此“天”是“天子”之“天”也。曾纯甫不时赋词进御，受赏赉颇丰，以词为羔雁之具，谋功计利，此已为王国维所鄙，加之曾纯甫自神其说，更为王国维所笑。

毛子晋误以曾纯甫自注之“天乐”为天籁之音，遂以为曾纯甫恃宠恣肆，无德却有言，是“天神亦不以人废言”也！

而为王国维所笑者，非但是毛子晋之“不解‘天乐’二字文义”，更是曾纯甫之“不解‘天乐’二字文义”。毛子晋知其真义而不知曾纯甫之义，曾纯甫不知其真义，而以“宫中乐声”为“天乐”，轻言此二字，是把高境作了俗用。

“天乐”者，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是一种与天地合一的至高文学艺术境界。情景交融，主客契合，言不到处意到，言尽处意不尽，至于绕梁三日，回味无穷，是谓“天乐”也。“天乐”中更有天赋与灵感的闪耀，仿佛佳句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炉火纯青，不着痕迹。

故知此“天乐”绝非彼“天乐”。

六

北宋名家以方回为最次。其词如历下、新城之诗，非不华瞻，惜少真味。

【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