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小镇镇长郎天裁，也许就是促使它到来的一股力量。

啊啊，望着细雨如烟的小镇，这是什么生命呢？它就在这细雨微风中，在廖佐煌未逝的亡魂、王伯瀚神秘的幽灵、郎天裁盖章规划、请客送礼忙碌的身影中到来，或延续的么？这种生命，只有清香的稻米，镇西头六指柳嫂家门前的火炉，那口大黑锅里飘着猪油葱花，紫黑豆腐块一样泛着亮光的毛血旺，和房檐下细柳一样的叶儿姑娘雏鸟明亮的眼睛，乌溪河里捞起来的泥鳅、鳝鱼、田螺、虾米，是世世代代、永远不变的生灵，或者遗产么？

我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家族呢？

不仅家族，更重要的是作为画家，柳偃子我自己。好长一段时间以来，准确地说，上个世纪###十年代，我那组引起轰动的军事题材《国­色­Ⅰ号》油画系列作品，展出发表获奖以来，我心里有种若明若暗的感觉，哪怕自己的脚，明明踩着土地，身子却不知飘在哪里，飘向何方。也许这就是永不满足的艺术感觉，或者，更可怕的，是我对自己苦心经营的事业、绘画作品及其价值，产生了怀疑。加上情感爱情的不顺，我甚至开始怀疑起了我的存在价值——生命本身！我觉得我越来越不像个画家，而像哲学家。《国­色­Ⅰ号》完成后，更多时间，我不是绘画，而是读书。读文学，读哲学，读中国西方艺术理论经典。我想，画家应该读哲学、­精­通哲学，而绘画的最高境界，则是用画笔在画布上直接涂抹形象的哲学。哲学家常怀疑生命存在，但对自己的学说深信不疑。而画家，可能怀疑的不是存在，而是绘画本身。先锋前卫新潮行为艺术，一天一个花样，这么弄不行，那么弄也不行，不正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绘画和心中想要的那种艺术，没有把握么？

这不是行为的困惑，而是思想。

有什么样的思想，不使人困惑，同时，有什么真正的困惑，不使人产生心灵雀跃呢？

画家柳偃子撑着绿伞，行进在晚冬的小镇，蒙蒙细雨中。

一般算来，我应属于高­干­子弟。高­干­子弟，在常人眼中，或经商从政，腰缠万贯，颐指气使，或纨绔子弟，泼皮无赖，霸占民女，但这一切都和我无关。因此，我这个高­干­子弟，当得并不十分正宗。

对所谓高­干­父亲，我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美好的印象。说起来，我父亲那架“英雄的老风车”，小名瘦狗，大名刘正坤，名义上的某某军医学校校长，也的确应该算一位高­干­。那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寂静的东郊。山清水秀的某一角落，由清代某王府改建成的某某军医学校后院，一座林木森森掩映下的暗黄小楼，就是我家的住所。略显破旧，倒也整洁。小溪门前流淌，秋天枫叶如火，春天油菜花开。奇怪的是，那些油菜花，都是我父亲亲自栽种，而且，一种就是一辈子。小溪边种油菜，几乎是他春天里唯一的作业。这是一种象征­性­的作业。手扶小月锄，“咯咯咔咔”，虚弱的身子，仙鹤一样傲立，虔诚满意的神态，颇得陶渊明“草盛豆苗稀”的遗风。现在，暗黄小楼和门前溪边的油菜花，在我印象中，已和我对父亲经历的了解一样模糊。我只记得父亲，一个高瘦的男人，那时，大约“文革”前吧，他还不是老人，几乎没怎么上班，很少说话，说话也是瓮声瓮气，间或一阵猛咳，“咳隆咳隆”，这就是我尊称他为“英雄老风车”的原由。说实话，现在想来，我的尊称中，也暗含着对他的崇高敬意和深深怜悯。后来，他说不动也咳不动，老风车也转不动了，成天坐在小楼正中客厅，端放着主席石膏像下面柔软的马扎椅上，往鼻孔里喷药水。他鼻腔里，还残留着弹片。不知折磨了他一生的弹片，是老蒋、日本人，还是美国人兵工厂里制造出来的。那想起来可能十分­精­美的弹片，不能取出。一旦取出，他就没命了。这块谁也没有见过的弹片，仅仅只是他衰弱躯体内残留的弹片之一。他终于还是没有取出鼻腔和身上任何一块弹片，就离我们远去。他忍受了无尽寂寞，又领受了无尽的哀荣，热闹而悲哀地离去。本来，他是有资格进某某山革命公墓的，但他没有，也不愿意。留下遗嘱，叫我把他的骨灰送回家乡。他的家乡，当然也是我的家乡，究竟在哪里？这么严肃的一回事儿，后来，我很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这是后话。可见，父亲的确算高­干­，我也的确在祖屋，乌溪小镇深山处和布依族山寨遥相对望的中药世家刘家祠堂黝黑的木板墙壁上，药罐药臼丛中，看到过祖辈们曾使用过的锄头和犁铧。我早已没有了亲戚和本家。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那时对我说起老家，说起他的亲人和仇人，总是吞吞吐吐。而且，他对我老家究竟在布依族山寨刘家祠堂，还是乌溪小镇？我为什么姓柳，而不随他姓刘？这样带根本­性­原则­性­的提问，他从不正面回答。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