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静的,景色宜人的庙儿山上,有一条不满百丈的小街,人们从来都叫它庙儿街。土改时候,南街顶头古庙门口,挂起一块牌子,沿用旧名,叫庙儿乡人民政府。后来,又觉得这个名字未免太陈旧了,太俗气了,成立人民公社那阵,就改名为红旗公社。
许多年过去了,红旗公社在全县默默无闻。这里的干部们,什么办法都试验过,实行过了,都不怎么样。县里评比,没有哪年不名列末位,一直到有个名叫马新如的青年被派来做了公社书记,情形才有了好转。几年过去了,马新如刚好三十岁,县里的领导们考虑着提拔他,打算调回县里做农业部长。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九八一年的秋天,庙儿山、红旗公社,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县的事,人们议论纷纷,评头品足,不少的人兴高采烈,不少的人义愤填膺,还有不少的人在紧张地期待着事态的进展……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的中心人物,当然是马新如同志。
一
这天下午,一辆公共汽车从县城出发,翻山越岭,经过三小时艰难爬行,来到庙儿山上,停在小学校操场。紧闭的车窗玻璃上水汪汪的,像条条泪痕挂在几张苍白的脸上,车门开了,下车的人们突然来到了这个阳光灿烂的高原,险些儿睁不开眼睛。
今年庙儿山柑橘丰收。进城卖柑橘的庄稼人背着背篼、袋儿里装着现钱回来了,他们沉默着,严肃地步出小学校操场,向街里走去。刚才在车上还说说笑笑的人们,踏上了自家的乡土,却分外的庄重起来了。还有一群手提大麻袋的城里人,多半是从县城来的水果贩子,他们怀里揣着香烟、瓶酒,上山来住一夜,找到他们各自熟识的生产队长,送上烟酒,买些便宜柑橘,第二天赶车回城,以高出一倍多的价钱零卖给住在城里的居民。这些靠庄稼人汗水养活着的水果贩子们把自己视为比庄稼佬高一等的公民。他们大大咧咧地走下车来,尽管他们在城里摆个地摊,在市场上斤斤计较,可到这儿,一个个都像是前来“接管”的官员,嘴里叼着香烟,三三两两谈笑着向街里漫步而去,如果手上提着的不是一卷麻布口袋,而是公文包的话。
最后一个下车的旅客与众不同,这是位中年以上的妇女,短发齐耳,微胖,气宇不凡,穿着深灰色涤卡上装,蓝色海军呢裤子,圆口布鞋,左肩挎着一个洗得发白了的黄帆布挎包。她叫颜少春,新上任不久的女县长。关于她的故事,远远近近有不少传闻,而人们确实知道的并不多,只知道一九七五年冬天她带领工作组住在连云场、葫芦坝时的一些零碎故事而已。如今已时隔六年(过得真快啊!),她的面容改变不大,而白发却新添了不少,生活的劳苦和不幸给人留下的痕迹,多半刻在皱纹里,抹不掉了,尤其是对一个女人。
庙儿山,是个偏远山区,由于各种原因,颜少春竟然没有到这个公社来过。现在,这儿工作的干部认识她的人不多。站在汽车旁边,她习惯地拉拉衣服,抿了抿头发。扑鼻而来的是淡淡的橘香。这香味不同于橘子花香,是橘花的味儿里掺上了醇酒的芳香,不,是一种说不出什么味儿来的,更成熟、更高雅、更幽远的馨香,它并不浓烈,也无醉意,更不招惹行人,却让人感到清新,爽然,精神为之一振,忘掉许多忧烦,而想起一些快活的往事,或向往更加美好的田园生活……
她正要起步向街里走,车上那位售票员姑娘说话了,声音像银铃儿一样:
“胡师傅,我先走一步,你在旅馆替我定个铺,今天这么多人,怕旅馆住不下呢。”
中年的汽车司机说:“上哪儿去?又去找马书记么?”
“嗯,我给他送一封信,是我爸爸给他的。”
“什么信哟,这么大一包?”
“这一包是……毛线衣……”
“呵,懂了。”
“你莫开玩笑,人家……”
“不错,不错,马新如就要调回县里了……”
姑娘跳下车来,怀里抱着一个包裹,从颜少春身边跑过去了,轻柔的红色尼龙纱巾的一角,在姑娘背后翻飞着。颜少春在行车途中已经弄明白了,这位好看的姑娘名叫郑湘帆,二十三岁,高中毕业生,参加工作四年多了,一直做汽车售票员,不久以后就要调县文化馆做轻松一点的工作。她不是业余作者(只喜欢看电影画报,从来不喜欢小说和诗歌),也不是文娱活动积极分子,因为她爸爸叫郑之声,县财办的一位老科长,县里新近增加了一个局,叫社队企业局,郑之声当了这个局的副局长。
颜少春的视线移向更远的地方,越过一座座黑黝黝的长满橘树的山峦,望着遥远的天与山相接处,那儿没有云,色调更蓝更亮。她知道那儿是有一条大河的,大河流向远方,注入长江,汇合处有座江边小城,很美的,她曾在那儿逗留。年轻时候,她在那儿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后来做了她的丈夫;后来她在那里一座山上的医学院里生下她的儿子;后来,她调走了,辗转数百里,儿子长大了,丈夫却死了……
为什么想得这么多哟!她摇了摇头,赶走那些过往的记忆,再次抿了一抿头发(这完全是习惯动作),举步向街里走去。转瞬间,她脑子里装的就全是关于这次来庙儿山的工作任务了。
进街不远,狭窄的街道上就挤满了人,那群水果贩子和同车归来的庄稼人,被阻拦在当街放着的长椅面前,长椅上站着一位公社干部模样的男子,在向人们讲解什么复杂的问题,已经是面红耳赤,青筋毕露。闹哄哄的,听不清楚他的话。颜少春想打探一下什么事,然而四顾不见一个熟人,她看到街边的泥巴墙上贴着许多告示、标语之类的,最显眼的一幅白纸红字,字迹犹新:
活跃农村经济
保护农民利益
反对投机倒把
禁止鲜果下山
社办果品加工厂
在这幅告示的旁边贴着电视海报:
今晚电视剧:《不是为了爱情》,票价五分。
再远一点则是一张大红纸,写着:
杂技表演,惊险离奇,
飞刀取头,口中吐火,
女子吃刀,少年饮弹,
新添绝妙爱情节目……票价成|人二角,儿童一角。
“荒唐!”颜少春自语着,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讲演人那儿。但是,仍然听不清楚,只是发现站在人丛中间的水果贩子们脸上露出失望的或愤愤的神色。
“你们这里是中国呢,还是外国?……”
颜少春听清这句话,是一个年轻的水果贩子吼出来的。她正欲向旁边一个庄稼人打听一下,这儿发生了什么事,从街边的旅店门口奔来一个大块头男子,这男子大声招呼着:
“颜县长!你来啦!好呵,好呵……”
颜少春认得这个胖子,他叫黄元进,一个又机灵又急躁的商业干部,在县供销社当头头已有许多年了。她微微一笑:
“呵,是老黄同志,你几时来的?”
“两天了,从来没有遇着过这么棘手的生意!弄得我焦头烂额……呃,有这种事情么?这个小马儿还有没有人管得住哇!……”
“等一会儿说吧,我先到公社去。”颜少春知道老黄要说出什么来。她的挎包里装着土产经销部、供销社、外贸站、税务局、果品公司、卫生防疫站等等单位向县委告状打官司的全部材料。她正是为了这件轰动全县的新鲜事儿上庙儿山来的。昨天,在县政府办公会议上,有的同志主张把这些打官司的材料转到纪委或法院去,颜少春和另外两位县长认为政府有责任进行调查研究和调解纷争,近年来随着经济市场的不断活跃,出现了多种新的矛盾,这些矛盾多半与政策有关,与思想政治工作有关,因此并不都是需要法院去处理的。她早已不在宣传部门工作了,近年来,她努力使自己学习经济工作,以适应新的工作岗位,但她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公司经理或商店老板,她是政府工作人员,做经济工作能不更紧密地结合着政治工作去做?这方面,有过多年当宣传部长的经验,给她帮了大忙。
黄元进用他的大块头开路,帮助她挤过了拥塞的人墙,对她央告道:“你是县大老爷,父母官,解决问题要秉公执正呵……我的柑橘弄不到手,运不出去,单是省外几家罐头厂的罚款,就受不了……安心逼着人吊颈么?”
颜少春被他那夸张了的诉苦惹笑了,说:“事情该咋办就咋办吧,黄主任,想开些,吊颈是大可不必的。”
来到公社门前,又给堵住了,门口站着一位干部,说是里面在开党委会,停止办公。看来要求进去的人不少。什么事情这么热闹呵?
汽车售票员郑湘帆也被挡了驾。姑娘急红了脸,守门的铁面无私,连看都不愿看她一眼。
“我找马新如同志,你为啥挡住我?”
“马书记忙得很,正在开会,说了不会客的。”
“我从城里来……”
“怕你从北京来,也一样。”
颜少春走上前来了。郑湘帆一把抓住她说道:“颜县长,你看这人好横嘛!”
听说是颜县长,那人一怔,打量着,说:
“颜县长请进吧。”
颜少春牵着郑湘帆跨进了公社大门。她俩穿过低矮古旧的门楼,上了几级石阶,颜少春回头一看,原来她们刚才是从一座木头舞台下面经过的,舞台不大,堆满了破烂桌椅,还晾晒着不少衣服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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