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最低贱的一个人来收集粪便,用它来做田里的肥料。那人用一个木头的勺子掏出粪便,放进他的木制手推车中的木桶里。掏粪人每天都推着他的手推车走在狭窄的小胡同里。对面的人如果走来,就只能贴到墙边,让掏粪人走过去。有一天,掏粪人被一辆自行车撞倒,木桶中的污秽物翻倒在地上,臭气熏天。虽然邻居们一次又一次用水冲洗街道,但刺鼻的臭味仍然保留了很长时间,村民都回避那条街。他们向村领导抱怨,想换下那个失职的掏粪人,但却没有人想成为下一个掏粪人。
我家必须充分利用前院的每一寸地方。这里有一小块蔬菜地,有一些豆荚藤蔓爬在石头墙上,还有一个猪圈挤着两只猪。但是连人都吃不饱肚子,猪就更不用提了,所以最后卖给公社的都是瘦猪。前院还有一个鸡圈,同样,鸡也因为没有食物而生蛋不勤,刚生下的几个蛋,父亲马上就拿到市场上去换家中紧缺的现金。
公社分配给每个家庭一小块自留地。属于我家的那三分地在北山坡上,大概离家有十五分钟路程。土地很小,只能用来种些玉米和白薯(村里人叫地瓜)。星期天我爹可以整天在家,于是全家大人小孩在这块土地上忙一天。新村的土地分割成一块块的梯田状。全部农活儿都要靠我们一双手,仅有的农具是铁锹、铁镐、锄头和镰刀等,耕地也主要靠肩拉手推。一度村里奢侈地拥有了两头饥饿的老牛,不过尽管用鞭子抽赶,它们也行动缓慢,最后它们也陆续饿死了。
农民的收入要看天气的好坏。他们对种什么东西没有计划的权力,公家决定了一切。冬天,我家的那块土地主要是种小麦、玉米、白薯,政府会按规定的价钱先收购大部分,其他部分留下来给农民。年底的时候,根据每家的人口和一年中劳动得到的工分数目来计算粮食的分配及其他报酬。每天每个生产小组的干部会记录每个人工作了多少时间,到了月底,农民会集合在一起评比,决定谁有资格得到多少工分数。一个人一天最多工分数是十个,差不多合人民币一元钱,妇女一般可赚到男人的一半。
曾有一个年头,碰上干旱,许多人连几元钱也分不到,村庄里领导只好向青岛政府借钱来分借给每个家庭,让他们可以买粮食生活下去。这笔债村里人要两年才能还清,即便如此,农民也常常不得不以树皮野菜度日。
我家很穷,但是在农村还有比我们更穷的。在我出生前几年,穷困和疾病是普遍的现象。三年“大跃进”和自然灾害造成惨烈的大饥荒,全国饿死掉近三千万人。我全家和许多人一样,在绝望中挣扎过来了。
我在1961年1月26日出生,是爹娘的第六个儿子。那时我爹娘已经结婚十五年了,李家也已经成为新村中的一个大家族了。我奶奶住在我们隔壁,我的四爹住在奶奶的隔壁。我们三爹住在我们的前面,但他三十岁时死于一种不知名的疾病。三爹留下四个小女儿和一个儿子,我爹和四爹便成了这些孩子名义上的爸爸。
我出生在春节前二十天,这时正好是我娘一年中最忙的日子。因为我的出生使她的新年活儿拖迟了好多天。她没有女儿可帮忙,奶奶想帮忙,但奶奶缠着小脚。所以我娘生下我后没有“坐足”月子,这几乎给我爹娘造成一个悲剧。当我十五天大的时候,娘把我包在襁褓里放在炕上,去厨房做春节吃的馒头。那天,娘蒸了许多馒头,使我睡的那炕砖滚烫滚烫。我可能被紧裹的布头裹得要窒息了,本能地挣扎着将右臂伸出来,灼热的炕砖立刻将我右臂中间部分的皮肉烫糊了。
刚听到我的尖叫时,我娘以为我饿了要吃奶,她因为没奶了,所以就没有理我。当她抽空过来看我时,我的右肘已经严重烫伤,并且拱起了大水泡。
烫伤处马上就发了炎,两天后我的整个右臂就肿了起来,又亮又红。爹娘没有药,也没钱带我去医院。烫伤部位慢慢渗满了脓水,我发起高烧来,白天黑夜地哭叫。最后,爹娘不得不向亲戚朋友借了钱带我去医院。
“你儿子的感染很严重,应该早点来,”医生告诉我爹娘, “孩子太小,不能吃药,唯一的办法是用中草药,我们也不能保证一定能管用。”
“如果不管用,会发生什么?”我娘担心地问。
“他很可能会失去他的右胳膊。如果你一看到感染扩展,就马上带他来。那时我们就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切下他的胳膊。”医生关照说。
看着襁褓中的我,爹娘不能相信儿子将会长成一个独臂郎。我娘的内疚难以形容。我爹一直在一边安慰她,说会有治疗方法的。他们拿了医生的药方,买来草药。我娘遵循医生的指示在锅里煎草药,把深色的药水涂在我的右臂上。草药没有一点儿作用,感染状况越来越重,红肿部分开始向整个手臂扩展。
娘惊慌失措,她带着我去看了住在我们周围的几位中医,用了不同的“祖传秘方”,但仍然无效。最后,四娘对我娘说:“有一个老中医曾经告诉过我娘,说用白矾能治烫伤溃烂,你试试吧。”白矾是一种能使猪肉变嫩的粉状物,看上去如白色的块状食盐一样。听上去这是很荒谬的话,开始时,我娘并没把这个建议当回事,但当所有的办法都失败后,她决定试一下。
当她开始把白矾涂上我的手臂时,我如杀猪一样尖叫。娘不忍看儿子的痛苦神态,很怀疑这种使肉变嫩的白色晶状物,所以试了几次后就停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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