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怎么可能呢？他们不会那么做的。”

“怎么不会！他们还放枪呢。”我学着“砰砰”的响声给存发听。

“咱爹娘没钱去买新的，你必须马上回去找你的篮子和铲子。”存发说。

“你打死我吧，我可不再去那个机场了。”我说。

但我想着铲子和篮子，最终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去了。到沟渠边的时候，我死活不肯再往前走，只把扔下篮子和铲子的地方指给五哥看。他过去一看，发现士兵们早已经把那些东西没收了，沟渠旁只有一些散落在地上的煤渣。

当时青岛的冬天非常寒冷，除了要解决缺煤的问题，我们还要对付虱子。虱子晚上躲在我们的棉被里，白天在棉衣棉裤里。这些东西不像我们夏天穿的衣服，娘可以经常洗。我们的棉衣棉裤是用很蓬松的棉絮费了很多功夫做成的，如果洗了，里面的棉絮碰到水就会缩成一个个小球球。洗冬天棉衣服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外面的布和里面的棉絮分开，洗好后再花时间缝合回去。娘通常把棉絮放在炕上，棉花的纤维物飞得到处都是，好像白­色­的灰尘一样。娘的后背和衣服上都会沾上，整个人看去就好像一个白­色­的棉花球。通常一件衣服做好后，我们可以穿着过完整个冬天。

唯一可以消灭虱子的方法是保持­干­净。每个周末，娘都会为我们烧上一大锅的热水，倒入一个旧的洗衣盆里。每个人拿一块很薄的洗澡毛巾，全身打上肥皂，互相擦背。因为虱子繁殖太快，如果家里一个人身上有了虱子，全家人都会有。事实上，不只我们家，当时许多地方都有虱子，每个人都不停抓痒。娘对付这些小吸血鬼很有一招儿，每天晚上我们脱了衣服钻到被子里的时候，娘都会里里外外地掸我们的衣服，找到虱子后用两个大拇指挤夹，一晚上下来，她的指甲上沾满了血。即使是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的视力也还是特别好。我们每间屋子都在屋顶上垂挂了一个二十瓦的灯泡（在我出生的前一年，我们村有了电）。一般情况下，公社在每天晚上八点都会切断电源，然后娘就会点上一盏小的煤油灯在灯光下耐心地做她的活儿。无论娘的视力多好或她多么耐心，她还是没办法将虱子全部弄死，因为它们藏在针脚里。每当我们白天穿上衣服的时候，它们就开始出来吸我们的血。

类似的童年回忆有很多，但我不记得孩提时代我曾去看过什么医生或去过哪一家医院。倒不是因为我从没生过病，而是我们没钱看病。排队等一个“赤脚护士”给大家接种天花疫苗，是我唯一一次接触到医务人员。那天我们在公社的空地上卷起袖子排队等着，那个护士用同一个针头为每个人注­射­，然后用蘸了酒­精­的一块小棉球擦拭针头和我们胳膊上的针孔。因恐惧而惊叫的小孩子被妈妈抱在怀里。不管我们有多害怕，打针有多疼，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五岁以上的孩子就懂事地自己站那里排队等候了。我打完针后，爹娘让我把手指在窗户棱上刮一下，用上面的灰盖在针头打过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当时唯一的止血和防止感染的办法。

电子书 分享网站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