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堂课开始，我每一堂课都作最坏的打算，我坚信自己需要非常坚强的毅志力，至少挺到慢数到１００。但是，如果高老师离开教室去给自己拿一杯水，或去抽一支烟，那么这１００就不知道还要加多少才够。剧痛使我想高喊，但我从来没有。高老师还经常强迫我们将身体压得更低。如果弯一下膝盖，就会闯大祸，他会盯住你不放，压得更紧更重。我肌腱经常拉伤，但我们不许停下来，也不准哭叫。

我讨厌高大昆和他的课，害怕面对他，一见面就心里充满恐惧。只是想到他课，我的胃就会翻涌。他好像总是生气，经常吼叫咆哮。他还给我们起外号，他叫我“大头没脑”，每一次叫我外号，我就更恨他。

在第一天午睡之前，我们被带回到房间时，那个上海男孩朱跃平从宿舍的楼梯杆上滑下来，看起来很好玩，我就跟着学了一次，然后我俩就互相追逐，上上下下一次次滑起来。突然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领导，“你们在­干­什么？”他向我们咆哮。

我们俩愣住了，一动不敢动，只有心脏在暴跳。

“不准再这样，明白吗？掉下来会摔断腿的！在江青首长的学校中，绝对不允许出现这种事！”

我告诉自己：这个地方没有任何快乐，只有规矩。

那天下午有文化课，但我不懂老师的普通话口音，听得糊里糊涂。但好在那天提早吃了晚饭，因为我们要去看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出。

我们坐汽车到北京城中的剧场。要看的芭蕾舞是江青的著名样板戏之一《红­色­娘子军》。朱跃平坐在我旁边。长时间折腾，我又困又累。在乡下时，因为村里老是晚上八点停电，我已养成早睡习惯。第一幕时我努力挣扎使自己不睡觉，但在第二幕我撑不住睡意，眼皮越来越重，最后就睡死过去了，直到闭幕的掌声中，我才被惊醒。

当我环顾四周时，害怕极了，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到达北京后的二十四个小时对我而言就如一个梦。等到我从惊骇中恢复过来时，发现朱跃平和其他同学都走了。我突然想去厕所，找到厕所门时，发现已排了一长队人，这时下半场铃声也响了。领座员催促观众回座位，我赶快跟着一群人回到剧场，但看不到一个同学。我惊慌极了，就回到剧场大厅，告诉工作人员：“我找不到我的同学了。”

“你的票呢？”工作人员说。

“我没有拿票，票在我们政委那里。”我回答说。

这时剧场灯开始变暗，下半场将要开始了。剧场人员抓住我的胳膊，“跟着我，表演结束后我会帮你找到同学。”他带我找到后排的一个空位子坐下。开始时我因为脱离同学而十分紧张，但接下去睡意很快袭上来，于是又睡过去了。当演出结束时，工作人员将我带出剧场，我在往外走的人流中等待熟悉的脸庞出现。发现朱跃平时我高兴极了，他冲过来对我说了几句上海话，我也不在意能否听懂。

在汽车回学院的路上，我开始感觉天旋地转，非常不舒服。我想呕吐，告诉旁边的一位老师后，他让司机停下，我一跨出车就吐开了。之后，他们将我安置在驾驶员身后的座位上，一个教师说我是晕车，坐在前面就会好一些。但是我不明白：和娘一起去青岛看外公外婆时，我为什么不会晕车呢？我感到羞愧和自卑，再次陷入感情激荡的困扰之中。

那个晚上，上床时已是半夜，远远超出了在老家的上炕时间。我想到我娘、我爹和我的兄弟们都一起睡在他们的炕上，感觉到我的思乡病又开始发作了。最终，当灯熄灭后，我又一次紧紧抓住娘手缝的被子，盖住头，哭着哭着，睡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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