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期间，我爹娘不停地受到一轮轮新事物的冲击，在来之前，他们从没料到美国如此繁荣，也从来没想到，别的国家的人会是那样友善。但他们表现得非常冷静，他们只是把所见所闻的新奇事物存进脑中，等回中国后慢慢“消化吸收”。

爹娘回国之前，我给了他们一笔钱，至少回到村里以后，他们能改善一下生活。我还给我的亲戚朋友们买了礼物，礼物无论大小，人人有份。所以，等他们准备回去的时候，行李箱里装得满满：给我兄弟的手表，给嫂子们的衣服，给孩子们的图画书、尼龙跳绳。我还把有印有休斯敦高楼大厦的咖啡杯和体恤衫，带给我的亲朋好友；几瓶茅台酒给我的叔伯们，当然，还有本的缝纫机。“真是空手而来满载而归！”在美国的最后一夜，我娘感慨道：“我指的不是物质上的，是心里感到的满足。你在这儿­干­得那么出­色­，那么多人喜欢你，你那么受人尊敬！这次出门足以让我们回想一辈子！”

“你还记得井底之蛙的故事吗？”我爹突然问我。

我点点头，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多亏了你，这井外头的东西，让我们看到了。要不，我们到死都不懂外面的世界。至少我们已经感受过了一种新的生活，现在，我们明白邓小平想要引导中国人民过上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了。”我爹说。

那天夜里，我们谈到深夜，都担心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忘记交待。一个未知数重重压在我们心头：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重逢？就是在那晚的谈话中我才忽然意识到，来美国后，我爹已变得颇为健谈。

第二天，我开车送爹娘去机场。“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再相见，”我哽咽着说。

“是啊，但是见过了你和你的朋友，我们就放心了，”我娘安慰我，“就算回去了，想到你在美国生活得好好的，我们也就放心。唯一希望的是，有一天你能回国看看你的兄弟们，他们都很想你啊。”

“我不知道会不会让我回去。”

“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我爹接话说，“肯定有可能，当初谁能想到我们能来美国呢？”

“我也说有可能。”我对他们说。

我娘紧紧地拥抱了我，我再次感受她的温暖和爱。

最后，爹娘消失在海关墙后面，我目送着，久久不愿离开，不见他们人影了，我还站在那儿盯着墙发愣。

我爹娘访美之行后，我可以自由地给他们通电话、写信，不用担心了，也可以给他们寄钱。但我仍然不被准许回国，只因发生在休斯顿领事馆的事件，使一些中国政府官员不知该如何办。无论如何，至少我已经见过了我的爹娘，对我来说，沉甸甸的悲伤已经不存在了。

该重新把心思都放回到芭蕾舞上了。那年六月，一个国际芭蕾舞比赛即将到来，这次是在莫斯科。我知道，这类比赛中往往掺杂了很多政治因素，而我的中国背景，让我对去苏联比赛这件事不得不持谨慎态度。然而苏联对我来说存在着某种诱惑力，还在北京舞蹈学院学习的时候，我就看了很多杰出的苏联芭蕾舞蹈家的录像。我渴望去那里！然而，我不是美国公民，苏联政府会觉得我有问题：一个被说成“变节”到美国的中国人，手里还拿着一本中国护照，竟还想代表美国去比赛？苏联对“变节者”向来极度憎恶，只因他们就曾这样失去了多位最杰出的舞蹈家，如努里耶夫、巴里什尼科夫、马卡洛娃等人。

面对这个尴尬处境，本和查尔斯发起了一轮大规模的游说活动，想说动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一项特别的决议，改变我目前的身份，让我比法定时间提前一年成为美国公民。任务艰巨，对我来说，这几乎不可想象。在美国历史上，只有极少数这样的先例，通常是对那些奥运会夺金牌的选手，美国政府才会破这个例。尽管如此，因为有乔治·布什的这层关系，查尔斯觉得我们还有希望。于是他和本以我可能在莫斯科国际芭蕾大赛上夺金牌为背景进行游说。美国人喜欢金牌，无论是什么金牌，就算是芭蕾金牌他们也喜欢。我还收到了很多很多的支持信，但考虑到政府办事程序中的繁文缛节，时间很紧迫。查尔斯联系了众议员、参议员和所有他能联系得到的任何一个有点政治背景的人，最终得到了足够的支持票，使这一提案被众议院的分委员会（Sub瞔ommittee）表决通过。但要取得参议院足够的支持，时间不够了。幸运的是，最后由于美国国际芭蕾舞竞赛协会的一再坚持，苏联方面终于同意我代表美国参赛。本和休斯顿芭蕾舞团的钢琴师将和我一起去莫斯科。

去之前我当然知道苏联百姓仍生活在铁幕之下。尽管如此，到那儿亲眼看了之后，我仍然惊讶于苏联人处于如此渴望自由的状态中，比我想象中还要糟糕，对克格勃的恐惧和防备，使得人心惶惶。

一天，我去了莫斯科的红场看列宁遗体。我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先驱而感兴趣，和其他游客一样，我只是出于好奇。跟着其他游客排成一列队，我走进了列宁的陵墓。下到纵深的墓|­茓­中，我注意到地板上、墙上、天花板上，都是光彩夺目、红黑相间的花岗岩，叫人肃然。到处都站着士兵，一动不动，好像我们根本不存在似的。列宁就躺在那个密封的透明水晶棺里。他看上去那么小，惨白的脸，看起来不像真的。真奇怪啊，那么小小的一个人竟可以对世界产生那么大的影响。看着列宁，我想起了毛主席。在北京舞蹈学院组织的一次瞻仰活动中，我也曾看到过躺在水晶棺里的毛主席。还记得那时候，我甚至觉得躺在那儿的毛主席和照片很不一样。我还想起了我­奶­­奶­死去后的脸，她去世后棺木被安放在屋中央，那时我只有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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