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玛丽·麦坎蒂再次成为舞伴，我们也很快成为了好朋友。我们不仅信任对方在舞台上的鉴赏能力，也在生活中许多方面持有相同的看法。

一天，排练结束后，玛丽邀我去她公寓晚餐。我提着半打啤酒进门时，玛丽的意大利面条沙司拌料刚做到一半。

“我能帮你吗？”我问。

“不用，谢谢。你先休息，喝你的啤酒，我已安排好了一切。”她快活地回答。

我向厨房张望了一下，里面可以说一片混乱。一个巨大的盆子搁在炉灶上，意大利面条粘连一团，数量之多足够十个人用。

“今晚有多少人来晚餐？”我脱口而出。

“哦，就你我两人！”

我笑起来，“怎么多得好像可以供应一个兵营？”

意大利面条端上桌时，结成一个个团块，拌料沙司更是乏味。

“你是怎么学厨艺的？”我问道。

“我学不会！我进了厨房就没救了。我妈妈是个好手，但她在下厨时，我从来不感兴趣。对不起，这面条有些粘连，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做这种面条。”玛丽道歉地说。

“味道还是不错的。”我试着安慰她。

“你再添一些，还剩那么多！”

“我知道，”我回答。我们看着对方大笑了好久。从一个中国主­妇­的角度衡量，她第一次掌勺给我的印象是失败的，但她的努力和诚实胜过一切，那糟糕的意大利面条之后，我更喜欢她了。

纽约演出的四个月后，在1986年2月，我的爹娘第二次来美国。这段时间，我和玛丽的友情发展很快。她对文学的爱好对我影响最大，她宽敞的心扉和寻求新知识的坚持不懈­精­神特别令我感动。不仅在舞蹈专业上，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她也如此，比如她强大的内心力量和对自我的高要求，和我固执倔强的个­性­也有些吻合，她在许多方面还能弥补我的缺陷。

我们开始经常在对方的地方留宿。为避免不必要的震惊，我们商定爹娘在休斯顿期间，玛丽不在我这里过夜。传统的中国婚姻观念不允许我们在正式结婚前住在一起，我想爹娘会看不惯的。

查尔斯·福思特这次帮爹娘办了六个月的签证。爹娘看见我时又是激动万分。虽然文化差异仍需要时间去适应，但这次他们对美国有些熟悉了，醉心于周围的很多小细节。他们的热情和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很受我的朋友们的关注，也得到大家的喜爱，我们一起住满整整六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