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澳利亚,墨尔本,2003年
我和玛丽在1988年第一次去中国探亲之后,又多次回国,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给我印象深刻。
随后几年,玛丽和我的艺术事业继续不断进展,我们经常被世界各地的芭蕾舞团邀请去演出,我们艺术生涯达到顶点。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苏菲出生在1989年,她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欢笑和快乐。我爹娘又一次回到休斯顿帮助我们照看苏菲,让玛丽可以继续回到舞台上。我爹娘非常喜欢他们的孙女,特别是娘,苏菲仿佛是她一生都想要的女儿。他们不停地对苏菲讲中文,希望她长大后会成为我们和中国之间的纽带。苏菲有四个大人给她无尽的爱,我和玛丽的生活几乎是完美的。
但突然一件意外的事改变了一切。在苏菲十八个月的时候,我们去澳大利亚客串演出,也带着她和我爹娘。有一天,生日宴会上的一个气球突然在苏菲面前爆破,那声音很响,使我们周围的人很吃惊,但唯一没有反应的是苏菲,我们从此怀疑她的听力有问题。回休斯顿之后,我们立刻带她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使我们都惊呆了,万万想不到,苏菲完全失聪,我们可爱的女儿永远听不到音乐,听不到各种美妙的声音。
我们尽了全力,尝试了各种办法来解决她的听力问题。从西方医学到东方的治疗法,都没有任何帮助。
在发现苏菲失聪仅仅十天之后,玛丽决定放弃她的舞蹈生涯,将全部的时间花在教女儿说话上面。索菲的失聪对我们打击太大了。我知道玛丽对芭蕾舞是那么的喜爱,为了我们的女儿,她将要失去她一生中的至爱。对我来说,在练功房和舞台上失去玛丽就如失去我一半的心一样,这种悲伤的心情久久不能恢复。
但是对玛丽来说,她帮助苏菲的路程才刚刚开始。她把所有的精力都给了苏菲。任何新的声音,每一个苏菲说出的新词都是一个巨大的里程碑。但是不管玛丽付出多少代价,苏菲听力的进展仍然不大。
当苏菲四岁时,有人告诉我们澳大利亚发明了一种人工耳蜗技术,经过多方查证,我们最后决定给索菲一试。
我还清楚记得,当索菲首次听到一点新声音时,她的眼睛发亮的一刹那。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永远忘不了的幸福一刻。由于玛丽在苏菲身上付出的代价,加上苏菲刻苦努力,她在语言上的进展很快。她现在已进入一所普通学校学习,会弹钢琴,也在学跳芭蕾舞、爵士舞和踢踏舞,并且自学中文。我们在这方面所经历的考验,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苏菲是我们的另一个奇迹。
在1992年,我们的第二个孩子托马斯出生了,他有完整的听觉。然后1997年,第三个孩子布莱蒂也出生了,她也有完整的听力。
1995年,在休斯顿芭蕾舞团跳了十六年之后,我决定以领衔演员的身份加入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并长期定居在墨尔本。我曾经在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客串演出过几次,度过非常愉快的时光。但是离开本·斯蒂文森——我十六年的导师是不容易的,我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和他分不开。而且离开美国——这个给了我自由的国家,也令我恋恋不舍。唯一使我感到宽慰的就是那年的年底,休斯顿芭蕾舞团被邀请到中国演出,我在休斯顿芭蕾舞团演出生涯的最后一站将在中国结束!而十六年前,中国正是我舞蹈生涯开始的地方!
为这次演出,我激动得难以形容。终于,我将在祖国人民面前登台表演了,向他们汇报我十六年来在芭蕾舞事业上取得的成就!我所有的兄弟、嫂子、侄子和侄女及亲戚们,一起从乡间出发,从青岛来北京看我演出,全家人一行共三十多个,包下一辆大客车,租了旅馆的一层楼。
我在北京演出的剧场,正是我1979年离开中国前演出首场《天鹅湖》的同一个剧场!我跳了本·斯蒂文森的《罗密欧和朱丽叶》全剧中的男主角,珍妮是我的朱丽叶。中央电视台现场转播我们的演出,据说那晚有五亿观众看到了我的演出。
看到萧老师自豪的面容,看到“土匪”王鲁军以及吕丰田激动的神色,过去的老师、同学们的赞扬,全剧场观众的喝彩,我完全满足了。唯一难受的是张旭老师不在了——在我去北京演出的前一年,他心脏病发作去世了。
在澳大利亚芭蕾舞团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我心里很清楚,三十四岁时到一个新团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使我安慰的是我已经有了二十三年的艺术经验,加上玛丽对我的支持和帮助,以及我爹娘的无条件的爱,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获得了艺术上的新成就。我最成功的一些演出,正是在澳大利亚芭蕾舞团的最后三年之中,我真正感受到称心如意的完美,我在艺术上的见识和技术上的经验协调一致,澳大利亚观众也从一开始就很热烈地接纳了我。
在我舞台生涯的最后几年,我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开始财经方面的学习。三年之后我得到了澳大利亚财经大学的毕业文凭,我也被邀请到一个很大的澳大利亚股票公司工作。但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仍希望我继续舞蹈生涯,当时我已经三十六岁了,许多演员在这个年龄早都退休了。最后妥协的结果,我决定一边领衔主演,一边做股票经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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