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年(公元25年)六月,当皇帝的不止刘秀一人。同一个月,赤眉军立刘盆子为帝,年号建世。
要仔细说,这个刘盆子颇有些意思。
公元25年年初,尽管此时赤眉军仍在攻占长安的路上,但谁都看得出来,龟缩于长安的刘玄并无力抵挡,只是在垂死挣扎而已。然而,即将取得胜利的赤眉军也有自己的难处,那就是当时人们视“汉”为天下正统,赤眉军虽人多势众,在世人眼中却属造反,是旁门左道的存在。因此,想办法改变赤眉的本质成了樊崇等人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按照现代人“量变产生质变”的说法,质变的产生必须有量变的积累,可赤眉军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量的积累。既然没办法从里到外进行改变,那就先改变外表,至少让旁观者看到他们走上了正统之道。因此,樊崇走了一次捷径——找一个刘姓宗室来充当门面。至于门面背后的东西需不需要改变、能不能改变,且容后再议。
那选谁好呢?
樊崇说,因为赤眉军中多有祭祀城阳景王刘章的,应当找刘章的后人来当皇帝。
怎么选呢?
樊崇和其他将军一商议,决定依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天选”——将三根木片制成大小一样的符,其中一符上书“上将军”三字,其余两符则空着,由候选人抓阄,抓到阄的就是未来的皇帝。赤眉军明面上的计划就是如此。
这样选出来的人就是刘盆子。
这看似天命昭昭,可根据政治上的阴谋论来讲,既然是做傀儡、充门面的,选出来的人自然是年纪越小越好,脑子越傻越好。如果这么看,当时在军中放牛的牛吏、前式侯刘萌的小儿子、年仅十四五岁的刘盆子似乎最符合条件。
当然,我也可以提出一些论据,论证这场“天选”背后有人为操控的痕迹,而刘盆子有可能是事先被樊崇等人选定的。
世上能得天命者,一般都是要成为大人物的人,不同于我等凡夫俗子。虽然他们可能一时还未有惊世骇俗之举动,但能力必然异于常人,绝非泛泛之辈。而在刘盆子身上,我们看不出其要成为大人物的天分和可能。当樊崇带领众人跪拜,宣布刘盆子将成为天子时,这个放牛娃的第一反应是“恐畏欲啼”,然后畏畏缩缩地跑回他的上级刘侠卿那里去了,真是望之不似人君。即便到了后来,刘盆子的表现也没有多大改观,而赤眉军上下对这个天选之人同样没有多少敬畏。
因此,刘盆子极有可能是被人利用,被推出来当傀儡的。
当然,为了掩人耳目,樊崇当时并没有直接去找刘盆子,也没有事先和他或者他身边的人通气,而是下令在军中寻找刘姓宗室,准备在其中选出可以当皇帝的人。条件嘛,樊崇知道,开汉二百多年,刘家开枝散叶,早不知出了多少人,因此多留了个心眼儿。为了缩小范围,减少竞争,他为刘盆子量身制定了一个比较刁钻的条件:要找当年年纪轻轻就猝死的城阳景王刘章的后代。没想到,根据如此苛刻的条件,连同刘盆子在内,竟也找到七十多人。
这下子不太好办了,樊崇只好继续缩小范围,又在其中挑选了三个据说跟刘章血缘关系最近的,他们是前西安侯刘孝、刘盆子的二哥刘茂,以及刘盆子。接下来,为了确保刘盆子能够顺利当选,樊崇没有让大家进行差额选举,而是选择了看起来更为“听天由命”的抓阄。结果,刘盆子在三人中最后一个把手伸进瓮中,却“幸运”地拿到了象征天意的符。
这跟当年王莽选皇帝的情形差不多,被选上的永远是年纪最小的,怎么看怎么可疑。
不管刘盆子被选中是出于天意还是人意,现在赤眉军有了名义上的皇帝,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朝长安前进了。而这时长安基本上用不着赤眉军攻打,内部已经把自己折腾得差不多了。等赤眉军到达高陵,正好碰上从长安逃出来的张卬。绿林军内斗的失利让张卬愤恨不已,干脆投降樊崇,转过身来带着赤眉军攻进长安。
等赤眉的大军到达长安城下,刘玄没做过多抵抗就跑了。赤眉军很快便占领了长安,随后又接受了刘玄的投降,似乎已基本定了天下。可随着赤眉军的不断壮大和节节胜利,这支队伍同样在发生变化,原先那支纪律严明、不犯百姓的队伍逐渐消失了踪影,变得和其他起义军没什么不同。
这在古代漫长的历史中是很常见的事。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揭竿而起的农民军,不管结局如何,只要存在时间稍微长一点儿的,最后都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他们曾经最讨厌的样子。而且,随着张卬等一批绿林将领的加入,原来樊崇不怎么擅长的抢劫和内斗也被带到赤眉军中。
就这样,进了长安的赤眉政权变成了从内而外用一个“乱”字就能概括的集团:上面朝堂混乱是因为无序,下面军队混乱是因为少粮。结果,大臣在朝廷中相杀,军队在地方上劫掠。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天选之人”刘盆子提出辞职不干,可樊崇等人怎么会答应?辞职失败的皇帝只能躲在宫里惊恐地哭泣,号呼不已,而整个长安则很快就变成了人间炼狱。
第二年(公元26年)正月,缺乏可持续发展计划的赤眉军在全国最富庶的长安只待了半年光景,就已基本把长安城内外的金银珠宝和粮食等搜掠一空,甚至到了没法儿再生存下去的地步。
赤眉军的将领们显然是知道长安的重要意义的,可意义再大也是对活人而言的,现在大家饭都没得吃,活都活不下去了。怎么办?
只能继续流窜,到下一个地方打秋风。
因此,正月刚过,数十万赤眉军在对长安城进行了最后一次刮地皮似的抢劫后,出长安城向西,开始了新一轮的流窜和破坏。
可赤眉军的将领大概没想明白,以长安的富庶和繁华,尚经不住他们的折腾,天底下哪里还有地方能经得住这几十万如狼似虎的流寇糟蹋?结果只能是饥则寇略,饱则弃余,到一个地方毁一个地方,然后再转移到下一个要被毁灭的地方,如此在西边流窜大半年,从没有攒下一点儿积蓄。
赤眉军的这种行径必然会导致别人的反抗,毕竟你要吃饭,别人也不是凭空吸口气就能饱的。为了活命,大家都不得不拼命,结果赤眉军在陇西接连被占据当地的军阀隗嚣所败。到了冬天,不巧又碰上大雪,曾经凶残、跋扈的赤眉军在天灾面前脆弱不堪,毫无抵抗能力,士卒和随军家属成批被冻死。面对大自然的爆锤,樊崇们终于清醒过来:天下虽大,还是长安最好。
在流窜了近一年之后,赤眉军又准备回到长安。
可要离开长安容易,要回却不是想回就能回的。当赤眉军向西出长安之后,在北边徘徊许久的邓禹便趁虚而入,占领了长安及附近地区。赤眉军要重新进入长安,必会受到邓禹所率队伍的抵抗。而按照樊崇们之前的习性,看到城里已经有军队驻守,便不愿主动进攻,这让赤眉军一时半刻之间竟不能直抵长安。
几十万饥寒交迫的赤眉军在长安郊区行进受阻,为了筹集粮饷填饱肚子,只得继续就地取食。可在乱世,寻常百姓本就难以度日,又碰到天灾之年,哪个地方会有多余的钱粮供赤眉军劫掠?
然而,人只要饿极了,终归会想出一些办法来,哪怕是不是办法的办法。
赤眉军的办法是,既然难以在活人手中抢东西,那就从不会反抗的死人身上下手。在长安的北边和东南两个方向,有数量众多的帝陵及陪葬陵。这些王侯将相任凭生前如何显赫、威武,现在终究已是深埋土里、与寻常人没什么不同的一堆死人骨头,而对付死人显然比对付活人要容易得多。
后来有人说,农民起义,发掘前朝的皇陵是一种惯例,代表着起义军与旧时代、旧统治阶级的决裂。当年项羽掘过秦始皇陵,唐朝的大多数帝陵也没逃过黄巢等人的折腾。同样,赤眉军打起了盗掘皇陵的主意——“盗掘”一词在这里显然用得不准确,因为寻常盗墓者讲究隐蔽,或单打独斗,或数人合作,昼伏夜出,在地下作业。赤眉军则反其道而行之,数十万人光天化日之下大铲破坟,将陵墓挖开之后尽取其中宝物,甚至将墓主尸体从棺椁中拉出,把尸体身上的敛服扒净后再来回搜刮几遍,没有丝毫忌讳。
这还是在陵墓中葬的皇帝或达官贵族大多是男性的前提条件下的情形,而西汉有一个统治者的身份是特殊的,那就是刘邦的妻子吕后。作为曾经统治一个时代的女性,她获得了比肩皇帝的身后待遇。这在平时自然是人世间最高的荣誉,可在此乱世则成了别人惦记、垂涎的对象。赤眉军在掘刘邦的长陵时,顺便把一旁的吕后陵盗掘一空。据说赤眉军撬开吕后的棺椁时,跟其他穿着金缕玉衣入殓的皇帝一样,吕后的尸体气色不改,“鲜活如生”。而早已在其他皇陵的盗掘中赚得盆满钵盈的一些赤眉将士饱暖思淫欲,竟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遂污辱吕后尸”(《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
以上说法显然不足为信,至少有两个破绽。
其一,这并不是赤眉军第一次进长安,一年前他们就已经把长安洗劫了不知多少遍。如果要决裂,为何不在第一次到长安的时候就决裂,偏偏要养着猪,硬等到实在没米下锅了才动手?而且,赤眉军打的同样是刘家的旗号,名义上的皇帝刘盆子则是他们口中“天选”的城阳景王刘章之后,自己跟自己的祖宗怎么决裂?其二,吕雉死的时候已年逾六旬,容颜老去,肌肉松弛,如果不保养的话,皮肤上的褶子怕是不比裙子上的少。别说是具“鲜活如生”的尸体,就是个大活人,赤眉将士见了怕也是兴趣寥寥。
因此,赤眉军盗掘吕后陵墓的真相大概是这样的:他们挖开吕后墓,将吕后的尸体拖出棺椁,并将墓室中包括吕雉尸体上的敛服、口中含的珠玉等一切物件劫掠一空,然后将赤裸的尸体倒吊或者丢弃一旁,任人随意践踏。这就算“污辱”了,并非像某些人想象的那么龌龊和重口味。而赤眉军盗掘皇陵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钱。之所以选择皇陵下手,无非因为皇陵陪葬丰厚,而促使他们行动的,是人性的贪婪,与那些高尚的情操、想法或决心毫不沾边。
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不仅生前享受当时社会各方面的最好待遇,死后亦是如此。因此,每个皇帝即位之初马上开始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建造自己的陵墓,工程一直延续至皇帝本人躺进去。皇陵不仅工程浩大,而且陪葬品的价值和数量,同时期的陵墓根本无出其右者。以汉武帝的茂陵为例,作为西汉最大的一座皇陵,它的建造时间长达五十三年。在有些年份,国家赋税的三分之一都被用于茂陵的修建事项。作为一代雄主,刘彻的陪葬品具体有哪些,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比照后世同样有大作为的皇帝,比如唐太宗李世民。据说当年他的陪葬品价值大概相当于贞观时期国家三年的赋税总和。以此类推,茂陵的陪葬品之丰富,大概是我们这些凡人的脑袋无法想象的。
既然皇陵所藏如此丰富,皇陵的地址又如此明显,为了防止某些人铤而走险,就不得不布置相应的防盗措施。正常情况下,皇陵的防盗措施概括起来通常分两大类:主动防御和被动防御。所谓主动防御,指在墓陵周围安置百姓、守陵人和数量不等的军队;而所谓被动防御,则包括设置隐秘的墓道入口、巨大而坚固的墓门,以及伏弩、暗箭、毒烟、水银、流沙等绝户机关。可再好的防盗手段也有时效性和局限性:军队和百姓会随着时代和朝代的变化而消失;入口再隐秘,总有被发现的时候;墓门再坚固,总有被挖开的一天;机关再精妙,也总有损坏耗尽的一刻。因此,有些墓主另辟蹊径,想出精神防盗术,玩起了心理游戏。比如在墓门上画个圈圈,再写上两句“盗墓者不得好死”一类恶毒的咒语,或者干脆哭穷,在墓门前另立一碑,上书“此处无银,进去无益”云云。
当然,按照《资本论》的说法,一件事只要有50%的利润,人就会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人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犯任何罪行都不是问题,甚至可以冒绞首的危险。而与一般非法的挣钱行当相比,盗墓的安全系数要大不少,无非耗费点儿力气,背负点儿骂名。要是碰上众人自顾不暇的乱世,大概连骂名都不会有,简直就是无本万利的买卖。因此,不管是道德、法律、鬼神,还是其他任何事物,都不能阻挡盗墓贼对掘开墓葬发一笔天大横财的渴望。
时至公元26年,原本繁华的西汉帝陵地区已在乱世中变得破败不堪,曾经威武的护陵军队早已不见踪影。赤眉军要对付的,仅仅是一座座巨大的坟墓而已。于是,在那一年的秋天,几十万赤眉军掘开了除汉文帝的霸陵之外所有的西汉帝陵,所得财物甚巨。
按照野史的说法,单就挖开茂陵一处所得的财宝,赤眉军的几十万人就搬运了数十天,而陪葬品仍“不能减半”。当然,这可以视为文学作品里的艺术性夸张,可能是想形容下茂陵陪葬品的丰富,但显然夸张得太过了。几十万人折腾几十天,就是一座金山也给掏空了。
不管怎么样,赤眉军算是刨了他老刘家的祖坟。这时候,作为刘秀的手下,邓禹如果还不表示表示,往小了说是他消极、不作为,往大了说,刘秀的“正统”地位就该受到质疑了。于是,在长安的邓禹不得不主动出击,誓要干掉这群毫无道德的混账东西。
赤眉这支军队确实特殊,它通常不主动求战,对于战斗大多时候持一种能避则避的态度,可一旦非战不可,它又不惧战。别看赤眉军刨了刘家祖坟,汉军占据道德制高点,可邓禹并未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他在郁夷 (今陕西宝鸡县)与赤眉军交战,没承想,赤眉的几十万人凭借盗皇陵得来的横财吃撑了肚子,战斗力得到很大提升,已非一个月前食不果腹、到处流窜的流寇。况且邓禹的人马比之赤眉军不能算多,邓禹本人的准备也不足,因此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一战下来,汉军不仅在郁夷大败,更丢了长安,邓禹只好率败军退往云阳。
这下就尴尬了。邓禹这个人的能力是很强的,战略眼光也很准。他十三岁通诗书,后主动投奔刘秀,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别的不说,单说建武元年(公元25年)正月,邓禹率部入箕关,仅用半年时间便击溃赤眉二十万大军,斩杀大将樊参、刘均,以及河东太守杨宝,平定河东郡。二十四岁的邓禹因此官拜大司徒,封万户侯。后来,刘秀想趁赤眉军和绿林军争斗之际渔翁得利,伺机占领长安,委任的大将同样是邓禹。邓禹不负使命,顶住了刘秀斥责他进兵不力的压力,取北地、上郡、安定,降河西,站稳脚跟后于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天,趁赤眉军西走之机不费吹灰之力占领长安。
年纪轻轻的邓禹大概是人生路太顺,有些飘飘然,可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都不摔跤,他也必定会经受些挫折:先是队伍里有部下叛乱,后来在长安又遇上了赤眉军当年的问题——乏食。士兵没饭吃,军心就会乱,而将领要稳定军心,就必须靠打胜仗和从敌人那里缴获粮草,这也是邓禹不得不主动出击的理由之一。然而,守城之军主动出击是可以的,打赢了也无话可说,可这打败了该怎么向上面交代?
没法儿交代,只能赢回来。
退到云阳的邓禹要挣回面子,不顾新败之际军无战心的实际,执意要提兵再袭长安。结果,汉军虽出其不意地攻入长安城,但仍在之后的巷战中被赤眉军打败。
这下刘秀看不下去了,下诏召回邓禹,让偏将军冯异去云阳接替他。刘秀很给邓禹面子,诏书上也不揭他的伤疤,只是说:“赤眉军没有粮草,等他们折腾完,过段时间,为了吃饭肯定要往东来,我们就在洛阳吃饱了等着这些饿货,我已经折好了荆棘藤条,准备亲自抽他们的屁股。诸位将军就不要为赤眉的事忧虑了,也不要再提进攻的事情。”
然后,刘秀还交代冯异到了云阳只需安抚好百姓,恢复生产,招降或镇压地方上扰民的豪强,使他们不再聚众造反,让百姓得到安宁就可以了。其中,刘秀说了一句很有水平和见地的话:“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
征战的目的是换来国家的和平、百姓的安定,而不是占几座城池、杀多少人。这是何等高明的见解!对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有大作为的统治者,战争历来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事实也一再证明,为和平而战的勇士,最后能赢得胜利,为战争而战的屠夫,终将走向灭亡。
而另一方的樊崇他们显然没有这般见识,赤眉整支军队的战略目的始终徘徊在一个较低的水平,那就是一时的糊口。他们流窜是为了吃上饭,打仗是为了吃上饭,挖坟掘墓是为了吃上饭,就连占领一座城市也不是为了自己有个栖身之地,有个发展、壮大的根基,只是为了从城里百姓口中抠出哪怕最后一口饭。这样一支没有可持续发展计划的军队怎么可能走得长久!
果然,冯异接替邓禹后,按照刘秀的指示,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稳定了军心和百姓,而包括长安城在内的三辅地区已经到了人吃人的地步。赤眉军再无法劫掠到一粒米,士卒们死的死,散的散,已经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建武二年(公元26年)十二月,最后的二十几万赤眉军果然再弃长安,往可能有饱饭吃的东边流窜而去。
赤眉军的行动早已在刘秀的预料之中,而且刘秀也早给他们预备好了口袋,准备将他们一网打尽。
可事情到了邓禹这里,还是出了问题。
建武三年(公元27年)正月,赤眉军正沿着刘秀给他们设计好的路线往东来。之前接连战败让邓禹心里很不爽,并且大概是读了太多圣贤书,邓禹似乎认定了“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尽管刘秀三令五申让各部坚守阵地,邓禹却违背军令,以大司徒的身份命令车骑将军邓弘跟他一起干。邓弘一来可能是邓禹本家,二来官职没邓禹大,只好跟着邓禹去了。邓禹得到援助,更坚持一定要从赤眉军身上拿回自信。他率所部渡过黄河,三番两次主动向赤眉军发动进攻。
这会儿邓禹已经上头,他的队伍不仅人数远少于赤眉军,状态也非常差。虽然赤眉全军已快成了饿殍,但邓禹的士兵也都面有饥色,双方士兵交战都是腿虚手软,菜鸟互啄,到头来终归是人多的占优势,于是邓禹只能一败再败。
可邓禹仍不肯回头,转身还要拉上冯异跟他一起干。
对于邓禹的要求,已经升任征西大将军的冯异是反对的,他的头脑很清醒:“大司徒,我前段时间和赤眉军僵持两月,虽然已经俘获五千有余,可他们人数依然众多,现在想在一时三刻间将其击败是不可能的。而且陛下已经定好了计策,诸将按计划屯于渑池附近,与我们成东西合围之势,只要看准时机,我们和其他将军一起夹击,定能一举歼灭赤眉。”
这时的邓禹哪里听得进去冯异的话!虽然征西大将军不敢行动,他大司徒却不会退缩。于是邓禹命令邓弘继续追击,自己则率军在后接应。
汉军在湖县再次对赤眉军发动了进攻。出乎意料的是,这次他们终于获得了胜利。经过几乎一整日的奋战,赤眉将士丢盔弃甲,留下满地的辎重、车辆。汉军士兵看着一车车的粮食兴奋已极,饥饿许久的他们立即放下武器开始抢夺,甚至要当场埋锅造饭,一时间场面混乱不堪。
突然,在一片混乱中,有人发现了问题:这哪里是一车车的粮食,分明是一车车的黄土,上面覆盖了薄薄一层豆子而已!
既然这是个假象,那赤眉军的败退就是个陷阱!
很快就有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可这时已经晚了。刚才假装败退的赤眉军从四面八方冲出来,汉军措手不及,车骑将军邓弘陷入重重包围之中。
邓禹刚得到前方赤眉军败退的消息,还没来得及庆幸自己“幸好坚持了一下”,又接到了斥候的急报,顿时有些六神无主,赶紧找冯异商量对策。
冯异是坚决反对邓禹的进攻决定的,现在他大可借故推托,袖手旁观,日后甚至可以落井下石,看邓禹的笑话。可冯异是个识大体的将军,他二话没说,立即点了一票人马跟邓禹去救人。
这边邓弘拼死抵抗,那边邓禹、冯异的援军来得也快,赤眉军见讨不了好,只能稍作退却,邓弘这才得以带着为数不多的残兵堪堪活命。
冯异见已把车骑将军救下来,就整顿人马,再次跟邓禹说:“大司徒,经过连番恶战,现在士卒们都很疲惫,我们应当先撤退休整,以待来日再战。”
“不!”二十五岁的年轻小伙子邓禹现在已经输红了眼,誓要压上身家性命再赌最后一把。
他就仿若那狂热的赌徒,总觉得好运就在前方等着自己,只要再坚持一下,以往输掉的就都能回本。他近似咆哮地发布命令:“兵书上说‘攻其不备’,赤眉军获得一点儿小胜刚刚退却,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时候我们敢再次进攻!我命令,全军突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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