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七年的十二月,曾国藩进京会试。但没有路费,只好四处告贷于亲族邻里,终于筹得三十二缗,到达北京城时,手里只剩下三缗钱。
古时一缗钱相当于一贯钱,大约值一两银子。
可见,曾国藩是一个出身寒素的农家子弟。
过去的历史学家都把他称为地主,不知所据何在?
曾国藩的故乡位于双峰县白杨坪(旧属湘乡),这里风景秀丽,民风淳朴。曾氏先祖世代务农,克勤克俭、乐善好施,订立了“男必耕读”家规以传家,这也是湖湘文化的一大传统特色。曾国藩出生于湘乡荷塘二十四都大界白杨坪的“白玉堂”,今属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今天,曾国藩故居槽门上还横书着曾国藩早日写的“芳迈群妍”四个大字。
曾国藩曾孙曾约农于1946年主修的《湘乡大界曾氏五修族谱》记载,曾氏家族是从曾孟学开始于衡阳迁居湘乡,传至曾国藩祖父曾玉屏(人称竟希公),更加强调耕读传家,曾国藩对这位祖父毕生充满了崇敬之情,“耕读传家”也就成了曾国藩教子的核心内容。
顺便再提一下曾国藩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祖父。曾玉屏年轻时候也是一个游手好闲的轻薄子弟,到35岁才开始洗心革面做一个规矩的农民。他少时不读书,等到悔悟过来方知读书的重要性,因此对子孙要求很严。包括对他们读书的要求,即使是家境再难,曾玉屏宁可节衣缩食,在子孙们读书方面也绝不含糊;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告诫家人,要以种田为本,虽富贵也不能丢了这个根本。后来曾国藩做了翰林,曾玉屏也反复叮嘱家人,说这只是一个开始,将来的事业还很长,家中的琐碎事不要去打扰他,让他一心一意做官。曾氏迁居湘乡后,也拥有了几亩薄田,但由于家中人口众多,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曾国藩是长子长孙,也就成为祖父、父亲寄予最大希望的一个,希望他能“学而优则仕”,去完成祖父、父亲的科举梦想,因此,早年曾国藩主要是跟从父亲曾麟书读书,由“四书五经”入手,打下登科入仕的基础,尔后也先后师从衡阳汪觉庵、湘乡刘元堂,分别在衡阳唐氏私塾、湘乡涟滨书院、长沙城南书院、岳麓书院就读。然而,当他先后三次进京赴考,就面临一个经费问题。当时从湖南湘乡进京,不仅路途遥远,而且颇为艰险,曾国藩需要走八十余天才能走到北京。由于家境寒素,曾国藩进京的路费盘缠都是从亲友那里借来的,这在他的日记、家书里有详细的记载。直到道光二十四年,我们从曾国藩的一封家书中得知,曾氏家中欠债尚不少:
“至于家中欠债,则兄实有不尽知者。去年二月十六接父亲正月四日手谕,中云:‘年事一切,银钱敷用有余。上年所借头息钱,均已完清。家中极为顺遂,故不窘迫。’父亲所言如此,兄亦不甚了了。不知所完究系何项?未完尚有何项?兄所知者,仅江孝八外祖百两,朱岚暄五十两而已。其余如耒阳本家之帐,由兄由京寄还,不与家中相干。甲午冬借添梓坪钱五十千,尚不知作何还法,正拟此次禀问祖父。此外账目,兄实不知。”
从信中可知,曾氏家中欠债,家里一直瞒着这位做京官的儿子,曾国藩自己估计欠债约六百两之多,但两个弟弟来信告知家中已欠债上千两。而这个时候曾国藩已经34岁,做到了翰林院教习庶吉士。
此外,这封信里还告诉我们,曾氏的近亲大多日子过得很是困苦:
“兰妹、蕙妹家运皆舛……蕙妹再过数年不能自存活。”
岳父“欧阳沧溟先生夙债甚多,其家之苦况,又有非吾家可比者。”
“大舅陶|茓而居,种菜而食,为恻然者久之。”
“楚善叔为债主逼迫,抢地无门。”
丹阁叔、宝田表叔“境遇窘迫难堪……则亦可怜也”。
“六弟、九弟之岳家皆寡妇孤儿,槁饿无策”。
“彭王姑待我甚厚,晚年家贫,见我辄泣。”
可以想见,曾国藩在写上述这些时,心里亦是充满了愁和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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