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取人为善，还可指在选人的时候注重一个“善”。基于人­性­皆善的理念，曾国藩认为“人­性­皆善，本体也。存心养­性­，以复其初，工夫也。孟子之言，大抵就本体指点，而示人以致功之方。”

所谓“­性­”，曾国藩也有自己的解释，“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其者，于天，命也。”具体地说，打个比方，农民种田，用功勤奋的人，自然到了秋天就会有收获，偷工减料的人，到了秋天只会歉收，这就是­性­。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因此，尽­性­，就是从个人修身养­性­处着手，使自己的行为思想合乎天道，顺乎人­性­。尽­性­与曾国藩的天命观是紧密相关的，即如上文提到过的那样，努力了，尽到自己应尽之­性­分，至于结果就要淡泊处之，也就是知天知命。这也就是曾国藩曾经说过的：“­性­不虚悬，丽乎吾自而有宰；命非外铄，原乎太极以成名。是故皇降之衷，有物斯以有则；圣贤之学，惟危惕以惟微。”

一言以蔽之，­性­就是讲人的禀­性­。

虽然我国古代关于人­性­有­性­善与­性­恶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但不管那一种，都强调后天的修为。禀­性­本善，需要后天的修持发扬；禀­性­本恶，更需要后天的修炼绞正。

志趣决定­性­分，曾国藩对李续宜说：“吾乡数人均有薄名，尚在中年，正可圣可狂之际。惟当兢兢业业，互相箴规，不特不宜自是，并不宜过于奖许，长友朋自是之心。彼此恒以过相砭，以善相养，千里同心，庶不终为小人之归。”

在情商中，­性­分的高低自然也决定了人际关系的和谐程度。

­性­分的具体内涵又指德­性­。曾国藩说：“凡盛德之君子，必有非常之仪范。是真龙亦有云，是真虎必有风，不必如程门之游、杨、尹、谢，朱门之黄、蔡、陈、李，而后为响应也。凡修业之大人，必有景从之徒党，其二者其几甚微，其儿甚著，非实有诸己，乌可幸至哉！”德与­性­紧紧联想在一起，有什么样的德就有什么样的­性­。因此，这德­性­就是凝聚人心的无上法宝。

在德­性­上，曾国藩反对好名争胜，不因他人的议论而改变自己，也不为外界物议所动。他说，在官场，“每有上下交推，众望所归者，转瞬为人所唾弃；亦有群疑众谤，浮议沸腾者，转瞬又风平浪静。”“（惟有）卓然自立之士，历常变红黑而终不改其度。”“彼德我，吾安焉；彼不德我，吾安焉，徐以观其他。他行合义，友之如故；他行不义，而后绝之，终不相督责也。所谓道济万物，而不自居，施及后世，而不矜不伐，皆自于此。”这也就是取人为善。

­性­分也包涵气节。儒家士子好讲气节，但曾国藩认为，讲求气节亦需有度。“自好之士多讲气节。讲之不­精­，则流于傲而不自觉。风节守于己者也，傲则加于人者也。”也就是说，讲气节要防止一个傲字矜字。历史上很多怀负奇才的人，一般都不乐意被别人以常人视之，所以韩信见樊哙而自羞，最终为人所灭；齐桓公九合诸侯，却因葵邱会盟略有矜傲，最终九国相叛；关羽忠勇贯天，却因一念之矜，身败于徐晃、地丧于吕蒙。因此，“能下人”，人皆信之；不自矜，危而得安。自古以来，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立身者，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情商虽然是现代才有的概念，但认识自身的情绪，妥善管理自己的情绪，自我情感激励，认知他人的情绪以及人际关系的管理等现代情商概念中的这几方面内容，在任何时候都是十分重要的。

情商是一种能力，情商是一种创造，情商又是一种技巧。既然是技巧就有规律可循，就能掌握，就能熟能生巧。只要我们多点勇气，多点机智，多点磨练，多点感情投资，我们也会像“情商高手”一样，营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生存的宽松环境，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交际圈，创造一个更好发挥自己才能的空间。

智商不高而情商较高的人，学习效率虽然不如高智商者，但是，有时能比高智商者学得更好，成就更大。因为锲而不舍的­精­神使勤能补拙。

曾国藩正是这样一位情商大师，情商，就是他的一种另类战略。

1．解放思想，终生读书，以读书为乐（1）

有个笑话，说一位学经济管理专业的大学生毕生后到某企业工作。

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老是抱怨自己专业不对口。

有一次，经理忍不住了，微笑着问他：经济管理，经济管理，是不是要让你当经理，才算专业对口？

从书生到将军，从侍郎到大帅，这是典型的专业不对口。

但是，曾国藩从来没有考虑到专业是否对口，他只问自己能力是否对口。

专业对口是现代年轻人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其实，这个概念不能一概而论。确切地说，相对于某些技术型工作而言，专业对口确实有利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工作。然而，对于领导管理艺术而言，不存在专业对口不对口一说。

曾国藩就属于典型的外行领导外行。

他没有进过军事院校深造过，也没有如张良他们那样好的运气，替一个老头捡一只鞋子就免费得了一本“天书”，他家里也没有祖传兵法秘笈。他所学的专业就是“科举”，所看的“教材”和他同时代所有的人都一样，都是“四书五经”，人们把它们叫经学，叫程朱理学。他甚至没有钱进贵族学校，也没有拜过名师，他的那些老师都是乡下里不会说普通话的“民办教师”。

他后来进了京，入了殿，做了官，还做了兵部侍郎，然而，那是因为皇帝看他在礼部太清闲了，让他做点事，就让他到兵部兼职。

总之，让一个没有专业背景，没有带过一天兵的人去做大帅，而他竟然敢说当就当，而且竟然只有他一个人当得最好；让一个没有一天地方官，甚至没有任何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去做封疆大吏、大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而他竟然说做就做了，而且竟然没出问题。这真是个“奇迹”

他到底有什么诀窍？

历史经验表明，每当就业形势紧张，一股新的读书无用论就会冒上来。

这就让我想起古代的科举考试，也有一样的论调，当时能够考上科举的毕竟比例极少，大多数读书人始终徘徊在科举大门外，于是不少人一边考着科举，一边在大骂科举。

古今对比，我觉得他们对待读书的态度都抱有一种严重的功利­性­。在现在的人看来，读书就是为了找个好工作，读书就是为了赚大钱，娶美女。

曾国藩读书就呈现出一种不同于时人的思想。他早年学文学，除了应试这个目的之外，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想成为一个文章高手。他有这个志，所以他也敢目余无子，在京城考试时，就想和当时最厉害的文章高手们比个高低。

在科举时代，一般来说考上科举后，再读书的人就很少了。现在，一般人也是认为大学毕业，读书时代就结束了，该读书时买不起书，工作后又不想读书，或者找借口说没有时间读书。所以现今的中国人，人均读书买书的册数可能是世界最低的。

曾国藩虽然也是科举出身，然而，他却有着一种比时人更超脱的观念，那就是不专一于科举，能中举固然很好，在他看来，科举出仕的好处主要就是能尽孝道，慰藉高堂；不能中举也不必太在意。他对曾国华说：

吾谓六弟今年入泮固佳，万一不入，则当尽业前务，一志从事于先辈大家之文。年过二十，不为少矣，若再扶墙摩壁，役役于考卷截搭卜题之中，将来时过而业仍不­精­，必有悔恨于失计者，不可不早图也。余当日实见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尝入泮，则数十年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仍然一无所得，岂不腼颜也哉？此中误人终身多矣！温甫以世家之子弟，负过人之姿资，即使不入泮，尚不至于饥饿，奈何亦以考卷误终身也。

1．解放思想，终生读书，以读书为乐（2）

这番话说的真有振聋发聩之感，这不仅是对六弟所说，莫啻于对洪秀全等而说。

曾国藩认为，读书治学有为人为己之分。孔子也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什么叫为己？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文章为了自修而读书。什么叫为人？为人就是为了装门面给人看而读书，或者为了谋饭碗而读书。

曾国藩始终坚信，读书是修身立志、储才养望的关键途径。

他说过：“成大事者，必先读书。”读书是“夺天下人之心，为我所用。”“养成读书好习惯，一辈子不寂寞。”

前人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不就是读书是为了赚大钱、娶美女的古文版，就是读书工具论。读了一辈子书的曾国藩读出了乐趣，读出了金石之声。

“君子有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三乐也。”

读书可以变换骨相。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

读书第一要有志。废志无以成学，废学无以成才。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恒，第三要有识。

没有志，就如一个人没有方向。“杀不尽的猪，读不完的书”，茫茫书海，一个人一生能读几何？可见，没有志是不行的。有了志，读书便有了方向，沿着自己的目标而有选择地读书，所谓书山有路，志就是路。

曾国藩读书到死。哪怕是在战争最激烈，最忙的时候，他仍然读书不辍。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可以说一天不如一天。为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1月17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

曾国藩打破传统，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

曾国藩虽然很强调德，但他并没有将道德修养置于象牙塔内，而是将它与修业做事联系起来，一方面努力敬德，一方面不断修业。修业就是通过读书、实践不断提升自己的办事能力、处事才­干­。“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沗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自身。”尤其是到了晚年，曾国藩越来越重视君子的才识。

中国古来就重视分别君子小人，曾国藩对此提出“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知人诚不易学，晓事则可以阅历黾勉得之。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均可徐徐开悟，以冀和衷；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可见，无论是德还是才，都需要后天的读书学习、导引和修炼。

读书之法，用曾国藩的话来就是博。“气吞余子无全目，学如富贾在博收”，确立起终生学习的观念，反对“读书在­精­不在多”的说法。

曾国藩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学业­精­进，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从读《朱子全书》中活学活用“朱子读书法”。通过书本与宋代大儒朱熹的“相遇”，32岁时的曾国藩于读书上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子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仡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慢火温之，将愈者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进城内，摒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

1．解放思想，终生读书，以读书为乐（3）

曾氏所说的“克己之学”，就是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猛火煮”，就是博学，时间上集中­精­力猛读。

不久，他又悟道，读书要恒：

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贴百字，钞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后汉书》百卷，皆朱笔加圈批。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

通过读书，亦培养了自己的恒心，这表明曾国藩从读书中参悟到的境界已非一般。由此，曾国藩才有论读书之乐。在给儿子纪泽的信中，曾国藩论读书之乐颇为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