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面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浡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万里流’之句，苏子瞻有夜卧濯足诗，有浴罢诗，亦人­性­乐水者这一快也。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

晚年，曾国藩还对自己一生的读书情况有一个总结：

念余生平虽颇好看书，总不免好名好胜之见参与其间。是以无《孟子》“深造自得”一章之味，无杜元凯“优柔厌饫”一段之趣，故到老而无一书可恃，无一事可成。今虽暮齿衰迈，当从“敬静纯淡”四字上痛下工夫，纵不如孟子、元凯之所以云，但养得胸中一种恬静书味，亦稍是自足矣。

这当然是他自谦之辞。实际上曾国藩又说过一段话：

平生读书，百无一成，而于古人为学之津途，实已窥见其大。

所谓“窥见其大”，首先是立定规模，博观群书，然后是求­精­求熟，约取­精­髓。正是这样，曾国藩从书中读到真学问。当然，这又与曾国藩读书格外重视书中之味、闲适之境、旷远之趣等与事有关的一切。这不仅培养了他穿透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迷雾的能力，也造就了他能从微几之处洞察历史的走向的敏锐。

人必先润身，方能“及物”，这正是曾国藩与一般理学家、词臣们迥异其趣的地方，这样一来，曾国藩的学问才既立规模，又有真知大源。故《清史稿》在评价曾国藩事功之时指出：“国藩事功，本于学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也是最早打造学习型团队的人。

我们知道，湘军士兵大多是农民，三斤的锄头两斤的把，农民哪认得几个字啊，但曾国藩硬是把读书之风刮进了军营。首先，他大量启用书生带兵，其次，不打仗的时候，让农民出身的湘军士兵读书，胡林翼请来儒者为军中将士讲授《四书》《五经》，颇为类似于今天很多地方主办国学班，给那些腰缠万贯的企业家讲授国学；在现在人看来，湘军营地，一入夜则有刁斗声相伴朗朗书声从19世纪的军营里传出来简直有些让人不可思议。

曾国藩读书不是为了著述，如果说刚进翰林院之时，曾国藩读书的理想不过是做一个词臣，久之，也不过还梦想着“以文章报国”，那么，到后来，读书­精­进之后，完全一扫上述念头，专注于理学实践。

1．解放思想，终生读书，以读书为乐（4）

曾国藩给自己定下一个日课，内中有十二条，姑且称之为“曾国藩的MBA教程”：

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一会，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准）

读史（二十三史每日点十页，间断则不孝）

写日记（须端楷，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

日知其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有求深意是徇人。分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谨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

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保身（节欲、节劳、节饮食）

作字（早饭后作字。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曾国藩重视读书，重视读书人，这与他家教中坚持的耕读为本的观念有着密切关系。半耕半读，长期以来是湖湘风气中的一个特­色­。

曾氏家族出身农家，奉行耕读传家。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还颇为自得地写过一副对联：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有人认为，耕读文化其实是一种立基于小农经济的文化，此话值得商榷。

农耕文化无疑是中国农业文化的一大特­色­，它虽然起源于小农经济，但却并不就是小农意识的体现，恰恰相反，农耕文化养育了中国文化特别农业文化，固定了以自力更生、自强不息为特­色­的中国文化的根本，也是对官本位文化的反动。

曾国藩多次申述耕读的好处。

“大凡做官之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私肥一家而刻薄于亲戚族党。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

“将来若作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畜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曾氏家族之所以能够摆脱“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代苦二代富，三代吃花酒，四代穿破裤”这样一个怪圈，就在于曾国藩奉行耕读为本，立志于培养一个耕读世家。

2．解放思想，不唯书，敢于突破程朱理学

我们知道，曾国藩一生的前30年基本上也就是读书求官。他读的书和当时代的其他人所读书的完全一样，都是程朱理学，都是“四书五经”，都是科举应试之学问。很多人在问，曾国藩何以能在科举途中得以超脱出来？

程朱理学，在现代人眼里，那是最没有真学问的、老朽不堪的东西。科举应试，也早就被学者们看成是最害人的东西。然而，曾国藩却能一反常态，从这些最没用的书本里读出了真才实学，并且把它们运用发挥并成就了一生骄人的事功。

很少有人思考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这就是曾国藩读书方面的解放思想：不唯书，敢于突破程朱理学。

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曾国藩道学气很浓，甚至把他视为“道学家”，所谓道学家，就是理学家。理学是宋代以二程、朱熹为代表所开创的一代新儒学，他们提出，理是先天地万物而存在的，为学就是要“即物而穷理”，理在宋代的儒学里是居于最高范畴的，后来到明代中后期，以陆九渊、王阳明为首的一派，则以“心”为最高范畴，因称“心学”。理学，原称道学，《宋史》即有“道学传”。但是道学这一名词为时人取用，是在南宋。1183年吏部尚书郑丙上疏，提及“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监察御史陈贾也对孝宗赵春说及：“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及谓己独能之。”他们攻击得最厉害的对象，却是朱熹。道学词，也是个贬义词。

朱熹其实算不得道学家，后人对朱熹的误解很大。曾国藩也算不得道学家。曾国藩虽然褒扬程朱，反对空谈心­性­，要立足于经世致用，但他却在很多场合控诉理学和理学家。如他在给郭嵩焘的一封信中写道：“­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曾国藩后来也罗致一批道学先生，“然第给以厚糈，不假以事权。”把他们养起来，并不要求他们做事。因此，有一次他的亲信幕僚对这些人有不敬之词，他便直言不讳地告诫道：“此辈皆虚声纯盗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然彼所以能猎得厚资者，正赖此虚名耳。今必揭破之，使失其衣食之资，则彼之仇汝，岂寻常睚眦之怨可比，杀身赤族之祸，伏于是矣。盍戢诸！”可见，曾国藩明知其人却把他们养起来，实际上也是出于与人为善。

曾国藩的思想解放首先就是从突破程朱理学开始的。比如当时学术界汉宋对立非常严重，而曾国藩力主调和汉宋；再比如大家熟悉的曾国藩一生三变，先是习程朱理学，后转为法家的严刑峻法；再在江西失败后又转为道家哲学。这样他又调和了儒法道，并融这三家于一身。

此外，据曾国藩的后裔聂其杰透露，曾国藩于佛教亦有汲取。聂是曾国藩的外孙，他在《德育古鉴》中说：“昔曾文正公早年读袁了凡立命说，遂有志学圣贤，改号曰涤生（见求阙斋日记省克门）。公撰纪氏嘉言序，深以佛氏因果祸福之说为善，谓其警世之功，与吾儒同。晚年日记，犹言生平愆尤丛集，撰联自警。然则公之学修，始终得力于了凡之学；即因果祸福之说也。故公之为学，务实践而不托空言，以视一般程朱家之争门户意气，而鲜实效可称者，度量之相越何其远也。程朱学者好为高论，动言人不当欣于福而为善，畏于祸而始不为恶，故了凡之说，每为人所讥诋。而不知以欣畏劝人，莫先于孔子。‘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非孔子言乎？‘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文经乎？以文正之贤，犹赖于因果祸福之说以资警策，而谓凡庸之材，不必有所欣畏而自然能为善不为恶乎？”

此说曾国藩之学修完全得力于明朝佛教大居士袁了凡，当有所夸大。然曾国藩能突破程朱理学尤其是汉学宋学之藩篱，融摄百家，当是事实。正如何贻焜在《曾国藩评传》中所说：“曾公处儒家之地位，虽以其说（指佛门教义）为妄；于其警世之功，亦加以赞扬；盖亦颇有折衷之趋向，诚不愧为一综合学派也。”

不信书，信运气。这是曾国藩晚期的心得。

不信书，就是不盲从书中的教条，运气就是自己的悟­性­。在读书中悟方法，悟明道经世之术。

在京居期间，自涤旧生新以来，一有闲暇，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广西事变发生，曾国藩冷眼旁观朝廷的调派指挥，就能敏锐地察觉到，皇帝指派大学士赛尚阿亲自带兵，“岂不知千金之弩轻于一发”，只是因为朝廷再也派不出别的人来。他准确地预见到赛尚阿不是太平军的对手。一般人只以一书生出而致用，终能镇灭洪、杨，都引以为异。而不知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十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师期间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切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道曾国藩的成功，绝不是侥幸得来的了。

他的弟子黎庶昌这样说：始公居京师，从太常寺卿唐公鉴讲授义理学，疾门户家言，汉宋不通晓，亦宗尚考据，治古文辞，与蒙古倭公仁、六安吴公廷栋、师宗何公桂珍、汉阳刘公传莹、仁和邵公懿辰数辈友善，更相砻砥，务为通儒之学。由是­精­研百氏，体用赅备，名称重于京师。

可知，曾国藩迅速发迹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通过读书获益颇大。

曾国藩还曾经说：近世所学者，不以身心切近为务，恒视一世之风尚以为程而趋之，不数年风尚稍变，又弃其所业，以趋于新，如汉学、宋学、词章、经济以及一技一艺之流，皆各有门户，更迭为盛衰，论其原皆圣道所存，苟一念希天下之誉，校没世之名，则适以自丧其守，而害于世。

此说到现在仍然有现实意义，追逐新潮，弃本求新，以至学问成为一时之时尚。曾国藩本着“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故能超越于时人之上。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