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读书有两条门径可寻，其一是修身不外读经；其二是经济不外读史。

在曾国藩立下澄清天下之志之前，曾国藩只不过想做一个能传诸后世的词臣。对于理学尚不怎么热心，后经唐鉴、倭仁等人的引领，并教之以“朱子读书法”、研几工夫后，方进入理学之堂奥，此后刻苦磨砺，终于成就一代大儒。

程朱理学奉行义理、考据和辞章，而曾国藩另增“经济”一条。

所谓经济，即经世致用之学，一反清代尚空谈的理学风气，和乾嘉以来尚考据的“实学”风气，讲求实事求是的学问。

在向子弟们传授读书心法时，曾国藩指出：经济不外读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制度不外乎此。

他又说：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曾国藩对史的兴趣最早可以追溯到他考进士不第，在回乡途中，借钱买了一部二十三史开始，由于受到父亲的鼓励，便开始读史。他的日课（MBA教程）中既有“每天读史十页”之语，又有“柔日读经，刚日读史”之说，足见他对史的重视和强调。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兼哲学家休谟说过：历史不仅是知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而且也打开了通向其他各个部分的门径，为许多学科领域提供了材料。

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兼哲学克罗齐也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魏僖也说：经世之务莫备于史。

曾国藩也把读书的重点放在史上，不仅推崇《通典》，尤推崇《资治通鉴》。他对后者还有详细的评述：

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论风俗，因蜀汉而论正闰，因樊英而论名实，皆能窃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

这样的读史心得，即善于借鉴历史，更新观念。他从读史中获得的益处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二十四史一一点读过后，曾国藩对历史人物的考评即有了自己的看法。

他出山帮办团练之时，即有心组建一大团，意即自创新军。他从历史上的戚家军看到了组建湘军的好处，便模仿戚家军来打造湘军。

湘军誓师出征之时，曾国藩特作《讨粤匪檄》，敏锐地抓住了历史文化的核心和要害，针对太平军的文化破坏和人伦毁灭作了尖锐的反击和批判，在心理上取得了压制敌人的优劣，鼓舞了民心和士气，赢得了最大限度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

他对中国文化正宗的把握，被毛泽东等称为有“大本大源”。

可以说，曾国藩的成功与他能穿透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迷雾，善于从微几之处洞察历史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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