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喜欢读书的关系，曾国藩也结识了不少当时奇才。如在湖南有“小亮”之称的刘蓉、“今亮”之称的左宗棠、“老亮”罗泽南，还有郭嵩焘、江忠源等。

道光二十五年（1845），安徽才子李鸿章进京赶考，他的父亲李文安是曾国藩的同年至交，即命儿子拜曾国藩为师。由此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关系。

科举制下，凡在考试中被录取的考生，很自然地就成了考官的门生，曾国藩先后担任翰林院庶吉士教习、侍讲学士、会试同考官、殿试读卷大臣，四川乡试正考官、武会试正总裁等职，由此建立起来的师生关系也颇丰。

曾国藩还特别注意从读书人中物­色­人才。

身为湘军统帅，曾国藩看到绿营将领无人可用，汉人卿相中亦乏妙选，于是，只有启用读书人带兵，纯用书生为营官，率诸生员、文童，以忠诚相期奖，一改营官积弊。大肆网罗读书人、知识分子，不拘一格提拔他们担任湘军各级文武将领，开创了近代史上“士人领山农”的局面。

对各级将领，曾国藩仍然用读书人的标准来要求他们，在忠义血­性­的前提下，要求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拣选将才，则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

一时间，湘军上下聚焦了大批读书人，曾国藩当年的抱道君子，读书同学，门生学子纷纷聚集其旗下，可谓慰为大观。曾国藩他们还把读书之风带进军营里，不仅自己给士兵们讲课，还要求各将也要以身作则带领士兵读四书五经。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王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并把《船山遗书》（特别是其中的史论）当作“千秋金镜，帷幄珠囊”来读。

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刊刻之先就大量反复地阅读了能够寻找到的船山著作，尤其对于《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性­著作已烂熟于心，多有心得体会，日记中均有记载。在他的推荐与倡导下，一些湘军将领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之前就已开始研读船山著作，而在《船山遗书》刻成之后更加形成Ｇao潮。

这批将领也不只是仅仅研读船山著作，而且也像曾国藩一样，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正如郭嵩焘所说：“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赞颂船山、弘扬船山，显然从《船山遗书》中获益匪浅。

光绪年间湖北学政孔祥麟说：“船山所著史论，具上、下古今之识，指陈历代之兴衰治乱，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皆多。盖夫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备之废弛，后由兵谋之未娴，故于历代兵事谋之甚详。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戎机，遂能削平大难。”

这就充分道出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帅们为什么在戎马倥偬的战火中，如此认真地研读、刊刻、提倡、弘扬《船山遗书》的历史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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