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动是曾国藩的天­性­，31岁之前的曾国藩几乎总是难改这一毛病。

1831年，曾国藩改号涤生。他说：“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但改号多年，“不学如故”。

做了翰林之后，曾国藩仍然“往来征逐，不能安坐”。几乎没有哪天不出门的，哪怕外面刮风下雨，自己无事，都要出门。有一次，他竟然应人之邀，“欣然而往”，到菜市口观看怎么斩一大臣。

平时交友，言语之间，心有骄气，总不虚心。

因为心浮，不能读书的情况经常发生。

后来，意识到自己的处世方法带来的问题后，醒悟过来，“自从丁书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土，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亦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屡蹈怨尤，从讥取戾”。

因此，31岁之前的曾国藩，与之后的曾国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他之所以能修炼变化自我，基本上得益于师友挟持、自以为非，我们在前面讲过，“师友挟持，虽懦夫亦有立志”，是曾国藩的一大心得。然而，最关键的还是他能接受好友的指摘，并且立志改过。如好友邵蕙西当面批评他过。在这一天的日记里，曾国藩如实地写道：

蕙西面责予数事：一曰慢，谓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二曰自是，谓看诗文多执己见也；三曰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

邵蕙西所批评的有三桩：一是怠慢，结交朋友不能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诗文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对他人能做出几副面孔。

曾国藩听了好友的批评，不但不生气，而且欣然接受：“直哉，吾友！吾日蹈大恶而不知矣！”类似的情况还有陈岱云。

陈岱云与他彼此相劝以善。“岱云言余第一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药石也。”

醒悟之后的曾国藩时时注意检点自己：

“凡喜誉毁恶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为已矣。谨记于此，使良友皆知吾病根所在。”

“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以礼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漫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凡事之须逐日检点者，一日姑待后来补救，则难矣！况进德修业之事乎？”

“孔子之所谓巧令，孟子之所谓，其我之谓乎？以为人情好誉，非是不足以悦其心，试思此求悦于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且我诚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语，积久人自明之。不赞，人亦不怪。苟有试而誉人，人且引以为重。若日日誉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切戒，切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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