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上述考量，曾国藩进一步把人才的标准具体化。

什么是人才？他认为：“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

又说：“尤以习劳苦为办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劳苦这人，日久自有大效。”

事实上，正如他所说“没有一成不变的君子”一样，世上也没有一成不变的人才标本。

他在《才用》中阐述道：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茓­；嫠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耙。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

这就是说，明明一个贤才，但如果用的不是地方，则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废人、庸才。牛是最合适耕田的，但如果偏要他去捉老鼠，再聪明的牛也做不到。

可见，是不是人才，关键在于使用。人才不是万能的。

出于对人才的认识，曾国藩明白，只有让贤德的人当道，占据势位，可以使民众形成讲义的风气，长久下来，整个社会的风气就会大为好转。“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一个有才­干­的贤德者，如果他能转移十个人，必然也各能转移十个人。这是成几何级数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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