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掖人才，也是曾国藩培育人才的重要方法。他知道“人才往往有大欲存焉”，于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曾国藩也注重择优封典。

传统意义上对人才的奖掖无非二途，一是升官，一是发财，然而，曾国藩对人才的要求与众不同，他要求真正的人才要不爱钱，不爱权，不要命。他曾把保举人才比喻为对禾稼的灌溉，位愈高权愈重，曾国藩保举人才愈是谨慎。所以受他保举的人大多数是只是一个虚衔，而没有实职。

不是曾国藩有意为难部下，相反，他是有意识地纠正官场滥用保举以至于贿赂公行的恶习。他何尝不明白“人才以奖借而出”？

当时，真正了解西方的知识分子首推容闳。在天京之行失望后，他逐渐寄希望于曾氏。他在自己的*中写道：“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他在中国的事业，就是在曾氏支持下开始的。近代中国的第一批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都曾是他幕中人物。郭嵩焘是其挚友；而薛福成则是一介书生，是在他直接培育下脱颖而出的。

湘军其他代表人物如胡林翼“自开府湖北以来，即以移风易俗为己任”，罗泽南则以“敦我天伦，植我天纪，序我天秩，复我天常”要求自己。他们先后还设立忠义局，褒扬忠义，慰忠魂而维风化。

很多湘军阵亡将领，在其出征地、作战地、阵亡地都各有专祠，湘军统帅亲自为昭忠祠题词作记，予以表彰，如曾国藩在较著名的“湖口楚军水师昭忠祠”、“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湘乡昭忠祠”、“金陵楚军水师昭忠祠”作记，目的就是要“于表彰忠孝之中，隐示维持名教之道”，“以劝臣节而正人心”、“维风教而励人心”。

曾国藩基于普通大众的现实情况，一心以培育人才、引领流俗为己任：“扰扰万众，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导之东而东，导之西而西；习于善而善，习于恶而恶。其始瞳焉无所知识，未几而嗜欲，逐众好。渐长渐贯，而成自然。由一二人以达于通都，渐流渐广，而成风俗。风之为物，控之若无有，之若易靡；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人之力，而莫之能御。”

这一愿望获得了众多同志好友的同情和声援，诸如胡林翼、刘蓉等人也大倡“正风俗以厚人心，实为救弊之亟务；而兴教化以端士习，则又救时之要图也。”

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家书中称：“吾湖南近日风气蒸蒸日上。凡在行间，人人讲求将略，讲求品行，并讲求学术。”

这表明，曾国藩的努力收到了理想的成效，特别是对于开湖湘风气，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刘体仁在《异辞录》中云：“湘军自讲学而起，修道为教。”不仅从湘军中走出来的尚书、侍郎、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有三十多人，司道以下官员更多，二品以上的武官数以千计，三品以下更无法胜数。中兴将帅，什九湖湘。一时湖湘人才蔚为大观，引为当世奇观。更重要的是，培育出湖南人的团队集体观念。

植耕于农耕社会的中国，向来被西方人称为一盘散沙，在他们的眼里，中国人亦即乌合之众。湖南自不例外。然而，自湘军兴，这一局面为之改观，湖南人团结意识，集体观念明显形成。湖南人的显著事功、卓尔德行，又激发起湖南人的自豪感与积极进德修业的榜样作用。

曾国藩曾说过一番颇有远见的话，他在家书中对子弟说：

“目前能做到湖南出­色­之人，后世即推为天下罕见之人矣。”冀此鼓舞家人及湖湘子弟努力奋进。

曾国藩的期愿并没有落空，不仅他的两个儿子出类拔萃，而且湖湘子弟并没有因为曾国藩的去世而沉沦，在左宗棠等其他湖湘士人的率领下，“湖湘子弟遍天山”的局面进一步光大。

数十年后，在湖湘大地，华兴会、新民学会、南学会、农民协会等一个个锐意进取的先进团体先后成立，并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见证。

湖南人经商办实业，建学堂办教育，出洋去留学的现象同样在全国走在前列。诸如时务学堂，一时成为维新的基地；《湘报》、《湘学报》等传媒发达，成为宣传革命的重要平台。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部省级宪法也在湖南诞生。湖南人的革命­精­神与创新意识得以总爆发，连素以保守派著名的首领王先谦，既是岳麓书院的山长，同时又是两湖轮船公司的大股东。所以，人们把曾国藩看作是开湖湘风气的关键人物，并非溢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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