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上的自卑，使得清帝国不得不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军事上的统治，使得清帝国不得不从严防范汉人。可以说，260年的大清帝国，基本上没有国防军的概念，八旗和后来的绿营主要散布全国各地，用来防备汉人造反。

大清朝的强盛，依赖于中华固有文化的强大惯­性­，以及传统的经济支柱。其次，在军事上，大清朝也拥有无可否认的兵力优势。据学者统计，当时大清有八旗兵20万，绿营兵60万，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常备军。比照英国的兵力，14万正规军加上6万国民军，总共才20万。在鸦片战争初期，英国远征军海陆合并才7000人，到战争结束时，也不过2万人。再加上，大清的军队是以逸待劳，即便是在冷兵器不敌热兵器的情况下，英国远征军叩关而入，也不可能抵挡大清军队的人海战术。但是，最终结果却是恰恰相反，以逸待劳反而变成了疲于奔命。

这里的原因，就有曾国藩所强烈要求变革的军队编制与体制问题。

“绿营中的营，没有固定的编制，而是根据驻守地区是否重要、执行任务繁简程度而决定，人数从200至1000余名不等，长官亦分为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四级，官秩从正三品降至正五品不等。例如，守卫海防重地吴淞口的吴淞营，因地位十分重要，共有兵弁1100余名，长官为参将，直隶于苏淞镇总兵。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营以下的建制及其分散驻防。据《宝山县志》，吴淞营营以下分哨，哨以下分汛。吴淞营除200名兵弁驻守吴淞口西炮台外，共余800余名分布在县城及35处汛地。防守范围包括宝山县大部及嘉定县的一部分。每一汛地，驻兵数名、十数名、数十名不等。”

“就近代军事原则而言，兵力分散意味着战斗力的削弱。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一旦发生战争，要将这些分散的小部队集中起来，又是何等不易。在实际­操­作中，全部集中是完全不可能的。”

北方的八旗本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主要驻扎于北京及其附近地区，拱卫京师，兵力占了八旗的一半。其他兵力则分散于全国，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监视各行省，担负着维持社会治安，保持政治秩序的责任。这等于承担了警察的职责。是为了方便各地随时可以找到一支可资利用的部队，及时*民众造反。也就是说清军的基本职责是以防民为主，内卫为主的­性­质。

因此，战争一旦发生，各地守军平时的职责与任务并不能暂缓，相反，局势紧张更有必要监视民众，防止他们乘机生事。于是，发生战争的交战地区的兵力就主要靠从各地抽调兵力，组成临时的部队。茅海建先生说：“抽调是鸦片战争中清军集结的唯一方法”。

1851年，广西发生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起事。为了弹压，清政府就调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率云南提督张必禄前往起事地点。然而，林则徐刚走到半路，就病死了。张必禄则走到了广西，但很快也步了林则徐的后尘。于是，清廷改调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漕督周天爵为广西巡抚，加总督衔，赶赴广西。但这两个人有矛盾，事有不顺，咸丰马上改派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率向荣为北路、乌兰泰为南路的两支部队赶赴广西，但向、乌二人意见也不统一。尽管这样，当时势力尚不大的造反派很快就被这支清军从四面八方团团围困在永安，只待瓮中捉鳖。但由于向荣听信部下一句什么“穷寇莫堵”的建议，当时就网开一面，洪秀全等人就从这个地方突围而出，从此便由广西进入湖南，再湖北、江西、安徽直到江苏南京，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一路流窜，一路裹挟，势如破竹，竟然定都于南京，改名“天京”。一个小“天堂”从此搅扰大半个中国，成了清廷首要的心腹大患。

清军之所以不堪一击，一般都认定是清军八旗、绿营的*无能。其实，导致清军没有战斗力的关键原因还有清军的兵役制度。

清朝的兵役制度被许多学者称为世兵制，茅海建先生称是一种“变形的募兵制”。就是说早期的八旗是一种相当于唐朝府兵制的兵民合一的制度，入关后，逐渐演化为从各旗各佐领中抽选固定数量的男丁当兵。绿营也一样。但与百姓不同，兵丁当兵后家庭可免征钱粮赋税。所以，清朝的士兵一旦加入军队后，就成了一种终身的职业，没有固定明确的退役制度，有的年纪很大了仍然在当兵。而士兵的家眷也随军住在营中，士兵并不是集中居住的，倒恰似今天的警察，平时就和警察一样上下班，吃饭也都在家里。

另外，清军士兵的收入不高，特别是到了晚清财政困境之后，士兵收入的低下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但要维持家庭的生计尚需另外想办法，寻找第二职业，如替人帮工、租种田地、作点小本生意，也就成了当时的普遍现象，当这些第二职业与正常的上班时间发生冲突时，他们也往往找人临时顶替上班­操­演。但有些士兵则另行寻找门路，敲诈勒索收贿受贿，就和今天一些不良警察为了抓收入就以上路查案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一样。这样一来，清军哪有时间和心思进行平时的训练呢？就其实质而言，大清军队已经与百姓无异，所不同的是，他们有着比百姓更多的特权。*最先从这里开始。最后发展到败不相救，胜反相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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