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年，咸丰二年八月，咸丰皇帝在太平天国势力越来越大，前线清军节节失利的沮丧中，先后在湖南、江西、江苏、浙江等省任命了49位团练大臣，将阻击太平军，拯救国家危亡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官员绅士身上。任命的第一个团练大臣，是前刑部尚书江西陈孚恩；十一月，任命的第二个团练大臣就是曾国藩。1860年又先后任命43个团练大臣。一共92个。

然而，将近100名团练大臣中，最终的结果却只有曾国藩一人成功了。这其中的奥秘何在？

曾国藩接到清廷要求他做团练大臣的时候，正在湘乡老家丁忧。此前的曾国藩本来一直在做京官，怎么突然想他让他出任团练大臣呢？

1852年的曾国藩，本来遇到了一个很遂心的机遇，兼遍吏部、礼部、工部、兵部侍郎的曾国藩，又兼刑部左侍郎，此时身为正二品侍郎的曾国藩，于这年七月下旬，又得了一个外放江西担任江西乡试正考官的好差使，这个差使即便按照正常渠道，曾国藩也能得到一笔外快。

9月8日，曾国藩刚走到安徽太湖县的小池驿，就遇上了从湘乡老家赶来报丧的家人，得知他母亲去世的噩耗，于是他不得不放弃做主考官的差使，按惯例踏上回乡奔丧的路途。10月6日，回到家乡。

初抵家乡，他就发现家乡人人皆习武艺这样一种以前没有过的现象，于是，在给儿子纪泽的家书中谈到了他的感受：

“土匪决无可虞。粤匪之氛虽恶，我境僻处万山之中，不当孔道，亦断不受其蹂躏。”

然而，仅仅过了月余，曾国藩就接到了时任湖南巡抚的张亮基从长沙派专人送来的书信，道是长沙情势危急，企盼这个享有盛誉、丁忧在家的侍郎出山，以解长沙之急。

然而，曾国藩委婉而又坚决地拒绝了他的邀请。

曾国藩不愿出山的原因，在咸丰二年十一月他写给好友刘蓉的信中作了如下解释：

国藩之所以迟迟赴局谙诸君子之后者，盖自七月二十五闻讣，至十一月初五始克释缟素而更墨絰。若遽趋县城，既不可以缟素而入公门，又岂可竟更墨絰，显­干­大戾。且局中要务，不外训练武艺，催收捐项二端。国藩于用兵行军之道，本不素讲，而平时训练，所谓拳经棍法不尚花法者，尤懵然如菽麦之不辨。而侧闻石樵先生之胆勇，及左右与罗山、赵、康、王、易诸君子之讲求切实，国藩寸衷自问，实不能及十分之二三。至于催促捐项，无论斩焉在疚，不可遽登人门，即便冒尔从事，而国藩少年故交，多非殷实之家，其稍有资力者，大抵闻名而不识面，一旦往而劝捐，人将有敬而远之之意，盖亦无当于事理。是以再四踌躇，迟迟未出。

这封给好友的信，应该道出了曾国藩不愿出山的实情。曾国藩的顾虑有三：一是他虽然做过兵部侍郎，但对于行军打仗确实陌生，对于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情，曾国藩自然不敢轻易入局；其二，对于筹饷劝捐一事，则限于自己的资源，其故交好友多寒素之家，而有些家底的人又都是闻名而不曾见面之人，涉及到银钱的大事，曾国藩哪有把握能筹到钱？其三，自己实实在在有孝在身，出山就是夺情。

从这封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夺情这条顾虑，倒并不是最主要的。但到了后来，这一条顾虑反倒成了曾国藩不愿意出山的最主要的理由了。究其实，曾国藩的内心深处还是顾虑前二条，只不过这只能和心腹好友说，不足与外人道也。这不能说曾国藩虚伪，而恰恰表明他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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