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曾国藩讲“不忠于谋鄙人”，是针对入蜀而言。因为当前左宗棠是在曾国藩幕中襄办军务，而且此时平吴的情势远比入蜀要难得多，曾氏正嫌力单，左氏正在训练新军，有左在此，对于平吴大有裨益，如左氏离去，对曾氏平吴显然不利，故而说入蜀不忠于谋鄙人。尽管如此，考虑到左氏之才堪大用，不忍留他而耽误其前程，曾国藩仍然主张其入蜀。在这一件事，曾胡并没有歧见。事实上，在胡林翼死后，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四月，奏请将左之襄办升为帮办，以期事权渐属，储为大用，十二月又专摺密请授左氏为浙江巡抚。对待左宗棠这个经常在给胡林翼信中表达对曾国藩不屑的人而言，曾国藩能做到这样，有几人可比？

第二，平吴之策略分歧。

两个不同身世和­性­格的人，共事的时候不可能绝对一致。在平吴一事上，胡林翼遵照朝廷“兼程前进、收复失地”的旨意，提议分兵奇袭，一出杭州，一出淮扬。曾国藩却不敢以区区万人径赴太平军密集之地，因此，不管朝廷如何督责，胡林翼如何激将，也不管吴中官绅如何吁救，他总是以不变应万变:牢守鄂、赣后方，先清皖南，次及皖北，次及吴越，以上游规取下游。

现在看来，胡林翼所做的更多的是考虑如何遵守朝廷的旨意，他想要的是如何奏效，给朝廷一个满意的答复。而曾国藩对朝廷的旨意并不特别在意，当朝廷的旨意与自己的长远规划相背时，曾国藩采取的是拖延或者不理不睬，这大约也与他长年与朝廷的关系尴尬有关。这样的前例早就有过，在曾国藩尚在湖南训练湘军时，朝廷就下数道严旨要求曾国藩迅速出省援救，但曾国藩以军队训练未成拒绝出省作战。朝廷关注的是收复失地，曾国藩关注的不在一城一池的争夺，首先是全军，其次是要站得住，他更关注可能付出的代价。一言以蔽之，曾国藩更注重长远，而不在眼前的利益。

要说全局观念，胡林翼关注的全局是从空间上来讲的，他眼中的全局是全国；曾国藩关注的全局是从时间上来讲的，他眼中的全局是能否最终消灭太平军。

这里的差别就与二人的身世遭际关系密切。胡林翼前程顺利，其忠勇奋发的劲头是老曾不能比的；曾国藩长期屈沉，对朝廷从内心里多有怨望，也多有恐惧，故而事事小心，老成沉稳。总体上来讲，曾国藩对朝廷不似胡林翼那样一味顺从，多了几分君臣斗法的味道在。

第三，太湖战役的分歧。

显示出二人对待集团利益与民族大义的差别的，便是太湖战役之争与勤王举措之异。

太湖战役是曾胡谋定平吴方略即安庆之战中的一部分。

咸丰九年冬，在历次战役中屡立战功而步步高升的多隆阿以新任都护接替荆州将军都兴阿之防区，配合湘军作战。向来以骄横著称的多隆阿要求接统湖北境内之湘军鲍超、唐训方、蒋凝学等部，依据是都兴阿将军离营前曾奏请将自己所统之部概归多隆阿统帅。但鲍超、唐训方等人本就不服多隆阿。故而多隆阿请邓嶰虚赴曾国藩处告状，声言胡林冀多有掣肘，不肯放权，并举出上一年李续宾、曾国华三河惨败，就是与多部意见不和的结果，要曾国藩说服胡林翼拨军与之，助攻安徽太湖县。

多隆阿的这一举动并没有获得曾国藩的好感和支持，且不说三河惨败，搭上自己亲弟弟和爱将两条­性­命，单就胡林翼平时格外看重多隆阿，而如今多隆阿反过来吿其状这一条，曾国藩就不屑理睬。于是曾国藩十一月十一日致书胡林翼，在介绍上述情况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侍以其词气骄亢，颇怀隐虑。又闻鲍镇不服多之为人，深恐归其节制，鄙怀尤用不怿。盖鲍之意既虞公伸多而抑鲍，多之意又疑公与侍皆右楚而左旗也。此时稍有举动，必致决裂，侍只得用老僧不闻不见之法（不赴荆桥、百牌，亦不助攻太湖），或扎黄梅，或扎宿松，敝处全军决不分开，消彼一切猜心。”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