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国藩众多的幕僚中,李元度与他的相交堪称患难之交。
1854年4月,曾国藩轻信人言,出兵靖港,惨受惨败,羞愧交加,投水自杀,被李元度和另一随从章寿麟救起。
获救后,曾国藩上奏朝廷,自请降罪。
不久,朝廷降旨:“着加恩免其治罪,即行革职,仍赶紧督勇剿贼,带罪自效。”
革职事小,然而,对曾国藩至关重要的“专折上奏”的权力也随之被剥夺了。
这对于曾国藩来说显然十分不利。李元度对曾国藩说,这意味着曾国藩与皇帝的直接沟通渠道就断绝了。万一朝野对曾氏和湘军说三道四,曾国藩连说话解释的权力都没有。
这时李元度早已替他草拟了一份奏疏,向朝廷索要这个“专折上奏”权。
然而,此时此刻向朝廷要权,弄不好会招致更大的麻烦,故而曾国藩举棋不定,不敢决断。
李元度反复劝说曾国藩下定决心上折,并表示自己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曾国藩感其诚,就以李元度的折稿为底本,反复斟酌修改后,以密折形式呈上。出乎意料的是,朝廷竟然允准,这样,曾国藩的专折上奏权得以保留。
经过这一次之后,曾国藩对李元度更加信任,两人同吃、同住,几乎无话不谈。李元度也很快在曾国藩的保举下开始了仕宦生涯,做了知县并加内阁中书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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