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对我们认识曾、李关系无疑有着重要的帮助。

我们完全可以从下述事实中可以分析出李元度的“前期我负公”：

一是报喜不报忧：“足下专好说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足下”即指李元度，曾国藩在信中当面与他说，断不会有假。

二是能说不能做：“足下条理­精­细，而处事恒黯于大较；不解何故。”

“仁弟论文，则按脉切理，丝丝入扣；临事，则浮光掠影，曾无极深研幾之意。”

三是冒禀军功：“前此屡接函禀，言湖口贼不过千馀，他处探报亦然。近日尊处胜仗禀报前后共杀贼二千有馀；而湖城之坚如故，贼船之悍如故。”“

“自抚（州）来者皆言城内之贼不过二千馀人，老长毛不过数百；前后书牍所报杀毙受伤之贼，殆以万计，而贼焰转张。颇不可解。”

明明总共才一千多敌人，却冒出杀了二千多；明明不过二千多敌人，却被说成杀死杀伤以万计，这样谎报军功，曾氏焉能不惊？

四是冒用“贱衔”：“掘坟告示切弗再贴，尤不可用贱衔。凡举事为千万愚人所喜而为一二有识所笑，君子弗为也”。当日，江西民众乐于“从贼”，群相呼应。李元度不在安民、治军上想办法，却提出一个挖祖坟的创意，希冀借此惩罚“从贼”的绅民，他并在告示上冒用了曾国藩的钦差大臣名义。曾国藩认为此种“辱及先人”之举大为不妥，必为“有识所笑”，故加以劝阻。

五是不遵军规：曾国藩所治湘军，有三“宜”之法，屡教于各统领，分别是文法宜简，事权宜专，情意宜洽。他认为：“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统领或欲招兵买马、储粮制械、黜陟将弁、防剿进止，大帅有求必应，从不掣肘。”而李元度治下的平江勇却迥然有别，曾国藩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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