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回学校里兴趣小组交流，生物小组­干­的事情永远最滑稽，不是拿灰身果蝇跟黑身果蝇杂交，就是拿高茎豌豆跟矮茎豌豆杂交，反正只要是相似又不同的东西，比如河马和猪、筷子和铅笔、山羊和袁大头，在他们眼中，都可以拿来胡搞一番。胡搞倒还罢了，还非要瞧不起物理小组成员，比如夏冲，做的收音机不可。总之，完全是傲慢又心胸狭隘的家伙。至于眼前这一位，严竺的男朋友，教授的公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显而易见，自信得过了头，待人挑剔，目高于顶，妄下断语。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卢暮桥说，“试问，什么人跟别人不一样？与众不同的人！这岂是凡夫俗子的想法？”

夏冲嗤之以鼻：“如果我想当个乞丐呢？”

“这就是归谬法了，”卢暮桥说，“归谬法是一种很不道德的论证方法。你是个相当狂妄的人，只不过，别人是狂妄地跑上舞台去，你是狂妄地跑下舞台去。这一点，我看得清清楚楚。我懂心理学。听其言，观其行，我最擅长了。”

“懂心理学？”

“要不然怎么做生意？”

“做生意？”

“我喜欢听听音乐，买了不少打口带，后来我发现，很多人不买打口带，其实是因为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有这玩意，一知道了，多少也要买几盒。我批发了不少，在学校里卖，现在四中所有人买的打口带，从学生到老师，都是我卖的。要不然，你想想看，我怎么会有钱请你吃西餐？”

这说法倒是合理。夏冲好奇起来：“那你应该有很多打口带才对，刚才为什么还买了一盒？”

“对了，”卢暮桥欠身掏出那盒“油兔”，递给夏冲，说，“这是买给你的。你可以听听《sunday bloody sunday》，我很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背后有个故事，一九七二年一月三十号，星期天，在北爱尔兰第二大城市德里，上万人游行示威，抗议英国政府的一个政策，那政策是在北爱尔兰不经过审判，就可以把人拘留起来。游行队伍跟英国军队发生冲突，军队开了枪，打死了十四人，死的人大多数就像我们俩这么大。到了一九八三年，u2乐队发表了这个专辑，《war》，主打歌就是这一首，里面有一句歌词我最喜欢：这首歌我们还须唱到何时？”

“你关心北爱尔兰的什么屠杀？”

“有点儿关心。”

“只死了十几个人？”

“十四个。”卢暮桥说，“不应该这么看待问题。所有的屠杀，不管是中国的，还是俄国的，还是北爱尔兰的，古代的，还是现代的，过去的，还是未来的，死了十四个人，还是死了一万个人的，我都反对。”“这个，”夏冲不得不承认，“你倒是说得对。”

卢暮桥举起酒杯：“反对屠杀。”“反对屠杀。”“你这个人不错，可惜我没时间跟你交朋友，其实，我都没有时间见严竺。对了，不谈姑娘。反正我每天从睁开眼睛到闭上眼睛，只有一件事，努力学习。我跟你说，四中这种学校，完全是个变态学校。”“应该是。”夏冲猜测说。“在这学校，我卖了五百多盒卡朋特，可是只卖了四十多盒《war》。

买了《war》的呢，跟着唱几句的都少，大多数是赶时髦。有的王八蛋，穿透明衬衫，把这盒磁带放在衬衫的口袋里，封皮冲外，好让女生看见。要是不放这磁带呢，就放一盒红万宝路。都是装模作样。根本就没有几个人关心歌中唱到的屠杀。”卢暮桥将啤酒一饮而尽，“你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吗？”

“寂寞？”卢暮桥满面通红，奋力点头，颓然醉矣。“你他妈的说对了。”他说。

傍晚，我们离开伯爵西餐厅，坐在马路牙子上。我天旋地转，尽量跟卢暮桥说话，以便把注意力从翻搅的胃部移开。我问：“你家里常吃西餐？”卢暮桥说：“不吃。”我说：“我用词不准确，常吃苏联菜？”他说：

“主要吃炒土豆丝。”我说：“那就是你爸做菜。”他说：“我妈。”我想到一个苏联阿姨翻炒土豆丝的情景，顿时哈哈大笑。我感到自己醉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感到一切都非常愉快，眼前的一切别有妙趣，完全地令人满意。卢暮桥则完全相反，变得非常颓丧，眼中不见了咄咄逼人的锋芒，抱着电线杆子，忽而睡去，忽而醒来。一旦醒来，他就翻着眼白，不断吐唾沫，好像吐唾沫就能把舌头上的麻痹感吐出去似的。他问，几点了？我告诉他几点了，他就说，还没到放学的时候，还回不了家！状甚痛苦。我说，回家对他来说没什么好处，恐怕要被他的苏联妈狠揍一顿。他疲惫地闭着眼睛，继续抱着电线杆子，嘿嘿直笑。没过五秒钟，他又问，几点了？可见，对他来说，逃学真是一件痛苦难挨的事情。

车水马龙时节，下班的自行车流从我们眼前掠过，轴承格格作响，有人一边骑一边倒链子，哗哗有声。初中生带的饭盒用皮筋勒在后座上，磕得咔哒哒响。从我们面前过去了两千六百辆自行车。

八点钟，天黑了，卢暮桥好像有点儿醒了，问我：“我喝醉了？”这时我已经忧愁起来了，想着戚敏，就冲他点了点头。他笑眯眯地说：“我脑子清醒。”这时他的表情又诡异，又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