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鸽票一票赌注三厘银，一千票为一会（以票面的号码为凭，票局不可卖出逾一千号的票），卖满一千票即可开彩（也可积累若­干­会，到指定日期连开数会）。若中头彩，可得相当一票赌资３３３倍的重彩。与山票、铺票一样，是一种“一两博千金”的赌法。

但与山票、铺票还有不同。山票、铺票是赌徒互博，看谁赢得总额不变的彩金；作为庄家一方，所提取的毛利也是固定的，赌商可谓包赢不输。而白鸽票是庄家与赌徒对博，尽管派彩的等级数量有利于庄家，庄家仍有背运的时候，不但赔光所有投买者的赌注，还会蚀老本。当然这种情况很少，最终的大赢家仍是坐庄的赌商。

白鸽票在清末就在中南、东南广为流传，并且冲出国门，传到美洲大陆。到民国时，开彩除衔字法、查字法外，多流行摇珠法。白鸽票在澳门，从诞生起一直到今天，都是热门彩票，开字法采用电脑，故称电脑白鸽。

晚清时广东赌业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禁赌的呼声与开赌一样炽热。

时开时禁

大清律例严禁赌博，不过酷律是一回事，执行又是一回事，原因是上至朝廷官员、下至衙门差丁都好赌。赌风盛行，赌徒遍地，但没有人敢公开聚赌，赌馆皆是没有招牌的地下赌馆，赌商是一种不合法的身分。

１８６１年，广东首开围姓公赌，筹款用于修复贡院。官府申明：只许承办两年，下不为例。两年期满，果然停办，但围姓私赌却风风火火流行于民间。

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郭嵩焘出任广东巡抚。其时，经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双重打击，清廷国库和广东省库空虚，虽然贡院靠围姓扶持得以修葺，但广东的清军却匮乏军饷给养。郭嵩焘决定拿赌商开刀，他先出禁赌告示，后查获天和等围姓赌馆。郭嵩焘判罚14万两银充作军饷，被罚的赌商为保身家­性­命，皆如数缴清罚款。

首开公赌：南粤大地起狂潮（6）

此案开启了巡抚大人的心窍，若一味严禁重罚，以后还有谁敢私开围姓？没有围姓赌博，罚款充饷就断了来源。于是，郭嵩焘采取“寓禁于征”的办法，招商承办围姓公赌，以绝私赌；商办围姓，向政府缴纳年饷。年饷由原来的数万元，逐年增至逾十万元。

广府上缴国库的军饷圆满完成，清廷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广东围姓公赌连开８年。同治十年，御史邓承修上奏，请求禁止广东征收赌饷。清廷不能装聋卖哑，当年谕令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张兆栋取缔一切围姓。

此后围姓禁而复开，开而复禁，就到了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洋务派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当时，中法战争爆发，直接危及省府、珠江三角洲和广东沿海的安全。张之洞欲筹设兵工厂、钱局、虎门炮台和秀英炮台，军饷奇缺，而军费开支剧增。张之洞申明大敌当前、民族存亡之大义，下令招商承饷围姓，承办者为围姓儒商刘学洵。

赌禁一开，官员中立即爆发“严禁”与“弛禁”之争，奏本频频急驰清廷。次年１１月，张之洞联手在粤的钦差大臣彭玉麟、广东巡抚倪文蔚复奏，准予围姓招商承饷。张之洞承诺将从围姓捐款内提取20万元，交给清水师提督方耀，支付清水师在黄埔船坞建造“广元”、“广亨”、“广利”、“广贞”等四艘炮舰款项。四艘炮舰巡驶在省河及虎门一带的珠江口，令法国战舰不敢贸然进犯珠江口及省城。

赌博竟为反侵略战争作“贡献”，“严禁派”一时无法可说。而“弛禁派”则“理直气壮”：围姓私赌，禁而不绝，政府无法征饷，军饷不足，只有向百姓增收税捐，民怨鼎沸；弛禁围姓，暂且招商承饷，既可减轻百姓重荷，又可令禁而不绝的围姓私馆难以生存，还可充盈国库省库，实在是利国、益民、富省之无奈“良策”也。

张之洞之后，李翰章督粤。他继承前任，暂且弛禁围姓，将围姓承包给公和及瑞成两家赌博公司，两公司报效80万元，６年分摊（年饷除外）。两家公司在省城及郊外分片售票，刘学洵的公和公司原本就霸占了省府的有利区域，所收的票资远远多于在外围发展的瑞成公司。

另外，刘学洵还是老师馆的后台之一。所谓老师馆，源于番摊馆的后台成员，后台是翰林或进士等绅士的叫老师（番摊）馆，后台是驻扎官堆的武弁军人叫官堆馆。民间赌商欲开番摊私馆，须这些权势人士庇护，方能斗胆经营，每日向庇赌的后台孝纳银元数十至百元不等。

当时总督衙门尚未开放番摊，官方不便招商承办征收番摊饷，但李翰章准许征收陋规，一年竟达40万元。陋规是一种对不良行为及行业的强迫­性­征收捐款，“以罚代禁”。类似今日某些地方向工厂征收排放废气污水费，工厂便获得排污的“合法”权利，维持现状。李翰章亲自Сhā手陋规征收，随意­性­很大，当时武员李世桂包庇的一间大番摊馆，因为与李翰章“识做私了”，李翰章竟特许年缴陋规一万元。

广东巡抚马丕瑶上奏朝廷弹劾李翰章贪劣，认为征收番摊陋规，实则承认番摊合法，主张禁止收受番摊陋规，严禁番摊及围姓，对两者赌商一体查办。然而，不久，马丕瑶暴卒，传言为庇赌者所害，苦无实证，不了了之。禁赌也随之流产。

李翰章去任后，谭钟麟继任，谭氏继续开赌，只是不予刘学洵续办围姓。

首开公赌：南粤大地起狂潮（7）

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比其兄翰章，犹过之而无不及。刘学洵在张之洞督粤期间承办围姓，承饷远远高出另一家公司，业绩骄人，李鸿章便把省府的围姓承包给刘学洵一人经办，年饷200万元，令赌坛巨富刘学洵锦上添花，名声远播。

李鸿章有现代海军之父之称。甲午战争，李鸿章一手创建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为李鸿章人生中的一大悲剧。李鸿章署督粤桂，沿海有英、葡、法等列强海军，粤海水师实力单薄，大清南疆，岌岌可危。振兴大清水师、巩固海疆，亟不可待。然而，慈禧太后宁可把海军经费派做修建颐和园，也断然不肯增拨海防军饷。

李世桂以李鸿章兄长之朋友的名义，与李鸿章攀上关系，说服李鸿章将番摊招商承饷。李鸿章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因为过去征收的陋规钱额太少，并且会产生经办官员牟取私利之漏洞。但李鸿章不敢贸然开禁，怕招致禁赌人士和政敌的非议。

正巧这年，广州西关番摊赌馆发生命案（番摊为博钱类赌式之一，须聚台押注及开彩，较之彩票，赌博意味更浓，也更易发生争斗），给李鸿章找到“正当”理由，他下令革除陋规，由官厅收饷准予承办番摊，筹饷派做“海防经费”，并申明严禁番摊私赌，一旦查获，严惩不贷。

李鸿章将省府番摊，承包给“查办西关赌馆命案有功”的李世桂，年饷200万元。番摊是一种面对面的赌博，极具刺激，参与者十分踊跃，李世桂将“海防经费”的灯笼高高悬挂，盈利滚滚而来，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

粤省赌界，“文有刘学洵，武有李世桂”之说，广为流传。

此刻，老牌赌商刘学洵面临围姓行将灭绝的危机。朝野提倡新学，废除科举的呼声越来越高。未雨绸缪，李鸿章在科举还未废除前，便下令开放白鸽票（小围姓），以取代行将退席的公赌“元勋”围姓。但白鸽票却没有承包给面临“退休”的赌坛宿将刘学洵，而是批给有李世桂参股的票厂承饷，年饷30万元。

不久，李鸿章去任，陶模总督粤桂。陶模的权势魄力，远不及李鸿章，故急于建功立业，矢志禁绝粤省所有赌博。还在陶模与司道们商议奏本之事时，粤省就有人与清廷急传信息，京中马上电驰两广总督衙门，电文：“此事既许承商，试办数年，万不可中途失信。”看来，朝廷最关心的是粤省能否如数上缴国库款额，而不是维护大清律例的严明。

至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清廷仿行宪政，议定改革考试制度，废除科举（注：到１９０５年，慈禧太后下令后，正式取消科举）。广东广西的围姓面临灭绝，陶模联手广东巡抚合议以新赌种取代围姓赌饷，新开的赌种有山票、铺票，年饷有百余万元，承办商为区萝屋和苏域农。围姓大赌商刘学洵审时度势，觉得偏门生意还是趁早收山为好，以免像赌徒穷赌一朝博尽。他再度远去杭州做寓公，把围姓公司交给属下打理，不再在广东赌坛露面。 至此，广东的五大赌种，围姓、番摊、白鸽票、山票、铺票，先后皆纳入官府的合法公赌。

广东赌界出现“百花齐放”的热闹场面。

禁赌闹剧

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岑春煊任广东布政使，谭钟麟任总督。岑春煊是光绪武科举人，少年得志。谭氏年迈昏庸，有“盲谭”之称，但在贪敛上一点也不含糊。上任伊始，刘学洵的围姓专营期满，据说谭氏待价而沽，结果宏丰老板给的私银更多，围姓自然非宏丰莫属，报效费一次缴足160万元（比刘学洵原来缴纳的一次­性­报效费少40万元），谭氏还拟弛禁番摊私赌。

首开公赌：南粤大地起狂潮（8）

岑春煊对谭督无视他这个布政使之存在不满，岑春煊父亲是“剿平云南回民起义之功臣”、晚清著名将领，官至云贵总督。岑春煊本人是清朝少壮派，在宦途青云直上，当然不惧怕老朽盲谭，此时正是自己捞取宦途资本的好机会。

于是，岑春煊借谭钟麟开赌一事，上奏弹劾总督。岑氏为谭氏下属，竟敢弹劾上司，被广东人士称颂一时。然而，清廷却把岑春煊调往山东，盲谭继续做两广总督，目的是避免禁赌造成国库空虚。谭之后，李鸿章、陶模相继督广。陶模治粤无甚建树，朝廷需一个有魄力的官员督粤。原本，清廷对岑春煊的发落就有争议，现在决定不讳籍贯（岑春煊是广西人，按清廷宦制，本籍官员，不能在本籍任最高行政长官），任命岑春煊总督粤桂两省，时间是光绪廿九年（１９０３年）。

岑春煊还在任途中，放出风声，要切实整顿两广吏治。两广尤其是广东的布政使司（行政）、按察使司（司法）两司及各级大小官员和承办、私开赌馆的商人，无不震惊，噤若寒蝉。

岑春煊果然了得，一到任，即把著名赌霸武员李世桂拘押。李世桂不但独揽广府的番摊，还私下包庇赌商开私馆。传闻岑春煊要杀李世桂的头；更传闻岑春煊要禁绝粤省一切赌博，严惩大小赌商。但是，李世桂结果只是罚报效费10万元，被革除广协左营都司职，便无事。所有公赌停业，私赌并未认真查禁，大小赌商安然无恙。

这是为何？

原来，岑春煊也和前任一样，陷入财政紧张的困境。他有一套“富国强兵”的宏伟计划，无钱便是空中阁楼。上任后的次年4月，岑春煊提出挪借赌饷的方案，上奏请旨，奏云：拟借民款三百万两，筹办地方要政。其要政为建设工厂、兴修铁路、开采矿产、创办自来水等，每月每两行息七厘，限１０年分期摊还。指定善后局（清政府用以筹款敛财的机构）所收的番摊、围姓、山票、铺票、白鸽票等五项赌饷作抵，并提出将承饷赌款拨出一部分，分给税务司存储（当时税务司为英国人），以保证按时归还（外国银行）借款。

岑春煊以需拨按金（保证金）存储于税务司为借口，堂而皇之复办五项公赌。

当时有个叫潘文铎的道员，拟请革除弊政（公赌）、以清盗源（赃款）一折上奏。岑春煊就坡下阶，认为按金甚巨，不易筹得，既然潘道员如此慷慨陈言，必定成竹在胸，于是责令潘文铎筹议抵款。潘是个书呆子，非理财专家，他拿出的筹抵方案，粤府的财税官员莫不哑然失笑，谓之纸上谈兵、迂腐至极。潘氏灰溜溜的，声明不拟上奏。

岑春煊之后，张人骏、周馥督粤，两人任期都不长，赌博依然。

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清廷宣布仿效宪政，各省筹设咨议局。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五月，广东咨议局召开年会，议员陈炯明临时提出禁绝广东大小赌博的议案，副议长丘逢甲立即表示赞同，议长周廷劢交全体议员讨论，全体议员赞成通过。报纸刊登这一消息，一时广东禁赌之声风起云涌，大有彻底禁绝之势。

议案由议长请总督袁树勋代奏清廷，袁树勋代奏时另申明广东“省情”，要求清廷减少广东增缴的中央税收。清廷当然不会减少富省广东的上缴财政。结果清廷的复旨是：广东赌饷，岁入三百余万两，须要设法筹抵，方可复办（禁赌）。

议员大人们光想到禁赌之政绩，没料到一旦停征赌饷，会令财政亏空，以后连咨议局的经费都难以保障。咨议局重新动议，向盐饷“埋手”（入手），开始了与盐政局旷日持久的磨擦，最后模棱两可“落实”200万加征盐饷。还差100万两银，不得不打增收酒税的主意，遭到酒行商人的激烈反对。好好歹歹“搞掂”后，清廷又说不足抵国税之数，结果咨议局又提议加收药膏牌照捐，药商恨得要向议员们啐痰。

１０月８日，“搞掂”饷资的议员们终于可以向赌商开刀了，把禁止荣安公司铺票议案摆到桌面上。议员中有一位叫苏域农的赌商，绰号苏大阔。苏大阔从陶模督粤起承办省府铺票，荣安公司正是他的下属票厂。苏大阔自己就是主宰赌商命运的刀斧手，岂能甘做俎上鱼­肉­，任人宰割？

苏大阔颇有大刀阔斧的作风，事前以钱开路，贿赂议员。开会议论时，陈炯明、丘逢甲、邹鲁、古应芬等议员申明严禁赌博，立即查禁荣安公司的铺票；但有不少议员主张弛禁，为荣安公司辩护。争吵激烈，最后不得已以投票表决。赞成禁赌者书“可”字，反对禁赌者书“否”字。结果“可”字票只录得２０票，“否”字票竟高达３５票，另有９票弃权。

禁赌案被推翻，禁赌派议员愤然辞职。舆论大哗，市民召开大会，声讨庇赌派议员，庇赌派议员灰溜溜辞职。赌案风波越闹越大，最后粤督袁树勋辞职离粤，咨议局人散局空。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由广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的张鸣岐于３月１日颁布禁赌令，载明番摊、山票、铺票、白鸽票，及一切杂赌一律查禁。公赌暂停，杂赌依然。

正是这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皇朝寿终正寝。皇历改为公历，从１９１２年元月１日起，中国进入民国时期。

然而，广东的赌博狂潮，并未以朝代的变更而寿终正寝，反而越演越烈，最后出了个称雄广东的赌王霍芝庭。霍芝庭哪来这么大的能量？他是出身殷商世家？还是他本人像刘学洵、李世桂那样具有翰林、武员的功名？

我们还是先对青少年时代的霍芝庭作一番追溯……

心野顽劣：少年裘仔多磨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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