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４年，广东都督龙济光与广东巡按使李国筠招商承饷山票、铺票，首开由民国公赌，霍芝庭却游离赌界之外。老天有眼，龙督的胞弟龙觐光在福利锅铺躲雨，霍芝庭由此攀上新枝，承接了大批军服生意。当他知悉赌业利润丰厚，一举“搞掂”佛山、江门两镇的铺票经办权。

笔者在《赌场秘史》一书中，曾对晚清时的广东狂赌之原因，作了一番浅析：

澳门的赌业，与中国赌博品种及粤人的赌博嗜好，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

我们纵览中国近代赌博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现象，大凡赌风盛行、赌博商业化程度高的地区，都是新兴经济区：广东、上海、天津、武汉、闽南，等等。

文化古城的赌博史悠久，赌风也盛行不衰，但商业化程度较低。这里的文人­骚­客、遗老遗少麇集，嗜好棋牌类、文字类的博艺，越是复杂费神的棋艺牌局、灯谜诗宝，越视为高雅。另外，这地方的有闲男女多，即使不善棋牌、不谙诗文谜语，也多好以斗­鸡­斗鹌鹑为娱。

一种赌式要进行商业化经营，必须具备几方面的要素：简单、快速、大众化、庄家参与。绝大部分棋牌不具备这些要素，赌商必敬而远之。如棋局，往往是“一对一”或“四人转”，复杂费时不消说，入局人数大受限制，庄家若要与棋手对博，就失去庄家的意义，因为机会均等，庄家不可能统杀。因此，只有极少经过革新改造、取长补短，或中西糅合的棋牌博艺，从近代至现代风靡不衰，如麻将、扑克等。至于诗宝灯谜，则不便进行商业­操­作。

在新兴经济区，富裕的人多，忙碌者众，古风不浓，求学仕进观念淡薄，这就决定了简单快速、参与者众的赌式才会有市场。于是，番摊、骰宝、花会、围姓、山票、铺票、白鸽票等应运而生。专门化的赌馆林立，参与者踊跃，参赌之人甚至可不与庄家见面就能赌，这类赌式的大众­性­，不难想象；坐庄的赌商赢钱之巨，亦不难想象。

我们比较晚清时的中国赌博，广东无疑要唱主角。正如《中华赌博史》一书作者所说：“广东赌博，在晚清时为全国之冠，故有‘赌国’之称。”

晚清时的广东赌博狂潮，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广东自古商品经济活跃，粤人务实不务虚、重利而轻义，传统文化在广东积淀不深，那些文化意味浓厚的中原棋牌、文字游戏在广东的民众中不流行。

广东政治经济中心广州曾长期是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门户。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广东与西方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传统文化意识本来就淡漠的广东人，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新观念。

种种因素，促使广东人在赌博上亦独树一帜、不同凡响。

于是，一连串极具商业化的赌式新花样由广东人发明创造出来，蔚然成风，辐­射­邻省。 于是，广东人首开赌博合法化之先河，官商联手、持牌承饷，赌博非“罪恶”而成为“善行”。

广东与澳门的赌博，从来就是互为影响、互为促进的。广东的赌博狂潮，极大地丰富了澳门赌业的内容；合法赌埠澳门的存在，又成为广东赌商在禁赌期间最理想的庇护港。清朝官场之*、省情之奇特，这就造成广东的赌博禁而不绝，越演越烈。

现在，历史进入民国时期，广东的赌博狂潮能否像大清皇朝一样，寿终正寝呢？

龙督开赌：天有眼攀龙附势（2）

只要广东的政治结构、经济基础、社会风气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广东的赌风，尤其是公赌之风就会死灰复燃。这就为霍芝庭涉足赌界、风生水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龙督开赌

笔者在第一章谈到清朝末年广东咨议局的禁赌闹剧。粤督袁树勋不得不称病辞职，广西巡抚张鸣岐升任两广总督。张在广西任巡抚时便开赌，来粤后情知广州人士禁赌呼声强烈，当然不敢开赌。张鸣岐与咨议局议员、属下司道及广州绅士几经商议，决定以官盐加价和增收烟酒税来弥补赌饷，奏报清廷批准后，于１９１１年农历三月一日禁赌，所有番摊、山票、铺票、白鸽票和其他一切杂赌一律禁止，并颁布严厉的惩罚条例。

广州的赌博一律禁止，但郊外及县镇，私赌之风依然。

武昌起义后，广东的新军迅速分化，出现反清及保清两派。粤督张鸣岐收编了保清新军近万人，编列为第二十五镇（相当于后来的军级），任命龙济光（１８６７－１９２５年）为镇统。

龙济光原是云南蒙自县彝族土司，率部加入清军，曾在广西与前广西巡抚张鸣岐多年共事，任过广西左江道、广西提督。前清水师提督李准在围剿广州起义军围攻总督府的战斗中，曾救过张鸣岐一命。李准居功自恃，令张鸣岐不放心，因此，张鸣岐不但没有重用李准，还褫夺李准所统率的３０营兵权，由龙济光的济军镇守广州。

其后，李准“投靠”革命党，还被袁世凯任命为广东宣慰使，但他一直未在广东军界成气候，直至离粤回籍。

可笑的是，张鸣岐既未保住大清皇朝，也未保住自己督粤的显赫职位。当时广东主要有三股反清势力：革命党人、民军、反正的新军及其他清军官兵。民军（团练及其他地方武装）之中，以陈炯明、邓铿领导的淡水起义军影响最大，陈部三千余人与清陆军提督秦秉直激战，光复惠州。１１月上旬，十八路民军兵临广州城下，守城清军不敢抵抗，广州该月９日“和平”光复。革命党人胡汉民被推举为临时都督，陈炯明任副都督兼护军使。

前粤督张鸣岐潜逃香港，拥有重兵的龙济光则留在城中观望，随后迫于形势发表拥护革命的宣言。

１９１２年（民国元年）１月１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同年４月２８日，广东省议会正式选举胡汉民为省都督，陈炯明为军统。从广州光复到１９１３年上半年，为胡陈执政时期。

省城光复，广州城内外结集了５１支约１４万民军，以及反正的新军、防营、绿营、旗营。军饷开支甚大，令军政府一筹莫展。广州赌商区箩屋（曾与苏大阔在清末承办山铺票公赌）等一帮赌业人士，通过曲折关系，派人游说军政府陆军司司长邓铿，希望暂弛赌禁、筹饷援军。邓铿道：“你们可向护军使（陈炯明）请求。”又说：“如果贸然提出此事，恐怕‘打靶’（枪毙）也有份。”

谁都知道陈炯明任清末咨议局议员之时，就坚决禁赌，结果禁赌议案未通过，还被名叫苏大阔的议员兼赌商捉弄一番。陈炯明深为军饷犯愁，却万万不会自己打自己嘴巴开赌。

广州的赌商不敢再言及开赌之事。

据李朗如、陆满《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民军》，民军的饷额每月近百万元，约占当时广东军政府军费开支的三分之一，一个月就耗去了军政府收到的全部捐款的三分之一。大部分民军，军纪松弛（原来就是乌合之众，或是匪寇庄丁），士兵参与抢劫、聚赌，而军官“大多数沉迷于嫖、赌、饮、吹（吸鸦片）的堕落腐化生活，对于政治、军事都置之不问，每天只懂得向军需经理人取款，以供尽情挥霍享乐。”

龙督开赌：天有眼攀龙附势（3）

军政府常拖欠军饷，民军自恃革命有功，大为不满。由军饷事引发官兵闹事，胡汉民枪决民军首领之一石锦泉。后来，靠民军起家的陈炯明，解散其他民军，趁机扩充自己的兵力。被遣散的民军，有的重新归于地方豪强的武装；有的堕为匪寇；另有部分解甲归田。

鉴于军饷奇缺，胡汉民在民国元年１１月中，接受广东省警察厅的呈报，批准娼妓“复业”。其实，娼妓从未停业过，只是没有都督的肯许，娼寮妓寨不合法化，向娼妓业征税师出无名。

在此前后，军政府还大量发行纸币，向商人摊派捐款充饷。商家捐饷后，便转嫁于顾客。一时弄得商民怨声载道。各种严酷的现实，致使百姓对革命成功后“大同社会”的梦想破灭。

尽管军政府困难重重，胡陈政权坚持赌禁，该年１１月２０日，都督胡汉民重申赌禁，并下令全省各县，一律查禁种植鸦片烟苗。烟民出于自身利益，戟指军政府“不予草民生路”。

广东形势如此，全国的革命前景亦不容乐观。“背叛”大清、拥有重兵的袁世凯向以同盟会成员为核心的南京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迫于形势，孙中山作出妥协，于民国元年４月１日辞去临时大总统，交袁世凯继任。袁世凯定都北京。是年至１９２７年，为民国的北洋政府时期。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袁世凯大肆排挤打击国民党势力。１９１３年６月，袁世凯免去国民党*胡汉民广东都督职，任命陈炯明继任。在孙中山的说服下，陈炯明宣布广东独立，举旗反袁。

盘踞在桂东粤西一带的龙济光认为时机已到，联合肇罗镇守使李耀汉反陈拥袁。袁世凯大喜，钦定拥有重兵的龙济光为他的粤省代理人，便于７月２６日，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镇抚使，龙觐光为广东镇抚副使。龙济光率济军进粤，向广州进军。袁世凯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都督兼署民政长（即后来的省长）。

８月１１日，济军攻陷广州城。据《简明广东史》载：“龙济光入广州后，全城商店甚至一连两三天大放爆竹欢迎。”

龙济光从爆竹声中，认为是商民对前政府“苛捐杂税”不满的宣泄。根据晚清广东官府的“成功”理财经验，减轻税赋的最好办法，就是开赌筹饷。

史学界把１９１３年８月至１９１６年７月，称为龙济光执政时期。为什么龙督在治粤前期的一年间，仍“恪守”赌禁呢？

民国学人卫恭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探讨了个中原因。文章指出：

“１９１３年（民国2年）秋间，讨袁失败，陈炯明离粤，龙济光率军东下，接任广东都督。其时广东财政司尚有甚多纸币，另硬币三百万元存于库。陈炯明败退时，其部下苏慎初、张我权等，先后代理过若­干­天的临时都督，想把这笔款项带走，因时间仓卒，仅卷去纸币和一小部分硬币。龙济光初到，得此挹注（补充），军饷不致无着，故未急于开赌。”

１９１４年夏，袁世凯派李国筠（李鸿章孙）出任广东巡按使（省级最高行政长官）。龙济光不再兼任民政长，执行总统的军民分治令。但在战乱年月，都督坐大，龙济光仍一手把持广东的军政大权。

龙济光深谙文官听命于武将、有军权才有一切的道道。龙督治粤后，大肆扩充济军，原来所得挹注的军饷面临告罄。

于是，龙督指使巡按使李国筠出面开赌，筹饷充军。是年夏日，广东首开民国公赌之纪录。书包 网 想看书来

龙督开赌：天有眼攀龙附势（4）

承办山票、铺票全省总厂经营权的是殷商麦竹寰，而不是民初赌坛新秀霍芝庭。此时，霍芝庭在做什么？

喜雨攀龙

大清皇朝被推翻，水师提督李准失势。李准表面上反正拥戴革命，对革命党人和新军仍耿耿于怀，私下大骂洋务派编练新军是“养虎为患”，责怪自己鼎助虎门讲武堂是“为虎作伥”。

若说“为虎作伥”，属下李铴镛等私卖军火给新军，才是真正的“十恶不赦”。李准虽然失势，若要杀属下的头，却是像掐死一只臭虫。李铴镛追随李准反正，闲着等待整编。他不敢进广州城找高佬裘，不再奢望高佬裘带他上省河花舫酒楼逍遥。

否则，知内幕的冤家对头见之，弄不好会到李准那儿奏一本，脑袋搬家，原先积攒的大笔银两还有什么用？

霍芝庭知道“老友鬼鬼”（好朋友）李铴镛的处境，他不再去广州和虎门的军营找李铴镛，也不指望李铴镛来。霍芝庭不懂政治，其实当时政局巨变，很多政客、革命党人，以及饱学经书的学士，也都不懂政治。霍芝庭却是明白一点，李准原是革命党人的死对头、活阎王，现在李准虽然反正，广东却没多少戏给李准唱了。

以后，霍芝庭仍与李铴镛来往，却慢慢地疏远了。霍芝庭不会表现出十足的势利，李铴镛回籍，霍芝庭带他上陈塘妓院，逍遥了一天一夜。此乃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