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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畏罪潜逃 洋国籍化险为夷

广西军阀陆荣廷起兵反对龙济光,1916年10月,济军败退琼崖。桂系军阀不仅准许续办招商开赌,军官们还直接开赌,暗杀了抨击赌博的著名报人李汇泉。在这种大气候下,霍芝庭虽然失去龙氏昆仲的靠山,仍可坐享赌利。忽一日,粤督莫荣新下令通缉要犯霍芝庭……

龙去陆进

笔者在第四章曾引用了《简明广东史》中的一句话,概括广州商民对龙济光打败胡陈势力的欣喜情景:“龙济光入广州后,全城商店甚至一连两三天大放爆竹欢迎。”

龙济光治粤,是前清残余势力死灰复燃的表现。我们从民生的角度看,龙济光给广东人民带来的是什么呢?在此,笔者再次录用《简明广东史》中的一段介绍:

“(龙济光)千方搜刮,掠夺财富。1913年重开赌禁以收取赌饷(笔者注:较多的资料认为是1914年夏),1914年赌饷收入185万元,1915年增至206万元。龙济光把包庇贩运鸦片看作‘绝大利源’,1915年4月又实行鸦片公卖制;甚至为了获得花捐筵捐,下令‘娼寮妓院,一律复业’。大量发行纸币,以广东钱粮税收为保证基金,但税收短绌、钱粮不裕,因而纸币贬值到二三成,民怨沸腾。后来,虽请北京政府从向五国银行团借款中拨出100万英镑收兑纸币,但一元纸币仅兑银毫5角,商民损失过半。龙济光为了营造其在观音山(越秀山)的住宅(注:宅名振武楼),从1913-1916年被逐出广州为止,共耗资3000余万。”

从龙济光治粤起,广东反袁讨龙的斗争从未停息过。1915年7月,龙济光从镇守使署回府时,革命党人投掷炸弹,炸伤龙济光的脚。龙济光的府邸戒备森严,其行踪神出鬼没。越到他治粤的晚期,越是如此。

我们不难想象,麦竹寰想见龙督何其难。而霍芝庭进出龙督府如入无人之境,本事何其大!

霍芝庭之所以有恃无恐,是他过高估计龙济光的统治地位:龙是袁世凯的宠臣骁将;龙在广东拥兵自重,从老家云南增扩的新兵源源不断开入广东;革命党人及民军的每一次造反行动,均给龙督的四大天王击溃或剿灭。

龙济光当然认定袁世凯的帝国江山会千年万年牢,否则他就不会白白耗费巨资,在远离家乡的广州营造永久­性­的豪宅(振武楼)。

龙济光与袁世凯是一种荣辱与共、­唇­亡齿寒的关系。龙济光为巩固在粤的统治,向袁世凯推荐他的昔日恩公、前清末代粤督张鸣岐出任广东巡按使。龙济光与张鸣岐在广东大力鼓吹恢复帝制。

1915年12月12日,“洪宪皇帝”袁世凯在北京登基。未逾10日,袁世凯敕电策封龙济光为“一等公”、张鸣岐为“一等伯”。甫逾一个月,袁世凯以龙济光、张鸣岐“平定”惠州“叛党”起义有功,加封龙济光“郡王”衔、授张鸣岐“一等文虎章”。

袁世凯恢复帝制,使得龙济光的名气及势力一度“登峰造极”,也加速了“洪宪皇朝”的灭亡--包括袁世凯的驻粤“郡王”龙济光。

蔡锷、唐继尧最早宣布云南独立,组成护国军通电反袁。南方各省纷纷独立反袁。1916年3月15日,龙济光的广西旧属陆荣廷响应独立,自任两广护国军总司令,举旗反袁。 陆荣廷(1857-1928年)是个土匪出身的前清军事将领,广西武鸣县人,出身农家,曾做过10年绿林首领。1894年率部接受清军招安,编入健字营,陆任管带一职(相当于营长)。陆荣廷的桂军,就是从健字营逐步发展壮大的。在龙济光任广西清军要职期间,陆荣廷曾是龙的下属。旧时军队,并不以形式上的编制为核心,谁一手带出这支军队,这支军队就效忠于谁。陆荣廷也是*革命的刽子手,清末因“平息”同盟会“逆党叛乱”有功,由总管升为总兵(相当于师长)。不久,广西提督龙济光调驻广东,陆荣廷接任广西提督一职。辛亥革命后,陆荣廷以重兵为底牌,当上广西都督,职位与龙济光的广东都督相等。但广西是个穷省,桂督当然不及粤督显赫。桂督陆荣廷岂有不觊觎广东之理?

畏罪潜逃:洋国籍化险为夷(2)

陆荣廷也是袁世凯在广西的忠实代理人,但他比龙济光“觉醒”得早。在陆荣廷宣布响应独立的一周后(3月22日),袁世凯在全国的一片唾骂声中,被迫取消帝制,仍任*大总统。陆荣廷高擎反袁大旗,还令其部下陈炳昆陈兵梧州,摆开入粤*袁世凯走狗龙济光的架势。

在这种形势下,龙济光于4月6日,通电北京及各省,宣布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广东“独立”。

龙济光反正,济军与起义民军不再是敌对关系,然而龙济光的假独立,致使广东各派意见分歧,民军与济军冲突不断。4月14日,各派代表在海珠岛水上警署开会,调解矛盾,商议改编问题,各方争论不休。龙济光(龙不在场)的卫队军统颜启汉及卫士,当场开枪打死陆荣廷和梁启超的代表汤觉顿,引发乱枪互击。龙济光的顾问谭学夔、警察厅长王广龄、中路民军司令吴仲铭等或当场毙命,或送至医院死去。这便是震惊全国的“海珠凶杀”。

孙中山怒斥龙济光的暴行,称龙“在粤三年,无恶不作”。号召以武力驱逐龙济光。

这一时期,霍芝庭正在大力剿杀麦竹寰的回击,频频活动进而夺得山铺票总厂之赌牌。根据那时广东的形势,龙济光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照”开赌之事,他也不可能钦定全省的赌牌。

6月6日,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再次出任总理。北京政府仍控制在北洋军阀手中。9日,龙济光宣布取消广东独立,投靠段祺瑞。北京政府特任广东都督龙济光兼广东巡按使,龙济光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广东各界纷纷驰电*,要求罢斥龙济光。 讨龙的武装主要有三股:中华革命军,其司令长官朱执信为孙中山的信徒、同志,兵力主要为各路民军;共和军,首领是国民党“欧事研究会”的黄兴、李烈钧、陈炯明等,也是以民军为主力;护国军,拥有多支不同派系的滇军,桂军陆荣廷也打着护国军的旗号,护国军多是­精­锐的正规部队。

龙济光在粤势力的消亡只是时间问题。控制北京政府的北洋军阀们急于寻找在广东的代理人。革命党人(主要指国民党),以及倾向于共和革命的军政人员,显然不适合担当这一角­色­。陆荣廷拥有重兵,在反袁前与北洋军阀关系密切,粤督的最佳人选非陆荣廷莫属。

7月6日,北京政府改称一省最高军事长官为督军、改一省最高行政长官为省长,任命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朱庆澜为省长。在陆未到任前,由龙济光暂署广东督军。7-9月,桂军、滇军与龙济光部多次在粤东交战。

10月6日,龙济光卸去广东督军后,率济军撤出广州城,年底败退琼崖(今海南省),从此结束了在广东的3年统治。陆荣廷率领桂军,朱庆澜率领滇军先后开进广州城。广州的市民莫不拍手称快。

据说“龙郡王”败退离穗,霍芝庭如丧考妣,麦竹寰欢呼雀跃。广州赌坛的人士纷纷断言:“高佬裘的靠山倒了,高佬裘玩完了!”

情况真是如此吗?

嗜赌粤督

陆荣廷好赌。陆荣廷的广西同乡陆仰渊先生曾在《民国春秋》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谈到陆荣廷在老家乡间的一则故事:

“有一天,陆荣廷到市上买菜,走过赌场时,直感到两手发痒,于是把口袋里的几文钱掷上了‘番摊’,偏偏‘买一开三’,本钱一赌而光,十分懊丧,只得买了破开的半条鱼,用禾草一穿,跄踉地赶回家去。”

畏罪潜逃:洋国籍化险为夷(3)

正像不少赌王赌商那样,自己并不好赌善赌。作为军政要员,一般也不会以个人的趣味喜好,代替他的政治军事之策。陆荣廷是这样的吗?

晚清时期,广西的赌博风亦十分猖獗。陆荣廷在广西驻扎的辖区就有恃强庇赌、坐收渔利的“悠久”历史,并且还怂恿部下私开赌馆,直接捞钱,而不用缴任何饷金。

民国初年,广西的公赌潮为陆荣廷直接导致。1915年,广西都督陆荣廷见军界旧友龙济光已在广东掀起公赌潮,心痒难禁,便以“军中无款,难安其心”为借口,请呈袁世凯准许广西“开(赌)禁”。袁世凯当上总统后,曾发布禁赌条例,故而通电驳斥陆荣廷。但为了笼络陆荣廷,袁马上密电其心腹、广西巡按使王祖同,由王暗示陆荣廷“赌自开,毋庸请准”。陆荣廷“斩而不奏”,首开民国广西公赌。袁世凯不见奏本,也就“不闻不问”。

试想,在广西尝尽庇赌开赌甜头的陆荣廷,来到“赌国”广东后,能心甘情愿禁赌吗? 陆荣廷尚未正式受任粤督,就遇到来自北京和广州的压力。早在1916年初,邹鲁、伍廷芳、徐绍桢、陈璧光等粤籍议员和京官,在北京组织“广东拒赌会”,进行拒赌宣传,并督促北京政府下令责成广东禁赌。袁世凯在北方禁赌,却对偏远的粤桂网开一面。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不久,便在议院发表演说,提出要禁绝广东一切赌博的议案。众议院通过禁绝广东赌博一案,咨请国务院电令广东当局执行。此际,粤省的龙氏江山摇摇欲坠,署理(代理)粤督龙济光焦头烂额,北京政府的禁赌电被其打入冷宫。

新任粤督陆荣廷正在肇庆调兵遣将东进广州,尚未行使广东督军职权。广州的广东拒赌团体派出代表,赶到粤西肇庆桂军行营,向粤督陆荣廷递呈禁赌请愿书,并且说明民国政府(*)已电令署理督军龙济光,但龙拒不执行。

陆荣廷为了笼络民心,为他“拿下”广州铺平道路,当即表态赞成禁赌,并电复北京:“禁赌福粤,卓识甚伟,极表同情,经出示严禁,并饬属各照办”云云。

黎元洪收到陆荣廷的电复后,即电驰特令,将广东有奖义会及各项赌博一律禁止,令广东当局“克日停办(赌博),自后不论何项公益,均不准借词筹款,巧立名目”。

由北京的粤籍议员和京官传递信息,广州的数家报纸竞相刊登陆荣廷、黎元洪的电文,并发社论支持北京政府和省督军府的禁赌立场。广州的拒赌团体,更是将电文当作布告,贴满广州的大街小巷。

龙济光仍把持着广东的首府,禁赌令无法执行。但广州的大小赌商分外紧张,桂军已在佛山结集部队,不日便要攻城。广州的最大赌商乃霍芝庭,他正式承办省城山铺票才2个月,有40万元按金押在省财厅。

佛山商会暨南海商会组织劳军活动,霍芝庭作为南海籍商人捐资劳军,随数个南海籍商人宴请驻扎在佛山的军官。在酒席间,“锅商”霍芝庭同桂军军官“闲聊”起省城即将开展的禁赌。

有军官说:此乃官样文章,不表示不服民,禁而军中乏饷。另有军官说:民国政府既然要广东禁赌,就会减免上缴国库财税以充广东军饷,黎大总统发布了电令,陆督军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恐怕就是禁赌;第二把火,要清扫龙济光残渣余孽,连得龙济光庇护享有特权的赌商也不会放过;第三把火,赌商落案后,陆督军大概会杀一儆百,杀掉个把罪大恶极的赌霸,以后还有哪个赌商敢擅自开赌?我听广东拒赌会的代表赴肇庆行营时说,广东的赌霸、也是最大的赌商,乃龙济光昆仲的密友霍芝庭也。

畏罪潜逃:洋国籍化险为夷(4)

霍芝庭顿觉头皮发麻!

正巧此时,植梓卿为霍芝庭办的葡萄牙国籍,由澳门当局发了下来。霍芝庭仅在半年前随植兄办理备案手续,在葡属澳门小住了一夜,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堂堂正正的葡籍“朱达兰”先生。“朱达兰”顿觉腰杆硬了,仍大张旗鼓开赌。

不日,桂军“和平”攻克广州城,陆荣廷率部从佛山开进广州。陆督马上张贴安民告示,抚恤人心,“商可乐业、民可安居”云云,就是没有一条涉及禁赌。广州的公赌私赌依然,众赌商心中久悬的沉石落地。

广东拒赌团体,借传媒发起公众舆论,指责督军府和省政府自食其言,没有禁赌。当局的借口是“收回废币展限3个月,赌禁不宜速行”。这个借口似乎理由充分至极。在胡陈执政和龙济光治粤期间,广州纸币充斥于市,大幅贬值,商民怨声沸腾。在袁世凯任总统时,北京政府曾向外国银行借款100万英镑,交中国银行广东分行照纸币面值的五成收回销毁。目的是稳定民心,巩固龙济光在广东的统治。但是,废币(规定作废的某几种纸币)要换成硬通货币,对普通商民来说,实在是太难。要通宵达旦排队,排队不是被黄牛党挤得永远排不到窗口,就是银行以种种理由宣布今日库存银元已告罄。与官办银行有特别交情的人士,大做兑银经纪,赚取不俗的佣金。废币兑换硬币如此之难,赌商们一律不收纸币,而只收硬币。

官厅与霍芝庭订的协议规定:“山铺票可收废币票资,所收废币,银行不得拒兑。”这样,全城持有废币者,可以借购买山铺票而达到废币脱手的目的。霍芝庭以2元废币兑换1元硬币的比率,给中彩者派彩和交予银行兑换。霍芝庭借“方便商民”之名,掀起山铺票狂潮,盈利甚巨,完成40万的月饷绰绰有余。

收回废币的期限到1916年10月底,这等于说,山铺票公赌可依法经营到10月底。令人不解的是,私赌沾公赌的光,也未遭到当局的查禁。

因为霍芝庭与龙系陷得太深,况且济军与桂军是敌对双方,龙济光的卫士还在“海珠事件”中枪杀了陆荣廷的谈判代表汤觉顿,所以,笃信无官不贪的霍芝庭,这一时期并没有进行金钱运动,对速禁或弛禁,听天由命。

快到10月底,广东当局并没有任何禁赌的迹象。拒赌团体诘问当局,督军府的答复是“须信守诺言,俟承商期满再议”。

这一消息传出,霍芝庭又惊又喜,没想到陆督比龙督还要“痛快”。龙督一开始特别关照麦竹寰,赐其总厂赌牌,而陆督甫下广州,他的治粤大计,仿佛就是为霍芝庭度身制作的。 霍芝庭很快明白陆荣廷为何信守龙济光手中的开赌协议。他们一脉相承:无饷不成军,军向民筹饷,而民众又不甘愿直接捐饷于军方,必须到赌局转他一转,最后转到军方手中。 按龙济光时期所定的协议,试办3个月期满,当局理应与山铺票承商(霍芝庭)“再议”。霍芝庭未参与“再议”,而是督署的一个军官单方面通知山铺票月饷11万余,全年总承饷130万,比麦竹寰承办时期高出50万。霍芝庭认为陆荣廷让他继续承办山铺票,够关照了,未有异议。当局与承商,都未对外公布再议结果。

过了10月,广州赌风不仅未敛,还越演越烈。京穗两地的拒赌人士纷纷抨击陆荣廷。当时言辞最激烈者,乃《南越报》主笔李汇泉,他在报上发表社论强烈谴责陆荣廷,并揭露陆荣廷在广西开赌的劣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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