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拥被读罢了《社会科学论坛》今年第一期上北大历史系杨奎松教授四万多字的长文《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很有收获。

平型关战斗是我关注的战史问题之一，林彪也是我所认为的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但是对平型关战斗的叙述历来材料庞杂，数字混乱。杨文能够超越国共日三方的立场，客观地从材料对比中努力推断出历史真相，一时解决不了的就存疑，非常可贵。以前我们因政治需要，夸大了战果，而近年来又在逆反心理作用下，贬低共产党的功绩，夸大国民党的威力，实际上还是政治思维——不过是反革命政治思维罢了。不论如何，平型关战斗是抗战以后中国的第一个大胜仗，打出了军威党威，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其历史意义是不能否认的。杨文的结论跟我自己业余研究的判断基本相符，只是作者过于依靠史料和一般­性­的“规律”，推理过分谨慎。对军事似乎不太内行，导致细节上有点问题。例如“根据战场一般的伤亡比例，死伤之比为1：3，故3000人伤亡，死亡一般应在千人左右。”这分明是既僵化又错误的推断。1000：（3000－1000）怎么是1：3呢？况且不同的战斗局面，结果也不同，如是不是歼灭战，火器程度，顽强程度如何等，都影响伤亡比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分可以俘虏，而日军多数顽抗到底，最后还要学习狼牙山五壮士，砸毁武器再自杀殉国，这些因素恐怕都是必须考虑的。

现在根据诸多研究成果，可以明确的是，平型关战斗本来是第二战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一次军事行动，林彪等指挥官根据形势变化，准确捕捉了战机，果断决定以主力部队打一次歼灭战。为配合伏击，同时进行了阻击战，这是典型的“林彪玄冥掌”。具体投入了哪几个团，目前说法不一，但基本是老红军的家底，八路军的­精­兵。大约一共使用了杨得志、杨勇的部队3000多人，占林彪的115师的约四分之一。被歼日军主要是坂垣师团的辎重部队和赶来援救的部分战斗部队，其中可能有韩国兵和中国役夫，另外还有些伤愈的伤兵。辎重部队不等于一般的“后勤人员”，其警卫部队也是具有较强的战斗力的。台湾学者强调辎重部队为“非战斗部队”，用词大体不错，但其实别有用心。一般的“非战斗部队”能够在被团团包围、穿Сhā分割的情况下迅速组成战斗小组，还能集中火力反冲锋、占领老爷庙制高点吗？“非战斗部队”的士兵能够拼刺刀时一个人对付几个八路军吗？

日军入伏部队大体分两处被歼，具体地点仍有待进一步实地考察。歼灭日军人数既不是曾经宣传的几千甚至上万人，也不是台湾学者极力贬抑的不足200人。杨文非常保守地认为是四五百人，但我仍然认为应该大约千人。八路军死伤约400人——后来为了申报抚恤，上报蒋介石是600人甚至更为夸大。以­精­锐之师，打的是伏击战，最英明的将领指挥，对方又非主力战斗部队，猝不及防，没什么重武器，虽然八路军装备更差，弹药不足，又是第一次跟日本人­干­，但还不至于双方伤亡比只有1：1吧。杨文说此后八路军打日军的伤亡比都远高于此，这也是不准确的。例如著名的宋庄战斗，八路军的两个连依托村落工事血战16小时，打得两千日军几乎­精­神崩溃，坂木旅团长以下官兵600余人被打死，300余人负伤，伪军伤亡约200人，合计敌方伤亡超过1200人(另一说为860人)。而八路军阵亡32人(突围时9人)，负伤41人(突围时14人)，总计73人（包括4名连级­干­部）。所以说平型关战斗消灭千把日军是不必再自我压抑的。按最保守的数字，仅辎重队一处战场，光汽车就烧毁约70辆，还有约70辆马车，就算是普通商队，每辆车上至少还得有两三个人吧（按当时日军编制，每车至少7人），难道说3000多八路军的­精­英打了大半个白天，就消灭了这点日本的司机和车把式，自己竟然伤亡了400多，那日本鬼子也太神了，那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巧渡金沙江、飞跃腊子口那些仗都是怎么打的啊？

以前说平型关战斗国民党军队袖手旁观，这是不准确的。因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命令八路军配合国军，而国军在正面战场打得又笨又惨，根本抽不出手来帮助八路军。15万国军对3万日军，8天的时间，国军损失4万，日军仅损失3千（包括平型关的损失）。国共双方当时是有意配合，但力不从心，加上情报不灵通。林彪与增援日军形成对峙时，苦等国军不到，只好撤出战斗，并打电报发牢­骚­。而国军赶到太晚，反被日军大举围攻，平型关最终仍然陷落。今天指责国民党不抗战或者共产党总打游击战都是不近人情的，主要还是国家太弱了，军事太弱了，宁死不投降就已经是好样的了。我父亲是山东的老八路，他说拼刺刀三个八路军才能­干­掉一个日本鬼子，我小时候还以为他是个孬种呢，后来看了彭德怀的文章，才知道是真的。直到抗战末期，也要一个半八路军才能对付一个日军。至于国民党的军队，多是抓来的壮丁，简单训练一下就送去当炮灰，七八个打不过人家一个，就更不难理解了。

平型关战斗缴获枪支原来宣传1000多，现在能够核实的只有100多。所有军队都会根据需要夸大或者缩小战果，这是政治需要，不必指责。研究者要做的是从中发现问题。缴获枪支少，一是因为辎重部队枪支本来就少，日军一个2万2千人的机械化师团，步枪大约5千支，辎重部队的步枪比例肯定更小。二是日军陷入绝境后，从容砸毁了许多武器，其“英雄气概”一点不比咱们差。三是八路军太穷了，一些官兵“缴获的胜利品不登记，打埋伏”（685团平型关战斗详报），没有统计上来。当时很多官兵大发洋财，都自己换上了日军的行头，林彪也披着一件日本军大衣露出了难得的笑容，结果乐极生悲，被阎锡山的士兵误认为鬼子，一枪打中了内脏（民间传说是打中了那话儿，从此不能跟叶群同志那个了）。我还看过这样的故事：民兵误认缴获的日军骨灰盒是罐头，打开就吃，呛得直吐。林彪后来治军极严，违反纪律的严惩不贷。一个营长跟女房东自愿相好，全村老乡给求情，结果还是拉出去毙了（按理说这是“拥军爱民”的典型啊），所以四野才出了那么多英雄，成为模范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铁军。

杨奎松教授指出战史研究中存在着互相抄袭、生吞活剥的现象，我深有同感。战史研究者必须具备相当高的综合素质，不仅要懂一般的历史，还要懂一些军事、政治、心理、语言、文学、社会、地理。既不能轻信非第一手材料，也不能轻信所谓“第一手”材料。所有的回忆都存在着主观­性­，对战争的回忆更是不可避免地搀杂着感情。在严守史料的同时，必须穿透史料，把握历史的“本质真实”。

学术研究，往往是在资料不够完整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学术研究上，有时候应该向军事家学习，军事家就是在资讯不完整的条件下，借助经验、智慧和勇气，力求做出准确的判断，并随时调整部署，不为面子，不守教条，不固执己见，一切为了胜利。当年四野的战士都迷信林彪，到处传颂“跟着林总打胜仗”，就因为林彪像做学问一样地打仗，胜仗打得漂亮细腻大手笔，败仗也打得不慌不乱不崩溃。可惜老林家祖坟风水不好，兄弟下场都那么惨。当林彪坐着三叉戟向温都尔汗飞去时，他可曾向平型关那边望上一眼？林彪是一只深居简出的孤独的鹰，虽然当过“副统帅”，也不大善于出来做秀。普通老百姓对他没什么热烈的感情，总是用“­奸­臣忠臣”的眼光看待高层斗争。民间传说：林秃子偷了毛主席家的三只­鸡­，坐着要往苏联跑，结果嘟嘟嘟——摔死啦！一代枭雄，留下了多少政治之谜、军事之谜。我们尽管努力去挖掘、去考证、去推断，但我们真能知道历史的“本来面目”吗？

啊，平型关。

后小年

北方是农历腊月廿三过小年，南方一般是腊月廿四。很多人奇怪这是为什么，我说就好比本来春节是正日子，可是最欢乐的却是除夕。本来25日是圣诞节，可是最荒诞的却是24号晚上，号称什么“平安夜”（此夜交通事故和猝死率等皆倍于往常）。所以说，凡是重要一点的节日，都要过两天，现在连周末都改成两天了，那么小年分为南北两个有什么不可理解呢？我们可以在北方的家里祭一次灶，再飞到南方的丈母娘家里补祭一次，礼多人不怪么。如果那些小肚­鸡­肠的学者非要较真儿，就告诉他们，俺这是“后小年”。

今天起床比较晚，在厕所里继续读凤歌的《昆仑》，确实得了金庸的神髓，读得我不时忘了自己是­干­什么来了。

昨夜剩下一个水晶包子皮儿，便剥开一个茶­鸡­蛋，用包子皮儿裹了，一口咬去，呣，真香。算俺又发明了一种美食：冰肌玉骨。

到资产部办事，没有人。给刘主任发了短信，回复我可以打电话找值班的。去银行办理了牡丹卡密码，下楼用电话查询了余额。这时已经到了10点25，便赶到中文系接受高晓春等人的采访。谈得兴起，便发挥了许多。中间凤凰卫视的胡一虎电话，邀请做节目。

中午步行去吃馄饨侯，想起曾经跟一个可怜的浑人在这里吃过，不禁胃口大开，便又要了一屉小笼包。心里编了两句歌词：“每次走过这间馄饨侯，泪蛋蛋跟头把势就往肚里流，屋里坐的都是大浑人，毛眼眼忽闪忽闪就直冒油。”

下午去学校办事，不料竟然停电，全校停止办公。学生一放假，学校里就什么乱子都出。想当年我当中文系学生会主席的时候，我们学生激烈反对的事情，学校往往都是妥协答应，然后趁假期学生回家，突然实施，这就叫调虎离山、瞒天过海也。

黄昏时胡少卿来送《匹马西风》第二次印刷的样书。胡外和内细，堪当重任。傍晚去好园宾馆参加老科协团拜会。就在我工作过的二中旁边。有人问­妇­联的宾馆为什么叫“好园”，我说：“好者，女子也嘛。”程部长的讲话很有老一代革命家的水平，杨会长原来是邓小平同志的秘书，怪不得我看老人家一副老将军的气魄。我说，1984年，我是国庆游行队伍的北大仪仗队成员，那幅著名的“小平您好”，就是我的同学打出来的，那本来是违反纪律的，幸亏打出来的标语表达了当时全国人民的心声，结果成了最令人喜出望外的新闻。

归途跟张文增老师等谈了当年聂元梓的事情。聂元梓本是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堂堂十三级­干­部，调到北大当了哲学系总支书记，写了著名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风云一时，功过难评。去年看到她的文章，说季羡林老先生把文革中的错事都推到她身上，有欠公平。她还指出季羡林在文革中及文革后的很不光彩的事情。不知道百年后，究竟季羡林还是聂元梓是正面形象。

今天收到许多报刊，整理了半天。妹妹说要送我毛衣，大概是觉得我的衣服太给家里丢脸了吧。我一直到上大学，都穿着带补丁的衣服，既不觉得寒碜，也不以此为荣，随便惯了。北大里比我穿得破的有的是啊。

不能多写了，要尊重纪委对我的监督。一篇日记空流水，空里流霜不觉飞。过完小年过大年，乖乖宝贝都都都都——飞！

北大的工人

我前天自称“北大老工人”，有的朋友以为我是调侃工人，看不起劳动人民，实在是误会在下啦。今天转贴一篇北大工人的发言稿，请大家从“道之所在，每下愈况”的角度看看什么是北大­精­神，请大家看看一个学校是不是非要培养出几个政治局委员才叫务实、才叫有出息。我和韩毓海这样的所谓人民教师，如果不好好工作，对得起那些真正的“北大老工人”吗？

在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办的“爱？生活”系列活动之“十佳菜肴、十佳食堂服务员”评选颁奖仪式上，黄淑艳代表获奖人员发言。她在获奖感言中讲述了自己在北大工作的经历，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以下是黄淑艳在颁奖仪式上的发言：

尊敬的领导、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我叫黄淑艳，是面食部的员工。我做梦也没想到能站在这个讲台上发言，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能被评为北京大学的十佳服务员。

请大家原谅我声音的嘶哑，因为我们面食部的工作非常艰辛，厨房小，噪音大，我每天要面对上千次的提问，以至嗓子长期嘶哑。

我来自河北玉田农村，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务农，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北京大学——这个让我既崇敬，又觉得十分遥远的地方。我能在这里为广大师生服务，感到十分光荣。

我们的工作环境十分艰苦，夏天我们站在高温的炉灶旁售卖，浑身都长起了痱子；冬天我们凌晨四五点钟就要冒着刺骨的寒风准时赶到面食部为吃早餐的同学做好准备。面食部虽然地方小，但每天都有十几次的用餐高峰，近三千人次来吃饭。我刚来时领导告诉我要热情服务，我就要求自己微笑。时间长了我发现别人并不满意，因为大家来面食部主要是想尽快吃上饭，而让老师同学能尽快吃上饭，光微笑不能解决问题。我就仔细观察并开动脑筋，后来发现，要想让广大师生真正满意，就必须让他们在最短时间里吃上饭。要想快，就需要提高我们的售饭速度，要想售饭快，就需要加强记忆力。从此我每天下班后坚持段锻炼自己，模拟工作程序，提高记忆能力。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现在至少能记住十五个客人的要求，并保证在最短的时间里让他们吃上饭。这项工作看似简单，但做起来很难，每天七八个炉灶呼呼的燃烧，鼓风机不停的旋转，面对这一批批拥挤在窗口的客人，刚开始下的我根本笑不出来，直想哭，别说记住十几个人的要求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也记不住，用句时髦的话说叫“晕菜”。但广大师生非常理解我，他们说小妹妹别着急，慢慢来，我们能等……他们能等我不能让他们等，我就坚持天天锻炼，现在我能较为自如地为他们服务了。尽管如此难免还会出现一些失误和差错，广大师生仍然都能理解和原谅我。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广大同学把我评为十佳服务员了，我真的还有很多不足，我还必须要更加努力，因为餐饮中心许多服务员比我更优秀，只是我太幸运了。我一个农村的孩子，不会说什么话，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最后我要感谢北大餐饮中心，感谢面食部给我一个展现自身价值的平台，感谢学生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更要感谢那些相信和支持我的老师和同学们，我决不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我要更加努力，做得更好，并带领我们面食部所有服务员，用实际行动来回报大家。

我爱北大，爱广大的老师和同学们！

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同学，谢谢大家。

韩毓海《天下》片断

朋友们让我介绍《天下》的具体内容，别光贴一图吊人胃口，那我就贴一片断，请大家欣赏一下革命土匪韩毓海的文采。需要说明的是，文中不少观点是俺亲口给韩毓海这厮传授的，这厮竟然没有在注释里标明！

人间卢舍那

韩遇害

庄严美丽的大佛卢舍那，是龙门石窟的象征。

一花一世界，一步一佛陀。沿着高高的石阶徐步而上，当卢舍那一步步映入眼帘的时候，震慑之余，心中涌起的竟然是淡淡的哀愁与恬美。

同行者中，有新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的孔庆东同志，其凝视卢舍那慧目良久，即赞曰：“此岂佛陀乎？——观其目光，如美少女企盼情人薄暮而至，似农家­妇­召唤劳作之夫君归来也！”

卢舍那大佛，据说是唐武则天仿自己面容而建造，因此，她既是华夏惟一按照女­性­面容而建造的卢舍那佛像，恐怕也是世上最美丽的佛陀了。“孔庆东代表”­肉­眼凡胎，自然算是个粗人，故也难怪会发此感慨，竟将大佛“卢舍那”认成“中国之维纳斯”。

（卢舍那像）

而想知道何谓“卢舍那”，那就必须先知道所谓“佛有三身”：即应身佛“释迦牟尼”、法身佛“毗卢折那”，以及报身佛“卢舍那”。而其间区别，权简述如下，以备多识者指正：

首先，应身佛乃根据释迦牟尼仪容所塑造，因此，说白了不过就是释迦牟尼的遗像罢了。而法身佛，乃“佛法”之人格象征物，强调的是释迦牟尼­肉­身虽逝，而佛法永存。既如此，法身佛“毗卢折那”作为佛法之人格象征物，就既保存了释迦牟尼的部分特征，又集中了当世面相的全部优点，所以应该说是世间完美形象之集大成。

而佛之“三身”之中，也只有报身佛“卢舍那”才宣称“现世现报”，我即是佛，佛就是我，人人皆可为佛陀。而武则天以女人之身，不但敢于称帝，而且敢于称佛，更按照自己的形象建造庄严美丽之卢舍那——这在佛陀世界算起来，那也应该属头一份的豪举。

众所周知，佛教有大乘、小乘之分。小乘佛教，盛行拜像和坐禅，积极于个人的“解脱”。它认为众生在佛的指引下虽然得入涅磐，但最多也只能成为阿罗汉，而不能人人成佛；修来拜去，将来可以跻身佛界的，其实也只有弥勒一人。所以，小乘佛教专事烧香、磕头、拜弥勒，在艺术上造诣不高，充其量也就是大造弥勒佛像，以供烧香磕头而已。而我们所谓“迷信”者，多指这一路中人。

而大乘佛教，则恰恰相反。它认为佛有许多化身，特别是积下许多功德得入“涅磐”的人，可以暂时不入，而是降下人世，普渡众生。而且，任何人不必出家苦行，只要信仰虔诚，敬佛与菩萨，则人人皆可成佛。“顿觉眼前生意满，回首世上苦人多。”――大乘佛教因此广泛传播佛生前无数次牺牲、为善的动人故事（一般称为佛本生谭），讴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独立人格，其对于佛教艺术，特别是北魏以来的石窟艺术影响深远。从莫高窟壁画到龙门、云岗石窟艺术，充满了对佛陀苦行、苦节的生动感人的叙述，夹杂了社会生活和人生斗争的描述。这些栩栩如生的艺术画卷，才是佛教艺术最宝贵的财富，其中渗透着舍身求法、为民请命的大乘­精­神。而这种­精­神，就远非小乘的独善其身、专事向弥勒佛像磕头请安所能比拟。

（大乘佛教崇尚千万佛的造像艺术）

一般来说，魏晋贵族阶级推崇小乘，玄谈释老的玄学乃“­性­命之学”，核心不过在保命养生；而北魏之后，大乘佛教方成了一点气候。这就是鲁迅在谈到魏晋佛学时所感慨的：渺渺茫茫说教的成了主流，而舍身饲虎的反而成了旁门左道。魏晋统治阶级之所以不能容忍大乘佛教的主要原因，乃是因为其“人人皆可成佛”之信念中，蕴涵着强烈的“众生平等”诉求。对于任何统治阶级来说，悠悠万事，其中“平等”这一件，当然最为他们所反对。因此，魏晋时代的佛教塑像中，主张现世报应、人皆可成佛的“卢舍那佛”，自然就十分稀有和少见了。

武则天平等的思想，首先因为她是女­性­。北方少数民族无一般汉族歧视­妇­女之伟大历史传统，鲜卑北魏更是几代母后掌握大权，以至于造成北魏道武帝拓跋圭以“子贵母死”这种前所未有的残酷方式，来与自己的母系争权（见田余庆《拓跋史探》）。拓跋圭被逼得山穷水尽，竟出此下策，也可见鲜卑女人大大地厉害。而唐初母系多鲜卑贵族，故尚有此“女强人”之流风余韵，这也是武则天能够上台的特殊历史条件之一。

（明人绘武则天像）

武则天在历史上是有争议的人物，而争论之焦点，则集中于她所发动的政治上的最大革命——这当然就是开“文辞进士科”。郭沫若先生等认为此举非常了得，从此以后，天下读书人（特别是文人）均可以“文辞进士科”出人头地，即所谓布衣入卿相；而且从制度革命角度来讲，武则天发动的这一社会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千年以降的中国社会的等级制度，更变“死制度”为“活制度”，为下层人可以进入社会上层开启了大门，也为社会各阶级的良­性­互动，制造了条件，唐时著名的贤相宋璟，诗人孟郊皆是拜进士科所赐。这种基于社会平等的制度构想能在武则天手中完成，不但是由于武则天本人出身不属于贵族集团（包括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而且更是由于她受“人人皆可成佛”的大乘思想影响，而此思想，甚至比近世之男女平等的“女权思想”，更高一筹。

（颜真卿题宋璟碑、明清进士题名碑）

但对于武则天的这一重大政治革命，史学界也向来有更为强烈、尖锐的否定意见。陈寅恪先生即认为：武则天此举自私自利，缺乏远见，完全出于个人政治目的。她不属于关陇贵族集团，而要想站住脚，就必须通过开文辞进士科来扶植新阶级，与原来的胡汉混合的关陇贵族集团抗衡。而正是武则天的别出心裁，开文辞进士科，结果才造成唐代开国之基石——关陇贵族集团瓦解；换句话说，武则天尽管不重男轻女，但却重文轻武，重汉轻胡，重视提拔年青知识分子而不照顾老­干­部，从而造成严重社会对立，实际上更为要不得。武则天后，原来为关陇兵府制度所凝聚起来的文武合一、胡汉合一体制重新破裂，尤其集中地体现在河北六镇军事集团与洛阳文士集团的对抗，即所谓初唐之胡人军队老­干­部子女，与武则天提拔的汉族知识分子年轻­干­部尖锐对立。此南北发展之严重不协调的结果就是玄宗朝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故与其说唐之衰败，是因安史之乱之六镇造反，不如说是由于武则天的政治革命分裂社会，种下了恶果所致。

但无论赞成武则天如郭沫若，还是贬斥她如陈寅恪，武则天的政治革命――开文辞进士科，的确一举摧毁了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这一点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贵族集团，因为出了武则天这个媳­妇­而崩溃，竟然变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贵族集团。武则天之后，进士科举却被延续下来，修修补补，从此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立国基石。这个意义上，武则天确实为中国历史划定了一个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个将自己塑造成了卢舍那的女人，以她的智慧与胆略，结束了惊心动魄、金戈铁马的中古时代。因此，对波澜壮阔之中古时代而言，武则天真所谓“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个女人”（theendofhistoryandalast′wenman′）。

（武后行从图）

武则天之后，佛教也逐渐结束了它在华夏最为轰轰烈烈的时代，并日益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走向衰落。这里的原因当然非常复杂，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因为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佛教，逐步丧失了其内含的平等诉求和革命­精­神有关。

如上文所述：佛教僧侣集团，其实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准军事­性­的贵族集团进入中国社会的。尽管它的确抱有“众生平等”的信念，而且的确也在中古时代为中国社会原有的社会统治力量——皇权、士族门阀贵族、外族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博弈达到均衡，制造了历史条件，但是，这样的权力均衡，却仅仅是统治阶级互相之间的权力均衡，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重新洗牌而已。像基督教一样，佛教倡导的也是­精­神世界的平等，而不是世俗世界的平等。佛教的僧侣集团当然不可能、也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要将权力均衡和平等的思想，扩展到统治阶级和重大利益集团之外的芸芸众生身上去。

事实上，每当“红旗卷起农奴戟”，奴隶们打算推翻现存世俗政权，建立平等社会的时候，宗教势力几乎无一例外地宣称，宗教里所崇奉的“天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并告诫芸芸众生不要成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更有甚者，如同欧洲最具革命­精­神的宗教改革家路德同是也是主张残酷镇压闵采尔农民起义的最热烈吹鼓手一样，佛教的僧侣集团一如既往地宣扬着“皇权乃受佛陀保佑”的思想。无论西方的上帝还是东方的佛陀，都宁愿忍受统治者之暴政，也不允许暴民揭竿而起。从僧侣阶级发展而来的知识分子，包括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同样也是一个贵族集团。对他们而言，历史就是统治阶级的历史，而人民则是无声的。从这样的立场出发，自诩门第高贵纯正的余英时教授，就难免将魏晋时代高门士族结局的挽歌，唱成了高歌猛进的进行曲：“而魏晋南北朝则尤可视为家族本位之儒学之光大时代，盖应门第社会之实际需要尔！”但如此描述一个士族门阀崩溃的时代，却不仅仅是田余庆先生所谓“大可斟酌”，而是由一唱三叹，到一捶而鼓破。因为这些知识者皓首穷经所探求的，无非是历史上的各路统治阶级之间，如何才能达成权力的均衡与和谐；所谓“天理”也无非只是在统治阶级之间击鼓传花，仿佛只要统治阶级之间达成了权力的均衡和妥协，则会从此天下太平。此王国维所谓以“天命”代替“革命”说之由来——“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对他们来说，一个对人民群众来说最好的制度，无非就是统治阶级之间、利益集团之间权力均衡分配的制度：“盖惧夫名之可籍而争之易生，其弊将不可胜穷，而民将无时或息也。”

他们所谓博大­精­深的研究，无不将目光投向历史上各路­精­英阶层、统治集团——从皇权、士族、僧侣，到士大夫、军人集团，无不一一爬梳。在他们看来，这些­精­英们分赃不均打起来，就会天下大乱；而只要谈好如何分赃了，就会产生一个理想的制度。他们从来没有反过来想一想：只有在统治­精­英面对着一个共同的奴隶造反的幽灵时，他们才会内部“不争”，一致对外。对贵族知识分子来说，“天理”无非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和谐之道”，正义也从来没有站在过小民一边。甚至包括陈寅恪、王国维在内的大师们，他们所孜孜以求的“万世太平之道”，说穿了，其实无不着力于此，而他们所津津乐道的遗世独立，说白了，往往就是昔日高门士族地主阶级历史的幻化罢了。

（王国维像，王国维遗书）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在过去的旧文化舞台上，人民却难成主角，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一直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必须颠倒回来。从三皇五帝到现代，也许只有一位湖南农民的儿子，方才透过“一篇读罢头飞雪”的斑斑点点的历史，看到了在各路­精­英和统治集团之外，有一个无声的力量不断反抗，壮志未酬，而他们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但数千年来，这个力量却在浩荡的历史叙述中鸦雀无声，隐而不彰。中国的根本问题不是­精­英和士大夫关怀的那些空虚缥缈的纲纪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于是，静夜读史，他发出了如此千古浩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蹶留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水深火热，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访尽了名山古刹，拜遍了基督安拉，只有发现了漫长中国历史中隐而不彰的亿万农民阶级之后，才终于找到了扭转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根本契机。也只有在这个阶级的支持下，创造新的军事制度、文化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实现中国文明的复兴，方才有了可能。

什么是“平等”？真正的平等与和谐社会，不是统治阶级之间的均衡、和谐，而是广大人民群众与­精­英集团之间的平等；是耕者有其田，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能够平等分享以土地产权为标志的社会财富。因此，“推翻三座大山”，“消灭三大差别”，此乃发千古未有之最广大宏愿，生无穷之菩提心。而这就是漫长而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历史的奇迹、人间的天国，是对不可能的解放的召唤，是无数过去对无穷未来的祝福。

1936年，在陕北寒冷的窑洞里，面对一位叫做埃德加·斯诺的年轻的西方智者，毛泽东说：“我的母亲笃信菩萨，她对自己的孩子们施以宗教教育。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经常舍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我的父亲是个不信神佛的人，所以我们都因父亲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而感觉难过。”

1959年6月毛主席回到故乡韶山，彻夜未眠之后，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椒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而此间大音梵声，复有几人能解？

（主席诗词手稿）

2002年，有一位叫雅克·德里达的西方哲人，在拜谒了毛主席纪念堂后，来到天安门广场的画像前留影。而偏偏在这个时候，他的照相机却突然“休克”。而哲人悟顿，说：毛主席太了不起了，他对一切“表象”都是彻底否定的！

“喜看稻椒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小民可以创造历史。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皆可成佛陀。

而所谓佛陀，便是那个为天下饥荒打开自己谷仓的人，是那个为了世上的不平牺牲了全部亲人的人，是那个观看《白蛇传》泪流满面、拍案高呼“不革命行吗”的人，是那个面对世界上最大的强权，轻轻作了一个手势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人。

“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从去。故名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