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去年我没有找过他。他把什么都讲得这么明白，还有什么好问的？

纳梵教授跟学生说话的时候，老是侧着脸，开头我不大明白这个姿态，后来才晓得他右耳是聋的。读大学的时候，他玩美式足球，被同伴一脚踢在头上，昏在草地上，进了医院，出来的时候，一只耳朵就聋了。

罗莲叹道：“真了不起，连缺憾美都有了。”

我听得津津有味。他毕业于诺丁大学，罗宾汉出没的地方。虽然也是科学家，但他没有那种MIT、CIT的高深莫测，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他有那种深入民间的高贵气息，我喜欢他。

罗莲已念到最后一年，笑话自然多。

她对我说：“你晓得考莱小姐？每星期四她都有课，但是大家星期三玩得七荤八素，星期四哪里起得了床？一班十四个人只到了四个，她等了一刻钟，不见第五个人影，就冲下去报告校长，哪晓得一走，就来了六个，气得她什么似的！哈哈哈。”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笑，这真有点残忍。据罗莲说，在外国生活，不残忍是不行的。我倒不觉得，至少我没有那样，我也活得很好。

罗莲说：“你是例外，你一皱眉，老师同学就相让于你，不知道为什么。”

我倒还没有为谁皱过眉，只记得去年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就哭，哭得不亦乐乎。今年挤来挤去，挤不出什么眼泪来了，天大的事，推在明天再说，功课再多，一样样慢慢做还是可以的，只是实在多了，做起来未免辛苦。周末非但没有休息，反而变本加厉地忙，晚上做到二三点才睡。第二天一早又撑起来，不敢贪睡。那种熬法也不用说了，不过心里还是很快活，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

有时候问罗莲：“你猜升了第三年，我吃得消吗？这么多的功课。”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