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梅贻琦先生是“蔡孑民先生而后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位教育家”，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他的那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不但家喻户晓，而且让今日办教育者为之汗颜。

在西南联合大学主政期间，清华大学远比北大、南开的日子要好过许多，因为拥有庚子赔款的用度。但是，梅先生总是尽可能把三所大学统筹考虑，一方面争取重庆方面的财政支持，一方面把有限的资金运用得让其他学校的员工无话可说。

他不但自己和普通教员一样租住窄小的民房，还把当局配给他的一辆轿车封存不用，辞退了司机，以人力车代步，或者­干­脆安步当车。尽管他极其讨厌官场的应酬，但身为校长，有时不得不出席一些奢华的宴席。他在日记中写到“晚，某某某请客，在其办公处，菜味有烤|­乳­猪、海参、鱼翅……饮食之余，不觉内愧”（1941年10月13日）“座中有何本初县长及吕专员、黄参谋主任。菜颇好，但馕­肉­馅者太多，未免太靡费尔”（1941年6月11日）。

堂堂的一个大学校长，竟然为馕的­肉­馅多少单记一篇日子，无乃太小气否？君不见今日之小学校长，尚且要费尽周折才能请到，倘若安排的酒店档次稍低一些、菜肴简陋一些，都会白眼相加。

呜呼！校长之与校长，相去甚远也。

B、还是这位梅先生，当时全国最高学府的掌门人，竟然允许自己的夫人上街摆地摊贴补家用。

梅夫人韩咏华在昆明期间，和社会名流、云南省主席龙云夫人等一起参加女青年会活动，目的是激发国人抗日的信心和斗志。女人嘛，在一起难免互相做个饭局啥的，尽管不是AA制，也约定成俗地轮流作东。

终于要轮到梅家的。

以梅先生的清廉，家中是不可能有闲钱张罗这不大的饭局的。他们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点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摘自梅先生日记）。更多的时候，韩咏华和其他教授夫人一起绣围巾、做帽子，然后拿到街上去卖，换些小钱改善一下伙食。

毋庸置疑，这些教授夫人在出嫁前都是社会名媛，或出自名门书香，她们在少女时代吃过的­精­美食品也成为在抗战岁月里的回忆。后来，韩咏华和几个教授夫人组成“互助组”，凭着记忆，制作一种上海才有的糕点，取名“定胜糕”（意即抗战一定胜利），由韩咏华跑到很远的冠生园食品店寄售。这一来一回要一个半小时，偏偏韩女士为了节省，舍不得穿袜子，光着脚穿皮鞋，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自然要磨破她不曾跋涉太远的脚。

真个是斯文扫地。

不过，梅先生和韩女生都不以为意。这次，为了筹集做东的饭钱，来不及绣围巾，韩咏华只好把子女们小时候穿过的衣服和毛线找出来，拿到街上摆个地摊，变卖了10元钱招待龙夫人一行。

大学校长摆地摊卖糕点，绝不同于今天某些所谓社会名流的做秀，而是出于无奈。我想，韩女士何尝愿意屈尊抛头，即便要做秀，以梅先生的社会地位，完全可以做一个更高雅的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