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以下简称端木)在武汉相识。因为情趣相投,萧红对端木很有好感。“端木身材瘦高,穿着洋气,说话和声细雨,性格内向,孤傲、文质彬彬,与萧军的粗犷、好强、豪放、野气形成鲜明对比。当几人在争论问题时,端木一般都站在萧红一边,端木从不与人发生正面冲突,只是采取迂回战术。”这是端木的胸襟,也是一个男人的胸襟,萧红眼里这些都是可爱之处。尤其让萧红感到欣慰的是端木"不只是尊敬她,而且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过了萧军的成就"。这更是其他朋友没有做过的。过去只有鲁迅与胡风赏识萧红的才华,萧军嘴上不说,心里是不服气的,其他朋友也是如此。因此端木对萧红文学成就的赞赏,对萧红有特殊的意义,使她感受到来自一个男性的对她才华的赞美。 因为文人的惺惺相惜,萧红在临汾与萧军分别后,与端木有了更多的接触,常常主动找端木谈创作,谈她的身世。西安古城,大雁塔旁,碑林处,清风徐来,处处都留下了两人相谈甚欢的足迹,虽然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但两颗心的距离却分明越来越近了。只是,谁也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后来饱受世人争议的罗曼史的开始。 萧军来到西安后,萧红提出与萧军正式分手时,萧红与端木也没有真正考虑过两人的关系。这时的端木还从没有想过要结婚的问题,而萧红也还拿不定主意到底怎么办。彼时,萧红与端木,像极了两个玩过家家的孩子,快乐才是终极目的。等到两萧正式分手后,他们的爱情底色才真正显露出来,一个很受伤,一个很怜香惜玉,于是,两人感情迅速发展,像火瞬间燃烧。而,萧红骨子里是个传统的中国女人,爱了就相信是永远,所以她赠给端木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美好心愿。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则象征着坚韧与永恒。不要眼泪,不要爱恨离别,我只要和我心爱的永远在一起。 1938年4月两人到了武汉,5月在武汉举行婚礼。以前对武汉的印象平平,因为萧红与端木的缘故,我突然觉得武汉是个可爱之地,因为它允许有情人终成眷属。 但是,这桩婚姻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得到太多祝福。对于两萧的离异,朋友们大都感到惋惜,并且人们大都谴责端木是第三者。对此,萧红与端木,都选择了沉默,或许这就是他们爱情的伟大之处吧,不能说不能说,一说就是错。而且,我想,萧红此时不是不想说,而是学会了冷眼旁观。这冷眼旁观里有她想要的那种冷静的生活理性的爱。萧红后来对胡风的无意之说,刚好可说明她当时的心境。"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身边常有男人感叹:拜金女太多真爱难寻,现实生活里到哪里去找喜欢过寻常生活的女人。听了,作为女人着实不安。于是,在心里就替她不值得起来,人生如河,岁月如歌,萧红,你生错了年代啊。 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萧红的生活简单得多么让人心酸,但是萧军不能给她这种生活,端木也没能给她这种生活。萧红与端木,感情切合成同心圆时,彼此是真的用心在爱的。但这仓促的结合并没有给对方相互审视的机会。一双新鞋,刚穿到脚上,因为新没有人会太在意它的挤,久了,脚起了泡才知道了疼。这就像萧红和端木的婚姻,日子久了,两人性格的差异在生活中显露出来,失落与幻灭也就不可避免。萧红外表倔强勇敢,但毕竟是个女人,是女人就需要男人的呵护与宠爱的。而端木呢,说到底是个大男孩,家庭优裕,从小只受到别人照顾溺爱,除了飞扬的文采,并不懂得要关爱呵护妻子,而且还是一个需要加倍呵护的妻子。 婚后不久,武汉大轰炸,萧红让端木先走他就先走了,困苦和寂寞留给了自己。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萧红到了香港。“她看见天空最后一次跌荡移动,她看见人间最后的一截截肮脏的楼梯扶手,她看见天是黑的,风在天上一块紧接着一块走,她看见日本兵胳膊上戴着红箍儿,她看见世界痛苦地永远进入了晚上。”由于被迫东躲西藏,加之医院药物匮乏,萧红的肺结核日益严重,1942年1月22日,这虚弱的身体如朽木终于沉沉睡去。 一直不知道萧红的爱情与什么有关,偶然读到她的诗:“今后将不再流泪了,不是我心中没有悲哀,而是这狂妄的人间迷惘了我了。”爱得这样心明眼亮,想来是一种萧红式的洒脱,不问也罢。
庐隐:她的爱情比你浅(1)
庐隐,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其笔名庐隐,有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女作家在现代中国》(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之中,与萧红、苏雪林和石评梅等人并列为18个重要的现代中国女作家之一。 籍贯:福建省闽侯县 生年:1898年 卒年:1934年 出身: 庐隐的父亲是前清举人,母亲是一个不曾读书的旧式女子。庐隐出生前,已有三个哥哥,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父母却盼望再生一个女儿。1898年5月4日,她在福建省闽侯县城内降生的那天,外祖母去世了。因此,母亲认定她是一颗灾星,便把她交给一个奶妈去喂养。婴儿时代的庐隐,从未享受过母亲甜蜜的抚爱,全家人都讨厌她;两岁时生了一身疥疮,满了三岁,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但她却养成了爱哭、爱闹、拗傲的脾气。这时她得了极重的热病,母亲对她完全绝望。慈母般的奶妈把她带到山青水秀的乡下,村野的空气和阳光使她很快健康起来。 子女:育有两女 情事男主角:林鸿俊、郭梦良、李唯建
生平大事记:
1903年父亲去世,庐隐到北京舅舅家居住。年入教会办的慕贞书院小学部。信仰基督教。1912年考入女子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后任教于北平公立女子中学、安徽安庆小学及河南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国文系。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2年大学毕业后到安徽宣城中学任教,半年后回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1925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海滨故人》。1926年到上海大夏大学教书,1927年任北京市立女子第一中学校长半年,几年间,母亲、丈夫、哥哥和挚友石评梅先后逝世,悲哀情绪浸透在这个时期出版的作品集《灵海潮汐》和《曼丽》之中。1930年与李唯建结婚,1931年出版了二人的通信集《云欧情书集》。婚后她们一度在东京居住,出版过《东京小品》。1931年起担任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国文教师。36岁时因临盆难产子宮破裂,死于上海大华医院。 说到庐隐,便会想起“芳华早逝”这几个字,然后想起她爱恨情仇的这短暂一生。 庐隐的童年是不幸的。因为出生那天外祖母去世,母亲认为她不祥,从此就不爱她;因为庐隐爱哭,父亲有一次竟然差点把她丢到大海。所以,小小的庐隐,在人生初始就被迫戴上了“一双灰色的眼镜”,使得她“对人生的估价是那样的无聊消极”。她的忧郁直到她遇上了文学,一切才浅了,淡了,如烟消散。 文学是救人的,庐隐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新思潮,愈发坚定了这一点,她有很多苦闷,她说:“我常常觉得心里梗着一些什么东西,必得设法把它吐出来才痛快。后来读文学概论,文学史,里面讲到文艺的冲动,我觉得我正有这种冲动,于是我动念要写一本小说,但是写什么呢?对于题材,我简直想不出,最后决定还是写我自己的生活吧。”她的第一篇小说是用伤感的文言写的描写她幼年故事的自传体《隐娘小传》,为此她特意取了个“庐隐”的笔名,取隐去庐山真面目之意。小说未写完她就不满意,一直压在箱底,最终付之一炬。她的第二篇小说《一个著作家》是一篇歌颂纯真爱情、揭露金钱社会的力作,女主人公因受气生病而死,那著作家则用破瓶子刺破心头,流着鲜血,呼喊着情人的名字,表达了对社会的抗议。庐隐通过郑振铎将这篇小说交给了茅盾,并发表在矛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后来茅盾评论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于革命和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第一人。”
庐隐:她的爱情比你浅(2)
一、没有实现的花季结婚条件
庐隐并不漂亮,她个子不高,脸孔又黄又瘦,不是那种讨人喜欢的类型。但是,她的才华如钻,辉映了她的一切不完美,她在自己心爱的男人面前出现时,这种光芒达到了极至。 十六岁,人生最美丽的花季,庐隐母亲开始关心起她的婚事,而她,对于结婚却很害怕,觉得那是一件很神秘的事。就在这时候,她在舅父家里认识了一位表亲林鸿俊。这位少年读书不多,人却聪明漂亮,其家境贫穷,无依无靠。但是,庐隐拿他与自己身边熟悉的少爷表哥们比,觉得他谦卑,不张扬,自然觉得他可亲近。彼时,庐隐从他手里借到了徐枕亚的那本《玉梨魂》,小说描写一个多情而薄命的女郎遭遇,其情节凄婉,庐隐一边读,一边对比自己的身世,不知不觉间泪水湿透了衣襟。还书时,与林鸿俊谈起,依然难掩伤感之情。后来两个人经常相互借书看,一来二往的,林鸿俊被庐隐的才情所打动,于是翩翩少年的他便给她写了一封述说自己平生不幸的信,同为天涯沦落人,看完信后,庐隐的心痛了,眼泪在十指之间轻轻滑落了下来。他们俩的关系因此而亲密无比起来。 接下来,林鸿俊向庐隐提出结婚,庐隐开始是有一些彷徨和不安的,但母亲和哥哥的横加干预反而像恶意的石头投进了她的心海,瞬间激起了她的一腔义愤。她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再听任他们的摆布了,于是绝决地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庐隐的母亲虽然不是很爱这个女儿,但是却深知她倔强的性格,只好答应。她签了字,接受母亲的条件:大学毕业后才能举行婚礼。但这个条件最终没有实现。是偶然,也是必然。 爱看书和研究社会问题是“五四”时代许多追求光明的青年人的特点,庐隐就是其中的一个。进入大学生活后的庐隐,很快发现,同她订婚的表亲林鸿俊思想平庸,同她想的不一样,走的道路不一样,她所需要的人,不是仅仅脾气好就可以满足的,于是便主动提出要求,解除了婚约。这有些悬崖勒马的况味,好在勒住的是不合适的一段情。
二、只求两椽清洁质朴的茅屋
一直觉得郭梦良在庐隐的生命里出现得太晚了。1922年庐隐大学毕业后到安徽宣城中学任教,半年后回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庐隐原籍闽县,因此她经常参加福建旅京学生同乡会的活动,还出任会刊《闽潮》的编辑。在一次同乡会的活动中,她结识了文学研究会最早的成员、北*律系的高材生郭梦良,他的古文根底好,在杂志上发表过很多论文,也是一位作家,她曾同庐隐一起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的成立会。她和他,都有才。之前,彼此已有好感,见面了,顿觉相见恨晚,两人双目对视的时候,怦然心动的感觉就来了。此时,郭梦良已有妻室,没有人看好他们这段感情。 可是,“一旦找到了真爱,她可以不顾一切”。这就是庐隐!她说“我天生就是执拗的脾气,除非不曾拿定主意,否则,无论别人怎样冷嘲热骂,我还是我行我素……” 1923年夏,他们不顾家庭、朋友的反对和强烈的社会舆论冲破重重阻碍,终于在上海“一品香”旅社举行结婚典礼。他们的结合是快乐与忧患交织的,庐隐出任教职,照顾家务,还写小说,郭梦良除了打理教务,研究人生哲学,也勤于编著。男耕女织,夫唱妇随,人生何求?庐隐想:只要有了爱情,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就这么不动声色过到底好了。但是,理想的婚姻生活和现实的婚姻生活如雾,终究隔了一层水气。这水气是柴米油盐的过日子实际,亦是庐隐无所适从的地方,在这样茫然若失的婚姻情绪中沉浮了半年之后,她写出了《胜利以后》、《父亲)、《秦教授的失败》等短篇小说。 婚姻是允许女人成长的,庐隐已渐渐溶入了生活。1925年7月,她成功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郭梦良像她一样兴奋。但,不久郭梦良因肠胃病竟一病而逝,庐隐彻底被生活打懵,她的心事是:如果老天爷不爱自己,为什么要赐予她婚姻;如果爱她,为什么还要再次残忍地剥夺它……没有答案可寻的夜里,她孤单单守着郭梦良和她的爱情结晶--不足一岁的女儿,长歌当哭,抚枕而恸,她的心啊,似白月光,充满了绝望的哀伤。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带着内心的痛与苦,带着孩子踉呛着把郭梦良的灵柩送回福州安葬的。庐隐是长情的女子,她想守着郭梦良的魂就这么在在郭家住下去的。郭的前妻对她并不坏,只是婆婆太刻薄,她也不是有心刻薄,只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在心理上总有些无所适从。受愚昧无知的思想所害,婆婆在心里固执地猜疑是庐隐害了郭梦良。所以,生活中,处处与她作难,据称连庐隐晚上点煤油灯都要遭到恶骂,一个灵魂醒着的写字人连看书写字的自由都被限制了,其痛苦可想而知。 txt小说上传分享
庐隐:她的爱情比你浅(3)
最终,庐隐实在无法忍受,只好带着孩子,像一只没有篷的小船,被命运驱赶着,从福建漂泊到了上海。后来,她手中的笔将满腔情愫化为了沥血泣泪的文字:《郭梦良行状》、《寄天涯一孤鸿》、《灵海潮汐致梅姊》、《寄燕北故人》、《寄梅窠旧主人》,记载着这些暗淡生活里的暗淡日子和情感,它们简单让人心痛:我相中的乐园,并不是想在绮罗丛里,养尊处优;也不是想在饮宴席上,觥筹交错;我不过只求两椽清洁质朴的茅屋,一庭寂寞的花草,容我于明窗净几之下,饮酽茶,茹山果,读秋风落叶之什,抉灵海潮汐,示我亲爱的朋友…… 当时,她与石评梅同病相怜,她失去了郭梦良,石评梅失去了高君宇。在陶然亭,因为“君失娇杨我失柳”,她们多次抱头恸哭,怀念逝去的爱侣。但她们在人前却又常常把自己粉饰得如同快乐女神,她们狂歌,她们笑谑,她们游戏人间。
三、前面有一杯幸福的美酒
庐隐本来爱不着迹的自然界的种种,爱有神韵的男人和女人,爱看无踪无迹的浮云,爱到无人的地方,睡在草地上看小说,爱喝酒,吃醉了爱睡在床上做醉梦。丧夫后,庐隐的生活倾向于颓废,常常喝酒喝得大醉,醉了心或许不会痛吧。其时,追求她的男友颇众,她一个也不放在眼里,心想再也没有谁能打开她心里的那扇窗了。
1928年,当她在北师大附属中学教书时,一个比庐隐小九岁、相貌英俊的大男生,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三年级学生李唯建,对庐隐展开了锲尔不舍的追求。庐隐既惊讶又暗喜,这个大男生,写诗,爱文学,思想清新,心灵未受世俗尘滓的污染,学业也非常优秀,有着热烈的纯情和想象,与庐隐灵犀相通。他们通信频繁,爱情急骤升温。李唯建的出现,如同阳光,照彻了庐隐她的幽秘和阴暗。在化名“冷鸥”和“异云”的情书通信中,庐隐觉得她遇见了一个把她看透的人,那是李唯建给她的小诗:我握着你的心//我听你的心音/忽然轻忽然重/忽然热忽然冷/有时动有时静/我知道你最晰清。 这时,她从‘重浊肮脏的躯骸中逃逸出来了”,她成了一朵花,一只鸟,一阵清风,一颗亮星;她觉得“前面有一盏光明的灯,前面有一杯幸福的美酒,还有许多青葱的茂林满溢着我们生命的露滴”,“宇宙从此绝不再暗淡了”一度幽怨郁闷的庐隐重又变回了昔日快乐奔放的“孟尝君”。她有禅心,有慧悟,有真诚,但惟有爱情,能够使死灰复燃。庐隐认为,这寒凉的世界虽然风卷黄叶,雨打枯荷,但还不是一团糟糕。只要有爱情的温慰,烹文煮字以疗饥的生涯也不算太苦。 关于恋爱,庐隐说过:“我自然不会主张恋爱要以金钱地位年貌为条件,可是也不相信是绝对无条件的。”她的条件是什么?是精神!她自己对待爱情便是这样的。“在我的生命中,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锐利的人物,而我呢,满灵魂的阴翳,都被他的灵光,一扫而空……”这是她从李唯建那里得到的精神财富,也是他们相爱的基础。她说:“从前我是决意把自己变成一股静波一直向死的渊里流去。而现在我觉得这是太愚笨的勾当。这一池死水,我要把它变活,兴风作浪。”
四、花样年华遭天妒
1930年庐隐不顾世俗偏见,与李唯建结婚。1931年2月,庐隐和李唯建去日本度蜜月。行前,她将二人的通信集《云鸥情书集》(共六十八封情书)交由天津《益世报》连载,仿佛爱情长跑,引得世人瞩目。一年后,上海国光社即出版了这本充满狂热情话的书信集,字字句句情真意切,令无数恋爱中人痴迷神往。婚后他们一度在东京居住,研究文学,《东京小品》便是她旅居日本所写的小品文,充满简单的幸福。1931年回国后,他们到杭州,寄居在山青水秀的西子湖畔。1931年夏天,他们离开杭州到上海,李唯建受聘于中华书局,做外文编辑。庐隐则重执教鞭,担任上海法租界工部局女子中学国文教师。日子如歌,快乐是音符。 庐隐的朋友——著名作家苏雪林后来称赞庐隐一生英风飒爽,在恋爱上表现这种不平凡的举动,很可羡慕。 庐隐与李唯建婚后的四年,无疑是她一生最快乐最幸福的四年。这四年里,由于受到爱情的滋润和激发,她的文学创作大面积丰收,单是1931年——1932年这短短两年间,她就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象牙戒指》和《火焰》,还有《飘泊的女儿》等二十余个短篇小说,此外还有许多散文、随笔。照此势头,照此创造力,一路往前冲,她的成就未可限量。可是,这花做的年华还是遭天妒了,她的生命在1934年因为难产而猝然熄灭了。庐隐这年怀孕将产,为节省费用计没有进医院,仅以十数元代价雇一助产女士来家伺候,结果手术欠佳,流血不止,送入医院,终因分娩难产后的子宮破裂,于5月13日死于上海大华医院。庐隐的死亡完全是由于庸医所误,但她对此并无怨恨之心、责备之言。当她生命垂危之际,李唯建悲愤交加,曾写一状子,要去控告医生,但庐隐劝阻了他:“算了,不要去告了,人已死了,告他又有什么用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此话一出,李唯建的眼泪就下来了,是不舍,是心痛,是无奈,是回天无力。36岁的庐隐是带着遗憾与自己眷恋的世界作别的,她的遗体后来被安葬在上海公墓,棺内陪葬的是她的毕生心血——已出版的所有作品。
丁玲:我有四段情(1)
丁玲,现代女作家。原名蒋冰之,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丁玲一生著作丰富,有些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出版有《丁玲文集》五卷。
籍贯:湖南临澧人
生年:1904年卒年:1986年 出身:1904年10月12日,丁玲出生在湖南临澧农村的一个姓蒋的大户人家。她的祖父当过大官,也算得上书香门第。父亲叫蒋浴岚,中过秀才,辛亥以前曾一度留学日本。母亲叫余曼贞,常德人,虽算不上才女,但也会写诗作画,嫁到蒋家后也是温柔贤淑的好妻子。他们结婚6年后,丁玲出生了。丁玲还不到10岁的时候,蒋浴岚就病逝了,家里也随之败落。据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丁玲靠母亲每月寄给她20元生活。1921年丁玲到了上海求学,后来用20元做旅费乘火车到了北京。丁玲在北京认识了胡也频、沈从文、冯雪峰,这几个人的恩恩怨怨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扯不断的话题。 子女:育有一子,名为胡小频,即蒋祖林。 情事男主角:胡也频、冯雪峰、冯达、陈明生平大事记: 丁玲在长沙等地上中学时,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1923年进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1927年发表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这时期她创作的《水》、《母亲》等作品,显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实绩。 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逃离南京转赴*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在陕北历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并先后创作《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夜》、《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等解放区文学优秀作品。1948年写成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被译成多种外文。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金。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先后担任文艺界多种重要领导职务,并在繁忙工作之余,发表了大量小说,散文和评论文章。1955年和1957年被错误地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1958年又受到“再批判”。并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期间深受*并被投入监狱。1979年*后重返文坛、先后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并多次出访欧美诸国。1986年3月4日,丁玲去世,享年82岁。 爱情是浪漫的,文学家丁玲的爱情尤其具有他人所没有的玫瑰色彩。 现代著名女作家丁玲一生两度入狱、几番沉浮的坎坷经历常令人扼腕唏嘘,而伴随作家一生,给她带来欢欣与愁苦、幸福与磨难的则是她的四次婚恋情感历程,它们如玫瑰花瓣,在丁玲的身后纷纷扬扬,洒下,且暗香残留……
一、与胡也频投入真情
“丁玲在桃源读书时,五四运动的影响已到了湘西。“自觉”和“自决”,“独立互助”与“自由平等”的思想,燃烧起一群青年女学生的热情。丁玲不问家里意见如何,便和另外三个同学跑到长沙,转入男子中学,后又受上海“工读自给”的影响,又一同跑到上海,进了平民学校,并在上海大学认识了瞿秋白、邵力子、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沈雁冰、施存统等教师。由于后来同伴中的王剑虹与瞿秋白同居,丁玲与瞿秋白一个弟弟过往甚密,遂闹得流言四起,丁玲就独自跑到北京,因朋友曹孟君和钱女士关系,住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的宿舍里。她与胡也频相识,是由于和胡也频住同一公寓的朋友左恭的介绍。其时,左恭正与曹孟君恋爱,三位女友常常结伴到胡也频所住公寓来看左恭。” 这是《沈从文传》的作者凌宇对于丁玲与胡也频相识之前的记忆描写,清晰而明了。1925年春天,丁玲在北京投考艺术学校没有成功,但是属于她的第一段爱情生活却由此而开始了。 初次恋爱的男人,如柳萌新绿,眨眼便成荫。胡也频刚刚认识丁玲,就一见钟情,热情地爱上了她。他将她带到沈从文那里来的时候,两人相识不过三五天的时间,但却已经处在爱情萌发的时刻,忘情到想为她倾其所能。而这时的丁玲正处于人生低谷,除了无法读书深造的遗憾,还有弟弟的早亡让她无法释怀,于是常常喊一声“弟弟”,然后自己哀哀地痴坐痛哭一整天。男人是用上半身思考下半身行动的,胡也频在知道这些后,就用一纸盒装满一大把黄|色的玫瑰,并在花下写着一个小小的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想以此博得对方的一笑,或者说想让对方窥见一颗忘情的心,但是丁玲的心思并不在这里。多想找到一双翅膀带自己飞,找不到,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丁玲曾写信给鲁迅,陈述了自己的境遇和困惑,希望她所仰慕崇拜的鲁迅先生能为自己提出一条前行的道路。阴差阳错的是,由于当时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战犹酣,误认为这是沈从文化名捣鬼,就没有给以复信。得不到回信的丁玲焦急不堪,几乎绝望了。于是,她像一个激流勇退的战士选择了回家,纵然不甘不愿。 丁玲的郁闷,母亲不会理解,母亲只是觉得有个孩子在自己身边真好。但,私底下,丁玲振翅高飞的欲望从未停止过,她想一定会有天使来救自己的。果真,这清浅的日子没过几天就被打破了。打破者为胡也频。当时,“丁玲与她母亲同去开门,都惊异地注视着站在门外的一个身穿白长衫的青年。丁母惊诧这是哪里来的访问者;丁玲诧异这个在北京刚刚见过几面,萍水相逢,交往不深的人为什么远道来访。”其实敏感的丁玲应该觉察出什么的,但是她装作什么都不解,她只是在意心底里的那个太阳又有了冉冉升起的机会。 她和他,像桨遇到了船,并肩前行是共同方向。很快,丁玲了解到胡也频苦难的家世和一个漂泊者的痛苦经历。所以,那些日子,湘西僻远的常德、空旷静寂的庙宇,消了都市的烦闷和喧嚣,成了这两个漂泊青年的情感栖息之地。 应该说,丁玲是在不懂得爱的时候仓促地爱了。“那时对恋爱毫无准备,也不愿意用恋爱或结婚羁绊我。我是一个要自由的人。但那时为环境所拘,只得和胡也频作伴回北平。本拟到北平后即分手,但却遭到友人误解和异议。我一生气,就说同居就同居吧,我们很能互相谅解和体贴,却实在没有发生夫妻关系。我那时就是那样认识的。我们彼此没有义务,完全可以自由。但事实慢慢变得似乎仍然应该要负一些道义上的责任。我后来认为那种想法是空想,不能单凭主观,1928年就决定和也频白首终身,断绝了保持自由的幻想。”由此可见,丁玲和胡也频最终走到一起,责任感的加强起了一定作用。虽然这爱看上去颇为牵强,倒也不乏真诚。 婚后,丁玲与胡也频曾有一段又清苦又甜蜜的爱情好时光。住在香山时,由于二人不善理财,常常有断粮绝用的时日,这时,就由一人或二人一起用散步的方式到城中典当一些衣物以解燃眉之急。可是因为文学这颗浪漫的种子,“有时两人下山虽是为筹措伙食,但却常常走到半路忘了这件事,因为关心泉水与天上的白云,在路上一坐常常就是几个小时。有一次,黄昏上山,因为眷恋天上新月的美丽,两人竟在玉泉山小河边坐到半夜。”呵呵,两个性情中人啊,读到这些,当即在心里笑了,为这不食人间烟火的爱。 要爱,首先必须生活。当他们生活难以为继,当他们眩惑的情感涌浪平息之后,面前耸立的仍然如同从前一样的一个沉闷窒息的北京古城和荒凉冷酷的人生事实。他们不得不从山上搬下来,重又过起蛰居流寓的生活。此时,胡也频的作品小说通过沈从文的介绍已能常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镌》上面世。后来,靠着对文学执著的勤奋努力,胡也频很快成为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他的诗在当时北方寂寞的诗坛造成一种新的趣味,在风格方面,被当时称为近代新诗新型之一种,并且,他以其横溢的才华,在小说和戏剧领域都有涉足。但是,稿费收入很微薄,两人在清贫窘困中数度着光阴。 时间来到1930年11月8日,丁玲生一男孩,取名胡小频(即蒋祖林),出院后他们已身无分文,两人只能共吃一客包饭。如此窘迫,凡人见了大抵是要哭的,但是他们却感觉精神上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充实、也更乐观。 关于这段感情,丁玲自己的评说是:我不否认,我是爱他(指胡也频———笔者注)的,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做游戏,我们造做出一些苦恼,我们非常高兴的就玩在一起了。 1931年2月7日,年仅29岁的胡也频被枪决于上海的龙华司令部。凄厉的枪声震撼了中国,也击碎了丁玲最初的爱情。
丁玲:我有四段情(2)
二、与冯雪峰 无限遗憾
冯雪峰的出现,使丁玲与也频的情感生活出现了波折。 十几年之后,丁玲是这样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谈及当时的情形:一天,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来到我们家里,他也是诗人。他生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要穷。他是一个乡下人的典型,但在我们许多朋友之中,我认为这个人特别有文学天才,我们一同谈了许多话。在我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这人本来打算到上海去的,但他现在决定留在北京。我停止了写作,满脑子只有一个思想——要听到这个男子说一声“我爱你”。 于是,在与胡也频相爱的同时,丁玲又爱上了文学天才冯雪峰。性格开朗的丁玲竟然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这个想法放在现代看都有些新潮前卫,但是这两个男人大概都太爱这个女人了,所以,他们真的在西湖边共同相处了一些日子,结果胡也频坚持不住,返回上海,找到了好友沈从文。沈从文告诉他夫妻之间应该怎么相处,胡也频第二天就回到了杭州。最终,冯雪峰离开了杭州,胡也频与丁玲就和好如初了。丁玲心如刀绞地看着冯雪峰离去,重新回到了胡也频的身边。 当时的情形是,冯雪峰不是不能爱,而是已婚娶,他同丁玲一样珍视这份情谊,最终又用理智战胜了这种情感。两封信,丁玲写的是给雪峰,但只把痛苦深置于心,她一直没有将信递给冯雪峰,“我常常想你,我常常感到不够,在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怀里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唉,怎么得再来个会晤呢?我要见他,只要一分钟就够了。”……1937年在和斯诺夫人的谈话中,丁玲强调的是她无法拒绝胡也频火一样炽烈的热情,以及他们已经同居的现实。说到底,雪藏对冯雪峰的感情,丁玲如手执玫瑰残留余香,遗憾浅浅寂寂是有的。 不怀疑这段感情的真挚与热烈程度,单就丁玲和冯雪峰这种不以个人情感的满足为准绳的态度就让人钦慕,这比当前那种“扯不断理还乱”的三角四脚感情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吧。所以,我经常想转身盛开也是爱的一种啊。在延安时,曾有人问丁玲,最怀念的人是谁?丁玲是这样回答的:“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纪念的是死者,而怀念的是生者,如此情真意切也就够了。
三、与冯达,噩梦一场
胡也频牺牲以后,丁玲的生活信念并没有轰毁,但生活之舟却颠簸在浪峰与波谷之间。丁玲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我预备走,我明白,不走也不行啊!”当时,她一个人要负担连她母亲、儿子在内三人的生活重担,关心她的朋友都以为这样一个人生活太难,终不是长久之计。 就在这时,德国《法兰克福时报》记者史沫特莱采访丁玲,需要一个翻译,这个翻译就是冯达。两人相对而坐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感觉,可是随着采访的深入,所谓爱情的化学反应就来了。当丁玲谈到一年来的遭遇和现实的处境,冯达在流畅的翻译中,仿佛看到一个真实而伟大的女性矗立在一个崭新而富于传奇色泽的世界,当丁玲坦诚而动情地谈到胡也频和她的情感生活时,在一旁翻译的冯达,内心几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为爱受过伤的女人,黑夜比白天多寂寞比快乐少,不可否认,丁玲的心当时是极其脆弱的,这脆弱如风雨侵袭过的百年老屋,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冯达来了,他没有撑伞,但是丁玲却觉得冯达给他撑起了整个世界。他们一起上街买东西,一起去看望朋友,有星星的夜晚就手挽手去散一个步。丁玲的眼里,冯达是一个可依可靠之人,有他在她就觉得日子里有希望,连痛都是甜的。1931年的11月,他们结婚了,并一起度过了长达3年的婚姻生活。 但这场婚姻却充满了恶梦的色彩。1933年5月14日那天,冯达出门时告诉丁玲“12点要是我不回来你就赶紧离开”,结果冯达一出去就被特务盯住了,一直磨到12点过了才回到家中。他回来一看丁玲还在,俩人就这样一块儿被捕了。在监狱中,冯达含着眼泪向丁玲赌咒发誓,说他没有出卖丁玲,丁玲相信了他。性格刚烈的丁玲准备以死来抗争,请求冯达帮助她自杀。她把头颈伸进绳套,一脚踢翻了凳子,冯达实在看不下去,把已经失去知觉的丁玲救了下来。在浙江莫干山的监狱生涯漫长而又阴森,丁玲在狱中怀孕了,并于1934年9月生下了一个女婴。以后她义无返顾地离开了冯达,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四、与陈明,挚爱深沉
1937年2月,出狱后的丁玲来到延安。当时延安文艺界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文艺晚会,其中演出的一个节目就是根据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改编的一个话剧,台上演巴威尔的年轻小伙子引起了她的注意。小伙子浓眉大眼,高鼻梁,英俊潇洒。丁玲在陈明的身上看见了胡也频的影子。 1942年,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在人们的嘲讽和挖苦声中正式结婚。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请客吃饭,两人手牵着手在延安的街头快乐地散步,心中洋溢着无限的幸福。新中国成立后,陈明与丁玲在北京度过了一段相对风平浪静的岁月。 但没想到,1955年,丁玲作为“丁玲反党集团”的主谋遭到批判,随即被流放到北大荒长达8年;以后又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5年出狱后,再被送到山西乡村。直到1979年*为止。在25年中,陈明一直陪伴着她,他们的爱情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 文学,爱情和政治,是丁玲一生的三个主题。但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丁玲牵挂的唯有爱情这个主题。她对丈夫陈明说: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而在这句话之后,丁玲又说了一句:“你太苦了,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我实在感动,女人多老都是需要爱的啊,当然前提是,他是值得的男人,如陈明。
白薇:为了爱梦一生(1)
白薇,姓黄,原名黄彰、黄鹂。与庐隐、丁玲等同是“五四”时期成名的女作家。在日本留学时开始文学创作,写出了第一部作品三幕话剧《苏斐》。她的成名作是1928年发表在鲁迅主编的刊物《奔流》上的《打出幽灵塔》。白薇还参加过“左联”,当过《新华日报》记者,也当过游击队员。在抗战中的重庆,她是“文协”中很活跃的作家。全国第二、三、四、五届政协委员。籍贯:湖南省资兴人生年:1894年卒年:1987年出身: 黄家是名门,祖父是个武官,其父黄晦在日本留过学,加入过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还曾在地方上兴办过教育。这样的环境之下,白薇从小就喜欢读书,后来据称白薇的陪嫁的箱子里没有几件值钱的衣物,却有父黄晦给的不少书。
子女:无
情事男主角:杨骚生平大事记:
1918年,为了摆脱包办婚姻的束缚,白薇在妹妹和同学的帮助下,从学校围墙掘洞逃脱,从上海乘船前往日本东京求学。
1925年回国在武昌中山大学教书。白薇参加了创造社、左联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郁达夫在日记中记录过她不幸的身世。 1926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女子师范理科。
1931年参加左联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
1938年,在桂林任《新华日报》特派记者。后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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