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政府和志愿者们不但竭力救援生者，也开始尊敬死者。这是否表明我们开始承认，生者和死者必有一个相同的部分，就是灵魂或人格；或者说，人身上有一样东西，是死亡也不能拿走的。否则，在巨大而普遍的死亡面前，没有人可以继续有希望地活下去。因为生命的意义，不能建立在碰巧没有地震的偶然­性­上。

为死难者降半旗，和三天全国哀悼日，是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对普通公民的尊敬。普通公民的意思，就是这种尊重与他（她）的身份无关，而与个体生命本身有关。国旗从一个高不可攀的、国家主义的至高点，降落在一个适当的位置，这是一个期盼已久的值得纪念的突破。这表明中国人经过千百年来无数次灾难，终于获得了一个政治哲学的新起点，就是个人的权利、人格和尊严，高于国家，也先于国家。当举国上下，从文武官员到贩夫走卒，一起为死者默哀时，这个国家开始低于灵魂，否定了自身的神圣­性­，而将神圣不可侵犯的起点，还给个体生命本身，开始真正承认自己仆人的地位。

自古巴蜀一家。四川在重庆没有划分出去之前，有近一亿二千万人口，即使现在，也有八千六百多万。对于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省份来说，上面谈到的关于四川人的概念，无论如何都显得太单薄，太肤浅，近似无知。在我对阅读过的关于评价四川人文章的有限记忆中，比较客观而准确的是在1944年。当年3月的《文史杂志·四川专号》中说："四川乃中国民族文化的大熔炉。这里可以消灭一切部族的区域的限界，使整个中华民族融合无间，而社会文化获得综合的向上发展。因为这里有全国共同了解的语言，与共同适应的生活，全国任何人到了这里都会自然融合，这对于新中国前途的发展实有莫大的裨益……今日的四川人大半是从各省迁来的，这里面可能包括了中国各地区各部族的人民，而形成了一个新生的有机体，为新中国前途奠定了基础。所以我们应当正确认识这一历史事实及其未来的发展。"

60年前的《文史杂志·四川专号》对四川人的评价是一种概括总结，显得宏观但准确。在5·12汶川大地震后，5月22日，《南方周末》社论的标题"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就与之不谋而合。许多学者认为，在一个广阔的现代社会大背景下，抗震救灾为中国社会的民族理念的重塑、国家价值的演进、公民社会的强化提供了转型的契机。

汶川大地震不只是四川的灾难，同时也是中国的巨大灾难，这次灾难不只是凸现了四川人独特的­精­神和品格，巴蜀人心灵中人­性­的光辉。更为重要的是，四川以巨大的牺牲检阅了市场经济时代的中国­精­神，它使中国的民族­精­神从多个维度得以重构。"多难兴邦"，四川再一次以近10万生命的付出，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对中国未来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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