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娃们，下一次就不给钱了，只能换东西！”供销社里的会计兼售货员带着蓝­色­的套袖，坐在炉子边上烤着火一边给我们分钱一边说，“知道你娃娃们大雪天的捡骨头不容易，想拿几个钱过年哩！”

与我同去的给伙伴们纷纷笑着接了钱收进了贴身的口袋里。我拿着钱，愤愤地瞪了那个丢掉我帽子的人一眼。他就笑了：“周家娃，不是想买一顶新帽子吧？”那个老会计立刻脸上堆着笑望着我问：“是要买东西啵？”

我把钱递到他手里，又赶紧抢过来，取出了一毛钱，把剩下的都交给他。

“买个啥？”老会计看着我，笑了笑，问旁边的人，“这是周洪家的娃娃吧？”同伴们就笑着答应着。老会计拿着钱嘿嘿地笑着，说，“这娃娃知事（懂事的意思——作者注）得很里！也就五六岁吧？竟然吃得了这份苦！”

我听着老头儿的夸奖，心里美滋滋的，把剩下的一毛钱也交给了他。老会计接了钱，笑呵呵地又问了一遍：“买个啥？”

我走到柜台边上，看看玻璃柜台里和货架上摆着的东西，觉得什么都想要。但我知道我的那些钱根本不可能买那么多东西，就在柜台边上转悠了半天，东张西望地看，最后一样一样地指给老会计看。我指一样老会计就拿一样放在柜台面儿上。我正在可着劲儿挑的时候，老头儿喊了：“够咯，够咯！周家娃，买不了这许多东西！往后捡了骨头再来换吧！”

我踮着脚站在跟我一般高的柜台前面看看，问：“这些东西可都能买得下来么？”老头儿就摇摇头，说：“总得拣出几样儿来。”

我看看那些东西，一样儿也舍不得拣出来。但是我没有那么多钱，必须拣出来。我看了看，从柜台上的东西里取出了一个气球，看看老会计，他依然摇头。我就又拣出一根铅笔，他还是摇头。

每拣出一样儿东西，我的心就疼一下，就好像是把自己的东西拣给别人一样。那些东西都是我盼望已久的，也都是我觉得很需要的。挑拣了半天，柜台上的东西就剩下一半儿的时候老会计止住了我：“够了，够了。这就差不多了。”我踮着脚看看柜台，那里就剩下两包“青松牌”香烟，一黑一白两把棉线，一根红头绳和一包一百响的炮仗。

老会计噼噼啪啪地打着算盘算完了，对我说：“周家娃，还剩下一毛三，给自己买个糖不？”

我点点头，指了指摆在一个纸箱里的花生糖。老会计就走过去，从里面数了十块花生糖，交到我手里，说：“一毛钱七块儿，多给你一块儿。你周家娃知事得很，我稀罕你哟！”

从供销社暖烘烘的屋子里出来的时候，我猛地打了一个喷嚏，鼻子里的鼻涕就飞了出去，啪地一声落下去，在雪地里打出一个小窝窝，大家都笑了。我怒目而视，问道：“很好笑么？”他们就笑得更响了。那个来的时候驮着我的人把我放在马背上，他跨上来搂住了我，把头的棉帽子摘下来给我戴上了。我伸手想把棉帽子摘下来还给他，他一把按住了我的头，轻轻打了一巴掌，说：“坐稳了！”就“得儿”一声，催马走进缥缥缈缈的风雪里。

去的时候迎风，回家的时候就顺风了。我坐在那个人怀里，他宽厚的胸膛像墙一样挡住了风雪，我戴着棉帽子在他的怀里打了几个响亮的喷嚏，就呼呼睡着了。

到了我家门口，他跳下马把我接下来，忽然说：“哟！周家娃发烧了！”就抱着迷迷糊糊的我进了我家院子。我听见我家的大藏獒汪汪地叫起来，我娘出来挡狗迎客。我一只手紧紧抓住手里的棉线和头绳，另一只手摸摸小棉袄的口袋，里面硬梆梆的，香烟、花生糖和炮仗都在，我就放心了，头一歪就睡着了。

我花了五天的时间做了一件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情，给我爹买了两包卷烟，给我娘买了两把棉线，给我的那个可恶的妹妹买了一根红头绳，给我的­奶­­奶­买了十颗花生糖，也给自己买了一包一百响的炮仗。后来娘对我说，那天夜里她把我抱在怀里用冰毛巾敷着我滚烫的额头哭到了半夜，我的爹怔怔地望着那两包卷烟，眼睛里噙满了泪花花。只有我的可恶的妹妹周新莲高高兴兴地扎上了红头绳，美得跟朵花一样蹦蹦跳跳，趁着我娘不注意的时候钻进被窝里吃掉了我给­奶­­奶­买的花生糖。

那一年过年我连一颗糖都没有吃上，但是除夕之夜我的家里响起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幸福的气息氤氲在鞭炮的声响和硝烟里。我娘说那一个春节她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也没有忘记。其实她并不知道，她给了我生命后的每一天，我都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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