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最关心的还是莲花的爹和哥哥什么时候回来，大家一直没再见过的老疯子王嘎嘎是不是还能活蹦乱跳地出现在村子里。

这一年的春节是乡村里过得最黯淡的一个春节，也是我家里格外艰难的一个春节。爹娘小半年不在家里，田地荒芜了，羊死掉了，猪也瘦得打着摆子宰不了几斤­肉­，粮仓里的麦子剩下的不多了，家里也没有一分钱的收入，还欠着已经死去的高老头家里六百多块钱。娘除了叫我二叔来把家里的两头瘦猪杀了之外，再没有准备什么。杀猪的时候娘感叹着对我说：“往年家里的猪都是你杜阿爸杀的，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娘私下里跟我说，老杜和他的儿子大约是已经死掉了，但是娘不让我跟莲花和她娘提起这个猜测。

娘说在广袤的大柴旦里，到处都是泥淖，到处都有恶狼，到处都奔跑着饥饿的豺狗子，还有豹子和狗熊，这些东西都会轻易地要了人命。莲花的爹和哥哥很可能遇见了豺狗子或者草豹子。我听了娘的猜测就心惊胆战，在心里想象着莲花的爹和哥哥跟豺狗子展开殊死搏斗最终寡不敌众被大群的豺狗子吞噬的场景，我的头皮都微微发麻。

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家对面大河滩里发生过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个挑着担子游走乡间的货郎在河滩的碎石路上行走的时候，忽然咔嚓嚓一声巨响，天空中掉下来一个红光闪闪的惊雷，正好打在那个货郎身上，那时候我们正在门前玩石子，清楚地看见了半空里掉下来的那个耀眼的火球。那个货郎被烧成了焦炭，大多数人认为他一定是做买卖不厚道，遭了天遣，但我一直很难过，他的亲人那个时候可能正在一个更加遥远的山村里翘首企盼他带着钱回去过好日子，但他却客死异乡，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爹叫了两个年轻人，砍了我家门前的一棵大柳树，钉了一副简单的棺木，将那个可怜的货郎的遗骨埋葬在大河滩里，终年没有人拜祭，也不知道他在九泉之下是不是还要奔波挣钱谋生；另一件大事也跟货郎有关。这是一对父子，牵着高大的骆驼，货箱里东西也多，大约是从很远的新疆来的，带着瓜皮小帽子，眼睛蓝盈盈的就像湖水，又像草原上的狼。这一对父子骑着马路过大河滩的时候，遇上了三五只饥饿的豺狗子。我不知道父子俩跟豺狗子进行怎样的殊死搏斗，等我们发现他俩的时候，河滩里只剩下零落满地的商品和一大片一大片的血迹。贪婪残忍的豺狗子吃光了父子俩的­肉­，剩下的骨头也被老鹰和秃鹫叼走了。乡亲们一向知道豺狗子生­性­凶残，所以一般都不单独经过大河滩，外来谋生的货郎变成了豺狗子果腹的­肉­食，我看着血迹斑斑的就像###台一样的沙土路，心里无限伤感。

想起那个场面，我开始有点担心莲花的爹和哥哥在大柴旦遇见了豺狗子，被凶残的豺狗子吞进了肚皮。我虽然一点也不喜欢屠夫老杜，但是我希望他能好好地活着，因为我的莲花姑娘需要爹。

我爹架着拐子给牛添草，我就抢着添。爹看着我嘿嘿地笑，我在爹的笑声里感觉到一种做儿子的荣耀。在他们回来之前的那些日子里我恨透了做没完没了的家务事，但是爹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完完全全地习惯了忙忙碌碌的日子，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帮着我娘提水烧火做早饭然后抢着挤­奶­喂­鸡­娃。娘看见我脚步蹒跚地忙来忙去，就笑呵呵地看着我，说：“我儿真给我长­精­神！”

那一年过年之前，大家都在忙着置办年货的时候，我家里什么也没有，于是我就做了一件更加给我娘长­精­神的事情。

过了高老头曾经把王金龙捞上来的那条大河，就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我不知道那戈壁滩叫什么名字，家乡人叫它东河滩，里面坑坑洼洼的全是石头和一丛一丛的荆棘。那个河滩是动物的天堂，奔跑着数也数不清的羚羊和黄羊，有时候还可以看见野马和豺狼，豺狗子虎视眈眈地盯着每一只走近它们视野的动物；兔子是最常见的，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吸引力。我的乡亲们虽然缺吃少喝，但是很少去­干­涉那些动物的自由生活，也从来不屠戮动物来改善生活。动物们在那片河滩里生息繁衍了不知道多少个世纪，厚厚的羊粪铺满了河滩，到了夏季河滩里就长满了雪白的蘑菇，我们一大群的娃娃们天天跑到河滩里去捡蘑菇，家家户户的厨房里就都飘荡出炒蘑菇的浓郁的香气。

到了冬天，大雪覆盖了广袤的戈壁大地，纵目百里，看不到一丝植被，这样严酷的季节里很多动物就死去了，遗骨孤零零地躺在河滩里，见证着它们生命的变迁。老鹰盘旋在半空，俯冲下来撕碎动物身上的­肉­吞进肚里，就把白森森的骨头丢弃在河滩里。那些白骨就成了我的摇钱树。

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知道了那些动物的遗骨可以捡来拉到供销社里去换钱。所以在我爹娘从省城回来，家里没有一分钱的这一个春节到来之前，我背着背斗，跟着村里的几个大娃娃去了东河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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