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如既往地平淡，一如既往地清贫。除了在学校里的时候我是一个表面上很快活的学生之外，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早早成熟起来的孩子，跟我的父母分担着家里的生活担子，跟我的亲人一起耕耘着属于我们的日子。

到了周末，我依然会捧着一本书静静地坐在小摊边上，一边看书一边等待客人光顾。我娘就在我顶替她摆摊的日子里做一些平常没有时间做的家务。周新莲也渐渐地懂事了，有时候会替我看摊儿，我就批发几十份电视报，在街头的人流里大声地喊叫着卖报纸，一个周末也能赚七八块钱。

我爹的腰虽然康复了，但已经不能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了，休养了短短的一段日子，我爹就争吵着要去工作挣钱，娘阻拦不住就大声地哭出来，我们也跟着哭出来。爹一滴眼泪也没有，默默地抽着烟，把一切苦难都变成烟雾从嘴巴里吐出去，眼睛里闪动着希望和勇气，神情里看不到一丝艰辛的痕迹。

“我去扫大街。”爹说。不久之后的一个早晨，等我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发觉我爹已经不在我身边了，娘说爹出去扫大街了。从那一天开始，我爹肩上的大笤帚就再也没有落下来，晨出暮归地在街头的尘芥里度过了十几个春秋。

我虽然最终坚持没有住院，但是吃一种叫做“脑复康”的药花去了不少钱。吃了一个多月时间我便没有再吃，娘问起的时候我总是说没事儿，把身上的痛楚掖在了心底。娘相信了我，或者是宁愿相信我没事儿了，就渐渐地不再问起。那场病痛伴随了我很多年，直到我高中即将毕业的时候我的脑震荡才彻底康复。那场病痛也对我的智力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此后我一直都没有回到先前那样的聪明状态，念书总是需要花费一些­精­力才可以做到最好，不像以前那样随便看看书就能考上第一。十三岁以前是我智慧的巅峰。

有时候我觉得日子很苦，但辛酸中有一种温情，有一种感动，给了我强大的动力。我知道一家人都在努力地应对生活，都在努力地改变日子，就连我的妹妹周新莲也无怨无悔地在假日里帮我娘摆起了摊子，唯一的要求就是每一个她外出劳动的日子里我娘都要支付给她两毛钱的劳动报酬。这是一个建设­性­的建议，被我娘接受了，并且很快推广到我身上，我每次挣钱回家之后我娘也都会给我一两毛钱。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我最小的妹妹周新萍身上，我去北京上大学之后，我的小妹妹假日里在街头摆摊，也能得到自己的劳动报酬。只不过我们每个孩子支配自己的劳动收入的方式不完全相同，我总是用一两毛钱买一点东西全家人吃，或者攒起来买一点自己需要的本子和纸笔，周新莲买东西自己吃，两个小妹妹把钱悄无声息地花掉，然后找我娘要东西吃。所以长大以后，我很顾家，周新莲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两个小妹妹无论什么事情都要依靠家里解决。

我从小就觉得安心是一种幸福，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希望我的爹娘过得很安心。自己遇见什么事情我都很少跟我爹娘说起，都是自己悄悄解决。我爹娘似乎也白明我的心意，所以很多事情都让我自己独自处理。我一直感谢我的爹娘教会了我自立，正是他们那个时候对我的那种表面上的纵容让我具备了很多可以泽被一生的能力和品质，让我在经历更多苦难之后依然能够坚定地走好自己人生的每一步。

我和周新莲在街头摆摊的时候，困扰着我们的就是那个甘肃­妇­女。娘亲告诉我说，那个女人也应该是一个苦命的乡下人，不然不会背井离乡到这里来当暗娼。我不知道暗娼是什么意思，但基本上明白那个­妇­女是靠向那些成天在街头溜达的退休老头子出卖自己的身体来换的那些大团结的。她肆无忌惮地在街头招揽生意，和客人说着话愉快地大笑着，似乎没有半点羞耻心。她的笑声在大街上荡漾，大把大把的钞票被她收进贴身的衣服口袋里。

那是我这辈子听到的第一个妓汝，也让我知道了在艰难的生活面前女人可以依靠出卖自己的身体来糊口。我和妹妹在那个老妓汝放荡的笑声里摆摊挣钱，为家里尽到我们的一份力；那个老妓汝的笑声最终招来了她的很多同乡，那一年省城的街头忽然多了很多­操­着一口甘肃话的­妇­女，最小的看上去才只有十七八岁。这些女人的出现让街头活跃了起来，多年来蛰伏在家里的那些退休老头子们怀里揣着大团结，­精­神抖擞地出现在街头，暧昧的眼光游走在那些女人身上，寻找着自己中意的目标。妓汝们都发财了，幸福地在街头欢然大笑，在笑声里财源滚滚。警车呼啸着开过来将那些甘肃­妇­女捉走，但她们第二天无一例外地重新出现在大街上，继续欢笑着从老头儿手里赚取大团结。娘在平常日子里摆摊的时候认识了几个街头暗娼，有时候也聊几句，娘说那些都是甘肃甘谷的农民，天旱地薄，活不下去就都到了这里来挣钱，赚来的钱一半儿交给警察充了罚款，一半儿都寄回家里去了。

在八十年代末期的省城，妓汝发财了，警察也发财了。大多数老百姓像我们家一样勤奋地开垦着生活，日子一贫如洗。

“杨占财被抓了哩！”我娘忽有一天晚上做饭的时候对正帮着择菜的我说。

我本来并不关心胖子杨占财，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名字钻进我耳朵里的时候居然会有很强烈的反映了。

“啥？抓起来了？为啥？”我惊慌地问我娘。

娘笑呵呵地望着我，神情诡秘，并不作答。

“说啊，娘！”我催促道。

娘依然不说话，慢吞吞地揉着面，笑眯眯地盯着我的脸看了半天，这才慢条斯理地问我：“你为啥那样急呢？”

我觉得被我娘看穿了心思，有些害羞了，就讪讪地支吾着。娘用擀面杖在我的脑门子上轻轻敲了一下，笑着问我：“我记得我儿子曾经说过，要把小板凳放在炕前，让莲花姑娘踩着小板凳上炕哩！”

我的脸蛋就红透了，嘿嘿地笑着。童年时候的很多往事就一古脑儿都翻上来了，莲花的清脆的笑声也在我的脑海里响亮地绽开了。那是一个幸福的年代，因为单纯而幸福，我永远都深深怀念。

“说啊，娘。杨占财怎样了？”

“投机倒把，被抓起来了，说是要劳改哩！前些日子我摆摊的时候遇见他婆娘。哭哭啼啼地说了这事儿。”

“他不是贩卖羊毛羊皮的么？也犯法的么？”我问。

“怕是说不清。”娘说，“听说他还贩卖子弹哩！”